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情感的探索與轉向,文學如何觸動人心? ——“情感在場:當下文學創作與傳播的新變”話題對談
當下,我們正身處一個媒介裂變、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的時代,短視頻、社交媒體、AI輔助寫作等新形態深刻重塑著文學的生產與傳播。在這個過程中,文學正面臨著機遇與挑戰,情感問題與作用在文學創作與傳播中愈加凸顯。近期,學術青年工作坊邀請青年批評家們圍繞“情感在場:當下文學創作與傳播的新變”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對談人:康凌 劉天藝 吳丹鴻 張博實 張鵬禹 胡行舟 徐兆正 韓欣桐 韓旭東
主持人:張永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輯)
“情感”在當下文化場域中的位置
主持人:關于“情感在場”,我想先提出一個基礎性問題:在當下這個被算法、流量和短視頻深刻重塑的文化環境中,我們如何理解“情感”在文學和文化場域中的位置?當代文學與文化中的“情感”邏輯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韓欣桐(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我想從一個具體的案例切入。去年余華出版了新小說《盧克明的偷偷一笑》,他自己認為這是一本可以使人從頭笑到尾的喜劇,但豆瓣評分只有5.2,很多讀者只打了一星。很多人分析這場“失敗”的原因,認為是內容低俗、敘事油膩。但我認為根本原因與余華的敘事習慣有關?!傲愣葦⑹隆笔撬麖?0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的策略,與《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作品十分適配,放大了故事的悲劇感。但同樣的策略換到盧克明身上就出了問題——他是混蛋系列的代表人物,“惡”是主動的、系統的、帶有快感的。余華依然平鋪直敘地寫他的作惡,并給了他圓滿結局,“零度敘事”就轉變為“認同式陳述”。讀者被置于一個尷尬的位置:敘事邀請我去“認同”這個視角,但我的道德本能卻使我不斷產生不舒服的感受。
這里我想提出一個可能反直覺的判斷:流量時代的情感邏輯,實際上比前幾個時代更加“樸素”甚至“保守”。因為在算法分發的邏輯下,讀者的情感容忍度下降了。過去,讀一本令人不適的小說,讀者可能會覺得是一場美學“挑戰”;但現在,我們只要輕輕滑動大拇指,下一篇作品就到了眼前。讀者擁有前所未有的選擇權,于是大家開始擁有越來越強的“情感偏好”——只愿意為讓自己感到“對”的情緒買單。我認為流量時代可能會產生一種新型的情感政治——讀者要求作品在情感上滿足“我”的共鳴要求,同時要在倫理上“無負擔”。
胡行舟(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關于音樂的“情動”,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談“麻油葉”民謠和網易云評論機制作為癥候群的共在。網易云打造出了一種邊聽音樂邊述說分享的小環境,并以UGC(用戶生成內容)為營銷賣點;與此同時,一撥民謠歌手將自身裝扮成“有故事的人”,成為調動聽眾情致,使之參與講述的“助產士”。這種活潑潑的經驗流通生態被我稱為“情動云端”。不過,這已是十余年前的情狀,如今音樂評論區盡顯疲軟,而我們也越來越聽不得“你在南方的艷陽里大雪紛飛”這樣的“濃”詞兒——似乎有點太膩歪,太難消化。這種轉變不只發生在音樂空間,在文學和其他文化領域,我們同樣能感受到一種普遍的“性縮力”,其實質是情感河床的干涸、耗竭。有趣的是,情感研究作為學術新寵,又恰恰是在這樣的河床上興起的,頗有些逆勢而行的意味。
主持人:在文化場域中,情感變得保守乃至萎縮、耗竭,似乎越發“無情”,但也有人認為“無情”的另一面恰是情感的過度。這樣的情感悖論或矛盾現象如何理解?
康凌(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對于情感的位置,我的判斷有所不同。我們在描述20世紀中國的時候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說法,叫作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思想啟蒙和革命戰爭,被視為現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主題。新世紀以來,學界又提出“抒情傳統”的議題,系統發掘情感的重要作用,與啟蒙和革命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以這一背景作為對照,當下的文化場域中似乎早已沒有什么三足鼎立了。我們告別了啟蒙,告別了革命,剩下抒情一家獨大。情感、情緒、情動、抒情、共情……“情”是當下最高頻的詞匯,壟斷性的主題。電視劇行當曾有人酷評,說現在哪有什么職場劇,全是披著職場劇外衣的戀愛戲:醫療劇是醫生談戀愛,法律劇是律師談戀愛,刑偵劇是警察談戀愛。還好他們沒有拍到教育界,不然老師的公共形象也要受影響。在流行話語中,犯花癡叫真愛粉,拉郎配叫嗑CP,拍馬屁叫情緒價值,只要表現出深情款款的樣子,似乎一切都可以被原諒,被合法化?!扒椤背蔀楫敶畲蟮恼_、最高的價值。連公共語料訓練出來的AI大模型,都特別會共情,只點贊,不反駁。各種媒介平臺更是已經把每一個“情緒點”,每一處爽感,每一個反轉,它們應當在什么時候出現、起到什么作用、帶來多少流量,都算到了小數點后三位,一切都要圍繞“情”來展開,是不是符合邏輯你別管,你就說情緒到沒到位。
借用我們今天討論主題的說法,情感何止是“在場”,簡直已經“包場”了。在當下的公共文化里,所有的事件都可以用來榨取情緒,所有的情緒都要兌換成價值,而所有的價值都在市場上標好了價格。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還有沒有可能在思考“情”的問題的時候,拉開一點批判性的距離?還有沒有空間去想象一種“無情”的文學?寫一個“無情”的故事?
今年是很多重要文學事件的百年紀念,其中之一就是《彷徨》出版百年?!夺葆濉防镂覀冏钍煜さ淖髌烦恕蹲8!罚褪恰秱拧?。在《傷逝》里,涓生說過一句石破天驚的話,叫作“我已經不愛你了”。為什么石破天驚,因為“愛”在五四的語境里不僅是個人情感,更是一種進步的意識形態的象征。自由戀愛是和現代的自由解放觀念緊緊捆綁在一起的。用郜元寶老師的話說,膽敢“不愛”,不只是對一個人的背叛,簡直是在背叛啟蒙了。
一百年過去了,在今天的公共文化里,“不愛”依舊是最大的惡。我們有一萬種套路來表現深情,但一旦寫到“不愛”,寫到情感的終結和破裂,好像就只有一種寫法,就是要去拷打,要“開撕”。20世紀80年代先鋒寫作流行期間有個說法,叫“情感的零度”,意思是說要降低作者的情感介入。但這個趨勢沒有延續多久,很快就出現了《活著》,那又是涕淚交零的情感高燒。今天哪個作家或導演要再提什么“情感的零度”,恐怕很快就會被市場教做人。
但是,當代文學總要學會去面對和書寫“無情”的,總要去思考情的消失和終結,和它所具有的意義,總要意識到在情感之外,還有智性與思想,還有自嘲和戲仿,還有廣闊的現實世界。周嘉寧最近的長篇叫《永結無情游》,講的是友情的變動乃至消失。它最可貴的地方,就是寫出了情的消失所具有的力量。所以,我把它推薦給大家。期待出現更多書寫“無情”的文學作品。
短視頻時代的媒介與情感
主持人:“情感包場”的當下,的確是我們重新思考“無情”的文學的契機。短視頻時代已經重塑了我們的情感結構,在思考“無情”的同時,我們也許更加需要認清“有情”的內涵是什么。素人文學、療愈文學等正在大規模地涌現,它們似乎恰恰是在回應大眾對“有情”的渴求。怎么看待這類文學的情感質地?
吳丹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2026年5月,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大火,這部電影對觀眾產生的沖擊力,很大原因是這部電影真的很“素”,內容是關于不識字的底層農村人的故事,導演找的是完全沒有演藝經驗的大學生當演員,拍攝技巧也不借用任何技術噱頭,恰恰是它的“素”打動了觀眾。后來劇組澄清電影里很多演員都不是素人,而是粉絲量很大的短視頻博主,有的也拍過短劇,之前在別的電影也出鏡過,但是這些事實并不能阻止觀眾從這部電影里獲取一種“素人”沖擊力。這其實意味著創作者的身份只是“素人”文學的外在標尺,更重要的是從讀者和觀眾的情感認同來反向推出寄寓其中的“素人性”“素人感”是如何產生的。
近兩年胡安焉、王計兵是所謂素人作家最為突出的兩個代表,但其實他們在成名前的十幾年就開始寫作和投稿,王計兵之前就已經被徐州市作協發現過,為什么他們到這兩年熱度一下子上來呢?這固然與發表媒介和創作平臺的全民化有關系,更重要的還是這種素人成名的方式以及他們書寫的“外鄉人在大都市”的經驗契合了當下的時代情緒,素人身份和非虛構題材可以讓讀者暫時卸下心防,在一個后真相的時代里,這種信任感和真實感,會比現代作家構建的深度審美模式更能直接地深入人心。
因此,從寫作者非專業的身份來定義素人文學,這種定義就會跟應屆生一樣是一次性的。因為第一代素人作家成名后的第二波作品,以及他們的虛構性作品,那就已經是帶著成名作者的包袱和流量去構思的了,其實跟專業作家沒有本質區別。素人作家的成名背后經常存在著一位像星探一樣的編輯,在論壇、博客、豆瓣這些網絡社群空間發現了余秀華、胡安焉和王計兵的創作后,在“素人作家”的標簽下迅速進行評論宣傳,這個名稱是出版方和評論家生成的,背后提煉的是一種社會大眾對“發現附近”的紀實寫作或返璞歸真的抒情有所期待的社會情緒,都市里的現代人想要讀到這類作品,它療愈的是現代都市人。嚴格意義上說,他們都不是沒有創作經驗的素人,但是他們的作品以及他們的經歷讓讀者獲得了一種在都市生活的日常消耗之外的療愈,真正發揮藥效的,是其中的“素人性”。
那什么是素人性?其實在已有的經典文學作品里,關于生死離別、關于摸爬滾打的內容太多了,為什么《給阿嬤的情書》和胡安焉送快遞的記錄會帶來如此新穎的感動,是因為這些作品不同于知識分子小說的東西。在節目《圓桌派》中,許子東和胡安焉之間有過一次對話,在胡安焉講述了自己當揀貨員和送快遞碰到的許多困難后,許子東問:“這些痛苦的經歷……”胡安焉還沒等許子東問出來,就打斷了他,他說“我從沒說過這些是痛苦”。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里,從魯迅的《傷逝》、巴金的《寒夜》、穆旦的詩,再到張賢亮的《綠化樹》等等,痛苦一直都是知識分子的良心課,如何重識“痛苦”和“苦難”或許才是“人性”的機杼。他們寫出在我們看來難以承受的日常經驗,卻打破了讀者對于痛苦的預判,刷新由現代文學形塑的感覺結構。這就跟《給阿嬤的情書》里的橄欖的象征一樣,它是苦的,但不是痛苦;他們做的事情有著異于常人的韌性,但這又不是淬煉意志的堅持,而是“素人性”。其中存在著只有親身經歷或真誠講述才能被理解的心情,是這個“理解”的意義本身吸引了讀者,療愈了讀者。
主持人:短視頻、素人文學的爆火固然主要源自媒介層面的革命性變化,但是,這兩類文藝所包含的情感體驗似乎也與傳統文藝作品的情感癥狀構成了某種頗有意味的對照,甚至包含因果淵源,怎么看待這前后兩者的情感張力關系?又如何理解短視頻、短劇的情感體驗背后新的技術機制?
胡行舟:在格非的最新隨筆集《云朵的道路》中,有《情感》一文專談“人我之限”。張竹坡評點《金瓶梅》,根據書中人物在人際交往中的用情程度和世故敏感,將他們分為“情深之人”與“情淺之人”,而格非更從這種區分中看到了社會形態發展的運動軌跡,即我們已邁入了一個情感衰微、連世故都變得粗陋的情淺時代。我們精打細算,吝惜給予,生怕顯得過于濃烈,西門慶若穿越到今日,恐怕都成了情深款。我非常認同格非的發現,這當然不是說真情皆如東流水,而是說當下的情感配置、強度和倫理,其輸入-輸出的模式,確乎不同以往。曾經,感性解放是現代性的核心要求和驅動力,但隨著現代性的衰老,隨著晚期資本主義的到來,我們的感性肌理也滲出沉沉暮氣——丘比特的弓都銹得有點拉不開了。曾經,馬爾庫塞夢想以“愛欲”(Eros)的解放來構建一種非壓抑性文明,甚至讓勞動也體現出“快樂崇拜”,現在連戀愛都覺得奢侈的打工人還敢這么去想嗎?
不論通俗文學或嚴肅文學,“情淺”的癥狀都不難窺察。在我成長那會兒,書城最火的永遠都是言情小說或青春文學的架子,少男少女們圪蹴在那兒,不畏艱辛,如癡如醉,現在固然有網絡文學提供相近的庇護所,卻也難以復刻當年的盛況。嚴肅文學作家似乎也趨向于克制,不再把愛欲或強烈的情感涌流作為其表達之重。當年張潔高呼“愛,是不能忘記的”,多么富有召喚力,而今作品里要是情感含量太高,我們恐怕就會覺得它不高級,甚至不現代主義。在一次讀書會上,同學還提醒我,其實在當下頗受矚目的素人文學中,愛情的成分也特別稀少,更多還是引起打工人共鳴的行業內幕——新大眾文藝如何能打開更多的情感維度,還真是個問題。無論如何,文學都“淡”了下來,而它容納不下的情緒,仿佛都流竄到了網絡微短劇里,在彼處完成快捷而畸形的宣泄。
在這樣一個情淺時代,以文學為業的我們不得不追問:曾經極為倚重情感引擎的現代文學該如何重新找到它的底層動力?反過來,文學又能在那干涸的情感河床上作何施展?它能否更多貼近大眾的內心關切,竭力喚回和修復我們的情動能力,就如同蔡崇達、馬伯庸和最近《給阿嬤的情書》所嘗試抵達的?又或者,它能否應時而變,索性立足于那河床的真相本身,更多教會我們薄情與冷酷?
徐兆正(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傳統敘事文本是不提供代入感的,讀者與文本之間總會存在一段亟待跨越的距離。但短劇不同,這一距離在拍攝伊始已被制作者取消。以微短劇《魔幻手機》為例,開篇是三段連珠炮似的獨白:“我叫葉凡,一個工地搬磚工,我的手機有預知未來的功能”“我夢見我給我最心愛的女人柳薇薇,買了她最喜歡的鴿子蛋鉆戒”“是個夢啊,終于攢夠錢了,可以給媳婦買戒指了”。與傳統文本不同,這些獨白提供了強大的代入感。
但更重要的差異是形式層面的變革。我們目前還是在將微短劇作為一類“視聽文本”加以處理。但加速時代的微短劇還是一種“視聽文本”嗎?它與電視劇、電影這些傳統視聽藝術還沒有發生本質的斷裂嗎?這可能才是問題的關鍵。筆者的觀點是:倘若媒介真的“造成了新的關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團傳統結構的改變”,那么它就只能是一種“觸覺文本”。只有觸覺文本,才會引發如此規模的劇變。
我認為微短劇本質上是一種“觸覺文本”,它有別于印刷文字的視覺。哪一種感知是最快的?當然不是視覺——視覺中還包含著與觀看之物的距離,也就是反思的前提,但是觸覺取消了距離和反思。從短劇制作者來說,一個IP通常會衍生數個系列,不可能出現“片荒”;從平臺方來說,如果我們在某條視頻停留時間過長,接下來就會有相似視頻被推送。不僅僅是我們在觀看短劇,短劇的生產者與平臺方也在以“算法”之名觀看我們、測驗我們,以及“觸摸”我們。
嚴肅的文學與電影都有一個敵人,那就是羅蘭·巴特所說的“多格扎”——公共輿論、偏見之暴力。然而短劇不同,它開創了一個全新的紀元:一切“藝術”的首要任務不再是打碎“多格扎”,而是喂養“多格扎”,喂養我們的偏見。編劇的意圖不在于挫敗觀眾的期待,他們正是要在觀眾預知劇情的前提下滿足觀眾的情感需求。
劉天藝(復旦大學中文系助理研究員):我關注的是短視頻平臺上的讀書博主,而且是那種純短視頻、最多不超過一分鐘的博主。比如一個叫“七頁讀書”的博主,有81萬粉絲,他把文學名著和通俗讀物混在一起發,有時摘抄原文,有時發布一些詞句很優美的書評。比如他關于《呼嘯山莊》的一段:“你曾經愛過我,那你有什么權力丟開我,別把我留在沒有你的地獄……沒有你的地獄算什么,地獄不過是堆滿灰燼的空殼,荒原上的石楠不需要陽光,就像我,不需要救贖,別把我留在沒有你的地獄?!痹u論區對這段拼接改寫自楊苡譯本中希斯克利夫對凱瑟琳說的臺詞的話發表了很多感受,總體就是“很喜歡”。這段話放在今天的語境,確實很有點非主流的味道,我想讀過這本書的人大概率不會這么說。這就很有意思:大眾網民群體確實還是會對文學有興趣,但產生興趣的原因和機制,和我們過去讀文學作品、接受文學史教育是很不一樣的。
為了了解這個博主,我加入了他的粉絲群,結果發現粉絲群里沒人討論文學,而是單純表達對這個博主的喜歡,每天灌水、發表情包。后來我被踢出群了——朋友告訴我,粉絲們刷表情包叫“續火”,證明群里都是“活人”,因為我潛水,就被踢出去了。這個經歷說明,一個讀書博主和他的粉絲群體,并不是以文學為中心,而是以社交和偶像為中心的。
這讓我意識到,經典文學作品的解讀權、領讀權其實很重要。在新媒介環境下,高校學者和批評家如果不去積極介入,自然會有網絡博主把這個接力棒接過去。為了適應時代變化,學者和批評家需要調整自己的工作重心——如果我們仍希望純文學能夠保有一席之地的話。
傳統文學的情感探索與轉向
主持人:在新媒介環境中,對經典文學作品的解讀和闡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其實關系到文學如何與當下讀者的情感需求對接。與此同時,適應讀者的情感體驗與需求,傳統文學也在轉向,那么它們對情感的表達有哪些新的探索?
張博實(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情感”作為一個學說被單獨拎出來研究,大概是在30年前。而在中國文學研究界普遍受到關注也就是近十年。2015年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中國的召開是一個轉折點,“情感史”作為分論題之一開始受到集中關注。2022年更是取得突破的一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開辟了“情感史”專欄,張春田、姜文濤主編的《情感何為:情感研究的歷史、理論與視野》作為“中文學界第一本以情感研究為主題的讀本性質的學術論文集”出版(2022年,北大出版社),《探索與爭鳴》主辦的“全球優秀青年學人年度論壇”設置了“情動時代:情感研究的話語譜系與文明想象”分論壇等,均產生廣泛影響。
但我認為,無論“情感學”作為學說被提出的時間有多長,“情感”自文學誕生伊始就如影隨形,是一個永恒的母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樣態,表達情感也有著時代的特征。但對于那些優秀、經典的作家來說,他們在書寫中表現出時代特質之外,更能挖掘出同時代人或前人所忽視或壓抑的各種情緒與情感類型,詮釋人性的多重面貌。
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作家為例,余華的《現實一種》《一九八六年》、蘇童的《米》《妻妾成群》、格非的《迷舟》《欲望的旗幟》、殘雪的中短篇小說等,他們在小說中表達有關“欲望”的隱喻,突出有關生命的真實狀態,體現出作家意圖沖破被“本質化”“固化”的人性觀的禁錮,最終展示無限可能性的生命。這代作家的藝術視角轉向內部,轉向幽微的、層次豐富的心靈世界,直抵人的“情感”深處。無論作家如何講故事,其書寫的落腳點一定會落實到“人”及其“情感”上,“中國故事”的成功演繹,也是靠著生動、真實的情感驅動。
張鵬禹(《人民日報》編輯):我想圍繞當下文藝現場的一些新現象,談談典型作品對代際關系的重塑與情感轉向。以往談到代際關系,我們很容易想到從五四到當下以“父-子”關系為主軸的線索。但值得注意的是,“母-女”這個維度同樣重要。在中國現當代女性作家筆下,母親形象絕不是單純的慈母,而是糅合了忍辱負重、暴力扭曲、嫉妒善變等復雜面向。某種意義上,“母-女”的代際關系比“父-子”更加百轉千回,因為母親對于女兒,除了血緣意義上天然的愛,更包含了同性別之間的嫉妒、競爭、利用等隱秘而幽深的潛意識。
新時代文藝作品呈現出女性文學和女性電影崛起的新趨勢。這突出表現為四個轉向:一是書寫對象上以“母-女”關系為軸心;二是對母女代際關系的想象從“共生”轉向“共同體”,著力表現清晰的邊界感;三是在情感流動上顛倒“輸出-輸入”模式,體現情感雙向流動;四是構建起“反養父母”與“重養自己”交織的敘述模式。比如蔣在的短篇小說《初雪》中,女兒穆小小心里想:“我只是想告訴你,我的任何事情都不用你管,你只管活著,不要消耗我的精力?!睆摹肮采钡竭吔缜逦鷧s相互支撐的“共同體”關系,營造這種關系的途徑則是女兒的“反養父母”——不是“硬剛”或“斷親”,而是接納父母、重回溝通軌道。在張天翼的《魚水》中,女兒為母親精心設計旅行,希望她放下一切做一回自己。這種平等對話關系的重構,形成了“反養父母”與“重養自己”交織的模式,其深層心理動因是將父母重新納入自身生活軌道中,發動細微而渺小的日常生活革命。
主持人:在文學作品的轉型之外,與文學創作攸關的創意寫作正蓬勃發展,其中存在怎樣的問題?文學應該如何進行情感表達?
韓旭東(天津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副教授):西方高校的創意寫作專業作為一種教學模式,在培養學生寫作興趣的同時,從大量稚嫩的寫手中孵化出專業青年作家,最終借他們的觀察視角,在文學鏡像中再現了一代人的情感結構和文學的情動效應。一方面,在教學模式上,目前可以讀到的大量創意寫作教材主要分為理論技巧傳授型和沉浸場景想象型。教材通過反向拆解西方敘事學理論,從敘事視角、情節模式和結構安排等角度,提示學生在成功的文學范本中如何運用上述敘事技術,再將理論化用到新文本中。這種做法出現的問題是作者情感表述在場性的缺失,以及過于注重技巧等問題。另一方面,在創意寫作教學課堂上,教學范本多為西方小說。從世界文學閱讀的視野來看,當代外國文學進入了情感的下沉期。以獲獎作家為代表的創意寫作專業教師,在嫻熟運用敘事技術時,技術本身也成了一種陳舊的套路,如故意隱藏故事結局,情節中插入說教金句等,這使小說素材陷于“無事”或不必要講述的尷尬境地。同時,在學院派寫作的另一側,則是活用古神話、民間傳說、小道野史等“活人感”寫作。它們暗藏機鋒、亦莊亦諧,這提升了文本的情感動能,讓讀者籍由作者的創作激情去索解情節背后的時代寓意,最終呼應有“情”的歷史敘事。
主持人:感謝各位老師的精彩發言。從余華新作的爭議,到“情淺”時代的診斷;從“情感包場”的批判,到素人文學的療愈;從創意寫作的困境,到微短劇的觸覺操控;從讀書博主的新生態,到母女關系的重塑——我們看到,“情感”在當下既是流量密碼,被過度消費;又是療愈良方,呼應著大眾需求。無論媒介如何變遷,文學最不可替代的力量,始終是“人”與“人”的情感召喚和交流,是個體生命體驗跨越時空的同頻共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廣闊的現實,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他們的情感體驗與訴求,始終是文學應當表達、思考并追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