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固本,拓新致遠 ——中文學科自主知識體系的范式與路徑探尋
演講人:陳曉明 演講地點:北京師范大學 演講時間:2026年5月
陳曉明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及現代文學理論,出版專著《無邊的挑戰——中國先鋒文學的后現代性》《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等。
守正固本,亦即立足民族文化根脈、堅守中文學科本性本分;拓新致遠,亦即突破傳統學術范式、推動中文學科高質量發展。以守正為根基,創新才不離根本;只有創新,才能使守正不至于固化落后。《周易?乾卦》有言:“剛健中正。”意謂“正”在其中,事物才能剛健而有活力;反之,剛健有力方能維持中正。正為內,剛健外顯,外顯亦是能量,內正的能量則來源于自我變革。《周易?系辭上》有言:“日新之謂盛德。”孔穎達解釋說:“圣人以能變通體化,合變其德,日日增新,是德之盛極。”在這里,德是指人與萬物的本性、造化,盛德則是指這種德性持續增新、不斷充盈,達到圓滿無虧的狀態,是德性的最高境界。所以,盛德也可理解為人與事物的持續發展,持續的自我更新、創新。當前,學術語境多元化、文化傳播呈現新形態,既為中文學科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提供了廣闊機遇,也對我們如何恰當平衡傳統與現代、本土與世界、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提出了更為嚴峻的挑戰。在此我想圍繞這一命題,回望學科歷史、梳理范式建構、探尋實踐路徑,以期為中文學科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與展開,開啟面向未來的可能。
中文學科的守正傳統
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簡稱“中文學科”)以母語為其研究根本,天然地具有中國本色。中文學科源遠流長,若從最早的文學研究或文學批評的淵源來看,可以上溯至先秦。從先秦的“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語出《尚書·堯典》,今文《尚書》屬《堯典》,古文《尚書》屬《舜典》)之說,到孔子的“興觀群怨”說,再到兩漢魏晉南北朝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鐘嶸的《詩品》,乃至劉勰體大思精的《文心雕龍》,以及中古以后的文論、詩論,形成了一條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文脈。以古典文獻研究的視野來看,傳統經學有漢學與宋學之分,亦可理解為考據與義理之辨。至有清一代,考據之學演進到乾嘉學派臻于鼎盛,代表了中國古代傳統考據學術的最高成就。這一歷史脈絡演進清晰,傳統根底深厚,自成系統。
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也可以說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也可以擴展為中國學術的傳統——其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尊崇傳統、堅守傳統。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是尊崇三代之學。三代官學下沉而為諸子之學,后世依循孔子的思想,尊崇六經。傳統治學,萬變不離其宗,經學是其正宗;我注六經,六經注我,都未離開經學,其要旨正在于此。因此,中國人文學術,更具體地聚焦于中國語言文學研究,堅守傳統是其本分和本性。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固然表明其革新的魄力,但也表明他在“八代”傳統之下才能推行革新。直至晚清,章太炎最有革新意愿,他作《訄書》(1900)意在探求新知,但也要系統梳理清代學術;在后世看來,正是章太炎把傳統學術推向了高峰。劉師培撰寫《周末學術史序》《國學發微》等系列論著(1903—1906),系統梳理先秦至兩漢學術,卻無意間開啟了現代學術史的寫作體例。到20世紀之初,梁啟超在清華大學以《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3)為題開講近代學術史;僅過數年,錢穆在北京大學開講現代學術,幾乎是同題為文(1931)。這表明傳統對他們來說何其重要。他們是帶著現代眼光梳理傳統,在現代的語境中繼承傳統,守正創新,繼往開來。這或許也可以表述為:在中國語言文學的知識范疇內,我們的知識繼承與創造,始終秉持著自主性的精神。
中文學科的現代建制
我們今天指稱的“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屬于現代學術建制的范疇。按現代學科建制所劃定的準則,中國語言文學(中文)學科誕生于1910年。就幾個關鍵時間節點來看,1902年清廷《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制)設“詞章學”(即辭章科),這已是分科雛形,但還不是獨立系科;同年,京師大學堂設師范館(北京師范大學前身);1904年1月《奏定大學堂章程》在課程中正式設置“國文學門”,但僅為課程,尚無獨立建制。1910年3月31日京師大學堂分科大學正式成立“中國文學門”,作為獨立教學建制,被后世視為中國第一個中文系,標志著現代中文學科正式誕生。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北京大學;同年京師優級師范學堂改名為北京高等師范學校(1923年定名為北京師范大學)。1919年“廢門改系”改稱“國文系”,現代中文系格局由此確立,中國語言文學學科正式形成。傳統的文學研究,只能理解為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的學術淵源。在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文史哲本不分家,雖然文學的脈絡清晰可見,但哲學和歷史學求本溯源,同樣能上溯至先秦諸子;現代以來的先秦考古學發現,亦為文史哲共同分享,再次印證文史哲三家歷來相互貫通。現代大學的創立和發展,則促使學科逐漸分立,自成格局。
中國語言文學這門學科,依托中國現代大學的創立和發展,就此而論,是一門有著百年歷史積淀的成熟學科。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的直接任務,在于教授文學經典、整理國故典籍、探究漢語源流、維護語言文字活力。從更深層來看,它擔負著傳承中華文化精神的重任,砥礪我們堅定文化自信,高擎起現代思想旗幟,并為社會進步和心理情感建設提供文化支持。創建現代的中國語言文學知識體系,需要傳承中國千百年的傳統之學,同樣重要的,還要創建適應社會變革的現代學科體系。幾代中國學人為此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創建了既有中國傳統底蘊、又廣泛吸納世界優秀學術成果的中國語言文學學科知識體系。我們認為,這一創建過程已歷經三個階段:其一,晚清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及至1940年代末期,這是中國語言文學的現代奠基階段;其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0年代末期,這是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系統指導下,學科建制逐步形成中國特色;其三,1980年代至21世紀初,深化并完備學科建制,廣泛吸納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和教育學術成果,使知識范疇更加充實完備,學科建設更加科學健全。現今,我們正處在第四階段。我們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領下,在前賢辛勞耕耘的基礎上,進一步夯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石,探求構建中文學科自主知識體系的多方途徑,吸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豐富實踐經驗,借鑒世界文明的優秀成果,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知識體系,更全面地契合新時代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文化需要。
中文學科的知識賡續
20世紀中文學科的建設始終秉道不移、穩步前行。盡管社會思潮風起云涌,但學科建制和知識體系的構建沉穩有序,學科專業布局循序漸進,有條不紊。在知識體系建構方面,亦始終以堅守傳統為基礎。例如,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漢語言文字學的奠基發展始終具有優先地位,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在現代學科體制內,中國古典知識體系作為根基不斷得到加固,這也是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語言文學在其百年發展歷程中,知識體系的形成具有自主性構造內生動力的原因所在。現代學科發展,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本土化實踐所帶來的新課題,促使中文學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出“文藝理論”(文藝學)這一學科。并且,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方法論更深入到中國古典文學的闡釋體系之中,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也由此闡發出一套能夠與現代西方文藝理論對話的概念與術語。與此同時,中文學科適應時代需要,創建了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學科,闡釋新文學以來不同歷史階段的文學的歷史意義和美學性質。中文學科不僅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也面向現實創建了回應時代需要的學科,這表明這一學科的創建和發展,始終是面對社會現實的實踐要求,不斷豐富和完善自身的體系。在1980年代,中文學科面對廣博的世界優秀文學成果,又發展出“比較文學”學科。由此,中文學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形成了八個二級學科,專業方向覆蓋了語言文學研究的主導領域。
中文學科在回應時代需要方面,勇于謀求新的發展方向,“能變通體化,合變其德,日日增新”,這是它在百年歷史發展中保持活力的原因所在。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在當今新的歷史條件下,中文學科如何以更加自主的精神去推進知識體系的自我更新,這是一個更為重大的課題。這顯然需要引發內在的知識更新——不只是外在化地適應時代需要、開放知識體系;更是要在知識體系內部形成創新的機能與活力。固然,這牽涉到方方面面極為復雜的問題,但我認為,萬變不離其宗,方法論之變是其根本出發點。
若論中文學科的基礎方法論,或可曰:訓詁、訓釋之學為中國學術傳統之正宗,自漢代以降,即被奉為正統。漢代經學以訓詁、校勘、名物制度考證為核心,注重實證,代表人物如鄭玄、許慎,奠定了“由文字訓詁通經義”的考據范式。至宋代,宋學興起,培植起重義理的傳統。北宋慶歷以后,理學勃興,棄漢唐注疏,直探經典義理,側重心性、天道、倫理的哲學闡釋,代表人物如二程、朱熹、陸九淵,形成了“談論性理”的義理路徑。當然,宋儒之義理也并不能盡離考據,亦非全然空疏。朱熹注《四書》,兼顧訓詁與義理,主張義理不違考據;陸九淵雖重體悟,亦不廢經典文本之依據。清代反撥宋明理學重義理之傾向,以考據為唯一正統,主張“訓詁明而后義理明”,專注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辨偽,代表人物如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近現代學術則超越二元對立,自覺尋求會通考據與義理之關系。章太炎、王國維作為晚清學術的卓越代表,皆以考據為基,闡發義理,由此開創現代學術范式。梁啟超、錢穆都有言論批評漢宋門戶之見,主張義理與考據合一,無考據則義理空,無義理則考據死。
在20世紀的現代學術建制體系中,考據與義理之二元分立隨專業設置而各有天地。考據之學在文獻整理研究方面日臻完善,而“義理”則轉化為現代理論思辨,在文學史研究和鑒賞批評闡釋中作為主導方法,更由此發展出文藝理論這一專業(后稱文藝學)。毋庸諱言,在20世紀現代學術建制中,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現代理論思辨占據了主導的方法論地位。當然,理論思辨也要倚重考證材料,但顯然有別于文獻整理的考據之學。20世紀中國的思想文化體現出帶著現代理念前行的強烈傾向,傳統仍以其自身的方式,作為知識典籍在教育體系中發揮著作用。在中文學科的展開進程中,尤其是20世紀中期以后,學界一直在尋求理論創新,這也可以理解為“義理”革新——顯然,此一“義理”已然是現代理論思辨意義上的比喻性說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與唯物辯證法在中文學科的建設中起到了核心的指導作用;而現實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原理的范式體現,構成了中文學科共通的美學基礎。或許可以說,義理之變乃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文學科建設的主導方向。
1980年代,學界興起“理論熱”,亦有“方法論熱”,當可視為義理革新之先聲。1990年代學界風氣為之一變,從思想史轉向學術史,短暫的“理論熱”不敵傳統復興的潮流。1990年代以降,傳統興盛成為主導方向,學界的方法論亦由1980年代之重理論,轉向重史料的考據方法。21世紀初,就中文學科而言,考據學之方法從古代延伸至現當代,擴展至理論領域,理論也轉向了史料研究,以至于現代和當代文學研究也幾近全盤奉史料為圭臬。在中文學科建制內,“義理”(理論思辨)之讓位于“考據”,在近20年的學術演進中已成定勢。古典文學研究以考據為本分本色,現當代文學研究如今也在“歷史化”的史料學那里找到了正宗。回歸傳統無疑得心應手,順勢而為當然游刃有余。現代的學術訓練,使得考據方法貫穿古典而至現當代,圓融通透,且更具有歷史感和科學性,踵事增華,氣象萬千。
中文學科的創新面向
經歷過現代學科建制塑造,中文學科在堅守傳統的自覺中著力創新。如今,我們再次面臨學術發展與創新的難題。這一問題極為復雜,在這里我強調兩個要點,以就教于諸位方家。
其一,融通匯合現有的知識成果,在廣闊的學術視野中展開中文自主知識體系的創新。1990年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迎來復興的機遇,最近十多年以來更是步入發展的新階段,也理應是深入更新的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哲學社會科學的現實形態,是古往今來各種知識、觀念、理論、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結果。我們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種資源,特別是要把握好3方面資源。”總書記指出的這些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三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包括世界所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積極成果。促進這些資源的融合,必將導向知識體系的深入創新。這需要在理論思維的高度上加以融通,需要自覺建構理論思維,才可能產生融合多種思想資源的意愿。對于中文學科來說,要邁出自主知識體系創新的步伐,擺在面前的任務,或許就在于強化理論的基礎建構作用,重啟理論面向時代的活力,促進多學科的交叉融合,創建思想活躍的新局面。這既是新時代的學術使命,也是中國傳統學術發展至今自我更新的必然要求。
其二,與AI共生并進,在融通匯合的思維結構中重構中文學科知識體系。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今天,數字技術正深刻改變著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對中文學科的知識體系、研究范式、人才培養產生了深遠影響。人類文明從口傳文明到書寫文明,今天,很有可能我們正在進入“智能文明”的時代。AI技術的出現,既為中文學科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新的挑戰——有人認為,AI會取代人文學者的工作,導致人文學科的“異化”;也有人認為,AI是推動人文學科發展的重要工具,能夠為中文學科的創新發展注入新的活力。AI大模型具有搜索資料的強大功能,其考辨源流、文本檢索、數據分析、文獻整理的能力當是在人力數百倍之上,其發展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在今天,學術研究借助AI已經成為大趨勢。問題在于,AI不應該只是作為資源搜索的工具,應該成為提升人類思維能力的訓練程序。我們常說給AI喂料,訓練AI使之像人類一樣“聰明”。事實上,AI更有價值的地方在于,它提供海量的資料供我們分析思考,敦促我們提出更為復雜的、更高明的、更全面的問題,并且更高質量、更令人信服地去解決這些問題。或許真能抵達“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禮記·中庸》)的境界,或許能道出“奇妙”。實際上,AI也在重構人類的知識。
賡續至今的中國傳統考據之學,在AI時代當會如虎添翼,AI也必然會促使傳統考據之學向著義理的兼融、向著理論思辨的廣度拓展。過往的“知識考古學”,將要向著“知識生成學”轉型。近兩年,中國多所高校就利用智能大模型作為基礎,建構智能化的古代文獻數據庫,也有用于現代專題研究的智能數據庫建設成功的事例。其形勢方興未艾,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文學科必然會迎來更廣泛深入的對AI的運用。AI對中文學科的助力將是全方位的,它促使中文學科打破原有二級學科的隔膜,必然會推動生成“大中文”的概念,甚至有能力生成“大文科”。
總之,守正以固本,拓新而致遠。“融通生成”既是過往知識創造的特點,也是面向未來創建新的知識體系的基本法則。在現代知識生產無比豐富的形勢下,知識的融通匯合也是必然的趨勢。尤其是在今天,中文學科面臨觀念和方法的更新,在這樣一個劃時代的進程中,我以為,作為中文學科的守護者和創新者,堅定文化自信,保持個性化思維,堅守價值,變通體化,日新盛德,當是大有作為。
(本文系演講人:陳曉明,在北京師范大學“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論壇”的發言基礎上修訂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