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敘事:悲喜交至,與所有類型敘事的未來
一、“喜”與“悲”
相比前面討論過的武俠、推理、玄幻、魔幻、言情、恐怖敘事,科幻敘事大概是當前最“主流”、社會認可度最高的一種,因此正在某種程度上變成類型敘事中最復雜也最“擰巴”的一種。
自從2015年劉慈欣獲“雨果獎”,2019年郭帆導演的改編自劉慈欣同名小說的《流浪地球》票房超過46億,2023年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第一次在中國舉行——全社會都知道了科幻這種類型敘事在文化和經濟上的潛力。在此背后,則是商用領域科學技術,尤其信息科學在近二三十年快速發展。互聯網、個人移動終端、多模態大模型,這些東西讓我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未來已來”。幾百年來,“現實主義”都是文學藝術中的絕對主流,而現在“科學幻想”似乎正在成為表現“現實”的另一種方式。
這會讓我聯想起人類歷史上的某些時段。比如19世紀又被稱為“科學的世紀”,熱力學、電磁學、生物學、醫學的發展,讓那個時代的人們切身感覺到自己的生活正在從根本上被一點點改變,于是瑪麗·雪萊、儒勒·凡爾納、H·G·威爾斯
帶來了科幻敘事。生活在網絡購物、視頻直播、二維碼付款、大數據算法中的我們,和19世紀第一次用白熾燈、打電話、坐火車輪船的人們一樣,需要一種名為“科幻”的方式來宣泄我們對于科學技術的樂觀、浪漫情緒。
哪怕是一些壯麗的正劇或悲劇,里面也承載著我們對于發展的“沾沾自喜”。
但與此同時我們大概也知道,科學的發展總會帶來一些問題。且不說宏觀層面的政治、經濟、生態演變,大家都能感覺到,那些看似能讓生產效率成倍提升的科學技術,并沒有讓所有工作都變得更輕松,也沒有讓所有人的心態都變得更平和。現在看一看社交網絡上人們的抱怨就會知道,似乎信息科學越發展,一些專業技術或行政管理崗位反而更忙,且這種忙,未必指向明確的價值創造。不少人因此迷茫、內耗,比如不少人懷念即時通信發明之前的工作狀態——他們當然不會想那時候下班之后約會、戀愛想碰個頭有多麻煩,只知道沒有微信、釘釘,下班就是下班了。
于是,那種對于發展的“沾沾自喜”就要和反思、批判聯系在一起,形成科幻敘事獨有的復雜感。
這就導致科幻由樂觀催動,但結果往往導向悲觀。比如20世紀40至60年代的“科幻三巨頭”,阿瑟·克拉克、羅伯特·海因萊因、艾薩克·阿西莫夫的創作中,有科學的迷人、未來的魅力,但同時也會讓讀者看到自己的一身毛病,知道我們如果就這樣走向未來,肯定是不行的。
樂觀和悲觀的并存,催生了科幻敘事兩個既相互矛盾又相輔相成的面向。
二、有用還是無用
科幻創作者的創作人格,經常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前一半以作家之名,行“先知”或“異教徒”之實,故事、人物、場景不過是障眼法,批判現實、影響未來才是他們真正想做的。后一半正好相反,“未來”本身變成幌子,下面兜售的其實是新奇的腦洞、炫酷的視覺效果、恐懼或刺激的審美體驗,和現實沒什么關系。
很多讀者、觀眾、玩家對科幻敘事的興趣起因于后者,但倘若只有后者,科幻便不足以成為科幻——科幻越不僅僅是消閑解悶的東西,人們就越會對前者有所期待。
看看比科幻更不“嚴肅”的其他類型敘事,這個道理會變得更明白。
看武俠小說,有時你會分不清自己想看的到底是打打殺殺還是熱血、義氣得到伸張;看偵探推理敘事時,死亡現場的可怕、兇手的可恨,和案件背后的邏輯、智慧同等重要;看言情片時,我們會在俊男靚女帶來的荷爾蒙沖擊中,分析一個時代的人們是變得更浪漫了,還是更物質了。
這就是類型敘事的命運,越是離奇、超現實的東西,我們可能越會將之與現實聯系。對于科幻來說,一旦浮華褪去,人們總會在意科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命中了未來,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寫了現實。
只要對這個問題進行一些簡要的梳理,就會發現科幻的“擰巴”之處。
一部分人認為科幻影響了現實中的科學技術發展,其中一個特別典型的例證是阿瑟·克拉克和衛星技術的關系。1940年代,克拉克發表過一篇討論人造地球衛星的論文,1965年第一代國際通信衛星發射,后來“地球靜止軌道”被命名為“克拉克軌道”(Clarke Orbit),克拉克也在文章中調侃自己錯失了十億美元的專利費。看似這是一個“科幻”影響“科學”的絕佳案例。但實際上這里面暗藏玄機,比如,克拉克發表這篇文章時,他還有一個身份,是服役于英國皇家空軍雷達方面的技術工程師。某種程度上,克拉克“剛好”也是個寫出過有世界級影響力作品的作家,才成就了這段佳話。再進一步細究,“地球同步軌道”(比“克拉克軌道”更大的概念)在1920年代已經被提出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無論是對于美國軍方還是具體的工程團隊,似乎都沒有明確的證據可以證明他們受到了克拉克文章的影響。這多少有點像是文學史研究者愿意說某個作家對思想史做出了多大的貢獻,但翻開真正的思想史,就會發現文學家在其中占據的篇幅少得可憐。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不少,比如2021年“元宇宙”概念大火,很多人便翻出尼爾·斯蒂芬森1990年代出版的《雪崩》,試圖證明小說發明元宇宙概念并寫出了2K分辨率的頭戴設備是預言了未來。但從頭戴顯示器等元宇宙的周邊設備從1960年代至今的發展歷程來看,藝術的設想和現實中的研究、發明、生產很可能是兩條平行線。現實中的政治博弈、真金白銀、無數血汗讓科學技術不斷豐盈,瓜熟蒂落的前夜作家也受到了時代的召喚,于是小說中的“Metaverse”比扎克伯格的“Meta”更早出現在世人眼前,藝術與未來這兩條平行線出現了一種虛幻的交疊之感。
從這個層面看,我愿意相信科幻這種類型敘事對現實的“命名”能力,但對其能否影響現實、改變現實很是懷疑。
近十年,小米等中國的科技行業有一波向傳統制造業進軍的浪潮,小米的創始人雷軍說自己特別喜歡《三體》小說,認為其中的哲學思考對自己很有啟發,“降維打擊”等概念對他制定公司發展計劃有很大影響——但我們能說沒有《三體》就沒有小米汽車嗎?只要看過《三體》的人,都會知道劉慈欣的降維打擊和雷軍的有多大差異,這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六經注我”罷了。這個時候,科幻發揮的還是其“命名”能力,“降維打擊”這個來自文藝領域的詞,就是比工商業本身的“非對稱競爭”之類的詞更生動、更有“流量緣”。同理,“元宇宙”(Metaverse)這個由科幻作家創造的詞匯,也比其在技術層面的“沉浸式互聯網”(Immersive Internet)之類的詞更有概括力,更有溫度,但作家不是上帝,說了“要有光”,不見得就真的因此“有了光”。
三、科幻與類型敘事的未來
因此,所謂悲觀與樂觀,不僅指創作者對未來的估計,也關系到對科幻敘事這種類型本身的意義和作用的預期。
從這個角度看,前面討論的那種以“未來”為噱頭、兜售驚奇體驗的行為其實一點也不令人討厭。還記得我最一開始對科幻感興趣,一是緣于1999年上映的電影《星球大戰前傳1:幽靈的威脅》,里面嗡嗡作響的光劍俘獲了無數人心中屬于男孩的一面。二是緣于1996年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天狼星叢書——中國新科幻小說系列”,里面蘇學軍的《冰獄之火》等作品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現在想想,這些作品其實大多數講的都是和現實沒有太大關系的事,但這并不影響包括我在內的無數人曾因此有過那么多美好的時光。
對于那些可能執著于介入現實卻“不得”的人,我也充滿敬佩。我很喜歡用這樣一個比喻來形容這些“認真”的科幻創作者:他們看見遠山上有巨石滾落,軌跡和路徑他們看得一清二楚,但就算把喉嚨喊出血來,即將被碾碎的村莊也聽不見他們;即便聽見了,那些將被毀滅的人也不會拋家舍業,選擇相信這個空口無憑的陌生人。最初想到這樣一個比喻時,我心中是滿懷激憤的。漸漸我意識到這種徒勞的“喊山人”其實也不只存在于科幻領域,且這種徒勞背后還有很多復雜的、足以使警世、勸世顯得淺薄的原因存在,我的內心也就平靜下來——這些人的存在是寶貴的,但他們被束之高閣或置若罔聞,也是有道理的。
本期欄目延請到的三位學者,他們的文章便是兩種面向兼而有之,姜振宇的文章從主流文學史的審美評價體系觀照、體味劉慈欣小說的美學與美感,其中對《鄉村教師》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蠟炬成灰淚始干”的教師比喻在外星文明的“助燃”下綻放出令人刻骨銘心的烈焰。文學史的迭代往往就是這么完成的,當年魯迅《故鄉》中形容腿長無腰的女人時用的“圓規”,《吶喊·自序》中用來展示中國人被殺頭的“幻燈片”,在當時對于新文學要啟蒙的人民大眾來說都是帶有陌生感甚至未來感的新奇事物,它們帶來的沖擊與體驗都促使文學史翻開新篇。劉健的文章研究的是大多數文學研究者可能并不熟悉的“機甲”形象,這種質感獨特的存在不只承擔審美屬性、哲學思考,更是以玩具、手辦等價值不菲的形態在市場上掀起熱潮,這讓我們得以從另類的產業角度去思量科幻敘事的意義。劉一村的文章從技術哲學的角度進入,對上述我提及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有更詳細的闡釋,技術與人的邊界,以及人之為人的根本就在其中浮現。
科幻敘事就像一面鏡子,你照或不照,它就在那里。因為光線反射而變形之后的我們就在其中,某種程度上類型敘事的未來也在其中。
就像科幻敘事一樣,所有類型敘事都在追求“嚴肅化”或“現實化”,比如武俠有“俠之大者”,推理有“社會派”,玄幻敘事越來越致力于寓言化地揭露現實,魔幻敘事越來越強調政治、權謀,恐怖敘事也通過“克蘇魯”等元素去承載哲學思考。世界范圍也許還不好說,但在中國文學藝術以及文化的范疇來看,傳統的“純”或“嚴肅”文學藝術的規模逐漸坍縮、類型敘事中涌現出新的“純”與“嚴肅”或許將是大趨勢。
這對于類型敘事來說,并非水到渠成的輕省之事。還是以科幻為例,現在人們再寫起賽博朋克、星際大戰,已經不像寫未來而像是在“懷舊”了。人類的發展,就像是在穿過一條有很多房間的回廊。當年斯坦尼斯瓦夫·萊姆、威廉·吉布森、尼爾·斯蒂芬森,寫的是這一扇門后面、下一個房間的風景。而今天的科幻敘事能看穿下一扇門嗎?還是只能寫雖然也在我們前方,但終究還是這同一個房間里的故事?
從這個角度看,類型敘事面對的挑戰其實大差不差。當年金庸寫降龍十八掌、九陽神功,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對未來影視工業、視覺特效技術發展的一種預見,因此他的作品在創作完成后的幾十年里,還能引發一輪又一輪的熱潮,直到近年才漸趨平復。瓊瑤、亦舒之于我們的意義,在于“提前”讓我們看見了自由、沖動、不受物質拘束的愛是多么激動人心;郭敬明的《小時代》、六六的《蝸居》則先社會輿論一步告訴大家愛情還是要退回束縛之中。這些類型敘事的火爆,都和某種預言性有分不開的關系——這和文學性是兩碼事,有些作品被文學人批得一無是處,但不影響其風靡大江南北。
未來的類型敘事該怎么走?也許誰都說不清楚,再言之鑿鑿的預言,也只是在以巨大的勇氣等待時間“打臉”——然而向著未來大概是沒有錯的,看見未來、書寫未來,某種程度也創造未來,這不僅是科幻敘事這一種類型的任務,可能更是所有類型敘事的宿命。
(作者單位:中國作協創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