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學》2026年第9期|蔣華:夜鷺飛走
右耳住著一個拉小提琴的小人兒,是個笨拙的初學者,拉出來的聲音“嘎啦嘎啦”,難聽刺耳。他很偏執,固定在右邊拉,從不去對面串門。人被折騰得痛不欲生的時候,總會說些傻話、胡話。如果他換了方向,折磨只是進行了轉移,并沒有消失。
這個小人白天不拉。可能我忙的時候,他也忙。晚上沒事了,或者半夜醒來,他也閑下來,清醒了,“嘎啦嘎啦”拉個不停。去醫院檢查,醫生說是神經性耳鳴。問怎么治。醫生說,你這個是心理原因引起的,沒有特效藥,習慣了就好。我說這沒法習慣。醫生瞥了我一眼,雙手一攤說,那我也沒辦法,你自己慢慢習慣。他這態度,我想投訴,想了想還是放棄了,我怕以后還會落在他手里。
我白天給一家藥房跑腿,夜里兼職當騎手,送急單。藥房開在老城巷子深處,門臉很小,招牌上“濟世堂”三個字褪了金漆,只剩下筆畫的凹痕。老板姓方,五十多歲,禿頂,從前是縣醫院的藥劑師,因為替一個交不起藥費的老太太偷偷換了便宜的國產藥,被查出來,開除了。他不后悔,他說那老太太后來又活了六年。六年,夠她孫子考上大學了。他平時不說,喝了酒才說。他很少喝酒,這是當醫生時沿襲下來的習慣。我說,你只是個抓藥的,又不做手術,喝不喝酒有什么關系?他生氣地說,人命關天,你說有沒有關系?他有同事喝酒搞錯了藥,病人死了,他被家屬拿刀子捅了。
深夜的訂單什么都有,退燒貼、驗孕棒、避孕套、開塞露、痔瘡栓……只有想不到,沒有他們點不出的物品。有人備注“敲三下門,放門口就走”,有人備注“千萬別打電話,家里有人不知道我買這個”。有個女人連續七天同一時間下了同一款安眠藥,第八天改成一瓶維生素。我不知道她是好了,還是放棄了。
有一回半夜送藥到一個小區。六樓,沒電梯。我爬上去敲門,沒人應。打電話,接了。一個女人的聲音,很輕。她說你放門口吧。我說好。我轉身正要走,門開了一條縫。一根手指頭伸出來,把袋子勾了進去。手指頭很白,指甲上涂著淡紫色的甲油,有一小塊剝落了。拿了東西,門迅速關上。我站在走廊里聽了一會兒,什么聲音都沒有。
還有一回送藥的地點是城南的精神病院。值班護士簽收的時候,里頭傳來一個人唱歌的聲音,歌是《月亮代表我的心》,跑調跑得離譜,但每個字咬得很準。護士說那是個老太太,八十二了,兒女把她送進來就沒再接過。她每天晚上唱,唱到天亮才停。我問她唱給誰聽。護士說不知道,也許是唱給月亮。我騎車回去的路上,周圍很安靜,耳朵里那個拉小提琴的家伙又醒了,大聲拉著。但我的耳朵灌滿了老太太的歌聲,兩個聲音混在一起之后,沒那么刺耳了。
我產生了一個奇怪的想法,和這個老太太做鄰居,對于我耳朵的問題,可能是個好事。
半夜三點,殯儀館山腳下的小賣部。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蹲在門口抽煙。他接過袋子,拆開,當著我的面吞了兩片安眠藥。他說,小伙子,你跑夜路,眼睛好使嗎?我說還行。他說,那你幫我看看,山上那排燈是不是亮著的。我抬頭看了看,亮著。他說那是停尸房的燈,二十四小時不滅。他老婆在里面,明天一早燒。他說完站起來,拍拍屁股上的灰,走了。我騎車離開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他站在外面,仰著頭,看山上那排燈。
在殯儀館點外賣的人叫老付。我給殯儀館送過幾次夜宵,都是他的單。同事不接他的單,嫌遠,嫌晦氣。殯儀館在城北的山上,盤山路彎彎繞繞,沿途有幾座沒遷走的老墳。別說夜里,白天也沒幾個人愿意來。
老付當過獸醫。在鄉下的畜牧站干了十幾年,劁豬騸牛,打針灌藥,什么都干過。站里就他一個人會接生,別的獸醫只會打針。打針簡單,往屁股上一戳就行了。接生不一樣。接生要伸手進去,摸,判斷,用力。手要穩,心要狠。他說心狠不是殘忍,是不能猶豫。你一猶豫,母牛就沒了力氣,小牛就憋死在里面了。有一年冬天,他給一頭母牛接生。小牛犢子卡住了,半個身子在外面,腿是反的。他把手伸進去,摸到了小牛的頭。他跟母牛說,你忍著點。母牛“哞”了一聲。他把小牛的腿掰正了,一點一點拽出來。小牛落地的時候渾身裹著黏液,四條腿哆哆嗦嗦地站了起來,母牛扭過頭來舔它。他說那是他這輩子干過的最漂亮的一件事。
后來老付跟站長鬧翻了。站長讓他給一頭已經死了的牛開假的檢疫證明。他不肯,死牛就是死牛。站長說你算個屁。他脾氣大,轉頭就走了。出來找不到活干,殯儀館發了招聘廣告。不限學歷,不限年齡,不限性別,只要膽子大,不怕臟。
老付一點都沒覺得委屈,他說我這輩子凈跟不會說話的東西打交道。豬不會說話,牛不會說話,死人也不會,我跟它們處得來。他說唯一讓他受不了的不是死人,而是死人的家屬。家屬來了,哭的哭,喊的喊,有的跪在地上磕頭,有的站在角落里打電話談遺產。他說有一次一個老太太死了,兒子來了,看了一眼遺體,轉身就走。他追出去問,不留下來辦手續嗎?兒子說,有什么好辦的,她活了八十七歲,夠本了。他說那一刻他想起了自己在站里養過的一頭老黃牛。牛老了,干不動了,站長說拉去殺了。他攔不住。牛被牽走的時候回頭看了他一眼,那一眼跟老太太的兒子轉身走的時候一模一樣,沒什么好留戀的。
我聽他說這些的時候,我送完他的外賣,沒別的單了,也不想再接,和他坐在殯儀館的天臺上聊天。他正在修著一根排煙管。他說這不是排煙管,這是煙囪。煙囪通天,活人的煙往上走,死人的煙也往上走。走著走著就混在一起了,分不清誰是誰。我說你是哲學家。他笑了,見慣生死,你也會是哲學家。
月亮很圓,琉璃瓦發出藍熒熒的光。他三口兩口扒完了飯。我說你怎么夜里修?他說,白天沒時間,總有老人撐不住,撐不住了就得燒,燒的時候沒煙囪可不行。有時候覺得這人是沒日沒夜地死。山上忙得腳不沾地,山下空得能跑馬。他放下筷子,往山下看了一眼。
城里的燈一片一片。他說你看那些燈,每一盞燈底下都有人。有的人正吃著飯,有的人正看著電視,有的人正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睡不著的人里頭,有幾個是明天要死的呢?不知道,誰都不知道。我說你有點消極。他說,你錯了,我這是積極,看透了生死,才有可能積極面對生活。沒等我說話,他接著說,他現在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早上起來先看看停尸房的登記表。就看一眼,看看昨天夜里來了幾個,看看他們多大年紀,看看是男是女,看完了就去干活。我問,你不怕?怕啥?我得心里有數。
走之前我留了電話,以后夜里想吃熱乎的就打給我。他問我怎么夜里不睡覺。我說我白天也睡不著。他說你有病。我說我知道。
他邊念我的號碼,邊存在手機里。他的手指頭很粗,指甲剪得齊齊整整。那是一雙干過粗活的手,給牛接過生,給豬騸過蛋,給死人穿過壽衣的手。這雙手存號碼的時候很輕,指尖輕輕地往屏幕戳,蜻蜓點水一樣,生怕把屏幕戳碎了。
我見過那個啞巴姑娘兩次。
第一次在城郊。夜里十一點多,渣土車轟隆隆地開過,她一個人在路上走。我按喇叭。她停下來扭頭看我,眼睛一點都不躲車燈。她不但不怕,反倒向我走來,遞過手機。上面有兩句話:我不會說話,剛才坐公交睡著了,坐到了終點站。你能捎我一程嗎?
她不好看,這讓我更想載她。好看的人讓我緊張。我從小就對好看的東西有戒心,好看的衣服不舍得穿,怕放壞了。好看的花不舍得摘,怕謝了。好看的人也一樣,他們遲早會走,不如從一開始就別靠近。很多人說我很怪,我從不覺得,為什么跟大多數人的行為習慣不一樣,就要被認為是怪呢?這難道不是正常的另一種狀態?
姑娘穿著一雙白色帆布鞋,鞋幫上全是泥。鞋帶散了一根,拖在地上。手機殼裂了道縫,用透明膠帶纏了好幾圈。她跟我很像,都是那種舍不得扔東西的人。她說她認識城里的路,只要我把她帶進城就好辦了。我說行,要往左拍我左肩,要往右拍我右肩。一路上,她拍了很多次。路口多,她有些手忙腳亂,有幾次拍錯了,我拐過去才發現不對,她就拍另一側。
她的手勁很小,拍在肩上,像一片葉子落下。每到一個路口我就放慢速度等她拍。越往城里走,路燈越密,燈也越亮。她的手從肩膀上拿開的那一刻,我忽然覺得肩膀上缺了點什么。
第二次在一片爛尾樓的工地上。我尿急,拐到旁邊,對著一堵墻撒尿。工地爛尾好些年了。據說打樁那天雷劈了塔吊,把操控塔吊的小伙子給劈死了,還有一個男的,受了驚嚇,一腳踩空,掉下去,也死了。沒過幾天,開發商也跑了。大家說,這開發商遭雷劈,跑了很正常。里面的鋼筋銹成了棕色的骨頭,卻沒人敢來偷。偶爾有拾荒的老頭翻進去撿廢鐵,第二天就病了,說看見了不該看的東西。從此再沒人敢進去。
我尿完往回走,路黑,被一根鋼筋絆了一下。一只鳥從旁邊的灌木叢飛起來,灰背白腹,從我眼前掠過。我認出了它,夜鷺。小時候在老家水庫邊見過的。有一天晚上,姐姐抓著一把野花在前面走,夜鷺驚起來,她就搖著花束說,別怕,是夜鷺子。
姐姐說什么都喜歡帶個“子”字。茶葉叫茶葉子,石子叫石子子,杯子叫杯子子。可現在,我聽不到她叫了。
工地里響起一聲噴嚏。我轉身沖著黑暗喊,誰?沒人應。手機的手電照過去,綠色防護網在風里飄。再往里走,一個白衣長發的女人從暗處出來,嚇得我一激靈。是她,那個啞巴姑娘。
姑娘朝水泥管道招手,管道里擠牙膏一樣,擠出一個一個矮人。為首的是一個走江湖耍猴戲的班頭。他說你認識我閨女啊?我說順路載過一回。他說那就是認識了。
我蹲下身看他們的住處,管道里墊著棉絮和舊被子。一股股熱氣從洞口往外冒。沒出來的那幾個直挺挺地豎躺著,一個接一個,只有一顆腦袋對著外面。姑娘領我到工地的另一邊,一個大坑,預備做蓄水池的。她往里頭塞了干草,鋪了氈布,一小袋沙子當枕頭,睡前把旁邊的大木板拖過來蓋住一邊,擋住光亮,整個過程像是在封墓。班頭跟過來時,我問他,怎么住這種地方?他說,沒錢,這樣省錢,現在跑江湖,很多看完就走了,錢也不給,一天沒幾個錢。
一個小男孩走過來問我是誰。班頭說你覺得呢?小男孩說,是我姐夫。大家笑成一團,姑娘低頭掐了弟弟一把。
我的車上還有兩個要送的夜宵,加上自己買了一份,準備回去吃的,我都給了他們。班頭只讓他們分吃兩盒,留一盒給隊伍里年紀最大的一個。那人感冒了,正睡著。交流中得知,他們大概明天就走。我有些遺憾。他說待了好幾天了,沒賺頭。我問他下一站去哪兒。他說順著路走,走到哪兒算哪兒。
孩子們在吃飯,我在平臺賠付了外賣的錢,坐下來和他聊天。他們這種跑江湖的,肚子里見聞多,我喜歡聽。班主說有人找過他,出大價錢請他辦件事,他不會。我問什么事。他說招魂,一個死了兒子的父親,在出事的地方守了半年,想請人把兒子的魂帶回家。看他們耍猴噴火,以為他們也會通靈。我說你認識那個父親嗎。他說不認識,但見過。我問是誰。他說就是那個每天傍晚在廣場上燒紙錢的老頭。老頭我見過,外地人,跟兒子來到這里,結果兒子在廣場附近出事走了,被人直接拉到老付那里燒了,連老頭都沒通知。老頭沒收到兒子的骨灰,就每天在廣場一張一張地燒紙,紙錢的灰被風吹起來,在路燈底下轉圈圈。有人說他瘋了,有人說他沒瘋。有人勸他離開,他不肯走,說走了兒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我說你怎么知道這些。班頭說我們在廣場搞了一個星期演出。每天傍晚他都來,不跟任何人說話,燒完了就站起來,拍拍膝蓋上的灰,沿著廣場走一圈,走完就走了。每天都走同一條路線。聽他講完,我覺得他不是在燒紙錢,是在燒自己。一天燒一點,總有一天會燒完的。人不都是這樣嗎?
大伙睡了,姑娘坐在路邊等我。我買了鹵味和餅干來,她拍拍石板讓我坐下。石板上還留著白天太陽的余溫,坐上去暖烘烘地。蟲子在草叢里叫,遠處的城市亮著。
她在手機上打字——你看起來不高興。
我說沒有。其實,聽班主講老人的時候,我就想起了連城,想起了我姐。
連城是外省人,家里有個患精神病的母親,還有行動不便的奶奶,父親開一個沒多少人光顧的小店。平時沒單,他就會找我聊天,送單過程中,他也會偶爾打來電話。他這么勤奮,是想讓家人日子過得好一點,村里,還有一個姑娘在等他,他得多賺點。他知道我耳朵里小人的事,打電話過來,怕我在僻靜的路上,小人出來鬧事。他出事那天,平臺推給我一個單,我正在送藥,本來快送完了,可以接,但是我突然不想接了。連城替我接了。
監控里,在火車站前,他騎車穿過斑馬線,被一輛銀灰色的越野車撞飛。駕駛座下來一個戴棒球帽的年輕人。緊接著后排也下來一個人,頭發花白,跟年輕人說了幾句話。年輕人跑出去鉆進了旁邊的商場。
連城的父親從鄉下趕來。他先開三輪車到鎮上,坐頭班車到縣城,再轉七個小時的火車。我去火車站接他。我們沒見過面,但他出站后站在灰蒙蒙的天光里四下張望的樣子,讓我一眼認出了他。他的眼睛跟連城的一模一樣,不大,但很亮。連城活著的時候我沒注意過他眼睛的顏色,他死了我才想起來。活著的人誰會去注意眼睛是什么顏色呢,你每天看著一個人,但你從來沒有真正看過他的眼睛,你只是看著他的臉。
我帶他住店,吃飯,跑手續。他不怎么說話,我也話少。我們坐在一起時,那些平時聽不見的聲音就全冒出來了:空調外機的嗡嗡聲、走廊里服務員推車的轱轆聲、樓下不知誰在用指甲敲桌面。
他吃飯有個習慣,筷子夾菜的時候夾起來看一看,又放回去。反復幾次才吃一口,好像在確認什么,好像每一道菜都藏著一個他不敢面對的答案。
有一天晚上我去找他,他不在房間里。我在旅館樓下的馬路邊找到了他。他蹲在路燈底下,面前擺著一排煙頭。我問他怎么了。他說睡不著,一閉眼就看見連城小時候的樣子。連城五歲的時候從樹上摔下來過一次,磕掉了半顆門牙。他說他當時心疼得不行。現在想起來,覺得那半顆門牙算什么呢。人活著,掉半顆牙,哭一哭就好了。人沒了,什么都不好了。
他住在鎮上一家小旅館里,房間很小,窗戶對著一面墻,墻上爬滿了爬山虎。他說連城小時候也喜歡爬山虎。有一年夏天連城從學校跑回來,說爸我看見一面墻上全是綠色的手。連城說它們抓著墻不放。他說為什么不放。連城說放了就掉下來了。
他跟我說這些的時候,眼睛看著窗外。爬山虎的手抓著墻,沒放。
正式談賠償那天,對方道了半天歉。連城的父親沒說接不接受,他讓工作人員先出去。那兩個女的對視一眼,其中一個站起來說,好,有事叫我們。
人走了,我們兩對兩面對面坐著。花白頭發的中年人,和一個戴金絲眼鏡的,像個律師。金絲眼鏡拆了紙巾,抽出一張擦了擦眼鏡片。擦得很仔細,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連城的父親說,后來出來的那個小伙子不是你兒子。你兒子手腕上沒有紋身,他有。
金絲眼鏡說,你看錯了。連城的父親說,沒看錯。他翻來覆去看了很多遍監控,我陪他看的。看第一遍的時候,連城彈起來的瞬間,他的身子跟著晃了一下。后來晃的幅度一遍比一遍小,慢慢不掙扎了。
金絲眼鏡說監控那么遠哪看得清。連城的父親說看得清,不信咱一塊去看。金絲眼鏡的語氣軟了下來。他說今天是來談賠償的,大老遠來一趟不容易,早點談完早點回去。
連城的父親沒接話。花白頭發端起紙杯去續了熱水,對他說,大哥,我跟你說實話。孩子考公了,筆試剛過。這兒的公務員比別的地方難考,攤上這事,全泡湯了。你也是孩子父親,你幫幫忙,給我們爺兒倆留點體面。
我說,你們可真夠體面的。
花白頭發不搭理我。他說,大哥,我再加一百萬。你點頭,我現在就轉。
我看了看連城父親,他沉默了半晌,噙著淚水點了頭。我理解,他這個歲數,沒了獨生子,錢就是最牢靠的。
他回去料理完后事又回來了,說他也要跑外賣。我問他為什么還要掙錢。他說那錢是連城的命換來的,他不能拿連城的命給自己養老。但家里還有人要養,聽說送外賣收入還行,他身體不錯,想干。
他騎上了連城的車,跑上了連城的路。他沒日沒夜地跑,把這座陌生的城市跑得滾瓜爛熟。在經過火車站時,他都會停下來,神情瞬間恍惚,四顧茫然。
姐姐是鳥類標本師。
鸕鶿、蒼鷺、白鷺等等,偶爾她也接猛禽的活。她的工作室在城西一棟老廠房的頂層,窗戶很大,朝北,光線均勻。滿屋子平時就她一個活人,其余都是鳥。它們站在棲架上,翅膀半張,喙部微啟,像是還會叫。但它們不會叫了。它們的身體被掏空,填進棉花和防腐劑,釘在鐵絲骨架上,成了靜默的標本。
她做得最好的一只是夜鷺,翅尖的飛羽一根一根地排列,眼窩里嵌著兩顆玻璃珠,是她從一個做假眼的老頭那兒定制的。老頭姓孟,住在城東的一條窄巷子里,門口掛著兩塊一大一小的木牌,大的那塊寫著“孟記糕點”,小的那塊掛在角落,寫的是“孟記義眼”。老孟的手藝是祖傳的,本來是給人做假眼,但生意蕭條,不再經營點別的,全家只能喝西北風。姐姐找到他,問能不能做鳥的假眼。老孟問,量大不?姐姐說還可以。老孟說,那行。就做起了鳥的假眼。
老孟的假眼做得好,他說活的東西假眼好做,死的東西反而難。活的東西有表情,假眼配上去,跟著表情走。死的東西沒有表情,假眼就成了唯一的表情。你得替它選一種,悲傷的、安詳的、憤怒的……什么都可以,但不能選“沒有”。沒有表情的假眼是塑料,有表情的才是眼睛。
姐姐說鳥的眼睛最難做,活的鳥眼里有水,死的鳥眼里什么都沒有。你得往那兩顆玻璃珠里灌進一種情緒,讓它看起來像在看你,又像在看很遠的地方。
我問她灌的是什么。她說,恐懼。她說所有的鳥都怕死。不是活的時候怕,是被做成標本之后的那種怕。你把它釘在那里,讓它永遠保持一個姿勢,它就永遠在怕。永遠怕著,反而不怕了。
姐姐的丈夫叫薛方平,是個眼科醫生,在城東的私立醫院坐診。姐姐還在的時候,我去過薛方平的家,只去過一次。
那是秋天,山上的銀杏剛黃了一半。他的房子在半山腰,門口的草坪修剪得很短,墻壁被爬山虎和凌霄花包得只剩窗戶。我按了門鈴,姐姐來開門,圍裙上沾著鋸末。她正在給一只白琵鷺填棉花。白琵鷺擱在餐桌上,脖子彎成一個問號。
姐姐不止一次叫我搬來住,我不愿意,這個房子不是她的,就算是她的,我也會覺得寄人籬下。我對自己沒什么要求。我不像其他跑腿的那么拼命。連城他們在城里疲于奔命的時候,我會把車停在路邊,蹲下來拍一截銹穿的排水管,或者一堵長滿苔蘚的斷墻。
嫁給薛方平的姐姐一直省吃儉用。她的衣柜空蕩蕩的,三十歲生日收到的包原封不動擱在柜頂。薛方平有一次跟我抱怨,說她連超市的塑料袋都要攢起來當垃圾袋用。他說你勸勸她,我又不是養不起她。我沒勸。我知道姐姐不是舍不得花錢。她是覺得東西夠用就行,多出來的東西是負擔。她一輩子都在減少負擔,最后把自己減去了。
姐姐病了八個月。八個月里她做了十七只鳥。末幾只做得越來越粗糙。有一只白鷺的腿彎錯了方向,有一只蒼鷺的翅膀一邊大一邊小。她不管。她說歪就歪了,反正鳥也會歪。活的鳥也歪,風吹的,雨打的,撞到樹上撞歪的,歪的才是活過的。我說你說的是歪理。她笑了,臉色蒼白。
下雨天,我去看她。她氣色還行,半靠在床頭,手里捏著一只還沒做完的翠鳥。翠鳥的翅膀攤開著,像一本翻到一半的書。床頭柜上放著她的工具盒,蓋子開著,里面的東西凌亂地堆著。她以前不這樣的。以前她的工具每一件都有固定的位置,用完了必須放回去。她說亂了就亂了,反正也沒人接手。
她說你幫我把那個盒子遞一下。我遞過去。她從里面挑出一顆比綠豆還小的玻璃珠,對著光看了看,搖了搖頭說這顆顏色不對。死鳥的眼睛不能太亮,太亮了大家的焦點就在它眼睛這里,不會去看整體。也不能太暗,太暗了鳥就沒有神采,沒有一點神采的鳥,最沒有意思,得是那種不亮不暗的,鳥雖然死了,還保留一點活氣。她放回去,換了三顆,才挑出一顆滿意的。
姐姐讓我幫著遞工具,我就坐在旁邊看她干活。她的手已經不太穩了,捏著鑷子的時候會抖。但她不讓我幫,她說手抖有手抖的紋路,做出來的東西反而有一種別人做不出的毛糙感。她管這叫手氣。她做完了翠鳥,把它立在棲架上。鳥歪歪斜斜的,姿態難看。她看了看,說這只好,這只不怕死。她的話很奇怪,但我沒有細究。
那是她做的最后一只鳥。
她死后我把它帶回了出租屋,擱在窗臺上。夜里開著燈的時候,它的影子投在對面墻上,身子憑空大了很多倍。關了燈,它就消失了,只剩下黑暗里一對玻璃珠的反光。
姐姐死前的第三天夜里,我接到她的電話。她夜里從來不給我打電話。一開口,那頭是薛方平。我就截住了他要說的話。別說了,我馬上到。去的路上,春雨停了又下,一顆一顆砸在頭盔上。
姐姐說她做標本做了十幾年,最怕的不是死鳥,是活鳥的眼睛。活鳥的眼睛太亮了。你盯著看,會覺得自己很暗。她說她后來學會了不去看活鳥的眼睛。做標本的時候閉著眼摸,憑手感,憑一只鳥的身體在手指下的重量和溫度。她說閉著眼反而看得更清楚。我不知道她說的是不是真的。也許是真的,小時候她告訴我夜鷺不怕黑,姐姐說不怕,所以我也就不怕了。
她還教過我一件事。她說你要是害怕,就閉上眼睛。閉上眼睛什么都看不見,就沒什么好怕的了。我說閉上眼睛更黑,不是更怕嗎?她說不怕。黑是安全的。你看不見東西,東西也看不見你。我后來真的試過。害怕的時候閉上眼睛,有用。但只在她活著的時候有用。她死了以后,閉上眼睛反而更怕了。因為閉上眼睛就會看見她。
她繼承了母親的所有品性,樸素,隱忍,跟再親的人也不訴苦。母親活著的時候也是這樣,生了病不說,疼了不說,快死了也不說。她說說了也沒用。說了別人也替不了你。姐姐學到了這套。她把所有的話都咽進肚子里。咽到肚子裝不下了,人就沒了。
姐姐病重之后,薛方平以“醫院有規定,角膜捐獻需要直系親屬現場簽字確認”為由,要她把協議原件交給他保管。姐姐沒給。她說協議是她自己簽的,自己收著,什么時候用什么時候拿出來。薛方平為此跟她吵了幾次。姐姐跟我說過一回,她說他太積極了,一個不怎么做角膜移植的醫生,對捐獻的事這么上心,她覺得不對。她沒往下說,我也沒追問。有些話不好往深處想。
比這些叮囑更清楚的,是電話沒掛掉的那幾秒。我不小心聽到了她和薛方平的對話。
薛方平說,你不要發瘋。
姐姐說,你才不要發瘋。
薛方平說,你要我怎么證明,把眼睛挖出來給你看看嗎?
姐姐說,你敢嗎?說啊,你敢嗎?你不敢我敢。
電話到這里就斷了。也許是她發現沒掛,也許是薛方平替她掛的。我不知道。姐姐過了一會兒打給我一個電話,叫我不要過去。我問她,你們是不是在吵架?她說沒有,說自己很累,要睡了。這是她最后跟我說的話,她后來不怎么說話了,把力氣省下來做鳥。
姐姐去世后,我再次去了薛方平家。薛方平打開臥室,說姐姐的東西都在這兒,讓我隨便拿,婚戒留給他。我說挑一樣東西做個念想就行。
我拿了一把銀柄的裁紙刀。刀刃很窄,是用來剝鳥皮的。柄上刻著一枝桂花,是姐姐自己刻的。她說這是她十六歲學徒時師傅送的,跟了她十幾年。刀刃上有幾道細小的豁口,是她割過太多鳥皮留下的痕跡。我把它揣進口袋里,刀刃貼著大腿,涼絲絲的。
走的時候薛方平送我到山道上。山風涼颼颼的,帶著松脂和泥土的氣味。我聽到遠處有什么東西在叫,叫聲凄慘。不知是什么鳥,也許是夜鷺。我沒細聽。
老付檢查姐姐遺體的時候發現了問題。
姐姐的遺體是夜里送到殯儀館的。薛方平簽了字,辦了手續,走得很快。老付接手的時候發現一件事——姐姐的眼睛被人動過。不是閉合的方式不對,是眼瞼邊緣有一道很細的劃痕,像是用手術刀片沿著睫毛根部走了一圈。他以前給動物做眼球摘除的時候見過這種手法。他沒聲張,等薛方平走了才仔細檢查。
他說你姐的眼角膜不見了。他用了一個很輕的詞,不見。
我說,你確定那是我姐嗎?他確定。名字、遺體、骨灰,在他手上不可能對不上號。我說你確定她眼角膜不見了嗎?他也確定。他說你知道我以前干什么的,只有我挑別人的毛病,沒有別人挑我的。
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平靜,像在陳述一個事實。但事實有輕有重,有些事實像一片葉子,有些事實像一塊石頭。他說的這個事實是石頭。他把它遞給我,我接住了,沉甸甸的,不知道該往哪放。
他還說了一件事。他說他檢查姐姐遺體的時候,發現她的手很干凈。指甲縫里沒有鋸末,沒有顏料,沒有防腐劑的痕跡。姐姐做標本做了十幾年,手上從來沒干凈過,但死的時候手是干凈的。他說這不對,做標本的人手上不可能沒有痕跡。除非她死之前洗過手,仔仔細細地洗過,像是要去做一件干凈的事。
薛方平的眼科醫院有個規矩,所有角膜捐獻必須經他簽字。他不簽,角膜就躺在冷庫的保存液里,哪兒也去不了。
姐姐生前簽過角膜捐獻協議,薛方平不可能不知道。我去找他,他說他不會做眼角膜移植。
他說話的時候手里捏著一支筆。筆帽開了又合,合了又開。咔嗒,咔嗒。我盯著那支筆看了半天。他說,你別看我,我又沒做錯什么。我說,我沒說你做錯了。他說,那你來干什么?我說,我來問你一個問題。他說你問。我說,姐姐的眼角膜到底去了哪兒?他說不知道。他把筆往桌上一扔,筆滾了兩圈,掉到地上去了,他沒撿。
我問他,你真的不會做眼角膜移植?他說不會。不會就是不會,沒什么丟人的。他只是一個沒什么天賦的眼科醫生,被他當院長的父親硬推到這個位置上。
薛方平把我送到馬路口,我騎車下山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他還站在路燈底下,白襯衫在燈光里顯得很干凈。他看上去是個好人,他是好人嗎?就算是,好人也會做壞事。有些壞事不是故意做的,是不小心,是大意,是以為不會被發現。發現不了的壞事就不算壞事了嗎?肯定算的,只是沒人追究罷了。
我決定住到薛方平家里,我跟他說房東賣了房子,暫時沒地方住,想在他這里借住幾天。薛方平讓我住客房。我說我能住姐姐那間嗎?他說可以,床品要不要換?我說不用。
房間里有一股很淡的氣味。不是霉味,是一種干燥的、帶點苦味的氣息。應該是她以前做標本用的硼酸粉氣味。這氣味在生前一直跟著她,現在還留在這間屋子里,比她本人還固執。
窗臺上擱著一盆枯死的文竹。土早就干透了,裂成了幾塊。我澆了點水。水從裂縫里滲下去,很快就沒了。
窗外響起摩托車的喇叭聲,我拉開窗簾。薛方平從一個騎手手里接過外賣去了廚房,我趕緊出門跟了過去。見我進去,他讓開,案板上放著一顆豬心,他喜歡下了夜班回家就煮一碗豬心面。
他說等下一起吃,我說我不吃內臟。
他沒勉強,自己煮了一碗面。他吃得很慢,面湯的熱氣往上冒,模糊了他的臉。我就坐在對面看著他。他吃東西的樣子跟姐姐完全不同,姐姐吃飯快,三兩口扒完,放下碗就去干活。他吃飯慢,每一口都要嚼很久。他這個人做什么都慢,說話慢,走路慢,看病也慢。病人投訴,他說眼睛的事急不得,看錯了就回不來了。
姐姐生前身體瘦弱,病懨懨地,但她留下的氣味非常飽滿,枕頭上還有她洗發水的味道。廉價的薄荷味,涼颼颼地鉆進鼻腔。被褥疊得整整齊齊,床單都抻得沒有一絲褶皺。她一向這樣,連生病都會把床鋪得一絲不茍。
床頭柜上有半杯水,我拿起來晃了晃,剩了淺淺一層。這口水是她臨走前喝剩的。我沒倒,放回了原處。
我住進姐姐的房間后就開始找。
先翻了衣柜。每件衣服的口袋都摸了一遍。有幾顆紐扣、一張過期的電影票、一截斷了的鉛筆。抽屜拉開,里頭整齊地碼著她的工具——鑷子、解剖針、手術刀片、棉線,還有一盒沒拆封的義眼。
我翻遍了袋子,盒子、箱子、柜子,將所有物品認為能藏下一對眼角膜的地方都翻了。書架上的書我一本一本抽出來抖。有一本《鳥類圖鑒》里夾著一片干枯的銀杏葉,葉脈清晰得像一張地圖。還有一本《人體解剖學》,這本書不是姐姐的,是薛方平的。扉頁上寫著他的名字,鋼筆字,瘦長,像他本人。我翻了幾頁,看到了角膜那一章,有人用紅筆在旁邊畫了一道杠。是誰畫的?姐姐還是薛方平?我不知道。
連洗衣機的滾筒都手動轉了一圈,怕它吸在頂上。我去冰箱找水。我才想起來漏了冷凍層。
冷凍層結了厚厚一層霜。我用手掰了幾塊,碎冰碴子掉了一地。里頭塞著幾袋凍肉,一包速凍餃子,還有一盒用保鮮膜裹著的東西。保鮮膜上結了霧,看不清里面是什么。我把它拿出來,撕開保鮮膜。
拉開的那一瞬,薛方平不知什么時候站到了我身后。你找什么?
我攥著那個東西問他,這是什么?
他說豬心啊。肉鋪多送了一顆,吃不完,凍起來了。
他問我,你是在懷疑什么?
我眼神凌厲地盯著他說,我姐的眼角膜在哪里?
他說,她的眼角膜當然在她的眼睛上,火化的時候,我就在旁邊。他伸手過來,準備拍我的肩膀,我一扭身躲開了,他嘆了口氣說,你現在精神不太正常。
啞巴姑娘過了一個多月又回來了,我把事情講給啞巴姑娘聽。
她打字很快:那不一定是你姐姐的角膜,丟失角膜的人也不一定是你姐姐。殯儀館的人也不一定說過那句話。你只是太想她了。
我說,那你呢,跟我說的是真的嗎?
她笑了,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又寫道:你不要再上夜班了,你要好好睡一覺。
我說,好,我會的。
她打了很長一段文字,說起了幾年前的事。她和弟弟排隊買東西。一個小孩跑來沖弟弟喊:她根本不是你姐姐,我媽說你們全家都是矮子,就她不一樣,她是撿來的。弟弟生氣,要跟他打架,被她拽住了。
吃晚飯的時候弟弟不理她,之后幾天也不理。她找了一桶油漆,在那家人的院門上潑了下去。
每個姐姐都有弟弟看不到的那一面。那一面也許是兇的,也許是臟的,但那是真的。
我們互相攙扶著轉過身,面朝著城市。腳下是懸崖,踩空了就會一起掉下去。她寫道:這座城市很好,我還想再來。
我說,是啊,大家都想來。有人來送藥,有人來耍猴,有人來找眼睛。
我問她,這樣遠遠地看,這座城市像什么?
她寫,像一只眼睛。
我看了看,確實像,但不是人眼,是夜鷺的眼睛,血紅色的眼睛。
她和我挨著。沒有擁抱,沒有親吻,我們的靠近與愛情無關。但我想,此刻她或許跟我有同樣的感覺——好像這世界也跟著我們轉了個身。這一邊燈火通明,那一邊磷火微茫。
遠處傳來一聲鳥叫,粗啞,單調。是夜鷺,也許不是。也許是什么別的鳥。夜鷺不怕黑,姐姐說的。所以我也就不怕了。
城市在我們腳下亮著,是一塊塊碎裂的光。光影不停流轉組合,又拼成了新的。拼不回去的是那些滅掉的。滅掉的就不亮了。
什么都會不見,什么又都會在。
夜鷺飛走了。月亮還在,拉小提琴的人也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