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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建新、賈樟柯、董潤年三代導演回答 今天,電影為什么仍然值得我們熱愛?
來源:北京青年報 | 張嘉  2026年09月04日09:25

董潤年、賈樟柯和黃建新(從左至右)

銀幕亮起,黑暗的放映廳便成了人們的公共精神空間,我們在這方光影中“看見”他人,也“照見”自己,為一個虛構的故事歡笑或落淚,在共同的靜默與嘆息中,尋找著某種久違的共鳴與共識。

然而,在信息爆炸、媒介紛雜的今天,電影這趟從19世紀駛來的列車,似乎正駛入一片充滿迷霧的未知地帶。觀眾面臨的,不再是“看不到電影”的匱乏,而是“如何選擇電影”的迷茫;創作者面臨的,不再是“拍不出電影”的困境,而是“拍給誰看、為誰而拍”的靈魂拷問。評價的聲音從未如此喧囂,但標準卻似乎從未如此模糊。

由中國電影家協會主辦,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與清華大學影視傳播研究中心共同承辦的中國電影新評價體系發布暨影評人論壇,近日在北京798文化產業園第一車間舉行,黃建新、賈樟柯、董潤年三代電影人圍坐圓桌,以“發現好電影,尋找新觀眾”為主題展開對話。對話從個人記憶出發,穿過創作的甘苦、市場的迷局與技術的潮汐,最終回到一個樸素的問題:今天,電影為什么仍然值得我們熱愛?

1.電影業是一個迷人的行業,它是想象力、創造力和表達能力的綜合輸出結果

“人對一件事產生喜愛,往往源于好奇心,沒有太多道理。”黃建新說自己6歲開始愛上電影,“小時候孩子們都會跑到銀幕后面,想看人在哪兒,慢慢長大了知道電影是一種幻覺、是人為創作的藝術,由此著迷。”后來當兵,對電影的喜愛不知不覺越來越深,他講述當兵時偷看電影的經歷,“我從暖氣管道坑里爬進去,藏在大禮堂,正面有人管,就跑到銀幕后面看,看完頭都是暈的。”在部隊圖書館里讀到庫里肖夫的《電影導演基礎》,讓黃建新第一次感覺到電影的奧妙。退伍后讀大學念中文系,碰到一位喜歡電影的老師,畢業時被推薦到西安電影制片廠文學部當編輯,后來當場記、助理導演、副導演,一步步走上導演之路。

“你讓我說到底因為什么愛上電影,我真不知道,就是這樣一點一點愛上了。”黃建新說。對他而言,電影有它不可替代的迷人之處,“電影業是一個迷人的行業,它是想象力、創造力和表達能力的綜合輸出結果。”熱愛的同時,黃建新也坦陳做導演非常累,是一種心理和生理上的綜合疲勞。每天到現場工作大概十二個小時,路上一個多小時,回去再做兩三個小時的工作準備,每天基本要工作十五個小時以上。“如果你不熱愛就堅持不下去,這是一塊試金石——不熱愛的人就改行或者放棄了,愛它的人才會堅持下來。”

賈樟柯表示自己一直對電影有兩個認知身份,一個是“影迷賈樟柯”,一個是“導演賈樟柯”,“我首先是個影迷,這和我成為導演有關系,但也沒有太大關系。我也是一名拍電影的導演,愛上電影和愛上拍電影,對我來說是兩件事。”

“影迷賈樟柯”是汾陽街頭長大的孩子,“小時候我在家鄉的街頭亂跑、無所事事,那時候沒有幼兒園,家長都上班,沒人管我們。電影院是我們的一個去處,縣城就這么大,很多地方都逛膩了,但電影院不同,每隔兩三天放的電影都不一樣,像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小時候我想盡各種辦法看電影,溜進去、跟著大人混進場,電影院成了我常待的一個地方。作為一個物理空間,它特別吸引我。所以我特別愛電影院。”他說自己至今迷戀單體獨棟的電影院,“我現在都盡量不到商場里看電影,我喜歡電影院獨立的建筑。”

“導演賈樟柯”的誕生則有具體契機,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看了陳凱歌的《黃土地》后,發現自己更喜歡電影這種表達方法,“那之前我是文學青年,寫小說,也發表過一些作品,看完之后就果斷決定要從事電影工作。”

賈樟柯說他的電影創作有自己的脈絡、思路和關注的世界,但作為影迷,他對多元類型電影的喜好從來沒有變過。“我盡量像小時候一樣放松地去接觸這些電影,不帶太多預設。很多大家覺得拍得不好的電影,我有時候也看得津津有味,哪怕從專業眼光看整體有很多問題,但總有一些地方能觸動我,總有一些真善美的、有人情味的東西讓人感動。所以,我自己盡量以影迷的身份去愛電影,用輕松的心態接觸作品,不會因為一部電影和自己的世界不太相融就很排斥它、激烈批評它。”

80后導演董潤年說自己熱愛電影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通過電影可以進入無數個現實中無法接觸的世界;另一個是在電影院里,和其他觀眾一起笑、一起哭的時候,那種情緒釋放的滿足感、身處群體中互相認同的安全感,是獨自看手機、在家看電視無法獲得的體驗。他印象很深的是去影院看喜劇片,回家再看一遍時,發現很多橋段獨自看并不覺得好笑,但在影院里受群體情緒感染,大笑帶來的解壓感完全不同。

2.創作者和觀眾的對話是連續的,是一個整體的積累

賈樟柯也喜歡影院的公共性,在他看來,影院是形成共同話題的場所。就像踢完一場球,大家會津津樂道地聊比賽,電影也一樣。“我們的家庭不同、背景不同,但在影院里通過電影經過了同一段生活、同一件事之后,走出影院就有了共同語言,帶給我們共同的討論。我記得小時候大家常坐在電影院的臺階上,聊里面的人物,大一些的孩子還會模仿臺詞,這種公共性特別讓我著迷。”

賈樟柯說自己雖然拍的都是所謂的藝術電影,但他始終特別著迷電影的公共性和大眾性。“電影的基因里本身就帶有大眾屬性,所以作為影迷,我看電影完全不挑類型,不同的電影都能帶給我不同的情感,甚至生理層面的滿足。”

對一部電影的評價,在董潤年看來,本質上是大家在尋找自己的同類,找到一種“我在這個社會中被認同”的方式,“電影是一個特別好的能把群體團結起來、互相找到認同的一個形式。”

作品的公共屬性,天然構建了創作者與觀眾之間的對話場域。當電影上映面向公眾后,導演的個人意圖便凝結在影像之中,而來自各方的反饋,則成為作品傳播中不可回避的“回響”。問幾位導演是否曾看到某些評論,內心閃過“真想解釋一番”的念頭?賈樟柯表示,每個電影作品當然是公共的,但對創作者來說,它是內心的秘密、內心的世界。“所以我們拍完電影,把內心的秘密展現給別人后,就任由大家去感受。”他看評論更多會從大眾心態、大眾情緒的角度去看,“會看得津津有味,因為能從中發現當下的社會情緒。”但他不會回應,一來回應不過來,二來也沒有必要,“導演不負責解釋作品,觀眾有權用他的情緒、智慧去解讀一部電影,哪怕是過度解讀。”

不過賈樟柯提醒了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危險:面對評論,真正要小心的是過譽。“批評很刺耳,但它會讓你在創作上有反思,不管說得對不對,某一個觀點可能擊中你的盲區;但過譽是很可怕的,過譽會葬送你的想象力和未來。所以面對評論的時候,要對好評保持警惕。”

黃建新則從創作規律的角度解釋了為什么創作者不需要也不應該逐一解釋,一部作品從構思到完成,少則三年,長的七八年都有,創作者已經經過了幾千個日夜的思索,完成了完整的理性梳理、感性輸出等,“這部電影就是他全部的表達。”

董潤年認為創作本身就是和觀眾的對話。一部電影推向市場以后,它的最終完成,是由觀眾的解讀、接收、認知和感受來實現的。“觀眾的理解能給我很多啟發,有時候我看評論,會發現很多我創作時完全沒想到的解讀角度,讓我知道同一種表達有多種解讀的可能性,會引發多元理解,對我下一部的創作有好處。”在他看來,創作者和觀眾的對話是連續的,不是一部作品結束對話就終止了,“這是一個整體的積累。”

3.在當下時代,電影仍是剛需

熱愛是一回事,讓今天的觀眾走進影院是另一回事。藝術形式的多樣化是當下電影面臨的實際問題。首先,碎片化占據了時間,特別是在大城市,算上路程,看一部電影加起來可能需要四個小時,這對工作日的上班族來說是不可能的;其次,任何一部電影如果適配市場去設計,需要三年的創作周期,但碎片化、資訊的高度發達和信息繭房的出現,讓社會意識的轉變速度遠超過往經驗,黃建新說:“以前可能三四年是一個周期,現在可能只有兩個月。”

這就造成了一個令人無奈的錯位:有些電影本身質量不錯,可等上映時,觀眾的審美趣味已經轉移,導致觀影者寥寥。黃建新補充道,相較于短劇的生產模式,電影在如何適配市場這一點上確實需要反思,得想辦法避免這類錯位。不過他也強調,這主要針對面向市場的商業電影,思想深刻的影片是能夠跨越時間考驗的。

在賈樟柯看來,現在最重要的不是新媒體的競爭,而是觀眾進入到電影場域的機會變得要專門安排了。“看電影從一件隨意的事,變成了需要專門安排的、很隆重的事。”他五六歲開始在街上跑,看到一家電影院就跑進去看了;現在的孩子從小沒辦法和電影院自然相處,這個空間對他們是陌生的,因為他們要上培訓班、參加夏令營,上學下學都有父母接。“我們十四億人口,潛在的觀眾非常多,但問題是,成長過程中走進電影院變成了一件要特意安排的事,而不是能偶然闖入的事。”

董潤年則比較樂觀,他認為在當下時代,電影依然是剛需。“全世界范圍內都在發生巨大變化,很多以前擁有的共識如今正在打破和重塑,以往大家默認是共識的事情,現在不一定是共識了,新的共識是什么還沒有找到。”在董潤年看來,這恰恰是電影以及文學、電視劇這類長內容作品的價值所在,“因為想表達完整的觀念、形成一種共識,只靠幾秒鐘的短視頻未必能達到,必須要有完整的世界、完整的表達才能做到。這不是電影的黃昏,而是電影不可替代的理由。”

4.電影要守住敘事本體,不要盲目去追“快”

觀眾的審美方式變了,需要碎片化、非連續性、短時間的情緒釋放和爆發。面對這樣的情況,電影是應該保持自身的優勢,還是更多吸收短視頻的特長,把電影做得不再像傳統電影?

黃建新以諾蘭新片《奧德賽》舉例,影片前面慢慢鋪陳,把所有信息都講明白,后面的內容才能層層疊加;不講明白的話,所有信息都是散亂的。電影敘事本身的規律——鋪陳、疊加、最終產生情感沖擊,并沒有因為短視頻的流行而改變。電影的“慢”不是缺點,而是它敘事力量的來源;面對碎片化時代,電影首先要守住自己的敘事本體,而不是盲目去追“快”。

賈樟柯認為真正的問題是觀眾與影院空間的疏離。他認為經歷過衛星電視和DVD的沖擊,電影都挺過來了,短視頻和短劇未必更致命。

董潤年的視角則落在創作者個體和代際更替上,“創作者只能拍自己喜歡、認同、擅長的形式。遇到欣賞的新形式,可以吸收進自己的創作體系里,但要說因為現在短視頻流行,就刻意去學它,是做不到的。”

但一代又一代的新創作者在不斷出現。他以今年好萊塢兩部很火的恐怖片《后室》和《癡迷》舉例,創作者全是網生代的互聯網內容創作者,二十出頭的年紀,用全新的視野和理解創作的片子,受到了更年輕觀眾的喜愛。“如果說電影和短視頻、短劇有什么銜接路徑的話,這可能是電影公司要考慮的問題:怎么發掘更年輕的、生活在新語境里的創作者。”

董潤年認為觀眾追求的不是“快”或者“慢”的形式,像今年的《給阿嬤的情書》,敘事方式很傳統,節奏也很舒緩溫柔,依然很受認可。“現在看電影需要專門跑去影院,要費那么大勁,觀眾一定是想看一部能在當下和周圍人形成共識的作品。”什么樣的作品、在哪些群體里能形成什么樣的共識,可能決定了一部電影的觀眾規模和發展方向。

董潤年由此認為,將來的電影市場也許會比現在更分眾,不再是過去那種全年幾部大片所有人都看的格局,而是在各自的目標定位里,明確對應觀眾群體、受眾規模,反過來再影響整個創作、成本控制和發行各方面的事情。

5.擁抱變化,是每個電影人都該有的態度

到底什么樣的電影,才對得起觀眾的熱愛?賈樟柯認為觀眾的需求不一樣,但最起碼從創作端來說,發心要認真,要有情感,要真誠,然后制作認真,別潦草對付事。“至于最終是不是真的合格,有能力的問題,無法左右自己的能力,但發心和創作態度,是可以自我修養的。我們經常想著要怎么創新類型、怎么把類型元素做得更好,卻往往忘了最根本的一點——只有當你有一個真正想表達的、堅實的故事時,你才會需要類型,類型語言才能創新、才能做好。”

黃建新表示,現在普通人都可以用AI做實驗短片,觀眾對電影的審美、對視覺專業水準的提升速度,超出想象。“我們現在招的碩士生,有些從來沒學過電影,第一次做AI作業,但完成得最好的反而是沒接受過專業教育的學生。”他問這個很優秀的學生為什么讀碩士之前不學電影專業,學生說以前的專業是媽媽定的,“所以你是不是真的熱愛、是不是真的有表達欲、是不是真誠創作,不投機取巧,這才是做電影最基本的準則。”

而對于如何平衡“讓觀眾爽”和“讓觀眾思考當下現實”的尺度,電影的“精神按摩”應該是舒緩放松,還是刺激情緒?董潤年認為,每一次的類型片創作都是單獨的冒險,沒有太多前例可參照。最根本的還是創作者對當下時代的觀察,你被什么打動了,想傳遞什么。現階段每部電影都是一次冒險,每次創作都竭盡全力向前奔跑,試圖跟上時代的列車。“好電影是后驗的問題。”他說,“沒有創作者敢在創作時就說知道這會是好電影。我們只能說盡力對得起這部電影。無數創作中有一兩部被認可,然后反過來總結為什么。但你不創作,就連那一兩部的機會都沒有。”

黃建新說:“干電影這件事容易上癮,你要戒掉挺難的。”他表示,要做一個合格的、觀眾喜歡的、藝術上過得去的電影人,就要學習,不停學習新的知識。要廣交朋友,交各個年齡層的朋友,要知道他們在想什么、喜歡什么、他們的語境是什么。“擁抱變化,是我們每個電影人都該有的態度。我們希望跟觀眾建立良好的朋友關系,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中國電影做好。”

“發現好電影,尋找新觀眾”,是這場論壇的主題,也是中國電影面對的命題。答案不在幾位電影人的金句里,而在一部又一部電影被拍出來、被看見、被討論的漫長過程中。電影是關于“看見”的藝術——看見人與時代,看見集體記憶,看見共同經歷的事和共同面對的酸甜苦辣。當看電影變成一件需要專門安排的事,依然選擇走進黑暗影院的人,和依然選擇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的人,他們之間的契約,或許就是“我們為什么熱愛電影”這個問題最終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