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散文搭建的一座橋——王彬《督亢之地》讀后
王彬的《督亢之地》發表于《中國作家》(紀實版)2026年第8期。
我該文讀后最深的感受是:作者在用散文搭建一座橋——橋的一端是兩千多年前的戰國燕地,另一端是去年秋天他與家人的一次田野踏訪;橋下流淌的,是那條古稱易水的河流,也是幾千年不曾中斷的文化血脈。作為學者兼散文家,王彬深知歷史不能僅從故紙堆里打撈——黃金臺遺址前那塊雙龍盤踞的碑石,荊軻渡口那條映照過壯士衣冠的寒水,都需要今人的腳步去丈量、去叩問。于是,他以散文為橋,讓古人與今人在橋上相逢,讓歷史的體溫透過文字傳遞到現實的手掌里。
《督亢之地》的敘事始于一次尋常的秋日出行。“去年十一期間,我與家人去那里踏訪,隨手記下一些瑣屑文字,近日疏理出來而敷寫氣象,以表達我對兩千多年前先賢的傷感之情與思慕之心。”這開篇平實得近乎隨意,卻暗含了王彬散文一貫的起筆法度——自由而自然,貌似漫不經心,實則深藏機鋒。他沒有擺出學術考察的架勢,而是以“家人”“踏訪”“瑣屑文字”這樣的家常語匯,將讀者輕輕引入那片古老的土地。這種舉重若輕的筆法,正是王彬散文的獨到之處:他從不刻意制造戲劇沖突,而是以日常小事撬動時代記憶與現實命題。
踏訪的第一站是定興縣北章村的黃金臺遺址。王彬的記述細致得令人屏息:土臺、石碑、金屬六角小亭、黑色三腳架上的玻璃杯、纏滿花紙的燈柱。這些細節看似瑣碎,卻構成了一個極富張力的場景——一座本該承載“千金買骨”歷史記憶的高臺,如今被地藏菩薩的功德碑、祈福儀軌和褪色的花紙層層覆蓋。直到一位騎電動車的中年婦女指出“這里就是黃金臺”,直到繞過土臺看到塌陷處大棚里燕召王、樂毅、郭隗的畫像,歷史才從現實的遮蔽中緩緩浮現。王彬沒有直接抒發感慨,而是讓物象自身說話:雙龍盤踞的碑首上鐫刻“永昭后世”,碑身卻立在燒烤架和暗灰色的供桌旁邊——崇高與凡俗、永恒與當下,就這樣不動聲色地并置在一起。
這種并置絕非偶然。王彬的散文有一種獨特的“視點”藝術:他既能仰視歷史的巍峨,又能俯察現實的斑駁,宏闊與幽微兼蓄。在黃金臺遺址前,他既引述《史記》中郭隗“王必欲致士,請先從我開始”的名言,又如實記錄下土臺四周的農田、山墻和路燈。歷史文獻與現場觀察相互印證、相互質詢,形成了散文內部的雙聲部敘事。有評論家指出,王彬的散文“將古今引證、情感義理、體物述論與歷史想象熔于一爐”,在《督亢之地》中,這一特點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如果說黃金臺的踏訪側重于“尋”,那么對易水與荊軻渡口的書寫則側重于“思”。易水,這條因“風蕭蕭兮易水寒”而永載史冊的河流,在王彬筆下既是地理的存在,更是精神的符號。他寫“時序輪替得也真快,去時尚是風光靜好的秋日,而今已然遁入山川寂寥的凜冽深冬,易水冱寒,蕭疏萬木而天地皆白”。這里的“易水冱寒”既是實寫冬景,又是對荊軻渡口那千古一別的遙相呼應。王彬善于通過內在的思辨、聯想和對比來加大散文的張力,把筆力用于內在情緒和意蘊的寄寓上。他站在易水邊看到的不是一條普通的河,而是那條承載過壯士悲歌、見證過帝國野心、至今仍在燕趙大地上默默流淌的文化長河。古人與今人在橋上相逢——橋下的流水,正是這條易水,也是時間本身。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王彬的田野考察并非單純的懷古幽思,而是始終貫穿著現實的考量。他在黃金臺遺址前看到的,不僅是一處歷史遺存的破敗,更是當代鄉村文化記憶的流失——佛事與史跡混雜,功德碑與黃金臺并立,歷史的莊嚴被日常的瑣屑消解殆盡。這種對現實的敏銳觀察,源于他作為北京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學術自覺。他提出的“微觀地理學”構想,正是要從城市美學的角度審視空間與記憶的關系。在《督亢之地》中,這種學術眼光轉化為散文的內在骨骼:每一處遺址的描寫背后,都隱含著對文化保護、歷史認知、鄉土變遷的現實追問。王彬的散文“多立身當下,燭照歷史”,“以今燭古,以古鑒今”,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搭建的這座橋,是雙向通行的。
從語言上看,《督亢之地》深得中國傳統敘事語言的精髓,簡約而唯美,浸潤而精妙。王彬的文字“清婉簡約之中包蘊文采思致,率性灑脫之中不乏曠達典雅”。他寫黃金臺的石碑在“秋日溫熙的陽光下,恬靜地泛出一種靜穆的光”,寫小亭子在“漆黑夜間應該具有光輝萬丈的效果”——這些句子節奏舒緩,意象精準,既有古文的凝練,又有現代漢語的流暢。有評論家將王彬散文的語言比作“古箏而非大提琴”,形容其“貌似漫不經心實則深藏玄機”,這一判斷在《督亢之地》中得到了充分印證。他的語言優雅而儒雅,優雅是儀態,儒雅是氣度,這種從里到外的高貴氣質,讓《督亢之地》在當下喧囂的散文寫作中顯得格外沉靜而有力。
王彬是學者也是作家。作為學者,他建立了自己的敘事學體系,揭示了“敘事集團”“第二敘述者”“漫溢話語”等創新理念;作為作家,他“長于通過內在的思辨、聯想和對比來加大散文的張力”。這兩種身份在《督亢之地》中達成了完美的融合——學術的嚴謹賦予散文以學理深度,文學的感性賦予學術以體溫和呼吸。他寫黃金臺,不只是寫一座土臺,而是寫“宮殿傾圮了,只剩下宮殿下面的黃土高臺”所承載的招賢納士的政治理想;他寫易水,不只是寫一條河流,而是寫“斯人遠行,胡不歸來乎”所蘊含的對先賢的追慕與對生命消逝的傷感。王彬散文的可貴之處,正在于“在歷史文化的審視之中,將抒情引向了對生命個體的不能忘懷與關愛”。王彬這類散文的底色是學者田野調查,故而科學、嚴謹,在這個基礎上,他又以文學的筆鋒刻畫描摹,在科學與文學之間搭建了一座優美橋梁,從而彰顯了王彬散文的突出特征。
《督亢之地》的結尾處,王彬沒有給出任何結論性的判斷。他只是讓敘述停在易水邊,停在那個“蕭疏萬木而天地皆白”的深冬。然而讀者已經明白:那座用散文搭建的橋已經竣工。橋上是兩千多年的興替,橋下是脈脈的時光。古人的衣袂與今人的腳步在橋上交錯,歷史的回聲與現實的低語在水聲中融匯。王彬以其精煉、流暢、典雅的散文筆法,以他深厚的學養和溫暖的人文情懷,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文化擺渡。他讓我們相信:只要還有這樣的文字在,督亢之地就不會僅僅是一個古地名;只要搭建起這樣的橋梁,先賢與我們就永遠不會真正分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