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直有一個愿望—— 尋找中國自己的舞蹈
今年是中國當代舞蹈藝術奠基人、新中國舞蹈教育開創者戴愛蓮誕辰110周年。這位生于異邦的藝術家,用一生踐行著對“中國舞蹈”的追尋與守望。從《思鄉曲》到《荷花舞》《飛天》,她既以舞蹈書寫民族的苦難與抗爭,也以舞蹈呈現中華文明的優雅與神韻。她心中那份建設中國舞蹈的執著,究竟從何而來?在舞蹈創作日益多元的今天,回望戴愛蓮走過的路,又能給當下的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示?
——編 者

戴愛蓮
在中國當代舞蹈藝術發展史上,戴愛蓮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為中國舞蹈事業的奠基者與先驅,她的藝術貢獻毋庸置疑;她的人生經歷,同樣堪稱傳奇。

舞蹈《飛天》劇照
為舞而生,以舞尋根
1916年,戴愛蓮出生在英屬特立尼達島的一個華僑家庭。由于祖父的小名叫“阿石”,加之廣東話的發音特點,“阿石”被念作“阿薩”,島上的英國人便以為這家華人的姓氏是“阿薩克”。“愛蓮”則是英文名Aillien(愛琳)的音譯。雖然生長于特立尼達島,從小在英語環境中長大,但戴愛蓮始終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國。
戴愛蓮自幼熱愛舞蹈,14歲時母親帶她前往英國本土,接受系統專業的舞蹈訓練。在倫敦,她拜英國芭蕾舞編導安東·道林為師,道林的工作室很小,只能容納6名學生,戴愛蓮便是其中之一。此后在英國學習的9年中,她先后師從瑪麗·蘭伯特、瑪格麗·克拉斯克學習芭蕾舞。現代舞蹈家瑪麗·魏格曼的演出深深震動了她,隨后她加入魏格曼舞團成員萊斯利·巴若斯古森斯在倫敦開辦的舞蹈工作室,并在此開始了自己的舞蹈創作生涯。此后,她又加入恩斯特洛娣·伯克現代舞蹈團,并于1939年進入尤斯雷德舞蹈學校,更加全面地學習包括拉班舞譜在內的現代舞知識與技術。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隨著戰火蔓延,尤斯雷德舞蹈學校無法繼續運行,而此時的戴愛蓮也已聽聞中國的戰況。雖然與“祖國”素未謀面,她卻主動參加倫敦援華運動委員會的義演活動,并嘗試通過各種渠道回國。1940年春,戴愛蓮抵達香港,同年秋季從香港回到中國大陸,落腳于廣西桂林。從踏上祖國土地的那一天起,她的生命便與這片土地、與這片土地上的舞蹈緊密相連,再未分離。

舞蹈《荷花舞》劇照
戰火中尋舞,邊疆上生根
1941年,戴愛蓮與丈夫葉淺予抵達重慶。此后不久,她因身體原因赴港治療,并在香港經歷了淪陷后的逃亡,幸而有驚無險,最終順利返回重慶。在動蕩的歲月和旅途中,戴愛蓮目睹了戰爭中的殘酷現實:她看到被迫賣掉的女孩在買主家中挨打,由此創作了舞蹈《賣》;她遇到那些因戰爭而背井離鄉的人們,于是創作了舞蹈《思鄉曲》;她為游擊隊的不屈斗爭感到振奮,便創作了《游擊隊的故事》《東江》等一批反映中國抗日軍民戰斗風貌的舞蹈。可以說,戴愛蓮對祖國的最初認識,夾雜著戰爭的創痛與人民的苦難。她用舞蹈觸碰“現實”,用藝術鼓舞斗志,她的作品既是對創痛的刻寫,也是對反抗與斗爭的頌歌。
1944年,應陶行知之邀,戴愛蓮來到重慶育才學校,開辦舞蹈組。在教授芭蕾舞與現代舞技術之余,她一直有一個愿望——尋找中國的舞蹈。這個愿望從她在英國學習時便開始萌發,回國之后愈發強烈而迫切。受時局所限,雖然在一些地方戲曲中看到不少舞蹈動作,但幾乎沒有見到過專門的舞蹈表演,這讓她覺得自己尚未“尋訪”到“中國的民族舞蹈”。當有人告訴她少數民族地區的舞蹈非常豐富時,戴愛蓮迫不及待地想去了解和學習這些舞蹈。但鑒于戰時的種種現實狀況,身邊朋友都勸她不要前往,唯有陶行知支持她的想法,并鼓勵她去西康地區。
1945年夏天,戴愛蓮和丈夫葉淺予、學生彭松從重慶出發,抵達成都,之后分別前往康定藏族地區以及川西北的羌族和嘉絨藏族聚居區,去“尋訪”民間舞蹈。這是一段充滿冒險與收獲的旅程。同年冬天,戴愛蓮回到育才學校,開始籌備“邊疆音樂舞蹈大會”的演出。她在自傳中寫道:“這是我與藏族、維吾爾族同胞以及新疆辦事處的朋友共同研究、合作完成的。不像以前創作的,內容雖是中國的,但用的是外來形式……這個晚會全部都是真正的各民族歌舞,我認為這是民族自尊的具體體現。”在戴愛蓮看來,此前創作的《思鄉曲》《游擊隊的故事》等作品,使用的是“外來形式”,即以現代舞為主的西方舞蹈語匯。雖然內容都與中國抗戰和中國人民相關,但終究不是她心中所期望的“中國的民族舞蹈”。為了“邊疆音樂舞蹈大會”的演出,戴愛蓮編創了藏族舞蹈《巴安弦子》《春游》《甘孜古舞》《彌勒佛》,彝族舞蹈《倮倮情歌》,維吾爾族舞蹈《坎巴爾罕》,并重新排演了《瑤人之鼓》《啞子背瘋》。彭松則依據在少數民族地區搜集到的民俗舞蹈,編創了《嘉戎酒會》和《端公驅鬼》。
1946年3月6日,“邊疆音樂舞蹈大會”在重慶青年館公演。這次演出在重慶引起了強烈反響,當時的文化界人士和廣大市民紛紛驚嘆于“邊疆”舞蹈的魅力,不由感嘆:原來中國還有這樣美的舞蹈!一時間,“邊疆舞”風靡重慶、上海、北平各大城市。作為晚會的主要編創者,戴愛蓮“邊疆舞蹈家”的稱號不脛而走。“邊疆舞”向國人展現了少數民族文化藝術的魅力,無形中激發了愛國熱情,也打開了各民族同胞之間相互了解與欣賞的窗口。更重要的是,“邊疆音樂舞蹈大會”開啟了當代中國民間舞蹈舞臺化的進程。在此后的80余年間,正是戴愛蓮那個尋訪“中國自己的舞蹈”的念頭,逐漸生長,最終形成了今天被稱為“中國民族民間舞”的舞蹈審美形態,在當代中國多民族的文化格局中,建構起一種獨特的、以舞蹈動態為基礎的審美符號系統。
創作屬于中國的當代舞蹈作品
1949年后,戴愛蓮的舞蹈事業進入全新階段。1954年,北京舞蹈學校(北京舞蹈學院前身)成立,戴愛蓮出任校長。在她的主持下很快成立了芭蕾舞團(中央芭蕾舞團前身),并僅用4年時間便排演了古典芭蕾經典《天鵝湖》,標志著中國芭蕾舞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跨越。
除芭蕾舞外,戴愛蓮更熱衷于創造屬于中國的劇場舞蹈形式。1953年,為參加“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她開始構思一部體現中國民族特色的舞蹈作品,選用了陜北民間舞蹈中“荷花燈”的素材。為使這一傳統民俗元素更適應舞臺呈現,她費盡心思。“荷花”本偏于安靜,而舞蹈卻必須“動起來”。戴愛蓮思考:荷花意象如何產生運動?這種運動該是什么樣的形態?它既不應是靈巧的跳躍,也不應是大范圍的移動。她想到了“漂”——荷花生于水上,其動態理應與水流相似,正如一朵朵荷花漂在河面,既安詳寧靜,又充滿生機。為呈現“荷漂水上”的效果,戴愛蓮讓演員以細碎的圓場步進行流動調度,并配合如清風拂過般的手臂動作。《荷花舞》中荷花高潔雅致的形象和溫婉祥和的意境,與彼時成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形成了獨特的呼應。該作品在1953年的“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上榮獲二等獎,中國舞蹈由此開始在國際舞臺上獲得關注與認可。
時隔兩年,戴愛蓮攜新作《飛天》參加1955年的同一聯歡節。與取材于民間的《荷花舞》不同,《飛天》的創作靈感最初源自京劇《天女散花》中的動作。為了讓這些戲曲舞蹈語匯更豐富,尤其是使長綢道具更具表現力,她想起了敦煌壁畫中的“飛天”形象。她找來敦煌畫冊,掛滿房間,日夜尋求靈感。為解決舞臺空間的立體感問題,戴愛蓮將原本設計的獨舞改為雙人舞,通過兩位舞者間距的變化與動作配合,生動塑造出“飛天”的形象。她以卓越的藝術想象力和創造力,讓沉睡千年的敦煌壁畫活生生地重返人們視野,而“飛天”形象也成為此后敦煌題材舞蹈創作中無法繞過的經典。
1994年,《荷花舞》與《飛天》被評為“中華民族20世紀舞蹈經典作品”。這兩部作品不僅充滿藝術魅力,也飽含著戴愛蓮對中國民族舞蹈的深沉情感。她將無限的藝術創造力投入對民族舞蹈資源的挖掘中。她認為,中國的舞蹈資源是一個巨大的寶藏,并希望這個寶藏能夠顯露出絕世的姿容,讓世界驚艷。
一個純粹的舞者,一顆向黨的心
接觸過戴愛蓮的人都說她是一個性情中人,愛笑,直率。她聊天時哈哈大笑,喜歡喝咖啡,完全是一位在西方長大的海外華人。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有著海外背景的藝術家,卻堅持在近90歲高齡完成自己的夙愿——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人們眼中,戴愛蓮是被譽為“中國舞蹈之母”的當代舞蹈藝術先驅者和奠基人,是著名舞蹈藝術家、教育家,中國舞協名譽主席,更是心系民族國家的愛國志士。然而,人們看得到的是她被歷史銘記的人生,卻看不到一個女性所承受的生命之重。
戴愛蓮少小離家,自23歲回到中國后,便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親人;她在戰亂中毅然回國,卻身染重病,病雖治愈,卻失去了做母親的機會。大浪淘沙,千帆過盡,隨波逐流易,木秀于林難。戴愛蓮的一生和所有人一樣,充滿了選擇與曲折,她并不比任何人更具備得天獨厚的條件來完成諸多創舉,她只是更單純、更執著。因為喜歡舞蹈,她年少遠走,操著不甚純熟的中文深入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采風學舞,數十年不停歇地將新中國的舞蹈推向國際舞臺;因為心懷祖國,她為從未“謀面”的祖國奔走呼吁,不懼隆隆戰火,盡己所能為抗戰出力。晚年,她努力推動“人人跳”項目,希望每一個普通人都能感受舞蹈帶來的快樂。
戴愛蓮辭世時,沒有子女繼承遺產,她將全部財物捐贈給中央芭蕾舞團,而她全部的財產不過一套小公寓和不足百萬的存款。戴愛蓮的人生不僅是一位舞蹈藝術家的傳奇,更是一個人懷著理想與信念堅定前行、熱烈綻放的生命歷程。
(作者系北京舞蹈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