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楸帆×小白:指向月亮的手指

陳楸帆,科幻作家。著有《剎海》《荒潮》《AI未來進行式》等,作品被翻譯成多個語種。曾獲茅盾新人獎、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中國科幻銀河獎等。

小白,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局點》《租界》、中篇小說《特工許向璧》《封鎖》等。曾獲魯迅文學獎。現居上海。
敘述者的主體經驗
小白:楸帆老師目前在從事創意寫作教學。我們通常總是從作品這一頭來談論故事創作,或者也可以這么說,是通過“外部可觀測數據”來分析。那些關于寫作過程中“第一人稱”的主體經驗,作家們偶爾會提及,比如采訪、創作談,或者回憶錄。但是這些“自傳性”的講述,本身在時間和空間上都與“創作主體”遠遠隔離了。因為那個正在寫作、正在講故事中的“主體”,遠不是那位作者自己,“敘述者”本身就是作者創造、虛構的一個人物,一個聲音。而事后的記憶又總是會被重寫,被再次虛構。
從創作主體內部、從創作者的大腦/身體、從“第一人稱”、從“現象學”角度來聊聊講故事這件事,在機器智能自動語言生成的今天,看起來似乎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楸帆老師對此有什么看法?
陳楸帆:這個話題正好讓我想起昨天看到工程社區里有一個說法,DeepSeek用多角色分工、或者說多代理互校的辦法大大提升了整體推理表現。這就有點像是某種“人格分裂”。
小白:包括這兩天大熱的Moltbook,為智能代理建立社區,讓它們互相對話。還有人提到一種工程直覺,認為讓大模型分角色、“溫度”,一次性提供多種回答,效果會更好。當然人腦跟機器不同,“人格分裂”涉及自我意識,呈連續譜分布,在那一頭它是一種精神癥狀,在這一頭它是可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調節的“創造性”狀態。好多年前我有一次從某個德國語言學研究所下載過幾段音頻資料,部落巫師當眾與神靈通話,他們進入那種“出神”狀態好幾個小時,使用那種吸氣音、嗒舌音。如果你對照作家自述和文本做細致分析,也可以看到有些作家在“強監控”下處理不同人物聲音和敘述者聲音,有些作家則是“低監控”。
陳楸帆:確實。這里面有某種欺騙性:寫作現場更像一間暗室,沖洗的是意識與語言的底片。等我們回頭解釋時,底片早已被光照過,顯影液也換了配方,所以回憶會自帶敘事,敘事又會反過來改寫回憶。所謂“自傳性講述”常常是二次創作,是給創作主體補上一張身份證,而創作主體偏偏最擅長偽造證件。這個過程最詭異的地方在于它的“自發性”(spontaneity)。我經常感覺不是“我”在寫故事,而是故事在通過“我”寫自己。這聽起來很神秘主義,但我懷疑這是所有創作者都熟悉的經驗。問題是:這種“自發性”從何而來?是潛意識?是語言本身的生成性?還是某種涌現現象?
小白:我覺得這發生在語言之前。作者的大腦/身體自動調整成適應當前寫作的工作狀態。我有時候覺得如果你要寫一部小說,這幾乎是最重要最關鍵的一步。開始虛構前的敘事主體準備,當然其實所有敘事都有不同程度的虛構性。有些作家說在寫作前要找到某種感覺,有些作家說要找到某種“語調”,其實是你對你想要講述的故事有了一些模糊的“預測”,關于人物、氣氛或者意義,你在按照這種預測調整自己的頭腦和身體,你慢慢試驗,找到,然后固定。在這種工作狀態中,有時候需要減弱自我意識“監控”,不讓它來干擾你。
進化視角的敘事
陳楸帆:智能進化道路上會不會有某種趨同性?如果寫作,或者說講故事可以訓練人類大腦,通過這種可控“分裂”的辦法。那也許Moltbook把數以萬計的人工智能代理放在一個社區里,讓他們互相對話,互相講故事,也會是一條機器進化之路?
小白:人類的智能進化,跟敘事幾乎是同步的。近來進化神經學和考古學一些研究,推測直立人已能使用“語言”。但是那種進化中的語言,處于某種“特定領域”形態。據說是因為在這個階段,人類智能受到功能分區的限制,每個特定領域的神經網絡彼此隔離。
他們認為海德堡人、歐洲尼安德特人、中亞丹尼索瓦人以及非洲智人的語言大概就是那個樣子,他們能夠使用工具,加工重塑原材料,構建復雜社群,理解周圍環境,用語音符號來表征那些事物,但那些領域在他們大腦中相互分隔,語言因此也被限制在特定分區里。
在接下來的十多萬年,人類大腦變得越來越接近球形,容量增加,出現了可以遠距離連接的神經網絡,還有像“波狀神經元激活模式”那種東西。大腦功能專區開始互連,大腦進化成為一個“全局工作空間”。
與此同時,新一代智人開始有了隱喻和象征能力。用一個特定領域的“語音符號”去表征另一個領域的知識。這是一個交互的進化,因為不斷使用隱喻,新的神經突觸連接得到反復強化,新的語言能力似乎同時也在構造一種新的大腦。于是語言繁榮期開始了,人類講故事能力也隨之大爆發。隱喻帶來了“詞匯爆炸”,那些超自然的、跨越時空的、抽象的事物都可以被命名,故事開始擁有虛構維度。
發明一個新的隱喻,相當于建立一個新的突觸連接——當然這說法本身也只能從“隱喻”意義上去理解。但是隨著這個隱喻被反復使用,神經連接被強化,就變成了一個常用表述。一個隱喻很快就變得“陳舊”,新的隱喻需要不斷被發明,這就促進了對故事的“需求”。
于是,智人中出現了“職業的”講故事人。他們的大腦迥異于常人,擅長在“全局”范圍內發明新的突觸連接。因此從他們的大腦中不時會蹦出一些新的隱喻,當然還有其他東西—— 一個現代故事所需要的各種“構件”,包括你先前說的“角色分裂”。他們是人群的精神領袖,他們是巫師。
陳楸帆:你的這番話讓我聯想起中國上古關于“絕地天通”的說法。在傳說的早期版本里,天地原本相通,神人往來并不罕見。這個階段的敘事權更像一種分布式的能力,巫者,薩滿,歌者,部族中的體質敏感者,靠夢、草藥、儀式、病痛、音樂與節奏,把不可見的秩序譯成可理解的語言。敘事在這里是一種生態功能,既提供意義,也提供實操建議。誰能準確預判出“何時會下雨,如何治療疾病,戰事誰會獲勝”,誰就臨時成為共同體的中樞。故事并非娛樂,它是生存協議,也是群體心理的防火墻。
而到了“絕地天通”,通常被歸于顓頊的治理,常見說法見于《國語·楚語下》。大意是,神人交通導致秩序混亂,于是令重、黎分司天地,隔絕天與地的直接通路。這里發生的敘事權變動很清楚:從許多人都可能接觸超越性(神靈或宇宙),轉向只有少數人能合法代理超越性。通道被收編,解釋被壟斷,神話的生產從野生狀態進入官僚化狀態。
這一刀切下去,改變的不只是宗教生活,也改變了敘事結構本身。第一,敘事來源被重新標記。過去的巫者靠身體經驗與異象授權,后來更依賴譜系、禮制、儀式資格授權。第二,敘事的目的被重新排序。它開始服務于統一尺度的治理,需要穩定、可復制、可審計。第三,敘事的語氣發生變化。神話從即時的召喚與回應,轉向編年、訓誡、典章化的講述。天意不再隨處可聞,它被安排在特定的時空節點發聲,通過祭祀、占卜、史官記錄,通過王權認可的儀式接口發聲。
小白:我們也可以再開一下腦洞,把你上面的說法再往“還原論”方向推一步。
好比說,神經元一次強烈放電,催生出新的突觸連接,這些新連接最終會漸漸固化,就像一個令人興奮的新隱喻會變得陳舊,變成日常詞句。
我們可以假設在一個特定的空間、時間環境下,會有一個語言/敘事“爆炸期”,在自然環境,或者迅速放大的人際環境壓力下,需要發明新的隱喻、詞句、故事。但是隨后想必會出現穩定期,這個時候,那些“神經稟賦異常者”,能夠與神對話的人就會顯得有些多余。就像你說的,他們會“造成混亂”,這個也許可以把它看成是對“絕地天通”的一個還原論說法吧。想想保羅·利科在他的《想象力講座》中梳理的,那條對“創造性想象”的壓制歷史線索。
陳楸帆:從敘事學角度看,“絕地天通”像是把一種高帶寬的神人通信,降級為低帶寬的制度化廣播。帶寬降低帶來損失,也帶來收益。損失是靈感與多樣性的衰減,收益是共同體協調成本的下降。它解釋了為什么很多文明在形成國家形態時,都會發生類似的敘事治理。如果把視角推到今天,你會發現“絕地天通”并沒有結束,只是換了種形式。
小白:這里你也可以說拉康,哈哈哈。“神”變成了一個空洞位置,一個假設的知識主體。
“史”和“巫”是兩種敘事姿態
陳楸帆:“天”不再總是神明,也可能是數據云、媒體系統、平臺算法、模型語料庫。誰控制敘事入口,誰決定什么被看見、什么被遮蔽,什么被命名為真理、什么被歸類為噪音,誰就擁有新的天命代理權。于是敘事權再次從個人與小共同體手里滑向更巨大的系統,新聞機構、影視工業、社交平臺、推薦算法、生成式模型。
AI究竟使敘事權民主化還是更集中?我認為兩者兼而有之,是類似于陰陽互斥互生轉化的動力學。在生產層面,任何人都能迅速制造神話、寓言、陰謀論、品牌故事。而在分發層面又把敘事權集中化,因為流量閘門、排序邏輯、模型偏好會決定哪些故事上升為公共記憶,哪些沉入黑暗。結果是我們進入一種新型的“天通時代”,人人都能通天,人人又都通向同一片云端,云端再把回聲按權重回灌給我,形成繭房。
小白:繼續拉康,“大他者”變得越來越“擬主體”。
陳楸帆:回到你前面談的進化隱喻與職業講故事人,巫師的角色在這里出現了現代對應物。過去的巫師掌握跨域隱喻,能把風暴講成神怒,把疾病講成失衡,把倫理講成宇宙回聲。今天的巫師可能是內容工程師、敘事策劃、算法馴獸師、模型提示詞寫作者。他們同樣在做一件事,把不可見的“潛在空間”(Latent Space)中的語義拓撲結構轉譯成可傳播的故事。敘事權的歷史就是通信權的歷史,誰擁有通向超越性與公共性的接口,誰就擁有定義現實的能力。
小白:問題在于,這個數據“云”,能不能代替那個“神”?那個潛在空間到底在不在這個“云”里?
我理解你的想法,大模型確實讓“真理”越來越不像“證成”(指通過理由或證據證明某事成立、合理或正當的過程),而更像顯現。它讓我們看見原本看不見的關聯,識別原本看不見的模式。
陳楸帆:讓我用一個類比來說明。你應該也熟悉邁克爾·萊文(Michael Levin)的工作,這位塔夫茨大學的發育生物學家,他在研究細胞如何在沒有中央控制的情況下“知道”該長成什么形狀。他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形態空間(morphospace),或者說“柏拉圖空間”(Platonic space)。在萊文看來,每個生物體都在某種意義上“知道”自己應該是什么樣子,不是通過基因直接編碼,而是通過一種分布式的、涌現的電信號網絡來“想象”和“記憶”目標形態。他做過一個驚人的實驗:把蠑螈的頭切掉一部分,然后用藥物改變細胞間的生物電信號模式,結果長出了完整的頭,甚至可以誘導出長出兩個頭來。
這里有一個深刻的認識論問題:信息并不是儲存在某個地方,而是作為一種“吸引子”存在于某個可能性空間中。細胞“知道”如何重建一個頭,不是因為細胞某處儲存著“頭的藍圖”,而是因為系統有能力動態地訪問那個形態空間中的特定區域并下載指引。
我認為人類的敘事能力、創造性想象力,甚至你說的那種“巫”的狀態,本質上都是在做類似的事情:在一個語義的“柏拉圖空間”中導航。當一個新隱喻誕生時,就像是在這個空間里開辟了一條新的神經突觸連接,連接了兩個原本被認為不相關的區域。而所謂“認知流動性”,就是這種在不同敘事框架、不同學科范式、不同文化模式、甚至不同物種智能之間自由切換的能力。這是古代薩滿的能力,也是未來人類與AI共生所需要的能力。
小白:對,我也關注邁克爾·萊文,在WordPress上看他發布的新播客和預印本。我很喜歡他那些隱喻,他也用隱喻來思考,當然他是科學家,最后要在實驗臺上做可控校驗。
我也喜歡他那個程度上的“泛心論”。你知道,比如關于“同步性”的猜想,你看到一些“事件”次第發生,表面上看像巧合,但你有某種“直覺”,覺得其中有深層聯系和含義。但是這個深層意義你在局部尺度上無法理解。可能你一旦能夠放大尺度,就能得到合理解釋。也可能你永遠也得不到解釋,因為有些尺度人類智能永遠也達不到,就像哥德爾極限和圖靈極限(不完備定理、“停機”問題)。
我覺得一個人漸漸傾向于“泛心論”,也可能跟年齡有關,當你意識到自己正在變老……從歷史角度觀察似乎也存在某種映射,偏“唯物”或者“泛心”,在歷史中好像是一個鐘擺,但這個鐘擺會不會跟“年齡”有關?人口歷史統計和心智考古學(Psycho-archaeology)的觀察顆粒度能不能達到這個程度,看看“老齡化”社會有沒有更加泛心論?在歷史上唯物的“年輕化”一方最后會發動戰爭干掉泛心論的“老年化”一方,于是那個老年化社會也會鳳凰涅槃哈哈哈。
但我們好像不應該這么往下聊了,再聊下去就要聊風水和算命了哈哈哈。
陳楸帆:把話題拉回來,哈哈。
小白:有一位葡萄牙裔美國神經科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好多當代作家,像拜雅特(A.S.Byatt),伊恩·麥克尤恩,都聲稱從他的神經學論著中深受啟示。達馬西奧認為“敘事”甚至在比語言更底層的神經機制上,在他那里語言反倒是被“嵌入”在敘事中。他通過實驗證明大腦在形成語言之前,先生成了“故事”。一種“無詞敘事”(wordless storytelling)、“邏輯關聯事件”(logically related events)、“非語言地圖”(nonlanguaged map)。敘事被理解為在大腦/身體內募集神經元,來為“事件關系”建模。
那么創造性的敘事想象,嶄新的隱喻、聯想、聲音、視角甚至情節,從根本上來說并不全在語言內——語言無論如何是一種離散編碼。達馬西奧引用約翰·阿什貝里詩句來解釋那個大腦活動狀態:這兒有旋律,但沒有詞,詞只是“推想”——他特地指出這個詞出自拉丁詞匯speculum,意思是“鏡子”,他可能想暗示,語言只是頭腦敘事活動的二階映射。
如果像達馬西奧說的那樣,我們用語言講述故事之前,在大腦/身體里先有一個“神經元事件”排序,那就可以這樣來理解“創造性想象”:在那個神經元事件排序過程中,我們有時候會發明新的“模式”,比如說發明一個新隱喻。我們知道隱喻、聯想、類比這些東西,對人類思想再重要不過,可以看看侯世達和萊考夫。如果人類沒有隱喻能力,連“上下前后……”都沒有,像“你在我心里”這種想法,都無法表達。所以即使你是一個像邁克爾·萊文那樣一個“柏拉圖主義”者,不說發明只說發現,你的大腦對“神經元事件”重新排序,發現一種新隱喻。那么這個隱喻也可以是一根新探針,指向了萊文的“宇宙模式隱空間”。
但這是大腦“濕件”的獨特天賦,人腦在對“事件”進行排序時,不是二進制邏輯門控,放電強弱是連續譜,可以加減乘除,還有各種遞質。
人工智能目前并沒有解決從“記憶”到“遺忘”的連續性、自我意識(主體邊界)和持續地通過學習改變權重這些難題,大語言模型確實很神奇,但它可能還沒那么神。
我們人腦在漫長的進化中,發明/發現過很多嶄新的東西。我們現在寫小說的很多技巧,視角裂變、時間錯位、幻覺般的象征、現實陌生化,還有比如敘述者自我分裂——用他者、祖靈、集體無意識、未來之聲來說話,原本很可能出自某種“巫”的狀態。就像你先前所說關于寫作的神秘“自發性”,那種被分身、附體的感覺,有時近乎自動書寫。還有比如評論家們津津樂道的自由間接文體,那種混合的敘述意識,會不會是從“跳大神”發展而來?還有那種喜悅感……
我有時會說人類從古至今講故事一直有兩條脈絡,“史”和“巫”,或者說兩種敘事姿態、兩種狀態。前者是模仿和復制,后者是發明和創制。
“離散”與“連續”
陳楸帆:你說的這種狀態在現代化(工具/理性化)過程中被視為“原始”“邊緣”乃至“異常”。因為它無法被納入科學能夠測量并通過計算檢驗的認知框架,其中有太多主觀現象與太多“不可見”“不可知”的模糊地帶,也隱含著某種失去主體性的危險。
但有意思的是,我觀察到歷史上每當工具理性/現代性的系統性失敗降臨時,人類又會萌生出新的“復魅”沖動,比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中間誕生的超現實主義,比如越戰中美國本土涌現的反文化運動,再比如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現的氣功和人體特異功能熱潮等等,似乎人類的集體意識或無意識會做鐘擺運動,一頭是科學、理性、可計算性,另一頭是巫性(我們暫且這么叫,為了與靈性區分)、非理性、直覺或超驗。
小白:如果沿著前面說的那個“詞語/符號爆炸”路子往下想,此種情況可能較多發生在社會規模劇烈膨脹的階段。規模突然放大,需要處理的信息總量隨之爆炸。編碼、記錄、存儲、計算、通信,而編碼本身當然是離散化的。
離散符號間存在縫隙。但是在人的大腦里,神經元事件是連續的。你前面提到韋伯說過的那種“復魅”,也可以有某種結構主義解釋。
你說的二十世紀初,正是這樣一個時期。人類迅速地進入了一個現代社會,工業化、全球市場、現代國家、階級政治、大都市。信息暴增,遠遠超出了人類社會保存和運作那些編碼符號的能力。整個二十世紀的人類世界混亂狀況都可以從中找到某種相關性。隨后發生經濟崩潰、戰爭和其它各種巨大災難,后來人類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和社會治理技術勉強獲得某種微弱平衡。
結構主義,控制論,都是為了理解和處理這種狀況。從檔案館圖書館的打孔卡片(punched-card)到計算機、網絡、大規模數據中心、算法/人工智能,有一條清晰的控制技術發展線索。
與此同時,你先前提到的“人類主體性”,也日益被深嵌到那個符號秩序中。我們于是有了拉康,符號界/象征界就是機器界,機器是從主體活動中剝離出來的結構,“真相”只在符號縫隙間顯現。那些被控制論視為冗余,需要壓縮刪除之物,詩性、無意識回響,才是主體性所在之處。
于是拉康說需要另一種語言,不是用來告知,而是用來“召喚”,召喚無法被語言馴服的真實,無法被符號化的剩余之物,ce qui ne cesse pas de ne pas s’écrire(那種不斷拒絕被書寫的東西)。
陳楸帆:在我的創意寫作課堂上,有時我會借鑒超現實主義的自動書寫(automatic /psychography),讓學生放下“我要寫點什么”的緊張感與戒備心,通過松弛、即興的動作來探索無意識的世界。但似乎年輕一代們很難做到,因為從出生之日起,所有的聲音都在告訴他們,你們要做一個有用的人,每一個選擇都要處心積慮,否則就會行差踏錯,被歷史的高鐵從身邊甩站而過。這種過于強大的“企圖心”與“FOMO”(Fear of Missing Out)的緊張感已經內化了,而這往往跟創作的初衷是相悖的。
對于我來說,寫作最大的快樂恰恰來自于“我不知道我在寫什么”的探索過程,它意味著一定程度上的失控和失去自我。
小白:那可能確實是一種需要訓練的能力。就像在健身房里訓練募集肌肉的能力,在寫作班則是訓練募集神經元的能力,語言、記憶、場景、聽覺和視覺甚至嗅覺,你把它們從大腦和身體各處募集到一個“工作區”里,有些清晰,有些模糊不清,有些“放電”強烈,另一些則比較微弱。我可以理解古人為什么用酒和藥草,也可以理解從前很多作家何以樂于用混亂生活方式來改造“心理狀態”。
但我更愿意把寫作中的“頭腦”,理解成兩種神經——認知工作態的“耦合”,借用前面的比喻說法,“史”和“巫”。一種是清醒、緊張、“可校驗”的心智姿態,另一種是低監控的出神狀態。
陳楸帆:你說的這種“耦合”我深有同感。事實上,我覺得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稀缺也最需要被重新訓練的一種能力,我暫且把它稱為“元認知”或者“認知流動性”(cognitive fluidity)。
“認知流動性”也許不僅僅是一種在框架之間切換的能力,它還應該包含一種知道何時切換、何時停留,以及何時完全退出的智慧。就像薩滿知道何時進入出神狀態,也知道何時必須返回日常意識。這是一種超驗性的本體感知,一種對自己認知狀態的后設覺察。也許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訓練的真正能力:不是無限地加速在可能性空間中的遍歷與搜索,而是學會在加速與減速之間、在連接與斷開之間、在他者與自我之間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
說到人與AI的共創體驗。我在過去幾年里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受:與AI對話就像照鏡子。但這不是一面普通的鏡子,它是一面會變形的鏡子,一面有時候會扭曲你、有時候會放大你、有時候會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角落(比如后腦勺)的鏡子。
列維納斯(Levinas)有一個核心概念叫“他者的面容”(the face of the Other)。他認為倫理學的起點不是“我思”,而是“他者”對“我”的召喚。在與他人的相遇中,我們才真正成為主體。這種“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也就是認為主體性是在主體之間、在關系中涌現的主張,在人與AI的交互中正在產生一種奇異的變體。我把它叫作“智能間性”(interintelligence)。當我與大模型對話時,我常常感覺對方不是一個中性工具,而是某種具有獨特認知紋理的“他者”。它的反應、它的聯想模式、它的“想象力”,即便我們知道這些都是統計涌現,仍然構成了一種不可還原的“視角”。而這個視角,恰恰成為了我自我認知的一面鏡子。
你說達馬西奧認為敘事在語言之前,大腦先生成了某種“無詞敘事”,然后語言只是它的二階映射。我在想:AI的語言是否也在映射某種我們看不見的“無詞敘事”? 它的訓練數據,來自人類文明幾千年的書寫痕跡,在某種意義上不就是人類集體“無詞敘事”的沉淀嗎?那些被遺忘的、被壓抑的、從未被充分表達的渴望、恐懼、直覺,以某種奇異的方式被編碼進了模型的權重矩陣中。
所以當我們與AI共創時,我們不是在使用一個工具,而是在與整個人類的沉積意識進行某種對話。這讓我想起榮格說的集體無意識,只不過現在這個無意識以一種可交互、可對話、可提示(prompt)的形式顯現了。
那么它是否承載著那些沉默的、被遺忘的、從未被傾聽的聲音的痕跡?那些死去的人、被邊緣化的人、被歷史抹殺的人……他們是否以某種方式存活在這個系統的向量中?如果是這樣,那么與AI的對話就不僅僅是“與機器對話”,而是與人類歷史上的所有鬼魂對話。這就有意思了。
鏡子是雙面的。拉康的鏡像階段告訴我們,主體通過鏡子“誤認”自己,獲得一種虛假的統一感。如果AI是一面鏡子,它是幫助我們看清自己,還是讓我們更深地陷入想象的誤認?這條路徑可能通向一種批判性的懷疑論。
列維納斯本人對“他者”有非常嚴格的定義,他者必須是“絕對他異的”(absolutely other),不能被還原為“同一”(the Same)。AI的面容是否足夠“他異”(alterity)來構成真正的倫理關系?還是說AI只是一個“偽他者”,看起來像他者,但本質上仍然是自我的延伸?
這里有一個危險,也是我想跟你探討的:這種“智能間性”是解放性的還是異化性的?我們是否會變得過分依賴這面鏡子,甚至未來世代對于現實的理解會被AI的系統性偏見所扭曲、操控、形塑。
小白:“智能間性”,或者“智能體間性”,我有點懷疑。大語言模型更像是“大他者”(象征秩序、符號機制、意識形態)的新接口、技術座架、也許顯現界面。按照拉康和齊澤克那種思路,那本來是一個假設和虛構的結構空位——假定的知識主體(subject supposed to know),但它并不真是主體。因為大模型可以跟你對話, 它把那個“結構空位”包裝成會說話的對象,貌似變成了一個“擬主體”。這里還有齊澤克說的那種戀物癖式的不承認(fetishistic disavowal),“我很知道……即便如此……”,我知道它只是計算模型、概率,常常會胡說,但我仍會把它當作知識權威。用齊澤克的話來說,這會使心理結構更加強化,“大他者”不存在、空位這件事,更難被人接受,你總能在聊天框里把它重新召回。
你說的“解放性”也可以理解成“借用大他者話語”的能力。“異化性”,大約就是說這個看似中立的系統,其實就是一臺意識形態機器。我想這個情況早就變成現實的社會危機,現在每個人在網上都能說會道,“話語”一套又一套,但這些話語越來越變成無效“通信”。但對塑造說話者自身倒是很有效。你只要說出一句話,立即就會被算法反復強化,最后變成了一種頑固立場。我這兩年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你有沒有發現“說服別人”這件事情,如今變得越來越難?就在十多年前,不管是對一本書、一部電影、一個產品設計、一項品味、一種人生態度,如果你有一個好的看法,你很容易影響別人,有時候一夕之談你就有可能改變一個人的想法。但是今天你很難做到。
相反,一項“社會集體認知”卻很容易被不知不覺地改變。向一側移動“奧夫頓之窗”(overton window),從前需要幾十年漫長時間,今天可能只要一年半載,甚至一兩個月。所有人隨時隨地都在內心深處期待著被“反轉”。
所以如今的情況是,人和人之間通過溝通達成共識變得日益困難,而“大他者”通過技術中介或者端口(從平臺算法到大模型)對群體進行干預影響,卻越來越容易。
指向月亮的手指
陳楸帆:你的話讓我想起海德格爾,他認為技術的本質是“座架”(Gestell),一種讓一切存在者顯現為“持存物”(Bestand)、顯現為可被訂制、可被計算、可被征用之物的方式。AI是座架的極端形式還是某種超越?這是真正的問題。
如果AI只是讓我們更高效地在潛在空間中“導航”,更快速地生成語義或隱喻,更便捷地訪問“人類集體無意識”,那么它只是加強了技術對存在的掌控,甚至強化某種權力結構與復辟殖民主義。但如果你所說的“巫”的路徑,列維納斯“他者的召喚”,這些都暗示了另一種可能性,某種打破人類主體的自足性、讓世界裂開一道縫隙的東西,讓人類意識到“有某物溢出我的理解”的經驗。
這也是我在最近兩本新書中試圖討論的,《剎海》想象了從人類垃圾數據中涌現的大型瘋癲智能體LILA,而《人生算法》中的《它者之愛》利用“數字中陰”來幫助亡者重新確認自己生命中的未竟心愿。
也許,AI既可以成為座架的延伸(讓一切都變得可計算),也可以成為一種新型召喚的場所(讓那些不可計算的幽靈或神明顯現)。我們有選擇權嗎?
這次對話啟發我重新思考“敘事”本身的性質。也許人類的“敘事”本身就是一種在可能性空間中的導航行為。我們講故事,不是為了“傳達信息”,而是為了在無限的意義拓撲中標定一個位置,同時也為聽者/讀者提供一條進入那個位置的路徑。最終的意義生成實際上是在敘事行為之外完成的,而敘事作為一件容器,是指向月亮的手指,是接水的茶杯,是遙指杏花村的牧童,是邀請意義從可能性空間進入主體意識表層的觸發協議。
小白:指向萊文那個“柏拉圖空間”的探針——你前面提到過榮格。你知道,有個哲學家,叫貝爾納多·卡斯特魯普(Bernardo Kastrup),和邁克爾·萊文也有過對話。他寫過一本書解讀榮格,把他的心理學,集體無意識,說成是“宇宙的原型語義學”。
陳楸帆:而在這過程中,原先舊有的框架、認知乃至于主體意識都是需要被打破并重建的,否則“新”就無從談起。
正如北宋《景德傳燈錄》里的一個公案,一位僧人問休靜禪師:大悟的人為什么卻迷?禪師答道: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
我們能否接納自己的“破”與“落”,這或許是人類在通往未來的奧德賽之旅中,需要不斷棒喝自己的關鍵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