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現代文人的莼鱸之思
每逢秋風起,江南文人的心頭便會浮起一縷獨特的滋味。所謂“莼羹鱸膾”,見于《晉書·張翰傳》,張翰因思念故鄉吳地的菰菜、莼羹、鱸魚膾,棄官命駕而歸。千年后,吳地紹興因盛產鮮脆的茭白,同樣散發出“思鄉的蠱惑”,引得魯迅在羈旅中惦念菰蒲,時時回望故鄉。莼鱸之思歷久彌新,讓抽象的鄉愁具體可嚼,而后世文人思鄉,往往正是從一口吃食說起。
然而,若用“莼鱸之思”來觀照中國近世以來的文人情懷,地理空間未必限定在江南,而可能延伸至北京。北京文人或生長于斯、出走歸來,或寓居京華、飽經世變,其心頭的莼鱸之思相比江南風物,或許更為幽微、更具韌度,蘊藏著包羅萬象的胸襟。
不單是京籍文人,那些從五湖四海會聚燕京的知識分子,也將故土的經驗安放在此,與這座古都交織出豐富多元的文化回響。從酒樓飯莊中的雅聚酬唱,到市井街巷間的日常煙火,北京文人的感知、情思與城市共生共榮,其莼鱸之思不獨是一時一地的味覺記憶,更飽含深沉的文化省思,牽連著民族與文明層面的身份歸屬與精神脈絡。
精致的鄉愁:餑餑、茶食與“不求飽的裝點”
若論現代北京作家,老舍可謂首屈一指。然而,他創作小說的起點,卻發生在離開北京的歲月里。1924至1929年,老舍旅居英國教書,開始寫作《二馬》等早期作品。主人公馬老先生帶著老舍的影子,同樣從北京遠赴倫敦,在一處有關飲食的細節中,萌生出文化差異與隔膜之感:
不但沒有看一看倫敦,北京什么樣兒也有點記不清了,雖然才離開了四五十天的工夫。到底四牌樓南邊有個餑餑鋪沒有?想不起來了!哎呀,北京的餑餑也吃不著了,這是怎話說的!這么一來,想家的心更重了,把別的事全忘了???!——北京的餑餑!
所謂北京餑餑,并非主食饅頭,特指源于滿蒙民族的滿漢細點,由農作物精加工而成。這種精致起始于宮廷膳房,后風靡民間,至清朝已蔚然成風,以富華齋為代表的“齋字號”餑餑鋪遍布京城。京城文人無論出身南北,一旦在此盤桓日久、耳濡目染,便自然養出一份對精致口味的執念。一塊薩其馬不過方寸,若論斤而食反倒不雅,而前門正明齋的茯苓餅集“松之神,靈之氣”,已成為北人南游、傳遞鄉情的奢侈之物。以至于餑餑鋪應顧客需求,承接私人定制:梁實秋故居小園曾架有紫藤,仲春花開、累累滿枝,乃摘洗送交餑餑鋪代制藤蘿餅,鮮花新制,記憶縈回,滋味經年難忘。
誠然,餑餑不再僅僅發揮果腹充饑的功能,而成為滿足市民生活情趣、體現飲食余裕、人文享受的城市風物。細木雕、花門臉兒的餑餑鋪里,只覺得干干凈凈、香味撲鼻,各色細點不流于甜膩花哨,但求中正平和的味道,恰成文人苦雨烹煮時相伴的茶食。年節一盤盤陳設擺桌,闔家團圓圍坐,各色細點化身禮儀乃至家族記憶的物質載體。在馬老先生那里,餑餑儼然是燕京的文化符碼,已成為其遠走他鄉的精神寄托,甚至隱微地傳遞著老舍真切的文化鄉愁。
在老舍與馬老先生這里,餑餑成為游子思鄉的情感入口,但對于久居京城的周作人而言,餑餑卻要承載文人趣味,給生活留出審美的余裕。在《北京的茶食》中,周作人感嘆北京已難購得這些“精微的造就”,急求讀者推薦做得好的餑餑鋪,來滿足他“瓦屋紙窗”“清泉綠茶”之時,享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塵夢”的奢望。為此,他甚至給出了“不求飽”的建議:
我們于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游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
餑餑的妙處,未必全在“貪口腹之欲”,還需要一點精神上的“無用”、“歷史的精煉”與人文審美的關懷。這些精致的文化鄉愁,也呼應著今天重新流行的“餑餑茶食熱”,提醒我們思考市場經濟與飲食美學的相濟之道,何以留住口味背后真切的文化需求。所謂精致,既為守住生活與文化的靈光,抵御墨守成規、偷工減料的失范失德,也要平衡文人與大眾的口味,鼓勵傳統在細微之處改良創新,隨經濟、交通走進尋常百姓家,“增加人民的口?!?。如此,餑餑便不僅僅是北京鄉愁的符號,更是款待八方來客、講好中國文化故事的名片。
風物的滋味:鬧市中的日常之美
如果說餑餑鋪代表了北京吃食精致的一面,那么街頭巷尾的爆肚、火燒、豆汁兒焦圈兒,則彰顯了鬧市中的另一面——粗放、鮮活、元氣淋漓。張恨水《啼笑因緣》中的樊家樹,絲毫不為狀如桂花的“木樨飯”所動,反倒牽念鳳喜家中熱炒的一碗炸醬面。在精致的雕琢與樸素的日常之間,北京文人懷戀著市井滋味中的世俗之美。
汪曾祺的文章開篇即道:“沒有喝過豆汁兒,不算到過北京?!边@在香港導演胡金銓談老舍的書中再次得到驗證,所謂“先要能喝豆汁兒”,“才配談老舍”。正如胡絜青所言,老北京人犯有豆汁兒癮,喝法兒也甚講究,“決不能呈牛飲狀”,而要“就著特制的細而長的咸菜絲,一口一口地慢慢地品味兒”。豆汁兒不僅物美價廉、給予勞苦百姓必要的營養,也能消閑解乏,提供一份苦中作樂的快慰。它的妙處絕不止步于味道,更在于跟普通人生命經驗的深切聯結。
“老北京”梁實秋祖宅地處東城最熱鬧的地界,附近商店林立,距東安市場不遠,后者與附近的隆福寺,以及琉璃廠路口的廠甸,組成近現代歷史上北京居民最常游逛的市井空間。梁實秋時常追憶幼年入市漫游所見:覿面除卻水果蜜餞、糕點甜湯的各色攤位外,便是稻香村、東來順、吉祥茶園、中興茶樓等食鋪,舉目可見酒旗、店幌、商榜鱗次櫛比、形色繽紛,一派招搖生動的繁華圖景。游逛返家,一定免不了就地買上寶華春的盒子菜、青醬肉,天義順的糖蒜跟醬蘿卜,佐餐卷餅滋味美妙。這些市井尋常小吃代表北京風物之一斑,也是故居記憶喧鬧不息的源頭。
徐凌霄《舊都百話》載:“昔年京朝大老,貴客雅流,有閑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廠逛逛書鋪,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長晝。天熱口干,輒以信遠齋梅湯為解渴之需?!币贿吪鯐谒?,一邊喝酸梅湯解暑,鬧市如此吸引文人流連。東安市場離沙灘北大紅樓不遠,市場內的中興茶樓又臨近古物舊書攤,不僅魯迅等文化名流時常光顧,手頭拮據的青年學生如辛笛等,也爭相來此尋寶。實惠熱鬧的市場一視同仁、安撫眾生,源源不斷地為文化人提供著口腹與精神的雙重滋養。林徽因小說《九十九度中》中,人力車夫喝完酸梅湯、因瘧疾暴斃的底層平民悲劇,也發生在東安市場。北京鬧市的日常滋味,不僅洋溢著商業與人文的繁華,也見證了世俗人生的哀樂悲歡。
北京風物隨四時流轉,在作家心中定格成漫長的風景。暮春的胡同,榆樹開花結莢,榆錢落雨紛紛,定少不了一頓榆錢糕,佐以醬醋麻油分而食之,清新濃郁兩相皆宜。在郁達夫筆下,夏日只消花陰下“吃吃冰茶雪藕”,便“一點兒也感不到炎熱與薰蒸”。立秋一過,唐魯孫憶及街巷各處架起翻炒的鍋灶,香糯的栗子“時常吃得擋住晚飯”。至于秋冬雪夜,瞿兌之、唐弢、周作人皆記錄過小巷深處老者叫賣柿子或硬面餑餑的吆喝聲,凄清愁苦,“言為心聲”,滿含生活的蒼涼。一冷一熱,一靜一鬧,各種市聲傳遞著人生的滋味,也為日常風物留下了永恒的記憶。
豆腐本是最尋常的平民飲食,卻牽動著北京文人深入市井人生的鄉情。瞿秋白盛贊中國豆腐“世界第一”,看重的正是其不分階級、人人皆可親近的日常品格。老舍筆下的祥子吃老豆腐,滿是享受生命的力量之美——“醋,醬油,花椒油,韭菜末,被熱的雪白的豆腐一燙,發出點頂香美的味兒,香得使祥子要閉住氣”,直至“汗已濕透了褲腰”,半閉著眼再來一碗。梁實秋所觀察的勞動人民也是如此:“辛勞一天,然后拿著一大塊鍋盔,捧著一黑皮大碗的凍豆腐粉絲熬白菜稀里呼嚕的吃”,盡顯自食其力的快樂。豆腐猶如作家凝望鬧市的一扇窗,浸潤著他們對故都日常的眷戀:懷念的不僅僅是風物與味道,亦隱含著不分貧富雅俗、在勞作與飽食中體認尊嚴的人生態度。
四海之味與胸襟氣象:酒樓飯莊中的文人雅聚
1923年2月27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午后胡適之至部,晚同至東安市場一行,又往東興樓應郁達夫招飲,酒半即歸?!笔侨諡檗r歷癸亥年正月十二,正近元宵。魯迅與胡適路途所見的街市風景,乃至酒樓宴飲時的氣氛,想必都沉浸在一片節慶的熱鬧之中。這則日記雖然簡短,卻蘊含著豐厚的文史信息,而順著交游的往事,北京文人招飲的吃食圖譜,也浮現出冰山一角。
魯迅提及的東興樓來頭不小,乃京城飯莊“八大樓”之首。作為文化都城的北京,其盛名在榜的飯莊酒樓,至清末民初已是在地文人與各界名流招飲酬酢的主要場所,擔負著墨客雅集的文化功能。“八大樓”多建于19世紀中葉前后,東興樓作為其中為數不多的建于20世紀的飯莊,卻能拔得頭籌,可見其菜色滋味、店址區位乃至宴飲環境不俗。東興樓屬于煙臺一派,格調很高,在北京的山東館子里首屈一指,而山東館子則撐起了當時北京酒樓體系的半壁江山。
相比于自家日常飯菜,酒樓飯莊與酒相伴,承載著這座古都更為醉人的聲色,成為文人筆下反復追憶的去處。老舍《正紅旗下》就講到“老哥倆”帶著柳泉居自制的黃酒,到天泰軒聚飲的日常習慣。而梁實秋人生中第一次酒醉的經歷,也發生在致美齋樓上的清靜雅座:“窗戶外面有一棵不知名的大樹遮掩,樹葉很大,風也蕭蕭,無風也蕭蕭,很有情調。”多年以后,真正令人沉醉的或許早已不是杯中酒,而是樹影、風聲、樓窗,以及舊日父子同席的光景。
北京菜的體系,正得益于酒樓飯莊的經營張羅。它原無涇渭分明的地方派系,后因歷代建都、各民族匯聚,逐漸孕育出諸如烤羊、燒鴨一類的宮廷御膳與民間飲食風尚。然而,餐館市場推出“北京菜”的概念,卻得益于山東菜館對“魯菜”的主動經營與布局。如此便不難理解,酒樓中此起彼伏的山東方言,何以構成了北京文人筆下先聲奪人的風景。梁實秋寫到山東館子炸蝦球,直接模擬起了堂倌的聲腔——“甭起蝦夷兒了,蝦夷兒不信香(不用吃蝦仁了,蝦仁不新鮮)”——以此彰顯店家食材至上、誠信無欺的寶貴品格,以及堂倌與吃客合作無間的默契。老舍《正紅旗下》里的老王掌柜,八九歲從膠東來京,在餐飲行當打拼60年,鄉音漸染京腔。北京文人所追懷的,或許正是酒樓中彌漫的這種南腔北調、亦京亦魯的獨特聲景:它記錄了四海眾生在京城扎根的艱辛歷程,也顯露出北京文化兼收并蓄的開放胸襟。
酒樓飯莊恢宏的發展歷史,如此拉開了文人雅集記憶的舞臺。1926年夏,外交家時昭瀛自哈佛學成歸來,接風宴便設在東興樓。開筵之日,珍錯雜陳,豐美自不待言,更有店家取出地下窖藏10余年的花雕,一時醇香滿席,將這場吳文藻、謝冰心、瞿菊農等人觥籌交錯的風雅聚會,浸染得醇美光潤。1932年5月,胡適、丁文江、陶孟和等人亦在東興樓宴請漢學家費正清,由此足見北京大館的風范與口碑。西單牌樓的譚家菜,則另有一番清雅:普通院落中的一間書房,既是雅座,也是主人譚瑑青與名流貴賓談笑酬酢之所。顯然,北京酒樓從來不只有珍饈美酒,更蘊藏著談笑有鴻儒的風雅生活,以及“今投歡會面,顧盼盡平生”的人情溫度。
然而,如此玉盤珍饈,卻為何仍令魯迅難以盡興、“酒半即歸”?拋開文人之間話不投機的猜測,或許正是滿桌的京魯風味,與魯迅的南方脾性不甚相和,直至勾起了他沉郁的菰蒲之思:“煙水尋常事,荒村一釣徒。深宵沉醉起,無處覓菰蒲?!保ā稛o題·煙水尋常事》)在駐居北京的10多個年頭里,魯迅光顧最多的飯館,為經營南方菜的“八大居”之一廣和居(至少68次),后者位于宣外菜市口北半截胡同南頭路東,鄰近魯迅1919年以前蟄居的紹興會館(南半截胡同北頭路西)。這種對酒樓風味的自覺選擇,或許牽連著南方人在京生活、交際的群體意識。南方乃至四方菜館在北京興隆,亦可見京城文化寬容博達的接納能力。
京城的酒樓風味,從來不囿于一城一地。廣和居以“五柳魚”、江豆腐等南肴名重一時,甚至被視作“南人居北之勢力”的象征。河南館子厚德福治魚烹鮮,福建的忠信堂擅長清炒透亮的蝦仁,玉華臺憑淮揚湯包盡顯功夫,山東館聲勢煊赫、已然獨步江湖……各家本領和而不同,共同鋪展出北京飲食的四海圖景。久居京城的文人穿行其間,在不同菜系的酒樓飯館中訪友宴飲,也借一碗故鄉菜安放漂泊之心。南來北往,北京酒樓都占有其心頭的一席之地,也安頓過其人生的一段歲月。文人在海納百川的杯盤之間嘗到故鄉,也由此將氣象開明的北京,視作不斷追懷的精神家園。
南渡北歸:戰爭年代的口腹之念與文化追懷
1937年,盧溝橋炮聲響起,北京文人被迫撤離南下,隨身帶走的除卻書稿與行李,還有被故都滋味養成的口腹。舌尖上的生活秩序就此打亂,滋味中的閑情難以為繼,轉而牽動著離散的城與人,以及民族在戰火中承受的摧折與苦難。
蕭乾離京而輾轉香港、滇緬,遠赴歐洲戰場。漂流在外的年歲里,魂牽夢縈的都是露天攤子的滋味:豆兒汁、抓糕、驢打滾兒,大鼓肚銅壺里倒出的面茶,乃至煙熏焙燎的炸灌腸。滋味一經浮現,耳旁便頓感風車嘩嘩,滿是拉洋片兒的市聲吆喝。戰時物資匱乏,眼前食物日趨粗糲,而記憶里的風味卻愈見清晰。街巷煙火與曾經度日的從容,都化作饑腸轆轆中的如煙往事。
冰心流寓重慶“潛廬”,北京的硬面餑餑、豬頭肉與“賽梨的蘿卜”,常使她怔忡不寧。全面抗戰八年,梅志離開滬地,熱炒白果的時節從此消逝,直至戰后定居北京,小小白果方再度現身,連同良鄉栗子與密云小棗,組合成她的故園秋思。“涎欲滴而淚欲垂”,戰火中所懷念的,其實是那個記憶中風景不殊的家。
北京滋味雖無法隨行萬里,卻也會在流離之際,借著他鄉的一碗一箸,還魂歸來。王世襄戰時居蜀,想吃豆苗而覺察南北風物之異,借著南方掐尖而炒的豌豆秧,懷想北京沙土中長成、湯羹里點綴的細白嫩香之物。他翻檢《本草綱目》,考辨豆苗得名“巢菜”的由來,在書卷間追索本源,也為正在戰爭中斷裂的文明傳統留下憑據。故都滋味不單是味覺記憶,更是亂世中保存日常、辨認故園的隱微方式。正如顧隨困守北京紀詩所云“煼栗香中夕陽里,不知誰是李和兒”,看似輕松的栗香已與夕陽、秋寒交織在一起,浸滿了山河破碎的身世之慟。
抗戰勝利后,南渡文人得以踏上北歸之路。然而,復歸并不一定意味著復原。朱家溍重返京城后,牽念的譚家菜掌門人早已離世,再難重現“當年陣容”。東興樓慘遭日軍盤踞,如今移至帥府園開張,昔日經營的手藝、心態與秩序近乎無存。故都滋味的銘記與消逝,都已成為人世離散、民族危亡的感官證詞。
絕響與傳承:消逝的滋味與不滅的記憶
酒樓茶肆、菜饌風物日漸消逝,人的身體也隨歲月老去,再也不能如從前那般肆意縱情于口腹之欲。梁實秋后來患膽結石,手術后自嘲為“無膽之人”,從此無福消受溜黃菜一類的蛋黃佳肴。一個寫盡口福的老饕,晚年只能對熟悉的滋味敬而遠之。“偶因懷鄉,談美味以寄興;聊為快意,過屠門而大嚼。”舊雨新知、世道更迭,北京文人筆下的莼鱸之思,隱含著不可復得卻仍不肯忘懷的執念,守護著內心中長明的理想、溫情與初心。
梁實秋女兒梁文薔回憶,父母畢生愛吃“油大”的北方菜。北京燒鴨要緊的卻是皮下的那一汪黃油,如此極考驗填鴨材料與手藝,也仰賴燜爐設備與火候的講究。母親做獅子頭,須七分瘦、三分肥;韭菜簍中拌入生板油丁,蒸熟后方能化作晶瑩的碎渣。梁文薔兒時曾嫌棄地將這些“油物”偷偷丟掉,長大后重讀父輩文章,才懂得這份“尤物”的珍貴。家鄉風味往往如此,待人事飄零、山河阻絕,那一點被撥到碗邊的尋常油花,會在記憶里泛起珍念的光來。
物質上的吃食雖大打折扣,紙面上的追念卻與日俱盛。工序一省再省,老鋪相繼關門,飲食風物中的“歷史的精細”,也隨之退出現實,但北京文人卻用筆頭為其爭得了第二次生命,把刀工、爐火、工序、滋味乃至席間聲息一一留住。它們像老店柜后的藏貨,“良賈深藏若虛”,只待讀者耐心翻檢,方能從故紙深處尋出誘人的香氣。味覺的記憶與歷史,是中國文化最樸素,也最堅韌的一種傳承方式。所謂莼鱸之思,如陳平原所述,正是瑣事與典籍、日常與歷史、個人趣味與集體記憶的相互成全。它借助那些細小具體、與日常相連、被記憶守護的味道,不斷為讀者展開北京城市文化的真正靈魂,提示今人于尋常飲饌中,存一份對匠心技藝的敬畏、對生命情趣的敏感,守住世道人心的良知。只要這些記憶仍有人記述、閱讀和尋訪,北京文人的莼鱸之思便不會止于傷逝,絕響仍在紙頁間回蕩,燕京風華亦仍在五味深處殷殷召喚。
(作者:曲楠,系北京理工大學教育學院特別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