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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趙彥:好作家不需要有名字
來源:十月雜志(微信公眾號) | 趙彥  2026年09月09日22:01

對我來說,人生既難又容易,標簽一旦貼定,接下來按部就班就行;但有時候也因為過于清晰、清醒和用力,沒有了那種忽隱忽現的走失,覺得整個人生都不夠帶勁。阿摩司·奧茲在他的小說《地下室的黑豹》中寫道:“我一向覺得迷路的人具有某種令人極其喜愛之處。這些人走在人生旅途上,整個世界仿佛陌生城市中的一個陌生的公共汽車站,他們錯誤地在此下車,不知錯在哪里,不知如何出站,不知去往哪里。”

這些“迷路的人”被夏商定義為“失蹤小說家”,好友謝凌潔也在這份名單上,成了當代文學里如今不再寫作或不再屑于寫作的作家之一。根據夏商的劃定,他們是一群走著走著下車了的人,他們迷失在寫作和生活這兩個現實的夾縫之間,徘徊在文學的出口處和入口處,最后把寫作的門毅然或猶豫地關上。這一動作顯得隱秘而無情。

但謝凌潔其實并沒有“失蹤”,要不然我也不會遇見她。維度不一樣,物種也不一樣,“看見”和“看不見”也會完全不一樣。例如,謝凌潔現在正與一個同樣熱愛寫作、將她捧在手心并自甘成為她寫作秘書的比利時先生生活在一起;例如,她現在熱衷于一種“綜合寫作”,這是我們倆發明出來的一個說法,即長篇小說,而且是史詩類的那種長篇小說。她樂不可支地現身在那個維度,辛勤得像只工蜂,每天都在開滿玫瑰的花園里寫小說,對于尋常的現實完全不在意。每天她都大聲說話,將視線凝固成一根很小的線,只讓它掃過寫下的字和她喜歡的字,明亮地看人,也明亮地看待自己的寫作未來。每隔兩三天,她會給我打來一個電話,問我這幾天怎么樣,然后一起暢快地討論當代文壇。

當年介紹我們認識的原《花城》主編朱燕玲就是這么向我介紹謝凌潔的,她說我要向你推薦一個人,她與你氣息相通,你們倆都是那種憤怒的人。但與我的表現形式為溫和與曖昧的憤怒不同,謝凌潔的憤怒更透明,更徹底,更直來直去,純度更高。她很早就開始寫作并發表作品了,當年是廣西最為重要的幾個青年作家之一,為此被推薦進京上過魯院;但是忽然之間,她急速掉頭,結束掉一段不愉快的私人感情,辭職,異地戀,然后遠渡重洋來到比利時。她不再在雜志上發表已寫得很圓熟的中短篇小說,而是野心勃勃,打算“干幾票大的”,將其他作家習慣的東張西望的視野擰成一股粗繩,專注于自己正在寫和將寫的幾個長篇。《雙桅船》是她首航的一艘巨輪。她先生代理了她的翻譯出版,夫婦倆每天早上用完早餐后,一個在樓上打磨她的中文作品,一個在樓下整理夫人的英文和荷蘭文譯本。這種工作方式一度讓我很眼紅。

我見過她的“喬斯”。我們被介紹認識后,恰好閻連科來西班牙做新書活動,我們于是約好一起去拜訪閻連科并聊聊文學。喬斯是那種很理性的文學男,雙魚座,皮膚白皙,說話不急不緩,教養很好,閱讀量驚人,難怪他能一眼識中謝凌潔,并將后半生的寶都押在她身上。我們一起在一個小廣場上喝過咖啡,然后喬斯以歐洲東道主的身份請我們三人吃了飯,當我們聊文學時,他假裝聽懂了每一個字,及時給我們送上一副表示贊同或反對的表情。他是謝凌潔的另一極,是她凸對面的凹,是她感性旁邊的理性,是她響亮后面的沉默和陰柔。對于女作家來說,這樣的力量非常重要也非常必需。就更不要說喬斯在她邊上有意無意給她布下的那種知識分子小圈子了,他那個圈子里有作家、音樂家、出版人、老師、媒體人,有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烏克蘭人,有些是他交往了四五十年的老朋友,他們談政治也談文學和藝術,正是這個圈子彌補了她“失蹤”后的所有精神缺失。她為此感到滿足。

那次見面之后,她開始經常熱心過問我的生活,因為她感覺到我正在復制她過去某段讓人不安的生活,就是那年她離開廣西在北京魯院進修時那種顛沛流離的艱辛和不知所終,我的惡房東也復刻了她在北京胡同與人合租時引發的諸種不快,我的形單影只也應和了她經常性的無助、無力和面對復雜現實時的躊躇。女作家在獨立、孤單和私人感情上的命運似乎都有某種相似性。讓我想起蘇青、蕭紅和張愛玲。但我們都很迥異于這幾個先輩,我更愿意將她看成雌雄同體,自身能量很充沛,能夠迅速自我更新長出新的肢體的桑塔格這類女作家女知識分子。事實上她們倆那種輪廓鮮明、有點粗黑體的長相的確有幾分相似。有一天我把桑塔格的照片發給她后,她瞬間同意了我的看法。這種外形和氣質上的特征也表現在她的小說里,她的小說局面很大,敘述密度很緊,畫面感強烈,男性化特征非常明顯,她發給我她的《雙桅船》時,才讀上幾頁,我就將她與翁伯托·艾柯和黑塞搞混了。也就是說,她的文字的“去女性化”讓人印象非常深刻,而這正是我們想要的那種“世界性”。我向來對那種所謂的“女性文學”極為反感,對時下里中文圈中正在流行的寫作者是誰的文學風尚和文學批評不以為然。真正的好文學都是有共性的、通用的。去掉作者名字,看不出他是個女性還是歐洲人或中國人,是快遞員還是大學教授。

我是一個非常不善于表達的人,我表達自己時總是左支右絀,我如今也沒有了放聲大哭或喜極而泣的時刻了,我很容易在表達前就在自己的內部將自己融化了。但謝凌潔不一樣,她的喜歡和不喜歡一直界限分明,她用她的它們來給事物分類,也給人分類,就像國境線一樣,能將她看不上的或者讓她感到不快的東西及時拒之門外。悲傷來臨的時候,她也會給自己以機會,讓那些硬的東西借機得以舒展,隱身,屆時她會哭得像個小女孩,哪怕身邊有個像喬斯那樣的守護神也幫不了她。幾天前的一個深夜,她就忽然哽噎著給我打電話,因為她很難受。她說我一想起我虧欠給我兒子的童年就很難受。她說的是她放棄廣西優渥的銀行職員生活去北漂的那段日子,七歲的兒子被她寄養在了女友家里,而正是這段經歷給她兒子造成了某種不愉快的記憶,哪怕后來他出國并且有了自己幸福的生活。她忽然在一個疲憊的寫作之后的深夜想起這件事,然后感覺到一切不可原諒。她還經常與我說起她過早離開的兄長和去世已久的父親,每次說她都特別傷感。她那個兄長幾乎影響了她整個智力生活,而父親則寬容地給了他們所有成長的空間,現在他們都去了另一個世界。也就是說,那些被她無意傷害過的親人,那些逝去的親人讓她無法與自己也無法與這個世界和解。她從來不吝表達。她就是那種硬的時候像鋼鐵,軟的時候如春水的人。她能自由到達和往返這兩極,這讓她的文字也順勢變得具有一定的彈性,并發出一些頗有意味的回響。而我作為一個平庸的寫作者總想抹平這兩者,總想讓自己顯得中立,不悲不喜,由此失去的也就是文字中的張力。但謝凌潔一直將這種張力深含在體內,將它置于她的筆下,讓它成為一個軸和核心。她輪廓鮮明地活在這個世界上,輪廓鮮明地寫作,輪廓鮮明地愛,為的就是滋養這樣一種張力。

1835年,戈蒂埃在他的《〈莫班小姐〉序言》中這樣寫道:“不,愚蠢的人!不!你們這些傻瓜和白癡,一本書不可能是一盤湯;一本小說不是一雙靴子;一首詩不是一只噴壺;一出戲不是一條鐵路……不,無論多少次,也是不。”不知怎么的,我幾次覺得這是謝凌潔的聲音。我很想在寫完這篇印象短文后把這段話發給她,我感覺這很像是很多年前戈蒂埃借謝凌潔之口說出的。當我們一起批評某種糟糕的文學時,這就是她鏗鏘的聲音。

不!無論多少次,也是不!!

不!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