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人相重” ——談肖斯塔科維奇和布里頓的友情
本文標題是對“文人相輕”這句老話的“反向挪用”。作為藝術家的“文人”和“樂人”,審美偏好與取向各不相同,彼此“相輕”,似是常態。但藝術家之間結為摯友,彼此欣賞,相互唱和,在歷史中也不乏先例:如盛唐時期的李白和杜甫,他們的交往和友情,千百年來被傳為佳話。音樂史中出現過著名的“忘年交”,最值得稱道的是18世紀后半葉的海頓與莫扎特,以及19世紀中葉的舒曼和勃拉姆斯——盡管年歲相差頗大,卻成為知己和摯友,并在音樂創作中留下相互產生積極影響而令人欣喜的結晶。這種“樂人相重”的傳奇,令后人津津樂道,也從中獲取暖心的慰藉。
兩位重磅“大作曲家”——蘇聯的肖斯塔科維奇(1906—1975)和英國的本杰明·布里頓(1913—1976),在20世紀續寫了“樂人相重”的佳話,成為現代音樂史中一個亮點傳奇,值得關注,更讓人回味。兩位算大致的同齡人,但“老肖”年歲稍長,“出道”更早,在老肖還不知道布里頓的1930年代,布里頓已開始注意到老肖,并從老肖作品中吸收給養。老肖“紅極一時”的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1934)曾給布里頓留下深刻印象,隨后“二戰”期間,老肖的“戰爭交響曲”系列(尤其“第七”“第八”)也讓布里頓欽佩不已。布里頓在一篇為老肖六十華誕而寫的《致敬肖斯塔科維奇》(1966)專文中,深情回憶自己青年時代即受到老肖強烈吸引的經歷,并熱情贊揚老肖是“偉大的作曲家,偉大的人——以及我不無驕傲地說,偉大的朋友”。
老肖知曉和認識布里頓正值蘇聯的“解凍”年代。1960年9月,老肖第二次到訪英國,出席自己《第一大提琴協奏曲》(1959)的倫敦首演(9月21日,羅斯特羅波維奇獨奏),在演出現場與布里頓坐在同一包廂(皇家節日音樂大廳),兩人由此相識。隨后十多年,布里頓多部歌劇作品在蘇聯上演——如《彼得·格萊姆斯》(1945)、《盧克萊修受辱記》(1946)、《阿爾伯特·赫林》(1947)、《旋螺絲》(1954)、《仲夏夜之夢》(1960)等,以及《大提琴交響曲》(1963)和基于普希金俄語原詩的聲樂套曲《詩人的回聲》(1965)在莫斯科音樂學院的世界首演,老肖均極為關注,并給予高度評價。在1963年8月1日寫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老肖特別說到對《戰爭安魂曲》(1962)的激賞:“我收到了本杰明·布里頓的聲樂交響作品《戰爭安魂曲》唱片,并深為這部杰作而驚嘆,這部作品與馬勒的《大地之歌》和人類歷史上的其他一系列杰作處于同一水平……”老肖對馬勒,尤其對馬勒的“歌曲-交響曲”《大地之歌》(1908—1909)推崇備至,而將《戰爭安魂曲》與《大地之歌》相提并論,可謂達到了老肖心目中藝術評價的最高等級。
老肖和布里頓結識后曾有多次互訪和見面機會,從中結下深厚情誼。布里頓的同伴、男高音歌唱家彼得·皮爾斯(1910—1986)對兩位作曲家的交往(尤其是在大提琴家羅斯特羅波維奇、女高音歌唱家維什涅夫斯卡婭夫婦于家中舉行的“party”聚會上談笑風生),留有生動的記述。而對這份友情最具意義的見證,莫過于兩位作曲家的相互題獻:布里頓于1968年將自己的“教堂寓言劇”新作《浪子》題獻給老肖;而老肖“投我以李,報之以桃”,翌年也將“新鮮出爐”的《第十四交響曲》題獻給布里頓。這部為女高音、男低音、弦樂隊和打擊樂而作的《第十四交響曲》,因其內涵的深刻和音樂寫作的用心,業界一般公認是老肖晚期作品的“核心樞紐”,從中也可見出老肖對布里頓的敬重和珍重。
我以為,對于今人,知曉老肖與布里頓之間的藝術交往和音樂友情,不僅是為了“八卦”式的傳聞好奇,更是為了某種更為深切的教益。如老肖和布里頓這樣處于最高“段位”的大音樂家,他們的交往傳奇和互惠友情,不僅為20世紀的音樂增添了史料趣聞,也為觀察藝術家之間的同情共振和差異互補打開不可多得的窗口,甚至可為理解現代音樂創作的真諦提供有益的啟示。
顯而易見,老肖和布里頓惺惺相惜,兩人之間一定存在很多共同點。不錯,兩人都堪稱音樂“神童”,天賦異稟,如他們的鋼琴演奏都達到專業頂尖級水平。老肖年輕時曾作為蘇聯官方選手參加“肖賽”(1927年華沙第一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經過一番拼搏,最后卻沒有拿到名次,功虧一簣,令老肖沮喪了好一陣,不過這也促使老肖下決心專事作曲。對于后人和音樂史,興許這是堪比“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幸事!日后,老肖經常登臺參與自己帶鋼琴聲部的作品(協奏曲、室內樂、聲樂套曲等)的正式演出——直至1960年代中葉后因病魔影響才依依不舍離開舞臺。布里頓的鋼琴演奏水平同樣也是傳奇,不僅留下諸多演奏錄音(像)的憑據,更有眾人“口口相傳”的見證——多年前,我本人親耳聽到著名鋼琴家傅聰先生來上音講學時,談到曾近距離觀賞布里頓的鋼琴演奏,贊不絕口:“那是第一流的樂感,加第一流的修養!”
又如,老肖和布里頓具有共同的審美偏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兩人共享對馬勒(1860—1911)和貝爾格(1885—1935)的傾心和喜愛。從音樂史角度看,馬勒和貝爾格確乎一脈相承:馬勒對于勛伯格(1874—1951)及其兩大弟子韋伯恩(1883—1945)、貝爾格所組成的“新維也納樂派”曾給予諸多道義支持,并在自己作品中對這些“年輕人”的創新舉措予以創造性回應——這尤其體現在《第九交響曲》(1908—1909)和未完成的《第十交響曲》(1910)中。而貝爾格對馬勒身后才得以首演的“第九”情有獨鐘,他在1912年11月寫給妻子的一封信中認為“第一樂章是馬勒音樂中最偉大的篇章……”,并詳盡寫下這一樂章中表達“向死而生”意蘊的分析和體會——而這封信就此成為馬勒“第九”接受和闡釋的重要文獻之一。
老肖和布里頓從喜愛馬勒到傾心貝爾格,如此看來就順理成章。1927年6月,貝爾格到訪列寧格勒,出席自己的歌劇新作《沃采克》(1925)在蘇聯的首演,有機會結識老肖并積極鼓勵這位當時剛剛二十歲出頭的“新秀”。老肖觀看《沃采克》的排練和首演后,大為震撼——這種影響很快就出現于老肖的歌劇《鼻子》(1928)和《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1934)中。再看布里頓,他于1933至1935年間通過廣播收聽到貝爾格的弦樂四重奏《抒情組曲》(1926)和歌劇《沃采克》的實況轉播,在日記中留下熱烈激動的文字。他甚至起意要到維也納拜貝爾格為師——但因英國音樂界當時一批保守派人士的“風言風語”,以及貝爾格在五十歲時突然因感染早逝,這項夙愿未能實現。然而,布里頓和貝爾格之間“緣慳一面”的關聯并未結束:1936年4月,貝爾格的《小提琴協奏曲》(1935)在作曲家逝世后四個月于西班牙巴塞羅那首演,布里頓有幸到場聆聽,情感力量的巨大沖擊直接促發了他創作自己的《小提琴協奏曲》(1939);而在日后布里頓的歌劇代表作《彼得·格萊姆斯》(1945)中,《沃采克》的“影子”也清晰可見——諸如“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主人公形象,以及用純音樂形式來駕馭戲劇情節的筆法,都可看到布里頓對貝爾格(以及老肖)的借鑒。
對于馬勒和貝爾格的仰慕,可謂是老肖和布里頓之間音樂友誼的共同基礎(順便提一筆,布里頓摯愛俄羅斯文學,這也是兩人成為摯友的重要前提)。想象一下,兩人見面,說到馬勒和貝爾格,以及俄羅斯文學,一定有談不完的話吧。進而,在音樂創作的特定趣味上,老肖和布里頓也共享某些特殊的偏好:例如兩人都喜歡使用“帕薩卡里亞”——一種源自早先巴洛克時代的作曲手法,讓音樂基于一個固定不變的“低音線條”(有時也移至其他聲部)或“和聲音型”,進行連續不斷的變奏(即變化性的重復),其妙處是保證音樂在接連翻新的同時又維持高度的統一。這當然是“新古典”的藝術態度,兩位作曲家以此來彰顯偏于保守、穩健踏實而又考驗功力的音樂取向。老肖作品中有多部采用“帕薩卡里亞”手法,我覺得最具情感烈度的莫過于《第八交響曲》(1943)的第四樂章——一首反思殘酷戰爭、緬懷死難逝者的交響“廣板”。而布里頓的“帕薩卡里亞”代表作,當推他的偉大歌劇《彼得·格萊姆斯》中第二幕第1場和第2場之間的“第四間奏曲”——一首刻畫復雜心理變化的交響杰作,不僅為歌劇本身增添縱深,也常常脫離歌劇成為音樂會上受人歡迎的保留曲目(Op.33b)。
不過,站在更高的視角觀察,我覺得老肖和布里頓兩位作曲家看待音樂與社會、音樂與受眾之間關系的思想觀點,其共同的指向和旨趣,比他們共享的任何音樂偏好和創作手法都更重要。在專業音樂界普遍固守“現代主義”信條而排斥普通受眾的20世紀,老肖和布里頓可謂是“反潮流”的中堅力量,他們尊重普通觀眾,愿意為一般樂迷寫作,希望自己的音樂作品在社會生活中發揮正向力量,并以此獲得正面價值。老肖曾明確表達自己的創作觀,認為“作曲家真實地表達他的思想;而且表達的方式能使他本國和其他國家中盡可能多的正派公民理解并接受這首樂曲,從而了解他的國家和人民。我認為,這就是作曲的意義”(《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葉瓊芳譯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17頁)。1964年,布里頓在美國最重要的古典音樂節“阿斯本音樂節”上獲得首屆“阿斯本人文獎”,他在當年7月31日的獲獎致辭中說:“藝術家要求他的藝術作為人的活動和人的表現被接受,他自己也被作為那種藝術的真正實踐者并對社會貢獻了價值而被接受……我希望我的音樂對人們有用,愉悅他們,并‘提升他們的生活’。”顯然,兩人的藝術觀和創作觀(乃至整體意義上的“三觀”)具有明顯的相似性。正是在這樣的藝術觀支配下,老肖和布里頓的音樂成就才獲得了全世界范圍內音樂家和樂迷的普遍歡迎,而我們則進一步看清,他們之間的藝術交往和音樂友情確乎具有穩固的共同思想基礎。
這樣說來,老肖和布里頓的交往和友情“緣分”就具有更深遠的啟發意義。在“冷戰”時代,一位代表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的“頭牌”作曲家,和一位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度的“左派”音樂家,相互傾慕并攜手并進,這幅難得的圖景,不僅令人神往,其間深意也耐人尋味。近來,老肖被業界公認是20世紀中葉世界范圍內交響曲和室內樂(尤其是弦樂四重奏)等器樂體裁創作的“首席代表”,而布里頓則是同一時段內國際舞臺上歌劇和藝術歌曲等聲樂體裁創作最突出的“第一人”——兩人就此形成完美互補。切不可忘記,老肖在1960年代后也寫有多部重要的藝術歌曲集,如《勃洛克詩篇浪漫曲七首》(1967),《英國詩篇浪漫曲六首》(1971),《茨維塔耶娃詩篇六首》(1973),《米開朗琪羅詩篇組曲》(1974)等。布里頓則在同一時期除繼續深耕聲樂體裁外,還陸續寫下《大提琴奏鳴曲》(1961),《大提琴交響曲》(1963),《大提琴組曲》三套(1964;1967;1971),《第三弦樂四重奏》(1975)等重要器樂作品。這不禁讓人浮想聯翩:老肖和布里頓幾乎同時步入并流連于友人的“領地”,是否下意識受到(或有意識接受)對方的吸引和啟發?今年不僅是老肖誕辰120周年,也是布里頓逝世50周年——兩位偉大的現代作曲家好友似冥冥中先行約定,要在身后的某個時刻“隔空相望”。筆者心有所感,特撰此文,權作特別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