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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相與自觀——當代文學如何書寫當代
來源:《上海文學》 |   2026年09月07日09:32

當你長久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著你。

——尼采《超越善與惡》

讀艾瑪的《觀相山》(《收獲》二〇二三年第二期),比她書寫的時間遲了二三年。觀相山,原型是青島的觀象山,山頂曾有天文臺,觀天文氣象,改成觀相,觀人間世相。小說是一個現在進行時的作品,隨著現實生活中時光流動,展開書寫。雖然是遲了二三年讀這部小說,令人感慨的是曾經在進行時中的事件,如今已經隱沒在過去之中了。剛剛發生不久的事,變成了謎。小說以現在進行時的敘事,通過女主人公邵瑾的回憶,構成一個透視點,投射到過去發生的許多事故之中,最核心的是邵瑾心愛之人的死亡之謎。這個謎令邵瑾難以釋懷,忘不了,不能忘。曾經從事法律工作的艾瑪,在《觀相山》中寫的不是偵探小說,或懸疑小說,但敘事中看似波瀾不驚的平靜表面下,有著驚濤駭浪的過去。沒有解決的懸案,沒有破解的謎,令人魂牽夢繞的過去,仍在“當代”的體驗中。

什么是“當代”的體驗?在今日的環境中,“當代性”不僅僅是面對現實的界面,而是穿透這界面看到記憶中的深淵。王安憶《一把刀,千個字》(《收獲》二〇二〇年第五期)里面走到美國紐約法拉盛的淮揚名廚,忘不了幾十年前發生的人與事,即便小說敘事也無法觸及那件事的實質,本來就是說不得、說不清的事,事件本身變成記憶的黑洞,但主人公在異國天空下,仍在此時此刻(本雅明所說的“當下”,不是同質化的歷史時間中的一個刻度,而是從歷史連續性中爆破出來的瞬間),回憶再次揭開/照亮那無法愈合的傷口,這也是一種“當代”的體驗。駱以軍《明朝》(臺北:鏡文學,二〇〇九年)借用劉慈欣《三體》描繪二向箔將整個太陽系二維化的過程,在這個不可思議的瞬間截斷時間的流動,萬事萬物到此不得不面對終局,萬千情感與無盡的動作都墜入平面,繁花似錦的大明王朝傾覆了,人類所有燦爛的文明都將墜入平面,所有流動的都固定住,時針到了此時此刻,無法過渡到下一個時刻,這是時間無法流向未來,歷史進程被阻斷的天啟時刻,用駱以軍的話,人都被壓得極扁極扁,這樣的失去了流動性的時刻,也是一種“當代”的體驗。

過去的三四十年中,所有的悲歡離合、山河歲月、刀光血影都藏在飲食男女世俗生活的肌理之下,所有的現實界面都在提示歲月靜好的安穩,歷史是黑格爾設計的目的論現代性,時間的箭頭指向未來,一切都會越來越好的未來。唯有敢于凝視深淵的“文學”仍是一把鋒利的刀,切開了時空維度深不可測之處的所謂“視束交叉”(Chiasm,梅洛-龐蒂用現象學哲學概念闡釋的讓不可見成為可見的界面),我們才能真正面對當下的此時此刻,面對究其一生都無法解決的謎,無論是被庸常的生活困在時間擱淺的現實界面中,還是心里早已經目睹或預見那萬物都被二維平面化的末日時刻,那不可觀的真相,深淵中理不清的混沌,將從來都是“當代”經驗中的每時每刻,轉成“一把刀,千個字”——過去的經驗,重新爆破成為歷史線索不能容納的光亮,這些新的光束,在我們閱讀的眼界中變成嶄新的字符,嶄新的世界景觀——文學的“當代性”由此變成真實。

二〇二三年年初,迷霧劇場推出的一部懸疑劇《漫長的季節》,透過時間多層次的流動,從現在的位置去破解十幾年前的舊案。本來以為都安頓下來的人生,隨著“那個人回來了”,讓過去一直纏繞在心頭的未解之謎,變成一把刀,在幾個主人公的記憶里劃開裂縫。過去的沒有過去,漫長的季節仍在當下。二〇二三年歲末,另一部電視劇《繁花》隆重登場,也是一次再回首,濃墨重彩地再現上海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看似夸張,卻在把握曾經失去了什么。兩部電視劇雖然各不相干,卻共同在一個關鍵的時間點上,定義了“當代性”的一個新主題,那就是:再回首。再回首,不單只有懷舊的意思,而是要用勇氣去面對過去的深淵,尋覓歷史幽深處的線索,看明白自己——以及社會——是怎么一步步走到“當下”來的。這兩部電視劇對時間都采用了非線性的呈現方式,敘述線索如萬花筒一般,影像展現的過去和現在,有著巴洛克的華麗風采,但芯子里又都有一個無法描述、無從訴說的黑洞,大千世界的男男女女都被這黑洞的吸引力甩動在層層綻放的歷史時空中。

是否具有這樣一種站在當代的立場上去透視過去、直面深淵的勇氣和能力,是當代文學之所以具有“當代性”至關重要的倫理擔當。小說家高臨陽拍攝于七年前、去年年底才上映的電影《再團圓》敘事干凈利落,表演渾然天成。作家也是編劇,因此可以作為文學文本來解讀,其中最打動人心的是人到暮年,才知曉了六十年前的往事究竟意味著什么,但這時已經不堪回首。人生已到盡頭,如何處置過去?“親愛的,不說了,都過去了。”李雪健急急搶著說出了最后一句臺詞。他已經獨自在那深淵邊緣了,六十年后才直面深淵不可測的黑暗。這黑暗過去在他的心底,如今在他們之間。李雪健的角色選擇了寬容、不說,但此時此刻,只有他獨自面對深淵的勇氣,才支撐起文學的“當代性”。不說的都還在心里,觀與自觀,說與不說,都有一把刀在動。

艾瑪的《觀相山》出版于二〇二三年,這一年我出版了英文版《看的恐懼》(Fear of Seeing: A Poetic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試圖建立關于中國科幻小說的詩學理論,“觀”或“看”(seeing)是最重要的一個動作,也是最需要勇氣的書寫。我與艾瑪不同,我寫的是理論論述,她寫的是小說,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書寫。但一年后,我讀她的小說,更明白關于科幻小說的倫理判斷,或許并非僅僅限于科幻。《觀相山》是距離科幻小說最遠的作品,敘事中牽動人心的是知道已經發生了一件事情,但無法看見、體驗那個發生的過程,從而永遠無法真正理解那個時刻。這是一個人心中的秘密,也是宇宙的秘密。《觀相山》用平凡、安靜的方式打開了一個不可見的維度,艾瑪大約是最喜歡沈從文、汪曾祺的路線,依據較為傳統的文學信念,她的文筆也是如此。為此我甚至想到安德烈·紀德,雖然他們的寫作方法和時代如此不同,但同樣是將頭腦的風暴化作平靜的文學場面,用“文學的目光”刺破道德與認知的平庸維度。讀起來是日常生活的點滴瑣事,寫法是“平淡而近自然”[1],點到為止,但因為有深淵一般的謎在,整個敘事猶如升維的時空,這樣的緊張讓表面的平靜變得似是而非(uncanny[2])。開頭寫邵瑾走回家來,舉頭看到松波正在陽臺上,松波也看到她,這夫婦間平常的場景,觀看與自觀,卻變成一個推動情節發展的力量。互相看見,看見什么,隨著故事往下走,漸漸看出平常生活表層下有一些深淵的時刻,曾經發生了很久但至今無法理解的往事,死亡、迷狂、宿命、執念……許多往事都藏在折疊起來的時空里,隨著次第展開,邵瑾也在讀懂自己的過去,讀懂她所生活在其中的不確定的世界。小說看似波瀾不驚的表面下,不斷呈現出深淵般的縱深感。曾經發生的事,遠在天邊,沉沒在幾個人語焉不詳的記憶中,邵瑾無法回到那個時刻去,她和松波的生活未必是她想過的生活,但看過深淵后,還要活著。小說結尾處,邵瑾和松波看到小區附近梧桐樹上都有了二維碼:“怎么回事?”一個新的謎發生了,她什么也沒說,拉著他往家走。身后的樹林在小說結尾處延伸到當代的時間里。面對二維碼、二維化的世界,邵瑾必然仍是以升維的觀相方式,在平面化的時空中透視出其中的丘壑與深淵。

我在二〇二三年看了《漫長的季節》,跨年看了《繁花》,二〇二四年讀艾瑪的《觀相山》,這一年我也讀了童偉格的《拉波德氏亂數》,據說作家用了十年寫這部書——這是什么書?小說、評論、散文、哲學?這是迷霧一般的文本,刻寫出一個早已遠逝的時代,那是最恐怖的時代,“就像走在霧中,看不清事情的全貌,暴力撲面而來,卻找不到緣由”。童偉格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普里摩·李維,或魯迅,直面罪與罰的絕境,他要寫的是二十世紀最大的惡,發生在納粹屠殺猶太人集中營,以及圍繞這深淵一樣的主題展開寫作的許多作家的經歷。童偉格懷疑書寫能否成為一種救贖方式,如小說中所說:“走出那個現實極端強勢、也只有現實要求的場所以后,他體認到自己,沒有變得更有智慧,或在道德上更成熟,而僅是一絲不掛、內心空洞,且近于失語那般幸存。”[童偉格:《拉波德氏亂數》(臺北:印刻,二〇二四年)]這是一次對于寫作本身的勇敢實驗,詞語,概念,形而上學,恐懼,死亡,記憶,在另一個歷史時空中發生的,對于此時此刻,有著末日啟示錄的意義——歷史總是不斷地重復,書寫究竟是見證,還是預言?曾經有過一整代暴力的承受者、幸存者、見證者,是否像那些死于旱季的拉波德氏變色龍,是時間劫后的遺族,還是將預見更大的毀滅?甚至進而令人深思,面對極致的惡,文學還有什么意義?童偉格處處寫的是納粹時代,但《拉波德氏亂數》處處指向的是過去未曾終結,此時此刻,一如從前。

退回去二十年,二〇〇三年,長期流亡于南歐的智利作家波拉尼奧年僅五十歲就去世了,留下巨著《2666》。在我最初開始接觸劉慈欣的《三體》的時候,我其實正迷戀閱讀《2666》。兩個書名都是數字,更加巧合的是,波拉尼奧寫作《2666》的動機來自于科幻小說,他在最初構思中曾試圖寫一本名為《科幻小說精神》的小說——這本小說作為遺作,前幾年也出版了,讀起來更像他的另一部巨著《荒野偵探》。波拉尼奧也曾經寫過一些類似科幻的小說,但與韓松的《2066》(亦即《火星照耀美國》)不同,《2666》不是一本科幻小說。我不能像針對魯迅《狂人日記》那樣發問——《2666》可以作為科幻小說來閱讀嗎?[3]針對《狂人日記》發問,是因為魯迅被奉若神明,是寫實高手、文學典范的制造者。“《狂人日記》可以作為科幻小說來閱讀嗎?”這樣一個問題旨在摧毀辨識類別、區隔的標志系統,破除“非此即彼”謎之自信的現代性范式。《2666》的作者則早已經考慮過這一類的問題,一九六六年福柯瓦解事物的秩序時,波拉尼奧已經在身體力行瓦解和反抗。幾年之后,他將在被迫離開家鄉的漫長流亡生活中,親眼看到世界失去分類的經典性,寫實文學的律令將變得蒼白貧瘠。他在生命最后的幾年中拼盡力氣,寫出一部厚如《圣經》的書,他已經完全沒有興趣關心這部著作的文類如何確定,他或許不關心任何的確定性。在更早的自傳體小說《荒野偵探》中,他嘲諷引發拉丁美洲文學大爆炸的魔幻寫實主義,也對自己年輕時代的任何一種“主義”都充滿嘲諷,但毫無犬儒的意味。那是在對世界的理解完整之后、從深淵中死而復生之后、對于善與惡都充滿同情之后,在他眼前展開的景象里,所有的遮蔽都被移除,層層纏繞中的界限都已經撕碎,他窮盡了一切,試圖理清楚所有這一切的原委。一個緣起,一個神話,一個懸想。《2666》是打開當代性深淵的密鑰。

《2666》直面二十世紀最大的惡,納粹以及在波拉尼奧看來廣義上的人類的納粹化,他在《第三帝國》游戲、《美洲文學中的納粹》這樣的虛擬文學理論寫作中,都已經將二十世紀(歷史中的現代世紀)視作被納粹摧毀的人類心靈廢墟。小說中的黑洞是一切敘事的力場中心。波拉尼奧虛構了一位戰后德國作家阿奇莫波多,作為歐洲文學的傳奇,此人深居簡出,從不接受采訪。認識他的人鳳毛麟角,而與他有過一面之緣的,也都僅有驚鴻一瞥。小說開頭的第一部分《文學批評家們》描述四位不同國家的學院知識分子分別在各自人生的某一個時刻發現阿奇莫波多的作品,對于這位德語世界中的低調而神秘的作家的共同興趣,使這四位學者走到一起,試圖刺探那未知的隱私,但他們中最年長的一位已經意識到,吸引他們的力量背后,或許有最恐怖的事情將要發生了。隨著第二部分《哲學家》、第三部分《記者》、第四部分《案件》,故事轉到墨西哥,特別是第四部分用了三百多頁高密度、沒有個人色彩的案宗文字描寫一具又一具被殘酷傷害的女性尸身,不知道讀者如何面對這一部分,是選擇跳過去,還是一頁一頁讀完。波拉尼奧必定是希望讀者一頁一頁讀完,在這令人絕望的永恒回歸一般的宿命中,依然有重復與差異發生,一條隱微的逃逸線在推動情節尋找出口。第五部分移開了當代的視野,敘事突然回到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寫阿奇莫波多本人的童年,他的成長:再普通不過的漢斯在德國鄉下長大成人,十九歲被抓壯丁入伍。九月戰爭爆發了。漫長的世界大戰,漫長的東線戰場的拉鋸戰,占據漢斯整個的青春歲月。他在戰斗中負傷,被授予鐵十字勛章,暫時在烏克蘭村莊的一座房子里過冬。他意外發現一個曾經藏匿于此地的猶太作家安斯基的詳細手稿,在手稿中,漢斯第一次看到十六世紀米蘭畫家阿奇莫波多的名字。漢斯在夢中驚醒,懷疑是否自己親手打死了安斯基。戰爭結束,漢斯回到廢墟的德國,寫完他的第一部小說。他在科隆的大街小巷游走,要租一臺打字機來謄清手稿。租售打字機的老人問他是誰,他沒頭腦地說:“我的名字是本諾·馮·阿奇莫波多。”阿奇莫波多的身份誕生了,漢斯本人隱身,阿奇莫波多成為一名作家,他一直寫下去,也一直隱藏在記憶的黑洞里。他凝視二十世紀最恐怖的深淵,一直寫下去。小說最后,發生在墨西哥邊境的屠殺,讓他不得不離開德國,飛抵陽光明亮的墨西哥城。他來到這里,看起來懷有使命,但這一次他要打開哪個深淵?小說到此戛然而止,甚至沒有留給我們將所有這五個部分聯系起來的線索。

但波拉尼奧留下了“2666”這個標題,“2666”作為一組數字,在波拉尼奧的存稿中代表末日,正如《三體》的終局相同。只是《2666》要反省的是作為一個完整體系的“現代性”(在小說中以納粹這樣終極的形式出現),以及這個體系所制造的永遠無法彌補、無法消除的惡。這個巨大的惡,終于要走到盡頭了,惡在自噬,惡在吞噬(我們,我的,誰?)自身。波拉尼奧寫作《2666》是一個跨越世紀的過程,這也是他的遺書,他不僅僅反思“現代”,而且也解剖被歷史終末的感受包裝起來的看似萬物平安的“當代”。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一九七三年智利政變的至暗時刻,以及許許多多這樣的發生過、被遺忘的創傷時刻,正是要“文學”這一把刀,切入那看似平庸的表層背后的現代性廢墟(或已然在廢墟上發生的怪獸變異性)。已經沒有明朝(明天、未來)的線性時間到此刻,呈現出時間真實的面目,時間原本不再按照線性流動的樣態存在,時間僅在此時此刻,這個此時此刻就是時間的全部。我們今天在各種界面上所看到(或盲視)的,無論在中國,亦或美國、歐洲、日本等等,仍是被“現代”歷史塑造的“當代”(在各種需求下急促歷史化的“當代”表述),所有這些“當代”表述仍將隱藏歷史黑洞的原爆點,以及繼續以吞噬自身的方式來產生更多的平庸話語。

《2666》埋藏在核心的是漢斯在“二戰”東部戰場慘絕人寰的經歷,是他事后了解到的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悲慘經歷,也是他是否真正地殺死了自己閱讀的手稿原作者的謎。“拉波德氏亂數”那樣的無法用理性解釋,無法用正常的頭腦去接收的殘酷、暴力,這一切都是“2666”這個魔鬼符碼代表的記憶黑洞,深淵中通向地獄的方向。波拉尼奧用超絕人間的詩意,用不追求完整性的結構,用彼此之間相互呼應的場景,將地獄的邊角提示給讀者。除此之外,波拉尼奧不要做更多的事,他不要給如此大規模的悲慘事件命名、解釋、歷史化。他將“2666”作為一個永遠處在“當代”的標志,讓所有發生的浩劫仍在“此時此刻”的視野之中。我們只需要有觀看和自觀的勇氣,我們凝視深淵,深淵也在我們自身。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波拉尼奧并非孤單一人。庫切在《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這部非凡的小說中,讓一位已經進入暮年的作家發表了一系列的演講。在這些演講中,大屠殺和我們日常吃肉變成一種混淆的邏輯關系。伊麗莎白令邀請她的主人感到尷尬,令聽眾感到不安。吃肉,還是吃人,老作家像是狂人囈語,但她并非捍衛動物利益,而是指出現代性不可思議的黑洞。為了保持這個清醒,她在臨終最后的故事中拒絕了上帝(或天堂)的誘惑。她寧愿選擇深淵。曾經因為《挪威的森林》紅極一時但受到大江健三郎批評的村上春樹,聽進去了前輩的心聲,在二十一世紀他的小說中也用各種超現實的方式,寫出那不可思議的黑洞般的“當代性”體驗,無論是《1Q84》中在掌控世界另一條時間線的“小小人”以及控制人心人欲的邪教組織,還是《刺殺騎士團長》中那口無名的井,連同異樣的時空,或是將我們的目光推向在日本平和的當代生活中看不見的歷史深淵時刻。為什么一定要再一次刺殺騎士團長?這一次虛擬的刺殺,能拯救無辜者不再受難嗎?小說神秘的心靈迷宮中,那口深井發出召喚,暗夜中萬事萬物安靜下來,那井的聲音傳到敘述者的耳中,逼迫他聆聽,引導他去觀看那井里無盡的黑暗。

必須值得一提的還有韓國奉俊昊導演在二十一世紀之初的電影《殺人回憶》,二十年后中國拍攝的《漫長的季節》仍在向這部電影致敬。距今已經是四十五年前的韓國民主化運動初起的背景下,一場連環殺人案令兩個警察都束手無措,來自首都的警察用現代化的技術無法破案,本地的鄉下警察用最直覺的經驗也無法破案。電影將時間拉到現在,陽光普照下的現代化韓國的公路上,宋康昊扮演的鄉下警察,突然在正午的陽光下與那個案件的回憶不期而遇,他看向那條幽深不可測的地下管道,他看到了什么,令他剛才開車時心滿意足的表情變得凝重起來。那個洞通向過去的殺戮時刻,而整個韓國電影新浪潮運動都在提醒,過去沒有過去,仍在滴血。在奉俊昊獲得奧斯卡獎以后,為韓國當代文藝再次取得榮譽的韓江在《素食者》《少年來了》等小說中,作為我的同代人,寫下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記憶。作為亞洲女性獲得諾貝爾獎,韓江的獲獎有許多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她的作品非常勇敢,回蕩著上世紀八十年代勇敢爭取民主的韓國人的精神,以及直面烙印在他們身體和心靈上的創傷的勇氣。《素食者》呼應了《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中令人不安的問題,吃肉難道不是正常的人類行為嗎?小說中無名的主人公拒絕吃肉,甚至最后渴望變成一棵樹。她一再被男性的視角描寫得極其普通,沒有任何讓人記得住的特征,但這樣一個平凡的女人作出決定,不再吃肉,為此付出失去整個生活的代價。韓江給我們看的是赤裸裸的深淵時刻,沒有掩飾,沒有曲筆。[4]

如何書寫當代,特別是將當代作為一種歷史時間爆破的瞬間,照亮過去的深淵、層層疊疊糾纏在一起的深淵。小說是照亮深淵中的光,是當代之所以能在黑暗中發光的一種形式。我認為當代新浪潮科幻小說具有這樣一種啟示的能量,韓松寫一夜之間,城市變成醫院,而醫院作為自戀的算法,只為自己存在,這正是最極端的惡,并以此將系統編程為對所有人的“全面管控”。《醫院》三部曲(上海文藝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二〇一八年)的最后,火星上的亡靈池中,女人向黑暗的淵藪投去目光,深淵在凝視中活過來,改寫自己的歷史,抹去管控的痕跡。韓松、駱以軍,在氣質上大概也接近波拉尼奧,他們有著一種打開不可見的世界維度,探求現實中看不見的真相的勇氣。隨著閱讀面的擴大,我認為這一點也在許多年輕小說家那里出現,這或許因為他們受到科幻的影響。例如陳春成的《竹峰寺》《〈紅樓夢〉彌撒》《音樂家》這一系列作品,都有關隱藏和打開的玄機。像《竹峰寺》寫主人公面對千思萬想找到的那被精心隱藏的石碑的經文:“看了很久,我站定了,閉了眼,過了一會,在黑暗中看見那些筆畫,它們像一道道金色的細流,自行流淌成字,成句,成篇,在死一樣的黑里煥著清寂的光。”[陳春成:《竹峰寺》,《夜晚的潛水艇》(上海三聯書店,二〇二〇年)]最真實的,比現實還要真實的經文,隱藏在人們的視線之外,也因此置身于時代之外。經文只在被閱讀的剎那才被看見,由此發出的光是當代性彌久不散的光,如阿倫特和阿甘本所說的黑暗的光芒。這不是每一人都有緣看到的,這是神圣的經文為有勇氣看向深淵的人所發出的光芒。

學者們討論的文學“當代性”問題,正如“現代性”問題一樣,根本不是一個歷史斷代問題,而是應該指向一種文學的精神品質。這正如福柯在解讀康德《什么是啟蒙?》時,借用波德萊爾的例子,在他解釋下的啟蒙不是一個歷史時期的定義,啟蒙也從來不是完成式的,而是一種面對當下突破限制、實踐僭越的精神氣質。德勒茲在對福柯的評價中,則提出fold(褶曲),時間的流動從來不是通向目的論標志的延續歷史運動,而是從作為裝置的歷史敘事中逃逸出去、不斷在重復與差異中生成的“當代性”。阿甘本則在《什么是當代?》一文中提出當代人恰恰是不合時宜者,不是那些看到時代燈火、根據時代的要求生活的人,而是緊緊凝視著自己時代之黑暗的人。文學的“當代性”來自于敢于面對現實中幽深不可見的真相;只有打開那些被隱藏、折疊的時空,而不是停留在歷史紀念碑光滑的浮面,文學才會獲得一種真正流動性的詩意,一個個字,活過來,即便閉上眼睛,也看到它們在黑暗中的熠熠微光。

慕明的《宛轉環》(上海文藝出版社,二〇二三年)與《竹峰寺》相似,也是一個“藏”與“觀”的故事。小說寫晚明世變,取材晚明祁彪佳的一則筆記,寫少女得宛轉環,夢中入宛轉環中,如真實山河游歷其中。小說選取少女祁德茞(乳名茞兒)的視角來講述祁彪佳修建寓山園的秘史,山河巨變之際,少女茞兒理解爹爹憂國,但她在慕明故事中給予其父的不僅是深明大義的覺悟,而是打開宛轉環夢境的密鑰。茞兒從異人手中獲得宛轉環,這一個異常美麗的玉環,環內雕琢著精美的景致,其父只覺得非人力可為,但更令祁彪佳吃驚的是,茞兒手握宛轉環,做了一個夢,“夢見在畫一樣的山水間,但是活的,不是畫。山里一個人也沒有,我走得飛快,像在飛……轉過亭子去,又是一片紅褐色的山巖,只是這里,茶樹卻長在了山崖下面,天地好像活過來,翻了個身,腳朝天了”。這引起祁彪佳極大的好奇,仔細打聽夢中情景,并根據茞兒的描述,用一長條紙頁扭轉粘貼成了一個當代物理學有命名的莫比烏斯環,景致連綿到內外兩面上,因此宛轉環夢境中的山川景致,也是連綿在不分內外、不分上下的時空中。內就是外,上就是下,這個時空體與我們尋常所知被視覺根據遠近大小內外類分的景致不同,是一個高維度時空體。祁彪佳此后造園的隱秘計劃,便是將自家園林依照宛轉環中的拓撲來建造,他要將寓山園造成萬事萬物皆可寓居其中的莫比烏斯時空,國破家亡之際,山川歲月都會有所藏之地。但國難來得太早了,臨終之際,沉入池水中的祁彪佳看著“水面如鏡,面容隨水紋蕩開。比起在群星間隱匿,又與世間萬物交纏的義理,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幸與不幸,就像分開又合上的漣漪。在那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網上,這園子,這生命,是否也如夢一般?”

這幾年,除了陳春成和慕明之外,我大量閱讀了一批年輕作家——雙雪濤、班宇、林棹、顏歌、王占黑、沈大成、陳楸帆、王威廉、糖匪、雙翅目、三三、春樹、李浩、楊知寒、呂曉宇、顧文艷、溫文錦、林培源、黎幺、張天翼、周于旸、陳濟舟、高臨陽等等(不能盡數列舉)的作品。這是比王安憶、波拉尼奧年輕二十到三十歲的作家們,他們未必有反省二十世紀的自覺,但他們有自己親歷的當代性,作為新世代的作家,他們有直面當代的勇氣,寫出一種新的深淵感知。這里不能面面俱到,僅舉一個例子。顧文艷的一篇小說寫藏起一條怪魚的故事,題為《海怪》。小說中的主人公,一個留學歸國的女作家,對人生大事都不感興趣,比如升學工作結婚生子,所遇到的成年人勸她要對人類社會做貢獻,她卻反問怎知貢獻不是損害呢。犬儒如是。她在湖畔隱居期間遇到同樣留學歸來的小海,發現小海吃得很少,小海認為想吃和需要是兩回事,她則認為主觀認識之下,兩者沒有區別。小海認為想吃無關緊要,但需要(以及潛臺詞的拯救)事關生死,主人公反擊說一切都事關生死,只是程度不同,小海默不作聲,主人公得意地說為了真理而爭辯和為了爭辯而爭辯,沒有區別。到此為止,小說都是犬儒至上,理想主義完全褪色。顧文艷小說集題目是《一躍而下》,這是一個下行姿態。但小說關注的焦點轉向了小海之后,主人公發現他的為人處事異常古怪。小海用無人機在雨中檢測湖水的指標,看起來非常認真,好像正在做一件生死攸關的事。在取得小海信任后,這個湖畔日常故事突然轉向哥特式情節,在小海的房子里有什么生物在咳嗽,聲音很大,嚇了主人公一跳。原來在小海的房子底下,有一條大魚。起初,小海因為無法旅行,固定在湖畔,與世隔絕,看到一位老人釣上一條漂亮的全身無鱗的魚,小海把那條魚救下來,帶回家,最初如手掌大小,后來越長越大,依然通體透明,據小海說,這條魚把很多環保主義者召喚來了。魚不用吃東西,只要在干凈的水中就能存活。他們不斷檢測水庫的水質和空氣,就是為了有一天把魚放回湖中。這是小海隱藏起來的秘密,這看似是Z世代動物保護或環保思維,但正如庫切的《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所寫的那樣,這行為不至于環保,而是體現著一種不屈不撓的抉擇,一種義無反顧的姿態。小說描述這奇跡般的一瞬,主人公在夜間行車途中看到,前面有一條巨大、通體透明、發光的魚,被人抬著,從面前走過。魚被放回到湖里。此后女主人公結婚生子,過著舒適的庸常生活。時過境遷,那條魚和那一年,都成為記憶中的黑洞一般,“我們”都忘了,因為太荒誕了,像一個夢[顧文艷:《海怪》,《一躍而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二〇二四年)]。

這篇小說有意識寫出“當代性”被體驗,猶如小說中穿過現實界面,看到房屋地下的大魚,看見不可思議之物,體現出一種犀利的透視法。但小說也寫出這樣一個在時間中爆破的瞬間,如何被掩藏,被遺忘,被記憶關閉在一段封閉的歷史之中;寫出從透視到不見的經過,卻說明記憶還在,封閉的歷史無法困住那記憶中的能量。那條通體透明、會發光的魚,在記憶的黑暗中依然熠熠閃光,一如阿甘本所說的人所凝視的黑暗中發出的光束。這是“當代性”的奇跡,與王安憶、波拉尼奧、村上春樹、劉慈欣甚至駱以軍一代要處理二十世紀留下的現代性不同,這是一種全新的文學奇境,并非完全來自外部,而是照亮通向內部的路徑。對于陳春城、慕明、顧文艷來說,直面“當代性”所看到的光束,也是自觀所看到的光束,這是文學本身發出的光束。對他們來說,如同顧文艷另一篇小說題目《世界已老》,在淮海路上遇到梅菲斯特,在意識到面前的那個老婦人是梅菲斯特的剎那,也即一個“當代性”爆破的時間點上,時間加速了。[《世界已老》,《一躍而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二〇二四年)]“世界已老”,因此“當代性”意味著新的頁面生成,或在準備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學革命。

值此再一次重申,“當代”并非簡單如教科書式的歷史分期,“當代性”是一種波德萊爾式轉瞬即逝的體驗,是在這個時間爆破點上敢于踐行僭越的姿態。“當代”的姿態一如尼采所說:“當你長久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著你。”也如魯迅所說:“于天上看見深淵。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詩人梁小曼有作品名為《系統故障》(南京:譯林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當代性”毋寧是一種“系統故障”,是看似平常之中的一種異常體驗。建立在對“當代性”開放認知之上的書寫,終將是一個思想的過程,也因此,面對“當代性”有能力觀相與自觀的“書寫的人”,首先應該是一個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而思想,打破一成不變按照目的論時序發展的路徑,在這里形成一個新巴洛克褶曲。重復一句我曾在近年說過許多次的話:“認定兩點之間是一條直線的教條,要求的只是信仰;而思想是在兩點之間看到褶曲的時空,從中翻涌出無窮盡的想象。”[5]“當代性”并非尋常面對、轉瞬即忘的時刻,而是要求異乎尋常的透視與思索的時空拓撲。“當代性”是從既定歷史線索中切分出去的逃逸線,是紀念碑光芒后面無法遮蔽的時時刻刻在流轉不息的星空圖。

注釋

[1] “平淡而近自然” 借自胡適評論《海上花》的話,出自胡適為《海上花列傳》寫的序,此處引自張愛玲《憶胡適之》,吳福輝主編《張愛玲散文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2] Uncanny一詞也譯作“怪怖”,意義解析見Sigmund Freud, “The ‘Uncanny’ (1919),” Essays and Papers , London: riverrun, 2020.

[3] 宋明煒:《〈狂人日記〉是科幻小說嗎?——論魯迅與科幻的淵源,兼論寫實的虛妄與虛擬的真實》,《中國比較文學》二〇二〇年第二期。

[4] 在韓江獲得諾貝爾獎之后,我校舉辦了一場特別活動,當時正在發生尹錫悅戒嚴事件(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日),當時擔心準備前來的韓國領事無法前來,他也確實遲到了,但只說了幾句話就將韓江小說的當代意義清晰表達出來了。領事先生說他嘗試閱讀韓江,讀了十幾頁就放棄了,大家不禁都笑了,但他繼而變得嚴肅起來,說:“但是我尊重這樣的文學,特別是在現在,此時此刻。”說這話的時候,韓國首都的國民正在街頭阻擋戒嚴令的執行,韓國民主政治正在生死關頭。

[5] 宋明煒:《今夕何夕,面向明朝——文學的“當代性”和“未來性”如何可能》,《十月》二〇二三年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