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浮生書夢”
《浮生書夢》出版,容我不揣淺薄,又或附庸風雅,自報家門,自述如下。
林少華,字彥崑,號窺海齋主人。祖籍山東蓬萊,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出生于東北平原“闖關東”農戶之家。可能我性子急,接生婆沒來我就來了。年方二十的母親只好把剪刀插進大鐵鍋的開水里,在土灶前自己剪斷嬰兒臍帶,那座霜月交輝的寒村于是在黎明時分響起了一聲嬰啼。偽滿時期上過學的母親為嬰兒取名“彥崑”,寓意出人頭地為彥為崑,此即余字由來。我也因此幾乎從不過生日。二十歲,如今正是大二女生,花枝招展,到處歡呼雀躍,集世間所有快樂于一身,而我的母親卻要在灶前柴草堆上給自己接生——那會是怎樣的眼神、怎樣的心情……她本人還是孩子啊!出于同一情由,我更珍惜“彥崑”這個名字。而上學報名時由父親改為“少華”。寓意固然同樣美好,但局限性也很明顯:無法與時俱進。長大,不能改稱“大華”;年老,不能更名“老華”。只能繼續冒充“少華”,良可羞矣。
小學畢業上了初中,初一沒念完“文革”爆發,書中之述備矣,恕不重復。這里我要特別提的是我的恩師、吉林大學王長新教授。一九七九年我決定考研,考回母校吉大。筆試因剛剛背完二千二百六十頁日漢詞典,臨陣勢如破竹;而面試則因口語荒廢數年,對壘于留校任教同窗,頓時亂了陣腳。就在面試主考官環顧左右用日語問“可或不可?”而左右一時沉默之際,六十五歲的恩師一拍桌子:“這個人我要定了!”音量不高,但驚天動地,使得我的人生指針在那一瞬間峰回路轉,從此柳暗花明,于是有了日后的我,有了今天的我。
不言而喻,往下的人生開始步入正軌,毋庸贅述。概而言之,一九八二年讀研畢業,時為分配制,奉命南下廣州,任教于暨南大學。一九九九年應邀北上青島,服務于中國海洋大學。從珠江之畔到黃海之濱,從白云山下到嶗山近旁,爾來四十四年矣。自小嗜書如命,終于坐擁書城。教書之余譯書,譯書之余寫書,寫書之余評書,可謂“四書”俱全。如此成就了四種身份,教書匠、翻譯匠、“豆腐塊”作家、“半拉子”學者。進而言之,四十余載,徘徊于三尺講臺,躬耕于字里行間,饒舌于江南塞北,鼓噪于音頻視頻,曉行夜宿,風雨兼程,但恨時不我待——“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曾幾何時,風華正茂,揮斥方遒,而今兩鬢秋霜,垂垂老矣。第二任“通識教育講座教授”任期亦將于年終期滿,我將不再是現職教授,附加其上的種種虛銜和兼職勢必剝離殆盡。葉落枝現,水落石出,最后剩下的惟有一個身份:讀書人、書生。這也是我最為看重的和惟一能最后帶離這個世界的身份。
身為書生,不能披堅執銳呼嘯沙場,不能勤政為民澤被一方,不能商海弄潮造福鄉梓,只能尋章摘句滿紙涂鴉。所幸涂有所得,迄今譯書凡一百余種,寫書評書恰合十種之數。此番承蒙文匯出版社“聚學文叢”以書為主題約稿,四野飄零的涉書篇什得以結集印行。倚案靜思,欣喜何如。
匆匆搜刮之間,覓得略合約稿旨趣者六十余篇。文體以隨筆性散文并學術性隨筆居多,兼顧趣味性可讀性。固然身為老生,但也想盡量避免老生常談式說教或說教式老生常談。粗略梳理之下,姑且分為四個小輯。輯一“煤油燈下”,主要談小時候在書海“打狗刨兒”的狼狽和歡欣,以及書生歲月的深切感觸;輯二“木鐸有心”,據悉此語乃當代學人、藝術家木心筆名所本,因率先幾篇淺談木心,故以此名之。輯三“漱石枕流”,乃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筆名緣起,起自《世說新語·排調》(亦見于《晉書·孫楚傳》)。又此輯談漱石文字明顯偏多,故權為輯名。輯四“村上風光”,無疑是諸輯“打卡地”。惟其如此,取舍亦費躊躇,畢竟線上線下村上談得太多了。好在有我早期寫就而可能被讀者淡忘的幾篇,庶幾減卻幾分“審美疲勞”,是所望焉。
自不待言,哪一部分都不具有系統性,甚至自洽性都可商榷,無非讀寫譯之間的些許感悟或一得之見。拉拉雜雜,啰啰嗦嗦,長短不一,詳略失當。但指向只有一個:精神家園。我想通過語言在這眾聲喧嘩的塵世間構筑一角寧靜優雅、撩撥文化鄉愁的精神家園。抑或,試圖藉此照亮“回家”的路。而照亮這條路的語言理應不失修辭之美——語言之美、文體之美、意韻之美、情思之美,是我不二的指向和不息的追求。
“浮生書夢”——夢在書中,夢迷書中,夢回書中,書生之夢,書夢人生。陸游詩《書夢》云:“一笑俱置之,浮生固多難。”又李白有言“浮生若夢,為歡幾何”。而今我以東北小山坳出身的區區山民之資,幸承大上海出版業重鎮投以青睞,“書夢”得以成書印行,浮生之歡,書生之樂,其若此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