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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通古今與重構現代視野——略論王確《儒文化與中國現代作家》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陳曉明  2026年09月09日22:03

我與王確相識經年,雖然見面時間并不多,但引為同道。王確和我都是年輕時以文藝理論和美學為志業,都曾經浸淫西學,我后來多有關注當代文學,王確則關注現代文學和美學,對美學原理、美育理論、現代美學史的轉型多有創見,尤其是他對中日現代學術交流史用功甚勤,有著作和重頭論文出手,后者讓我敬服不已,因這是做文藝理論出身的學人很少涉獵的知識領域,于我尤甚,是故我總覺得王確身手不凡。也是,王確待人誠摯謙遜,卻又有一種東北漢子才有的硬氣,讓人覺得這種友情特別踏實可靠。他的爽朗一笑,自然而又單純,純粹而又透亮,這就是他的本真性情。我歷來覺得文如其人,用在王確兄身上恰切妥當。王確早年的力作《儒文化與中國現代作家》近年再版,偶然間再次重讀,又讓我生出許多感想,有些問題是對現代的重新體認;有些問題可以引發對20世紀80年代文化反思和90年代“文化回歸”的理解;還有一些則對我們今天有著深刻的啟悟。因此,就想對這部再版著作寫下些許文字。

王確在該書的后記中有言,他最早寫作該書源于1991年寫作的論文《中國現代文學觀的社會目的性》。這篇文章從中國現代的社會歷史條件出發,梳理中國現代作家追求文學社會功用的各種觀念和行動。從魯迅、茅盾、郭沫若一直到革命文學運動,中國現代作家倡導救治社會、喚起民眾、催生民族覺醒、反抗帝國主義壓迫,中國現代文學承擔了拯救民族的責任。王確指出:“中國現代文學觀念中的社會目的性是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文學思想所必然和必須具備的基本屬性。”(1)基于對中國現代文學屬性的理解,相近的另一個問題引起王確的關注,即中國現代作家與傳統文化的緊張關系,也必然是基于時代的要求。基于時代的要求會出現三個問題,其一,基于什么目的反對傳統?其二,目的決定了手段,那么反傳統的種種說辭就與傳統會有很大的出入——這必然是被目的重構過的傳統。其三,由此會引發另一個問題,現代作家的所作所為并非與傳統文化真的有不共戴天的矛盾。換言之,現代作家夸大了傳統對現代的負面因素,而他們和真實的、更全面的傳統保持著無法割舍的關系。后者正是王確這部著作論述的邏輯起點。

王確捕捉到這個邏輯起點,不只是他自己悟性所致,同時也是時代感召的結果。眾所周知,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就以批判傳統文化為口號,在20世紀上半葉,傳統文化多是作為負面的封建主義糟粕被唾棄,在70年代又遭致“批林批孔”運動,幾乎是全民聲討之。80年代上半期又正值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時代大勢,傳統文化再度被作為反思的對象。當然,80年代的思想開始形成多樣化的格局,一方面有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另一方面傳統文化也逐漸被正確理解和積極評價。1980年,李澤厚在《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發表《孔子再評價》,這是80年代初率先突破全盤批孔、否定傳統的敘事框架的文化基調的論述,李澤厚主張以歷史主義態度重新認識孔子與原始儒學,肯定其仁學結構與文化價值。此文標志著傳統文化研究從政治批判回歸學術理性,為80年代文化反思與傳統復興提供了最早的理論先聲。在思想解放與“文化熱”興起的背景下,1985年3月,中國文化書院主辦“中國文化講習班”。馮友蘭、梁漱溟、張岱年、季羨林、任繼愈等老一輩學者集體登臺,系統講授中國哲學、歷史、宗教與藝術。這是國學正統在中斷數十年后,第一次大規模重返公共講臺,標志著傳統文化在社會與學術層面真正“活過來”。當時年輕一代學子幾乎被震懾,想不到紙面上反思的“傳統”,就如此活生生在面前。1986年7月在青島召開的“中西文化講習研討會”,進一步將文化討論推向高潮。會議匯聚張岱年、梁漱溟、李澤厚、龐樸、杜維明、成中英等海內外學者,以中西文化比較為核心,探討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如果說1985年北京的中國文化講習班是讓傳統文化“復出”,那么1986年青島的中西文化講習研討會則是讓傳統文化在世界視野中獲得理性肯定,實現了傳統文化的“站起來”。

當然,更重要的在于,進入90年代,在整個思想文化轉型的節點上,國家確立“大力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方針,文化界積極推動,組織“紀念徽班進京二百周年振興京劇觀摩研討大會”等重大活動,將傳統文化的正面形象推向民眾。1992年,黨的十四大又將“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良的思想文化傳統”寫入報告。至此,傳統文化徹底完成了從“被批判的對象”到“寶貴精神資源”的身份轉變,形成了一整套從學術破冰、社會復興到國家弘揚的完整歷史進程。

然而,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即使進入90年代,要調整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傳統”的敘事慣例顯然有相當的難度。長期以來,學界多重視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帝反封建的經典敘事,要改變這一敘事,就要重新審視五四那代作家的思想構成和精神取向。王確打破“傳統—現代”二元對立的研究范式,系統揭示了儒家文化與中國現代作家、現代文學之間的內在血脈聯系,重建了二者辯證互動的學術認知。他開辟出一個獨特角度,即重視儒家文化作為民族文化精神母體對現代作家的深層浸潤,傳統儒家文化是作為文化的基本素養滲透在中國現代作家精神深處的,現代作家、思想家不可能擺脫它,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反抗它。這就像青年人離家出走一樣,終究是要回家的,甚至最終會覺得家才是真正的歸宿。

王確萌發探討這個論題的想法是在90年代初,著手在90年代中期,完成于1998年,也是十年磨一劍。王確改寫了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他明確立論:儒家文化并非現代文學的“歷史包袱”,而是內在于現代作家精神世界的“先在文化心理結構”,現代文學的生成與發展,本質上是儒家文化在現代語境中的自我清算、自我轉化與自我新生。王確深刻體認到千百年來儒家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這是他做這個論題探討的前提和底氣。他指出:“中國歷史經歷了多次的時代更迭,每一個時代的人們對儒家文化所采取的立場和態度也都不盡相同,但不論時代推崇儒家文化,或要求儒家文化加以改造以適應時代,還是徹底否定儒家文化,儒家傳統都以其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和可能的方式參與到時代文化的變革和重建的過程之中。”(2)王確認為,這是古老的“軸心文化”所具有的使命自覺。顯然,王確是根據他對中華傳統文化整全性的認識來闡述中國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化的關系的,其表面的沖突對抗,無法割斷內在的血脈相連,也無法擺脫終究要達成一致的精神共振。

王確所說的“儒家”的基本指稱是什么呢?這個是首先需要明確的。王確取胡適的說法:“‘殷禮’的保存者與宣教師”,王確據胡適的觀點解釋說,儒士們特別看重儀式,關注儀禮所象征的一種秩序化的社會理想。“孔子們正是在這些‘秩序’的象征形式中,發掘出有關秩序社會的觀念、倫理范疇和支持這些秩序和倫理理念的依據——仁的。這些社會觀念和思想對現代人的社會理想、道德信奉和情感需要仍然發生著影響。”(3)這就理清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含義,看清楚儒文化的根本著眼點在于強調以人性為基礎,并以關切現實社會和歷史進程為己任。王確把握住儒家傳統與現代社會存在緊張關系的根本緣由——未必是來自它的內在理念的謬誤,而是產生于它與特定的社會現實或歷史的暫時走向之間的不和諧。一方面,儒家文化與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有不相適應的地方;另一方面,五四時期的現代知識分子在精神和情感心理上并不能完全擺脫傳統儒家文化,相反,他們深受其教育熏陶,會下意識地按照儒文化給定的思維方式和精神價值去行事,去啟迪民眾、改造社會、振興民族。

顯然,王確會面臨一個難題,也就是人們會質疑,王確概括了一個整全的儒家文化是否恰當?中國千百年來的儒家文化,有不同的發展階段,也有著極為豐富和復雜的對諸子儒家的闡釋學說,如何來歸結一個同一性的儒家文化呢?其實前賢也多有此做法。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就以“入世”與“出世”的雙重性和統一性來概括儒家文化精神。他解釋說,入世即是儒家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關注社會倫理、政治秩序與現實人生,強調“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擔當;出世即是儒家追求天人合一、道德圓滿、天地境界,通過“仁”“誠”“理”等范疇,實現精神超越與宇宙關懷(4)。儒家文化精髓就是把這兩者相統一,也就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統一為合命題,不偏于一端。張岱年在80年代初提出中國文化之“四大文化精神”為:剛健有為、和與中、崇德利用、天人協調(5)。隨后他把中國文化基本精神概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字綱領(6)。顯然,馮友蘭和張岱年都試圖對傳統儒家文化做一種通識性的概括,而這種概括在客觀上是歷史形成的,并被代際相傳所認可。

當然,回到哲學史或思想史,不同時代的儒家代表人物都會對前世的儒家文化做某種診斷和批評,這往往會對前代的儒家文化建構起同一性的內涵、氣象、形貌和風格。漢儒多有被推崇,其古樸而凜然的形象頂天而立;魏晉文人已然混雜了儒釋道,難以儒來冠冕文人學士,但“魏晉風骨”是經常的勉勵之說;唐有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這通常被推為盛唐氣象之精神象征;宋明理學,前有程朱,后有陽明,心學不違事功,義利不乏精銳,宋明儒生還是有余勇可追的。但到清代,儒生癡心學術,比拼版本,埋頭考據,鉆研音韻,確實是傳統學術高揚的時代,但要論儒生精神格調,恐略輸氣度。苛責之辭有言,“文為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斗奇射覆之資”(7)。乾嘉大師段玉裁晚年自省,“人事紛糅,所讀之書又喜言訓詁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本根,老大無成,追悔已晚”(8)。這段話常被作為反思清代考據學的代表性言辭,竊以為并不妥當,這更應該被視為一代考據大師晚年的自謙之辭。確實,考據與義理思辨難以兼得,有清一代,開始是迫于文字之獄,后來漸成學術風氣,也是中國學術發展的某種必然趨向,形成考據之學,以“乾嘉學派”完成巔峰之作。當然,這個時代遺忘貶抑義理思辨,這也是事實。

我們做這些前提梳理,是想表明不同時代對儒學的概括雖不盡相同,但并不妨礙在同一性意義上來概括儒家文化的可能性,這種概括當然包含著理想性和超越性。當王確把中國現代文學的變革放置到中國文化的內部調整中來看待時,他的這一學術視野就很具有學術的自覺,在90年代也獲得了重構現代敘事的理論高度。雖然,王確并沒有用“長時段”這個概念,但他的學術視野本身呈現了長時段的方法論。中國文化自先秦以來,都是在經學傳統下的自我完善式的發展,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幾成后世學術典律,注經傳統,萬變不離其宗,一部學術史可以被視為儒學正統的發展史。金耀基認為中國學術三千年的歷史發生兩次范式轉換(Paradigm Shift),第一次巨變(先秦→漢武帝):從子學時代到經學時代(以“獨尊儒術”為標志);第二次巨變(晚清→五四至今):從經學時代到科學時代(以西學東漸、五四新文化運動、現代大學興起為標志)(9)。金耀基處理的是外在客觀發展范式轉換;王確處理的是對這一范轉型更深層的主體精神延續性,也就是歷史中的人這一主體的精神心理,后者無疑更多偏向保存傳統的精神底蘊。如果把傳統視為人格化存在的層面,它的內在韌性要頑強得多。很簡單直接的例子,我們今天身處21世紀的人們尚且還秉持那么多的傳統精神,孔子的倫理道德還是那么讓人受用,20世紀初的那些人們在精神實質上當然不可能離開傳統有多么遙遠。

五四那代前驅們從整全性的意義上反傳統,他們也想象了一個無比“偉大的孔子”——他幾乎包羅了中國傳統所有的痼疾,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所有意義都可歸結到“儒學”,源頭都可歸結到孔子那里,他們確實有“全盤性”反傳統之嫌。反其道而用之,王確也歸納出一個整全性的儒學傳統,他看到現代作家的精神風貌和行世準則與儒家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在邏輯上是對等的,兩者都是在對傳統的高度概括和整全性的意義上來討論,因而,王確的論述同樣也在情理之中。

王確把現代作家的總體性的文學理念與中國傳統儒家的現世精神聯系起來,找到他們之間的共通之處、它們之間的可通約性,由此表明現代性與傳統原來并非背道而馳。文學史敘事慣常表述的“現代性斷裂”可能就要被重新審視,至少需要斟酌辨析。例如,在關懷現實的使命意識與傳統儒家的憂患意識之間或許就可找到一脈相承的聯系。在現代性的敘事中,現代作家關懷現實,積極投身社會變革的前列,以文學變革為手段,改造社會,這是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在作家主體身上的基本體現——這幾乎也可以視為中國現代作家的總體精神取向。王確指出,中國新文學史的背后隱藏著一個強有力的價值選擇和判斷尺度,但是,不能把這個尺度與一般的現實主義原則完全等同起來。魯迅反對“瞞”和“騙”的文學,要求真誠地看待人生的目的,是要“引起療救的注意”,文學要為人們指點出改變現實的目標。王確認為,這正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的核心內涵和前提。王確的分析策略是把這些價值取向與硬性的或慣常的現代性敘事區分開來,從而看到它所具有的傳統意味。也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價值取向與傳統儒家文化的關系來得更加直接和內在,因為這是現代作家與生俱來的文化修養。說來說去,“我們不過證明了一個無須去證明的常識,那就是作為受過中國文化傳統教育或熏陶的中國現代作家,他們的精神結構當然主要是由中國文化因素來構成,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化選擇當然無法擺脫中國文化傳統的制約”(10)。20世紀長期以來的激進現代性敘事壓抑了傳統性,這當然首要是文化創造主體精神構造中的傳統性,激進的時代變革需要強力召喚出精神主體的革命性傾向和與歷史斷裂的意志。

我理解王確的闡釋論證是“回旋式”的邏輯架構:過去我們的論證是一元論的、單向度的。現代作家聲稱反傳統,聲稱他們追求現代理性;那么我們一味地順著這個說法往前推論,把他們所有的行為和思想都理解為反傳統和追求現代理性。現在王確提示我們,在反傳統的說法底下,把傳統簡單概括為一個污名化的對象,例如,腐朽的、沒落的、壓迫性的、吃人的……顯然,這是20世紀特定時期的激進現代性的敘事,顯然失之偏頗。正如我們前面討論過的那樣,傳統儒文化完全可以有積極進取的精神所在,并且也內在地構成了這些文化創造主體的精神底蘊。王確把中國新文學的現實精神所特別強調的歷史的憂患意識和現實的使命感與傳統儒家文化聯系在一起,而這一點可以視為王確把握住了現代作家總體性的世界觀(11)。徐復觀認為,中國“憂患意識”正式誕生于周初(12)。“憂患”一詞最早明確見于《周易·系辭下》:“《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明于憂患與故”;《論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君子有終身之憂”;《尚書》《左傳》:“居安思危”“有備無患”,以上為儒家憂患意識的早期文獻。王確認定“憂患意識”作為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主體依據,由此可見,王確重建中國現代敘事的文化底蘊之源頭在先秦,這就說明中國現代作家的精神構成有著深遠厚實的傳統根脈在起作用。中國現代文學現實主義精神的形成,一方面是來自傳統精神底蘊,另一方面是當時救亡圖存的急切的時代需要,這兩者“一拍即合”鑄就而成。王確的此立論,也改變了中國現代形成的經典論述,即由費正清和列文森等人創立的“挑戰應戰”模式,他們認為中國進入現代是由于西方外來思想的挑戰,本土知識分子做出回應而形成推動中國進入現代的力量。顯然,現在王確把重心移到了傳統一邊,起作用的還有傳統的精神底蘊,那些被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貶抑的傳統,實則在精神深處支配了他們關懷現實、憂患天下、投身現實的變革。王確認為,憂患意識雖然在西方文化中存在,但它卻不是世界文化的“公分母”,“真正稱為‘歷史憂患意識’的文化精神,真正在一種文化中具有普遍意義,并能不愧為一種文化特征的歷史憂患意識,只能屬于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13)。

今天看來,現代前驅們因為要革新文學、開創新文化,就祭出反孔的大旗,確實有點錯怪孔子。孔子何嘗不是革新派呢?“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孔子托古改制,以復古為革新,“克己復禮”,也未嘗不是反潮流的英雄,當然他也是建制派的改革派。按康有為的看法,孔子是“制法之王”,整個六經都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工具(14)。這就有點過度闡釋了。矯枉必須過正,時代趨勢使然。但從現代敘事的偏頗中拯救出傳統則是可能的,這就是王確在90年代對現代文學做出的貢獻。90年代之后,中國文學研究大量發掘現代文學中的傳統元素,則不能不說王確一度走在學科的前面。

當然,更重要的是深入到具體個案。該書最顯學術分量的部分,是對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老舍、趙樹理六位現代重要作家的個案剖析。王確從“文化心理結構”入手,逐一探討每位作家精神世界中的儒家文化底蘊,去展現儒家傳統在不同作家身上的個性化呈現以及與現代構成的張力狀況。其分析細致辯證,論證嚴謹結實,多有突破學界固有認知的新穎見解,且六位作家的個案解讀各有側重、相互呼應,共同支撐起全書的核心立論,構成了該書最有說服力的部分。

在魯迅研究中,王確突破了學界長期以來“魯迅徹底反傳統”的固有認知,但也不是將魯迅與儒家傳統進行“觀念比對”的簡單研究,而是從文化心理結構的生成機制出發,深刻指出魯迅的批判精神與精神底色本質上是儒家“士”精神在現代語境中的極致轉化與創造性重構。這一解讀突顯了“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的經典論斷,這也糾正了將魯迅“反禮教”簡單等同于“反儒家”的認知偏差,并在多元學術對話的語境中來揭示魯迅的思想風骨與傳統儒家標舉的精神氣質。王確對魯迅的論述是從大處著眼,大處落墨。他認為,魯迅的人格情境、所使用的價值標準,以及他的歷史文化心態,都帶著對儒家傳統為代表的歷史本體論的無奈或是主動的選擇。魯迅不認為自我能與歷史相對,他的精神向往和終極關懷也沒有超越歷史。王確特別注重分析魯迅的根本立場:無論魯迅做出何種選擇,都是立足“歷史”的。魯迅為什么擺脫不了歷史本體論的框架,因為這不僅僅取決于歷史個體的文化選擇,而且更關鍵的在于他所隸屬的那個牢固的歷史文化系統。魯迅急切渴望實現社會變革、歷史進步和民族振興,貫穿于其中的是歷史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王確說:“魯迅表現在傳統問題上的價值論思想模式,是對儒家傳統的歷史憂患意識的積極延續。”(15)

當然,這種著眼于本民族的歷史生存發展的戰斗精神,既可以是現代的,又可以是傳統的。并不一定要把這種現代精神與傳統施加于中國文人的責任割裂開來,王確力圖去彌合這兩者的裂隙。重要的在于魯迅是在歷史中尋找屬于他那個時代的價值尺度。王確認為,魯迅等知識分子對強者哲學的認識主要來自對民族歷史的深切關切,魯迅深知,外來文化是不能最終解決民族自身危機的。魯迅同情弱者的目的無非是要喚醒弱者,希望他們“欲自強,而力抗強者”。也就是說,弱者只有靠自身的覺醒和反抗才能解放自己。“魯迅把推動歷史變革的力量和希望完全寄托于歷史人生本身,是以歷史本體論的價值標準來辨別歷史和指示歷史道路的。”(16)這就是說,以主體能動性推動歷史前進,王確這里所說的歷史本體論,也可以理解為與“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致。因此,魯迅審視歷史還有另一個尺度,即歷史的時間所帶來的意義。固然,魯迅深受進化論的影響,也相信革命所帶來的未來更好。魯迅的作品中,不管流宕著多么悲憤的情緒,他始終帶著希望去揭示歷史可能開啟的未來面向。“他始終站在歷史的大地上思考歷史問題,始終以一種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來面對人生,始終在歷史的邏輯中來展示未來的人生理想。”(17)總之,王確在對魯迅作品文本的闡釋中,深化了對魯迅與儒家傳統關系的認知,從“現代知識分子精神求索”的高度,去把握魯迅這代現代知識分子與傳統儒文化構成的復雜關系。

當然,這本書極為精彩之處在于分析了魯迅那代知識分子的道德情志的矛盾,對魯迅的分析尤其深入透徹,從而揭示他們與傳統文化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對于魯迅在家庭倫理方面,在個人的道德操守方面,在傳統孝道的身體力行方面,關于道德的修己與安人,理想與現實,反對父權等方面,王確的分析十分扎實、準確和深入,重建了一個與傳統文化剪不斷、理還順的魯迅形象。

與魯迅以“批判者”姿態實現儒家精神的現代突圍不同,茅盾對儒家傳統的繼承與轉化,更側重于文學功能的現代重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經世型”文學路徑。王確依然抓住“憂患意識”來論述茅盾的入世精神的本質。王確并未停留在文學功利觀與儒家傳統相關聯的淺層論證,而是結合茅盾的文學思想演進與文本實踐來分析,從而揭示其內在隱含的儒文化底蘊。王確細數了茅盾早年熱衷于社會和政治活動,它并非只是一種“內心趣味”,而是一種嚴肅的、沉重的憂患意識和使命感。值得注意的是,王確的分析獨具眼光,他看到茅盾受到諸多文化思潮的影響,如進化論、人道主義、象征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但茅盾思想中最重要的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都經過了中國傳統的改造,是在中西思想的交互作用中來確立自己的價值選擇(18)。王確將茅盾的“群體本位”“入世精神”與儒家“經世致用”“文以載道”傳統聯系在一起,這種聯系回應了“現代性轉型中儒家精神的創造性轉化”的學理命題,化解了“左翼文學立場”與傳統文化關系必然相佐的絕對性觀點。關鍵是落實在個體的具體的生活實踐中,傳統的底色就會浮現出來。以往的論述多將茅盾的文學功利觀簡單歸因于左翼革命思潮的影響,忽視了其文化心理中儒家傳統的深層積淀,王確則通過文本溯源與對茅盾具體的社會活動和生活實踐的分析,揭示出茅盾的文學創作以時代為背景,以社會為指向,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與歷史使命,這種價值取向并非單純的左翼立場,而是儒家“尚群”觀念、“經世致用”傳統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顯現。當然,王確也注意辨析這一論斷與西方功利主義的本質差異——西方功利主義側重個體利益的實現,而茅盾的功利觀始終以“群體解放”“社會進步”為核心,是儒家“民為邦本”“士以天下為己任”思想的現代表達。王確并非一味地把現代知識分子傳統化,他既揭示他們與傳統的聯系,又始終把握住他們作為現代進步先驅的時代本質。茅盾的價值取向與傳統儒家“文以載道”有著本質區別——茅盾摒棄了傳統儒家“載封建之道”的僵化內核,將“道”重構為“現代社會革命之道”“民眾覺醒之道”,實現了儒家文學觀的現代轉型。具體而言,其小說《子夜》以民族資本家吳蓀甫的悲劇,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社會困境,固然,茅盾這部作品的創作動機在于探求中國社會走什么道路的社會政治問題,但貫穿在小說中的“實業救國”的企圖,也未嘗沒有“洞察時弊、匡扶社稷”的傳統精神追求。《春蠶》則通過蠶農老通寶一家的悲慘遭遇,真切展現了底層民眾的生存苦難,暗含著儒家“民為邦本”“憂民憂國”的思想內核,體現了茅盾以文學喚醒民眾、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擔當,其現實主義精神與儒家士大夫擔當一脈相承。王確從審美價值維度進一步深化論證,指出茅盾對“美善統一”的追求深受儒家審美傳統影響。在茅盾的文學價值觀中,善始終優先于美,文學的審美價值必須服務于社會功利價值,這正是儒家“文以載道”觀念的現代延續,這種審美取向既區別于周作人的閑適審美,又不同于魯迅的批判審美,是儒家“美善統一”傳統在現代革命語境中的獨特呈現,鮮明彰顯了其文學思想的民族文化底色。

除了對魯迅、茅盾、郭沫若三位作家的深度剖析外,王確對老舍、周作人、趙樹理的解讀也頗具學術見地,與前三者形成互補共生的論證格局,共同構建起完整且立體的論證體系。限于篇幅,本文難以一一評述。六位作家的個案分析相互印證、各有側重,清晰展現了儒家文化在不同的現代作家身上的個性化呈現與創造性轉化,最終形成強有力的整體論證:儒家文化并非外在于現代文學中被拒絕的“沒落”的存在,而是內在于其靈魂深處的文化基因,現代作家的精神生成、價值選擇與審美表達,始終在儒家文化所塑造的心理結構與意義世界中展開。

在微觀審美層面,王確結合前文的作家個案分析,細致解讀了儒家文化對現代文學審美取向的深層塑造,重點剖析了“悲涼風格”與“功利意識”兩大核心審美特征,并且通過“個案解讀”與“審美提煉”加以深化與展開。對審美取向的精微解讀,進一步豐富了該書的論證層次,展現了作者深厚的文學審美素養與嚴謹的學術思辨能力。

綜上所述,在90年代,中國傳統文化獲得復興的機遇,王確站立于現代文學的前沿,敢于去觸碰難題,重寫文學史,重寫現代作家的精神史。《儒文化與中國現代作家》一書的學術貢獻,不僅在于其扎實的個案研究與嚴謹的論證邏輯,而且在于其當時為現代文學研究打開了新的面向,對學科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可以看到,它體現于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該書打破“傳統—現代”二元對立范式,重建“批判—承繼—轉化”的辯證認知模式。在該書出現之前,現代文學研究長期存在兩種極端傾向:一種是五四啟蒙立場,將傳統視為阻礙現代的包袱,強調現代文學與儒家傳統的斷裂;另一種是保守文化立場,將現代視為背叛傳統的歧路,單面地神圣化儒家傳統的價值。王確的研究回到歷史的具體情境中,他看到五四對儒家的批判,不是文化斷裂,而是儒家文化在危機時刻的自我清算、自我拯救與現代轉型;現代文學與儒家傳統的關系,不是簡單的否定與背離,而是批判中的繼承、斷裂中的連續、轉化中的新生。這是辯證的、歷史主義的學術立場,打破了長期以來的認知僵局,為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推動了現代文學文化研究的范式轉型。

其二,該書將“文化心理結構”引入現代文學研究,拓展了研究的理論層次。學界研究儒家與現代文學的關系,多著眼于觀念的類比與影響溯源,較少對內在機制做深入探討。王確的研究則在于引入文化心理學、精神結構等闡釋話語,探討儒家文化如何內化為現代作家的心理結構,進而影響其價值選擇與文學創作。

其三,該書重新確立現代文學的民族文化本性,強化了學術研究的主體性。現代文學研究主流視野,主要集中在革命變革的左翼興盛脈絡,關注西方以及蘇俄的影響,尤其強調“反封建”的時間意識,不得不忽視民族傳統文化的內在生命力。顯然,王確調整了方位,不只是在綜論的層面,而且通過對六位主要作家的分析,展現了現代文學與儒家傳統的內在血脈聯系,證明了現代文學的發展是在民族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實現的現代革新。這一觀點,對于今天強調文化主體性、構建中國現代文學話語體系,具有明顯的超前性與示范意義。

其四,該書的研究方法也可圈可點,它所構建的“從文化精神到作家主體再具體到文本分析”的闡釋框架,以及“宏觀把握與微觀細讀相結合、文化還原與精神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為90年代之后興起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學”研究課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學術范例。王確在研究中,既注重對儒家核心精神結構的提煉,又注重對作家精神世界的挖掘,同時還重視對文本審美形態的解讀,努力去實現“史”與“論”兼顧、“宏觀”與“個案”相統一的學術理念。

當然,今天看來,該書也略有可補充和可細化之處。例如,對儒家文化內部的復雜性的處理似可適當強調;對儒釋道三家的互動與張力亦可展開;很多現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并非單一地受儒家文化浸潤,而是儒道互補、儒佛交織的。道家的自然無為、佛家的慈悲超脫與儒家的入世擔當相互碰撞、融合,共同塑造了作家的精神結構與文學創作。該書聚焦儒家文化而未能涉獵更廣的范圍,就有點可惜。當然,這些都是事過境遷的苛求,尤其是研究范圍的拓展,這完全取決于時間和課題計劃的體量,很多內容王確無疑有考慮到,但限于時間和篇幅不得不割舍,這也是常情。

總之,30年倏忽已逝,當今學界重倡傳統文化,亦深究其于現代文學之浸潤影響。在此風會之下,重讀王確的再版著作,可闡發之議題良多。本篇僅略陳淺見,未能盡意,更精深之論,尚俟博雅方家,再拓新境。

注釋:

(1)王確:《中國現代文學觀的社會目的性》,《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

(2)(3)(10)(11)(13)(15)(16)(17)(18)王確:《儒文化與中國現代作家》,第2、2、28、35、60、59、44-45、46、79-80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23。

(4)見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第7–8頁,涂又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5)張岱年:《論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輯,第1-11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

(6)張岱年:《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學術月刊》1986年第12期。

(7)章學誠:《史釋》,《文史通義校注》(全二冊),第222頁,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

(8)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八〈朱子小學恭跋〉》,第370頁,鐘敬華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金耀基:《中國百年學術之變與發展——從經學到科學的范式轉變》,《書屋》2022年第1期。

(12)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18-19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14)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康有為學術著作選》(校點本),卷八《孔子為制法之王考》,第197-206頁,卷十《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第227-244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