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一部跨越百年的中國視覺史詩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拍攝的十三陵水庫修建現(xiàn)場 1958年

赫達·莫里遜拍攝的北平民俗 1933年—1946年

久保田博二拍攝的桂林 1980年
步入中國國家博物館“看·見——海外中國圖像展”的展廳,觀眾看到的不僅是一張張照片和版畫,更是一部由多國攝影師跨越一個多世紀、用鏡頭書寫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從鴉片戰(zhàn)爭前后西方畫師筆下的中國圖景,到1985年改革開放的春潮,從外銷瓷器上的東方想象,到彩色膠片里的市井煙火——這場展覽以“遠觀”“凝視”“識見”三個單元、300件(套)展品,構(gòu)建了一條從苦難與抗爭走向傳承與復興的視覺長廊。
遠觀
外銷浪潮里的東方想象
第一單元“遠觀”聚焦18至19世紀西方通過外銷藝術(shù)品對中國形成的早期認知。這不是一個充滿硝煙的開篇,而是一個關(guān)于“想象”的序幕——在攝影術(shù)誕生之前,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主要來自外銷瓷、銀器、刺繡和版畫。
廣彩瓷器是這一單元的重頭戲:“蝠耳抱月瓶”以雙蝠諧音“福”字,濃縮中式吉祥文化;“洋人歸航圖潘趣碗”記錄了中歐海上航運的盛況;“仕女嬰戲果籃托盤”兼顧西方器型與東方題材。外銷銀器同樣精彩:“花鳥紋飲具套裝”將中式鏨刻工藝融入西式下午茶場景;“《西廂記》故事浮雕碗”則讓海外使用者得以觸摸中國文學經(jīng)典。廣繡織物中,“百鳥花卉圖掛屏”與“雉雞花卉圖床罩”以精湛針法輸出中式吉祥紋樣,是開拓海外市場的定制之作。此外,展覽還展出了1860年的晚清絹本水彩市井畫——《市井冰床人物圖》《市井賣鮮花人物圖》——由來華外國畫師繪制,直觀記錄了北京街頭的民生百態(tài),是外國人對中國市井生活的在場性紀實。
這些器物是貿(mào)易的載體,更是文化的使者。它們漂洋過海,將浪漫化的東方植入西方想象。然而,“遠觀”終究隔著一層紗——在攝影術(shù)普及之前,西方對中國的認知長期依賴有限的貿(mào)易品與二手敘述,印象往往游移于真實與想象之間。展覽的核心使命,正是超越這種偏差,探求一個真實的中國。
凝視
鏡頭下的苦難與不屈
第二單元“凝視”將鏡頭拉近,直面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陷入民族危亡的中國。單元以“危局求索”“山河文脈”“烽火歲月”三個板塊為主線,分別對應(yīng)近代中國的苦難與抗爭、文明根脈的傳承、抗日戰(zhàn)爭的不屈精神。同時,展覽還通過邊疆影像、彩色中國、民生百態(tài)等豐富的視覺材料,從多維度呈現(xiàn)了近代中國的復雜圖景。
“危局求索”板塊中,英國畫家托馬斯·阿羅姆的戰(zhàn)爭銅版畫留下了沉重的證詞:1834年《英艦強闖虎門》是鴉片戰(zhàn)爭的前奏,1857年《世界畫報》的海戰(zhàn)圖以敵方視角記錄了列強的軍事挑釁。但展覽并未止于苦難的陳列——1866年斌椿考察團赴歐、1868年出發(fā)的蒲安臣使團、1873年外國使節(jié)覲見同治皇帝,勾勒出中國近代化的艱難起步。
《清軍炮兵與克虜伯大炮合影》是“中體西用”最直觀的視覺隱喻:三名官員身著傳統(tǒng)官服,操作的卻是德國后膛炮。1884年中法戰(zhàn)爭期間福建水師全軍覆沒,但民間武裝黑旗軍(1883年—1885年)卻在越南戰(zhàn)場頑強抗敵。1898年—1899年,湛江人民奮起抵抗法國強租廣州灣。1899年,駐英公使羅豐祿在羅馬強硬交涉,迫使意大利放棄強租三門灣——這是近代中國少有的外交勝利。這些展品共同勾勒出一條“危局中的求索”脈絡(luò):中國不是在被動挨打中沉淪,而是在血與火中緩慢而堅定地走向覺醒。
“山河文脈”板塊將觀眾從戰(zhàn)場引向文明的根脈。1866年《環(huán)球畫報》刊載的南京明孝陵石像生版畫,創(chuàng)作于太平天國戰(zhàn)爭剛剛結(jié)束之際。南京城十室九空,石像生卻依然矗立——它們?yōu)槭刈o朱元璋的長眠而設(shè),此后見證過明清易代的滄桑,見過太平天國的戰(zhàn)火,也經(jīng)歷過民國的建立。王朝可以更迭,戰(zhàn)爭可以毀滅,但文化根脈從未斷絕。
1875年天壇祈年殿的版畫同樣震撼——圓形建筑、藍色琉璃瓦、三層臺基,完美詮釋了“天圓地方”的宇宙觀。當西方人第一次看到這座建筑時,他們意識到,這不是一個“落后的東方帝國”,而是一個有著深邃哲學與精湛技藝的偉大文明。
1913年民國初年的北京城門街景版畫中,駱駝隊依然進城,店鋪依然開門,柳樹依然發(fā)芽。皇帝沒有了,老百姓的生活還在繼續(xù)。這就是“山河文脈”的真意:山河曾經(jīng)破碎,文脈永不湮滅。
“烽火歲月”板塊將展覽推向情感的高峰。1938年,匈牙利戰(zhàn)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來到中國,拍攝了抗日戰(zhàn)爭中的武漢會戰(zhàn)。他的作品登上美國《生活》雜志封面——一名年輕的中國士兵,頭戴德式鋼盔,眼神堅定地仰望天空。此時日軍已占領(lǐng)半個中國,南京大屠殺剛過去五個月,全世界都在問:中國會投降嗎?卡帕用這張照片向世界回答:不,中國不會投降。那個士兵的眼神里沒有恐懼與絕望,只有堅定和不屈。
同一時期,宋慶齡領(lǐng)導的保衛(wèi)中國同盟以中英雙語出版新聞通訊,向國際社會傳遞中國抗戰(zhàn)真相。赫達·莫里遜和貝爾塔·加德納則在七七事變前夕的北平,記錄下暴風雨前的寧靜——商販叫賣,小吃攤冒著熱氣,捏泥人的師傅在街頭擺攤,還有溜冰的人。照片里的笑容如此燦爛,他們不知道幾個月后盧溝橋的槍聲將改變這一切。正因如此,這些影像愈發(fā)珍貴——它們定格了和平的模樣,也讓我們懂得何謂來之不易。
在三個核心板塊之外,展覽還穿插了大量珍貴的視覺材料。邊疆影像中,德國生物學家衛(wèi)格德和中國影像人類學先驅(qū)莊學本記錄了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生活。1934年的《阿壩少女》——一位藏族少女頭戴珠飾頭冠,對著鏡頭露出天真的微笑——穿越92年的時光,依然散發(fā)著純粹的生命力。美國懷特兄弟于1920年代拍攝的手工上色影像,定格了雁蕩山的僧人、頤和園的玉蘭、蜿蜒的長城——即便身處動蕩,中國之美從未凋零。民生百態(tài)中,威廉·桑德斯和山本贊七郎留下的晚清市井影像提醒我們:歷史的底色,從來都是由普通人的一針一線、一餐一飯構(gòu)成的。
識見
新中國的沸騰歲月
第三單元“識見”將視角從“他者凝視”轉(zhuǎn)向“共同見證”,呈現(xiàn)了新中國成立后外國攝影師鏡頭下的建設(shè)熱潮與改革開放的奔騰景象。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現(xiàn)代新聞攝影之父、“決定性瞬間”理論的創(chuàng)立者,于1948年年底至1949年深入中國,用鏡頭捕捉了歷史交替的瞬間。1948年的北平,故宮太和殿籠罩在薄霧中,幾個普通人在殿前除草勞作。宏偉的宮殿依然矗立,卻不再屬于帝王,歷史,終于回到了人民手中。1958年,布列松再度來華,拍攝了鋼鐵廠、機床廠、十三陵水庫熱火朝天的建設(shè)場面,以及掃盲墻前好奇的孩子們。舊中國文盲率超過80%,新中國的掃盲運動讓億萬人民學會讀書寫字——知識,不再是少數(shù)人的特權(quán)。
德國攝影師希爾瑪·帕貝爾1956年來華,用十周時間自廣州游歷至滿洲里。他寫道:“我看到他們目標堅定、不屈不撓,在共同意志的驅(qū)動下投身于新中國建設(shè)中。”他鏡頭下的十三陵水庫工地,40萬軍民以最原始的肩挑手扛,僅用160天便建成了一座大型水庫。沒有大型機械,卻有萬眾一心的人民——他們用雙手改天換地。
改革開放后,更多外國攝影師將鏡頭投向中國。日本攝影師久保田博二于1978年至1985年間累計訪華40余次,足跡遍及所有省區(qū),底片超過20萬張。1980年,他獲準航拍桂林,成為首位在中國進行航拍的外國攝影師——他鏡頭中的漓江峰林如水墨畫般濃淡渲染。
新西蘭攝影師杰弗里·史蒂文1979年來華拍攝紀錄片,鏡頭下,景山上一個小男孩背對鏡頭俯瞰故宮——條紋T恤、短褲、拖鞋,面前是宏偉的紫禁城。這是一個關(guān)于“歷史與未來相遇”的隱喻。意大利攝影師安德烈·卡瓦祖緹(老安)1982年作為首批外國留學生進入復旦大學,此后長期在中國生活,拍攝了大量百姓日常,2021年結(jié)集為《稍息:1981-1984年的中國》出版。
貫穿展覽始終的是一條關(guān)于“看見”的敘事。我們看見了一個古老文明的苦難與不屈,看見了文明的韌性,看見了普通人的力量,也看見了希望——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那個中國士兵的眼神里依然有光。這場展覽匯聚了來自8個國家的20余位攝影師,時間跨度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80年代,共同構(gòu)成了一部跨國界的視覺中國史。看見的意義不是為了沉浸在過去的苦難中,而是為了明白我們從哪里來,理解我們經(jīng)歷了什么,珍惜今天的一切,然后更加堅定地走向未來。從鴉片戰(zhàn)爭前后到改革開放,從國門洞開到走向世界——這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心靈史詩,更是一份關(guān)于文明韌性的永恒見證。看見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創(chuàng)造未來。
(圖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