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文學》2026年第7期|武夫安:根性的村莊
閑置的村莊
我們村,總在大地上懶懶散散地臥著,連炊煙都升得比別處慢些,歪歪扭扭飄到半空,又慢悠悠散進云里。
村里的年輕人早年間就像候鳥似的飛走了,去南方的工廠,去北方的工地,只留下老弱病殘在街巷里晃。
清晨天剛亮,偶爾能看見鄰居大爺拄著拐杖挪出門,褲腳沾著露水;也有婦女嬸子挎著半舊的菜籃子去河邊洗菜,步子邁得輕,仿佛怕踩碎了地上的影子。更多時候,是三三兩兩的中年男女,手里端著搪瓷茶杯,杯沿結著圈茶垢,里面的茶葉泡得發白,沉在杯底沒了精神。他們走得慢,一步三搖,像是腳下沾了棉絮,走到老槐樹下便停下來,擰開杯蓋喝一口,“吸溜”聲能傳出去老遠,驚得墻根下打盹的懶貓豎起耳朵,瞇著眼看一會兒,又耷拉著腦袋睡過去。有人漫不經心地抬眼望,眼神里的光也是散的,像被太陽曬化的糖,黏糊糊提不起勁兒。
后來我才懂,這不是懶,是村里的“慢”。
春播完了,地里的莊稼剛冒出嫩芽,不用天天去地里。
到秋收結束,場院里的糧食歸了倉,農閑就來了。一到這時節,男人們總愛往村北的小河邊湊,那里有片楊樹林,樹蔭密得能擋住大半個太陽。他們搬來小馬扎,圍著石桌坐下,從兜里摸出紙牌,“嘩啦”一聲攤開,煙卷兒叼在嘴邊,火星明滅。有人出牌慢,手指捏著紙牌半天不放下,惹得對面的人急:“你倒出啊,磨磨蹭蹭的,太陽都要落了!”話雖急,語氣里卻沒火氣,像是在逗小孩。
女人們則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手里納著鞋底,或者擇著剛從地里拔的青菜,東家長西家短地拉著呱。誰家的孫子考上了什么大學,誰家的媳婦又買了新衣裳,誰家的雞丟了兩只,誰家的狗下了崽,樁樁件件都能聊上大半天。聊到興頭上,有人嗓門大起來,臉紅脖子粗地爭:“我看那事兒就是他家不對!”另一個人立馬接話:“你憑啥這么說?我瞅著明明是另一個理兒!”眼看就要吵起來,圍觀的人卻不慌,知道過不了兩分鐘,準有一個人摸出煙,遞到對方手里:“算了算了,跟你爭這干啥,來,抽根煙。”煙一點著,剛才的劍拔弩張就散了,兩人又湊在一起看牌,時不時還搭句腔。
那年初夏,地里的地瓜秧剛插下去,綠油油地趴在壟上,花生苗也冒出了嫩黃的尖兒。我從新疆趕回來時,小院里還熱鬧了幾天。親戚鄰居都來,拎著雞蛋,揣著自家種的水果,坐在堂屋里說話。有的反復問新疆的天氣怎么樣,也有人問我吃飯習慣嗎;俺四叔蹲在門檻上,跟我講村里這半年的新鮮事,誰家蓋了新房,誰家買了新車。屋里的笑聲飄到院子里,驚飛了落在石榴樹上的麻雀,可沒過幾天,人都走了,小院一下子就靜了,靜得能聽見墻角的牽牛花爬藤的聲音,靜得讓人心里發空。
我試著翻開帶回來的書,看了沒幾頁,眼神就飄到窗外。院子里的月季開得正艷,紅的、粉的,一朵挨著一朵,那是母親生前種的。母親愛花,也愛種莊稼,院子里除了花,還種著韭菜、小蔥,還有幾棵西紅柿,青的果子掛在枝頭,等著變紅。院子后面的地里,按季節輪著種麥子、玉米、地瓜、花生,母親總說:“自己種的糧食吃著踏實。”
父親走后,母親一個人守著這院子,年紀大了,腰彎了,手腳也不如從前利索,可還是要種莊稼。每年開春,她都要去鄰村雇人來幫忙,耕地、播種、插秧,一天要付不少工錢。我勸過她:“娘,別種了,雇人的錢比收的糧食還貴,不值得。”母親卻搖頭,手里攥著鋤頭,眼神很堅定:“奏嘛(怎么)不值得?家里有糧,心里不慌啊。”她總愛坐在院子的涼亭里,看著雇來的人干活,手里端著茶杯,泡得濃。有人問她:“大娘,你這盯著干啥,還怕我們偷懶啊?”母親就笑,眼角的皺紋擠在一起:“我是看你們干活,心里舒坦。”
她記得每一種莊稼的脾氣,麥子啥時候灌漿,玉米啥時候抽穗,地瓜啥時候挖,花生啥時候拔,都一清二楚。到了收獲的季節,她會站在地里,看著金黃的麥子被收割,看著飽滿的玉米棒子堆成小山,臉上的笑就沒停過。收回來的糧食,一部分留著自己吃,一部分分給親戚鄰居,剩下的就存在庫房里,一年又一年,庫房里的陳年麥子、花生油越積越多,她卻從不舍得賣。有一次我問她:“媽,這么多糧食放著,不怕壞了?”她摸著糧囤,像摸著寶貝似的:“壞不了,我經常翻曬,留著,你們回來就能吃上。”
2024年6月19日,那天的太陽特別毒,院子里的月季花曬得打了蔫。我正在屋里收拾東西,母親躺在床上,眼睛閉著,像睡著了一樣,叫她,她卻再也沒應。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像斷了秧的苦瓜,秧蔓蔫耷拉著,果實干癟得沒了水分,整個人都空了。
接下來的日子,我就在家里蝸居著,不想出門,也不想說話。每天坐在母親常坐的涼亭里,看著院子里的花花草草,看著庫房里的糧食,看著她用過的農具——那把鋤頭,木柄被她攥得光滑;那只鐮刀,刀刃還很鋒利;還有那個搪瓷茶杯,杯身上印著的“勞動最光榮”早就褪了色。我總覺得母親還在,說不定下一秒就會從屋里走出來,喊我的小名:“俠!過來喝茶。”
以前逢年過節,我都會從新疆趕回來。每次快到家時,總能看見母親站在大門口,手里攥著圍裙,踮著腳往路上望。電話一個接一個地打過來:“俠,到哪兒了?還有多久到啊?”我要是說快了,她就會在門口等,不進屋,直到看見我的車開過來,才笑著迎上來,幫我拎東西,嘴里念叨著:“可算回來了,路上累不累?”
離開家的時候,母親也是站在大門口,扶著門框,看著我的車慢慢走遠。我從后視鏡里看她,她的身影越來越小,直到變成一個黑點,還站在那里,一動不動。那時候我總覺得,不管走多遠,只要母親在,家就在,心里就有底。可現在,大門口空蕩蕩的,再也沒有人等著我回來,也沒有人看著我離開。
昨天我去了村北的小河邊,楊樹林里還是有人在打牌、聊天,“吸溜”的喝茶聲,“嘩啦”的紙牌聲,還有笑聲,跟以前一樣。風掠過樹葉,還是簌簌地響,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下來,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影子。我找了個小馬扎坐下,看著他們,突然想起母親,想起她坐在涼亭里看別人干活的樣子,想起她站在大門口守望的樣子。
回家的時候,路過地里,地瓜秧長得更綠了,花生苗也長高了,綠油油的一片,看著很有生氣。我蹲下來,摸了摸地瓜秧的葉子,沾了滿手的露水,涼絲絲的。我想,母親要是還在,肯定會很高興,她會說:“你看,這莊稼長得多好,秋天肯定有好收成。”
院子里的月季花還在開,一朵比一朵艷,西紅柿也紅了,掛在枝頭,像小燈籠。我摘了一個,咬了一口,酸酸甜甜的,還是母親種的味道。庫房里的糧食還在,陳年的麥子散發著淡淡的麥香,花生油的香氣也飄了出來。我打開糧囤,抓了一把麥子,放在手里,暖暖的,像母親的手。
我知道,母親走了,但她留下的東西還在,她種的花,她種的莊稼,她守著的這個家,都還在。村里的慢時光還在繼續,老槐樹下的茶杯還在,小河邊的笑聲還在,這些都像是母親留下的余溫,溫暖著我,讓我知道,不管走多遠,不管過多久,這個村,這個家,永遠都是我的根。
那天早上,我把母親用過的鋤頭拿出來,擦干凈了木柄上的灰塵,又磨了磨鐮刀。我想,等來年開春,我也來種莊稼,就像母親那樣。我要坐在涼亭里,看著莊稼發芽、生長、開花、結果,看著收獲的糧食堆成小山,把多余的糧食分給親戚鄰居,把剩下的存進庫房里。我要守著這個院子,守著母親留下的一切,就像她當年守著這個家一樣。
風又吹過老槐樹,葉子簌簌落下來,落在我的肩上。我抬頭看了看天,云很淡,太陽很暖,就像母親在的時候一樣。
父親的詩行
那是個花開的日子。
月季在院落舒展著層層疊疊的瓣,玫瑰把艷紅潑灑在籬笆上,連不起眼的地黃都頂著星星點點的紫,悄悄把香氣滲進風里。可種這些花的人,卻再也看不見了——我的父親,那個一輩子把土地當命根的莊稼人,第一次放下了手里的鋤頭、未澆完的菜地,放下了曬場上待翻的麥子、院里待修的果樹,不負責任地走了。
頭年秋天播下的麥子,此刻正把穗子沉得彎彎的,風一吹,整片麥地就像海浪似的晃,穗尖上的芒刺閃著金黃的光,再等幾天就能開鐮了。房后空地里栽的大蒜,蒜薹長得比筷子還粗,頂著青綠色的帽,風里晃悠著,像一群調皮的孩子在甩著小辮子。這些都是父親親手種的。他總說,莊稼是有靈性的,你對它上心,它才肯給你長東西。從把種子埋進土里的那天起,他就像守著襁褓里的娃,每天天不亮就去地里轉,蹲在田埂上瞅,哪棵麥子缺了水,哪畦大蒜長了草,他一眼就能瞅出來。
拔草的時候,父親從不用鋤頭,怕傷著莊稼的根。他就弓著腰,手指順著秧苗的根須慢慢扒開土,把野草連根揪出來,連帶著土粒都輕輕放在一邊,仿佛那不是草,是需要小心對待的活物。整理秧蔓時更甚,他會先把纏在一起的藤蔓輕輕分開,再用細竹竿慢慢架起來,動作輕得像給孩子整理衣領。我曾問他,至于這么較真嗎?他沒說話,只是指著地里綠油油的秧苗,眼里閃著光——那眼神,我后來在母親看我們兄妹的眼里見過,是不加掩飾的疼惜與期待。
父親沒讀過書,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更說不出“弓腰做事,挺起腰桿做人”這樣的大道理。可他的一輩子,都在踐行這句話。春天播種時,他弓著腰把種子一粒一粒播勻;夏天除草時,他弓著腰在地里走,太陽把他的影子縮成一團,汗珠子砸在土里,能砸出小坑;秋天收割時,他弓著腰揮鐮刀,腰桿累得直不起來,晚上回家母親給他揉腰,他也只是說“沒事,明天還能割”。可在村里,誰要是有事找他幫忙,他從不推辭。鄰居家蓋房子缺人手,他天不亮就去幫忙搬磚;村里老人沒人管,他會挑著自家種的菜送去。有人說他傻,他只是笑:“都是鄉里鄉親,幫一把咋了?”
我后來讀海子的詩,“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總忍不住想起父親。那個寫著“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詩人,最終沒能熬過塵世的寒冬,可我的父親,沒讀過一句詩,卻把詩里的日子過成了現實。他每天關心麥子的長勢、蔬菜的肥瘦,把院子打理得像個小花園,把家里的日子過得熱氣騰騰。有一年麥子快成熟時,父親指著遠處的麥地跟我說:“你看那些晃來晃去的麥穗,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顆粒肯定不飽滿;那些低著頭的,才是實打實的好麥子。”那時候我不懂,后來才明白,父親說的不只是麥子,更是做人的道理——真正有分量的人,從不會張揚。
有次我去參加一個雅集,朋友們高談闊論,說等老了要去農村買個院子,種點菜、養養花,過上詩一樣的田園生活。我當時真想站起來說:“我父親一輩子都過著這樣的生活。”他的院子,足足有半畝地,四周種滿了樹:核桃樹春天開著穗狀的花,夏天就結滿了青綠色的核桃;石榴樹夏天開著火紅的花,秋天就掛著紅燈籠似的果子;銀杏樹秋天葉子黃了,像給院子鋪了一層金毯;還有杏樹、棗樹、花椒樹、皂角樹……父親愛栽樹,母親愛養花,院子里的花也有幾十種:月季能從春天開到秋天,凌霄花順著墻爬滿了屋檐,七點半花
總在傍晚準時開放,蟹爪蘭冬天能開得紅艷艷的。
從春天開始,院子里就熱鬧起來了。早上,父親會和母親一起在院子里喝茶,茶香混著花香,飄得滿院都是。鄰居們路過,有的會進來坐一會兒,端起茶杯喝一口,聊聊誰家的菜長得好,誰家的孩子回來了;有的只是在門口打個招呼,“他叔,喝茶呢!”“哎,進來坐坐?”“不了,還得去地里看看。”簡單的對話,卻透著說不出的親切。我在外工作時,總想起那個畫面:父親和母親坐在院子里,陽光灑在他們身上,花香繞著他們,鄰居們的笑聲飄過來,日子慢得像流不動的水。
父親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上,他先打開房門透透氣,然后去小房子里燒開水,和母親一起泡茶。喝完茶,他去地里干活,母親去做飯。中午太陽最毒的時候,他不待在屋里,反而拉著母親去西跨院的后走廊坐著——那里對著莊稼地,能看見麥子在太陽底下拔節,能看見玉米葉子被風吹得沙沙響。他們會聊幾句家常,有時候因為一點小事拌嘴,比如母親說他澆水澆多了,父親說“不多,莊稼渴了”,可沒等母親再說第二句,父親就不吭聲了。他知道母親好強,從不跟她爭。
傍晚的時候,父親總會坐在前大門口的臺階上抽煙。門口就是307路公交車站,通往市里,父親能準確說出每趟車的發車時間、到站時間。等車的鄉親們來了,他會主動打招呼:“老王,去市里啊?下趟車還有十分鐘。”“××,剛從城里回來?家里的菜我給你留了點,一會兒去拿。”他的笑容很溫和,像秋天的太陽,不刺眼,卻暖人。那些等車的人,也愿意跟他聊天,聊聊城里的新鮮事,說說村里的家常,原本枯燥的等車時間,也變得有意思起來。
秋天是父親最忙也最開心的時候。麥子收割了,花生米、豆子也收了,他會把這些糧食分類放進一樓的儲藏室——那間儲藏室有60平方米,堆滿了他的收成。他會把麥子攤在曬場上曬,曬得干干的,然后用袋子裝起來,碼得整整齊齊。母親會找村里的婦女來幫忙烙煎餅,把麥子、豆子、紅薯干混合在一起磨成粉,烙上百十來斤。這些煎餅,一部分自己吃,大部分分給左鄰右舍和回家的親戚。母親還會腌老咸菜,裝在壇子里,誰來串門就給裝上一瓶。父親總說:“好東西要跟大家一起吃,才香。”
因為父親和母親的和善,他們在村里的人緣特別好。我常年在外,一年回不了幾次家,可每次打電話,母親都說:“你李嬸今天來給我送了餃子,你王叔幫著把院子里的柴劈了。”那些親戚和鄰居,就像家人一樣,幫著照顧他們。有次父親生病,村里的醫生每天都來家里看病,鄰居們輪流來送飯,直到他好起來。我知道,這都是父親和母親用真心換來的。
冬天地里沒活了,父親也閑不下來。他會把修理果樹時剪下的樹枝、家里的廢棄木頭,用鋸子鋸成一截一截的,再用斧頭劈開,碼在墻腳,一摞一摞的,像小山似的。這些柴火,是冬天取暖做飯用的。父親和母親總說,用柴火做的飯香。每次母親炒菜,父親就坐在灶門口燒火,一邊燒火一邊撿個燃燒的木棍點煙,母親總會嘮叨他:“小心燙著,煙少抽點。”父親就會岔開話題:“你說咱閨女這幾天會不會打電話?”母親聽了,也就不嘮叨了。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著,慢得像院子里的流水,卻滿是煙火氣。我以為這樣的日子會一直過下去,以為父親會一直守著他的土地、他的院子、他的家人,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放下了所有的事情,走了。
那天,院子里的花開得正艷,月季、玫瑰、芍藥都開得熱熱鬧鬧的,可父親再也看不見了。我站在院子里,看著那些他親手種的樹、他親手栽的花、他親手打理的菜地,突然明白,父親沒有走,他只是變成了院子里的一棵樹、一朵花、一抔土,永遠守著他熱愛的這片土地,守著他牽掛的家人。
那是個花開的日子,父親留在了大地的詩行里,再也沒有離開。
根性的村莊
2006年臘月的烏魯木齊總裹著化不開的寒霧,我站在書桌前望著窗外飄落的雪粒,玻璃上凝著一層薄霜,指尖劃過便留下一道模糊的水痕,像極了這些年心里反復描摹的故鄉輪廓。十年了,每年春節前這念頭總會準時冒出來,像老樹枝頭的芽苞,明知開不了花,卻還是執拗地鼓脹著。
書桌上攤著兩本厚厚的手稿,是剛給出版社交稿的《新疆故事》和《新疆探險記》。墨香還沒散盡,紙頁邊緣被我翻得發卷,每頁都留著修改的痕跡——有些是凌晨三點臺燈下畫的圈,有些是咖啡漬暈開的批注。出版社的王編輯上周還在電話里催,說“年后就要下廠,您可得抓緊”,那時我看著日歷上越來越近的除夕,心里早把“回家過年”這四個字壓到了最底。
南京《金陵晚報》的陳編輯倒是體諒,前幾天發微信說“連載不急,您先忙過年的事”,可我看著對話框里他去年發來的“期待您的家鄉故事”,還是覺得愧疚。去年答應給他們寫《魯地年味》系列,結果只斷斷續續發了十幾篇零碎的短文,有一篇寫故鄉的糖瓜粘,才剛開頭就被其他約稿打斷,至今還存在電腦的“待寫”文件夾里。
直到2007年2月10日即農歷2006年臘月廿八那天,我把最后一個約稿壓縮到一半篇幅發出去,關掉文檔的瞬間,突然覺得心里空落落的。書房里靜得能聽見掛鐘的滴答聲,窗外的雪還在下,落在樓下的楊樹枝上,像給枝條裹了層棉絮。我想起小時候母親在臘月里做的棉鞋,針腳細密,鞋底墊著厚厚的蘆花,穿上走在雪地里,連腳步聲都是暖的。
“要不,今年回家過年吧?”妻子端著一杯熱茶走進來,杯沿冒著白氣。她知道我這十年的心思,每年春節都陪著我在烏魯木齊的出租屋里煮速凍餃子,卻從不說破我眼底的失落。女兒趴在沙發上畫年畫,聽到“回家”兩個字,立刻抬起頭:“爸爸,是回奶奶家嗎?可以放鞭炮嗎?”她只在三歲時回去過一次,對故鄉的印象只剩下照片里的紅磚墻和奶奶懷里的糖葫蘆。
我看著妻女的眼睛,突然下定了決心。關掉電腦時,屏幕上還停留在未寫完的散文結尾,可那一刻,所有的“待辦”都比不上“回家”兩個字重要。抓起外套往樓下跑,小區門口的火車票代售點還亮著燈,玻璃窗上貼著“春節車票已售罄”的紅色告示。我敲了敲門,里面的大姐探出頭:“到山東的票早就沒了,最早也得年后。”
“那半路的呢?隨便到哪個站,上車補票也行。”我急得聲音都有些發顫。大姐翻了翻電腦,過了會兒說:“還有一張到鄭州的臥鋪,凌晨三點的1086次,到鄭州再補到濟南的票,就是得站十幾個小時。”我想都沒想就點頭:“要了,多少錢都行。”拿到車票時,指尖摸著紙質票面上的“烏魯木齊—鄭州”,心里像揣了個暖爐,連代售點里的寒氣都好像散了些。
2月12日凌晨兩點,我們背著大包小包往火車站趕。女兒趴在妻子懷里睡著了,小臉蛋凍得通紅,手里還攥著我昨天給她買的小老虎玩偶。火車站里擠滿了人,大多是背著蛇皮袋的民工,他們的行李上捆著鼓鼓囊囊的被褥,有的還裝著給孩子買的新衣服,包裝袋上印著鮮艷的卡通圖案。嘈雜的人聲里,有說山東話的,有說河南話的,還有帶著西北口音的叮囑,這些鄉音混在一起,竟讓我覺得格外親切——原來有這么多人和我一樣,踩著年根兒往家趕。
1086次列車是綠皮車,車身漆著深綠色的漆,車窗邊框有些掉漆,露出里面的銀白色金屬。上車時,列車員拿著擴音器喊:“大家慢點,別擠,都有座。”可車廂里早就沒了空位,過道上擠滿了人,連座位底下都躺著人,蓋著厚厚的棉襖。我們的臥鋪在硬臥車廂,下鋪的大爺是山東菏澤的,在烏魯木齊工地上打工,手里拿著一個搪瓷缸,里面泡著茶葉,見我們過來,主動往里面挪了挪:“你們坐,我這還有點地方。”
女兒醒了,好奇地看著周圍的人。對面下鋪的阿姨從包里掏出一個蘋果遞給她:“妮兒,吃個蘋果,甜著呢。”阿姨是河南商丘的,跟著丈夫在新疆摘棉花,包里裝著給兒子買的籃球。“孩子今年中考,說想要個籃球,我跑了好幾個市場才買到。”她說話時,眼睛里閃著光,手里摩挲著籃球的表皮,像是在摸一件珍寶。
列車開動時,窗外的路燈快速向后退,像一串流動的螢火。我靠在窗邊,看著夜色里的烏魯木齊漸漸遠去,心里突然涌起一陣復雜的情緒——有期待,有忐忑,還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酸澀。這十年,我在烏魯木齊換了三個地方,從最初的十平米小單間,到現在的兩居室,書桌換了四張,電腦換了兩臺,寫了上百萬字的文章,可每次提起“家”,最先想到的還是故鄉的那棟老房子,房檐下掛著的玉米串,還有母親在灶臺前忙碌的背影。
半夜里,車廂里漸漸安靜下來,只有火車行駛的“哐當”聲,還有偶爾響起的鼾聲。我起來去洗手間,過道上的人大多睡著了,有的靠在別人的肩膀上,有的蜷縮在行李旁,臉上卻帶著安穩的神情。走到車廂連接處,看見一個年輕小伙靠著門站著,手里拿著手機,屏幕亮著,上面是和家人的視頻通話界面,他小聲說:“媽,我快到了,別擔心,車上挺好的。”說著,他揉了揉眼睛,把手機往耳邊湊了湊,像是想離電話那頭的人更近一些。
天亮時,列車到了甘肅境內,窗外的景色漸漸變了——從新疆的戈壁灘,變成了連綿的黃土坡,坡上有零星的麥子地,地里覆蓋著薄雪,像給土地蓋了層白毯子。下鋪的大爺醒了,指著窗外說:“再往前就是陜西了,過了陜西,就快到河南了,到了河南,離山東就不遠了。”他說著,從包里掏出一個饅頭,就著咸菜吃起來,“這饅頭是臨走時老婆子蒸的,說讓我路上吃,比火車上的好吃。”
女兒趴在窗邊看風景,突然指著遠處的一棵大樹喊:“爸爸,你看,那棵樹好高!”我順著她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棵老槐樹,樹枝光禿禿的,卻透著一股韌勁。我想起故鄉村口的那棵老槐樹,每年春天都會開滿白色的槐花,我和小伙伴們會爬到樹上摘槐花,母親會把槐花洗干凈,拌上面粉蒸著吃,那香味,我到現在都忘不了。中午的時候,車廂里熱鬧起來。有人拿出自帶的方便面,用開水泡上,香味很快彌漫開來;有人從包里掏出醬牛肉、鹵雞蛋,分給周圍的人;還有人拿出撲克牌,幾個人圍在一起打牌,輸了的人就表演個節目,唱首歌或者說個笑話。下鋪的大爺拿出一瓶白酒,倒了兩小杯,遞給我一杯:“小伙子,喝點酒暖暖身子。”我接過杯子,白酒下肚,一股熱流從喉嚨滑到胃里,暖得人心里發顫。大爺說:“我每年都坐這趟車回家,這車上的人雖然不認識,可都是往家趕的,心里都揣著一樣的念想,比親人還親。”
列車晚點是意料之中的事。原本應該下午五點到鄭州,結果快七點了才到站。補票的列車員說:“到濟南的臥鋪早就沒了,只有站票,你們能行嗎?”我看了看妻子和女兒,妻子說:“沒事,站十幾個小時而已,能回家就行。”補完票,我們擠在硬座車廂的過道里,女兒累了,就趴在妻子的肩膀上睡覺,妻子的胳膊被壓得發麻,卻不敢動,怕吵醒女兒。
旁邊座位上的大叔見我們辛苦,主動站起來:“你們輪流坐會兒吧,我站著就行。”大叔是濟南章丘的,在新疆做水果生意,包里裝著給家人買的葡萄干和巴旦木,“我女兒最愛吃這個,每次回家都得給她帶一大包。”他說著,從包里抓了一把葡萄干遞給女兒,“妮兒,嘗嘗,甜著呢。”
夜幕再次降臨,列車在黑暗中行駛,窗外偶爾能看到遠處村莊的燈光,星星點點,像撒在黑夜里的珍珠。我靠在過道的欄桿上,看著女兒熟睡的臉龐,心里突然覺得踏實——這一路雖然辛苦,可只要能回家,一切都值得。想起十年前離開家的時候,母親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手里拿著一個布包,里面裝著我愛吃的花生和紅棗,她反復叮囑:“在外照顧好自己,過年要是忙,就別回來了。”可我知道,她心里比誰都盼著我回家。
凌晨一點多,列車終于到了兗州站。下火車時,一股寒氣撲面而來,比烏魯木齊的冷更刺骨,卻帶著熟悉的味道——是故鄉的味道,有泥土的清香,還有煤爐里冒出的煙火氣。走出火車站,就看見老友孫繼泉兄站在路燈下,穿著一件黑色的羽絨服,手里拿著一個手電筒,見我們過來,立刻迎上來:“可算等著你們了,路上累壞了吧?”他接過我手里的行李,沉甸甸的,里面裝著給家人買的禮物。
“讓你這么晚還來接我們,太不好意思了。”我說。孫繼泉兄擺擺手:“咱哥們兒還說這個?我早就來了,在這等了一個多小時。”他說著,指了指不遠處的一輛車:“文彬還在賓館等著呢,說要跟你好好聊聊。”
坐上車,孫繼泉兄一邊開車一邊跟我聊這些年的事。他說這幾年散文創作越來越順,去年出版了新書還得了獎,“都是寫咱家鄉的事,寫著寫著就停不下來。”他還說村口的老槐樹還在,去年村里還給它圍了個欄桿,怕小孩爬上去摔著;村頭的小賣部改成了超市,里面啥都有,“你小時候最愛吃的大大泡泡糖,現在還有賣的。”
車窗外的夜景漸漸展開,馬路兩旁的路燈亮著暖黃色的光,路邊的店鋪掛著紅燈籠,上面寫著“新年快樂”。偶爾能看到有人在放鞭炮,煙花在夜空中炸開,五顏六色的,好看極了。女兒趴在車窗上,興奮地喊:“媽媽,你看,煙花!”
到賓館時,已經快凌晨兩點了。李文彬兄站在賓館門口等我們,穿著一件灰色的中山裝,頭發有些花白,卻比視頻里看著精神。他走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回來就好,回來就好。”他的聲音有些沙啞,卻透著真誠。進了房間,他從包里拿出一瓶白酒,是家鄉的鋼山酒,“知道你愛喝這個,特意給你帶的。”
我們坐在房間里,倒上酒,邊喝邊聊。文彬兄說他去年寫了一個關于故鄉的劇本,今年要在省里公演,“里面有個角色,我總覺得像你,都是在外漂泊的人,心里裝著故鄉。”繼泉兄說他最近在寫一篇關于綠皮車的散文,“這次接你,又有了不少靈感,等寫好了,先給你看看。”
我聽著他們的話,喝著酒,心里暖烘烘的。這酒還是小時候的味道,辛辣中帶著甘甜,像極了故鄉的生活——有苦,有甜,卻讓人忘不了。想起這一路的辛苦,想起這十年的等待,突然覺得都值了。原來,回家過年不僅僅是為了吃一頓團圓飯,更是為了尋找這份久違的親情和友情,為了讓那顆漂泊的心有個歸宿。
第二天早上,我們坐車回故鄉的村子。車開在鄉間的小路上,路邊的麥子地覆蓋著薄雪,遠處的村莊冒著炊煙,像一幅水墨畫。快到村口時,就看見母親站在老槐樹下,穿著一件紅色的棉襖,手里拿著一個布包,見我們過來,立刻快步走過來,拉著女兒的手:“我的乖孫女,可算回來了。”她的眼睛里閃著淚光,臉上卻笑著,皺紋都擠在了一起。
走進老房子,屋里的煤爐燒得正旺,熱氣騰騰的。母親從布包里拿出花生和紅棗,放在桌上:“快吃,這是我特意給你們留的。”父親坐在沙發上,手里拿著一張報紙,見我們回來,放下報紙,嘴角微微上揚:“回來就好,路上順利嗎?”
中午的時候,母親做了一桌子菜,有紅燒肉、糖醋魚、炒青菜,還有我最愛吃的白菜燉粉條。飯桌上,母親不停地給我夾菜:“多吃點,看你在外瘦的。”女兒坐在奶奶旁邊,一邊吃著排骨,一邊跟奶奶說在火車上的事,“奶奶,火車上有好多叔叔阿姨,他們都給我好吃的。”
下午,我帶著女兒去村口的老槐樹下。老槐樹比我離開的時候更粗了,樹枝上掛著幾個紅燈籠,是村里過年掛的。女兒圍著老槐樹跑,手里拿著一個小風車,風吹過來,風車轉得飛快。我靠在槐樹上,看著女兒的身影,心里突然覺得平靜——這就是我魂牽夢繞的故鄉,有老槐樹,有親人,有熟悉的鄉音,還有這份永遠都忘不了的溫暖。
晚上,村里的鄰居都來串門。一個大爺拿著一瓶酒過來,說要跟我喝兩杯;二嬸帶著她孫女過來,給女兒送了一個布娃娃;四叔跟我聊起小時候的事,說我小時候總愛跟在他后面,要他帶我去河里摸魚。屋里熱鬧極了,笑聲、說話聲混在一起,像一首溫暖的歌。
夜深了,鄰居們都走了。我坐在院子里,看著天上的星星,星星比在烏魯木齊看到的更亮,更密。母親走出來,給我披了件外套:“外面冷,別凍著了。”我拉著母親的手,她的手粗糙卻溫暖,上面布滿了老繭,是這些年為家里操勞的痕跡。“媽,對不起,這十年都沒回來陪你們過年。”我說。母親搖搖頭:“沒事,你在外好好工作就行,我們都挺好的。”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回家過年不是為了完成一個心愿,而是為了找回那份失落的情感,為了讓親情和友情在歲月里慢慢沉淀,像一壇經年的老酒,越品越香。這一路的辛苦,這十年的等待,都在回到故鄉的那一刻有了意義——原來,最溫暖的港灣,永遠是故鄉;最珍貴的情感,永遠是親情和友情。
大年初一那天,我帶著妻女去給村里的長輩拜年。走在鄉間的小路上,遇見熟人就停下來打招呼,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笑容,說著“新年快樂”。
傍晚的時候,我們一起去村口的老槐樹下放鞭炮。鞭炮聲在村里回蕩,煙花在夜空中炸開,五顏六色的,照亮了整個村莊。女兒拉著我的手,興奮地跳著:“爸爸,真好看!”我看著女兒的笑臉,看著身邊的朋友,看著遠處家里的燈光,心里突然覺得無比幸福——這就是我想要的春節,有親人,有朋友,有故鄉的味道,還有這份永遠都忘不了的溫暖。
歸鄉的日子總是過得很快,轉眼間就要回烏魯木齊了。離開那天,母親早早地起來給我們做了早飯,飯桌上擺滿了我們愛吃的菜。父親默默地幫我們收拾行李,把母親做的饅頭、咸菜都裝進去:“路上吃,比外面的好吃。”
走出家門時,母親拉著我的手,反復叮囑:“在外照顧好自己,注意身體,明年要是有空,還是回來過年。”她的眼睛里閃著淚光,卻強忍著不讓眼淚掉下來。我點點頭:“媽,您放心,明年我一定回來。”
車開了,我從車窗里往外看,母親和父親還站在門口,揮著手,直到他們的身影漸漸變小,消失在視線里。繼泉和文彬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也揮著手,老槐樹上的紅燈籠在風中輕輕搖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