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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火中的一頁佚簡——王禮錫遺著《到洛陽》新讀
來源:中國藝術報 | 王軍  2026年09月04日09:07

一篇佚文的發現,有時能照亮一段被塵埃覆蓋的歷史。1939年12月18日《陣中日報·軍人魂》發表的王禮錫遺著《到洛陽》,便是這樣一篇文章。此時距離王禮錫在洛陽病逝,已過去近四個月。

前不久,我在《文藝報》發表了《肝膽如雪照河山——王禮錫與郁達夫兩位作家烈士的烽火情誼》。作家李蕤的女兒宋致新看到后告訴我,她當年在國家圖書館查找《陣中日報》,發現了王禮錫《到洛陽》一文,可能是王禮錫遺著。這篇文章沒有收入王禮錫任何集子,在各類紀念文集中也從未露面。我又向王禮錫之孫王效祖求證,確認這是一篇佚文。

《陣中日報》是抗戰時期第一戰區的戰地報紙,副刊《軍人魂》先由作家碧野編輯,后由李蕤接手。王禮錫率“作家戰地訪問團”抵達洛陽時,碧野因得罪當局剛從監禁中釋放出來,這篇《到洛陽》極可能由李蕤經手編發。文章發表時,王禮錫已長眠于洛陽龍門西山小青峰,與對岸龍門東峰的白居易墓遙遙相望(2022年9月,王禮錫墓遷入洛陽市烈士陵園集中安葬)。于是,這篇文章便有了雙重意味:既是戰地訪問的實錄,也是一曲不曾預知的絕響。

《到洛陽》寫的是1939年7月12日至13日,訪問團從華岳廟到洛陽的最后一程。全文不足一千五百字,卻寫得從容有致,處處可見詩人的眼光與筆力。開篇即不凡:“過了華岳廟,我們就嗅到‘前線’的氣息了。”一個“嗅”字,調動了嗅覺,也調動了讀者的全部感官。戰爭的氣息是什么?是硝煙,是焦土,是某種彌漫在空氣中看不見卻無處不在的緊張。王禮錫不用“看到”“感到”,偏偏用“嗅到”,這是詩人的直覺,也是戰士的警覺。

接下來,他寫日軍對靈寶附近一座十孔橋傾瀉了三千發炮彈,毀掉九孔。“每一個炮彈約值兩百元”,他居然算起經濟賬來;而我們的應對不過是“以有眼睛的人去避無眼睛的炮彈”。寥寥數語,不渲染悲壯,不拔高聲調,卻寫出了一種舉重若輕的鎮定。他看沿途的麥田、牛車、窯洞里安然出入的男女,說他們“正表示一種安詳堅毅的態度,訕笑對河日本跳梁的小丑”。這不是宣傳腔,而是一個詩人對古老中原的凝視,一種從土地深處生長出來的從容。

全文最精彩的段落,是靈寶小飯館和鐵皮悶車之夜。涼水洗去黃土,方桌擺在戶外,茶、西鳳酒、炸醬面、打鹵面、紅豆稀飯、醪糟雞蛋一齊上桌。晚涼風里,一群風塵仆仆的作家剛卸下疲憊,一個士兵忽然出現了。這個場景極富戲劇性,幾乎像是從古典小說中截出來的。士兵帶來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的問候,說大雨沖壞的路剛恢復,第二天可安排專車。但聽說當晚只剩鐵皮悶車時,“我們還是決定坐鐵皮悶車。吃點苦,心安些”。這句話何其平淡,又何其有力。不是豪言壯語,卻是這群讀書人最真實的內心——與國家共艱苦,才能心安。

那一夜,是王禮錫筆下最有質感的畫面。鐵皮悶車里堆著半車棉花,他們裹著毯子睡在棉花包上、鐵板上。鐵門不敢全開,怕人滾下去,全閉又怕悶死,只好開一道縫。王禮錫就睡在這小縫旁邊,涼風有了,煤煙卻整夜“像汽車驟過之后,一陣黃土一樣的灌進來”。待到清早,他寫道:“眼睛已給煤煙膠住,用指頭蘸點口涎把眼睛逐漸濕潤了,才慢慢的可以睜開,上面蓋的綠毯子已經變成黑的,臉上煤灰粒給汗膠住,用手指一擦,像槍筒擦在砂布上一樣,再掠過頭發,就感到像沙地上長遍了亂草。”這簡直是戰爭文學中少有的自畫像:蘸口水潤眼,用手指擦臉,滿臉煤灰,一身狼狽。他沒有寫一個“苦”字,卻句句是苦;沒有寫一個“樂”字,卻處處透著一股自嘲的快活。這種舉重若輕的幽默,是一個詩人面對苦難時最優雅的姿態。

火車到了洛陽——“我們同棉花達了卸貨的地點了”。歡迎者從舒適的頭等二等快車一直尋到悶車前,看到的正是這群“狼狽地從很高的悶車上跳下來”的作家。樂隊莊嚴地奏著歡迎曲,王禮錫卻在靜默走過時,寫下了一句剖心之言:“我們懷著無限慚愧的心情。并不是因為樂隊顏色鮮明的衣服和我們布滿了煤灰的草綠色軍服相對照而羞慚,而是感到我們沒有值得這樣受重視的理由。我們在抗戰中沒有盡到我們應盡的力量。”這是全文的文眼。一個率領訪問團跋涉近月的團長,一個在英倫三島為祖國抗日奔走演說四百余次的國際宣傳家,一個甘愿舍棄專車、夜宿悶車的愛國者,竟在歡迎的軍樂聲中感到“慚愧”。這慚愧里,有中國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自省,也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自覺。他不知道的是,僅僅一個多月后,他將因黃疸病延誤治療,永遠倒在訪問途中,以三十九歲的生命,真正“盡了應盡的力量”。

《到洛陽》的藝術特色,值得細細品味。它的敘事節奏控制得極好:從華岳廟的緊張,到沿途麥田的舒緩,到小飯館的活潑,到悶車夜的逼仄,再到洛陽站的莊嚴與慚愧,如同一篇精心結構的散文。它的語言干凈、準確、生動,既有戰地實錄的紀實品格,又不失詩意的閃光。寫煤煙“灌進來”的“灌”,寫煤灰與汗“膠住”的“膠”,寫手指擦臉“像槍筒擦在砂布上”的比喻,寫頭發里的煤灰“像沙地上長遍了亂草”的意象……這些都不是一個普通記者能寫出的句子,而是一個詩人最本能的表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文隱含的聲音。王禮錫在英國發表抗日演說四百余次,深知宣傳的力量,但他寫《到洛陽》時,完全放下了宣傳腔。他不喊口號,不煽情,不拔高,甚至有意地“往下寫”:寫狼狽,寫煤灰,寫慚愧。這種自覺的低調,恰恰構成了最有力的表達。他以個人的、具體的、身體性的經驗,對抗著戰爭的宏大敘事。那一夜煤煙灌進來的窒息感,那一早用口水潤開眼睛的刺痛感,比任何豪言壯語都更能讓人理解什么是“到前線去”。

這篇佚文之所以珍貴,還在于它填補了王禮錫創作序列中的一個空白。王禮錫在訪問途中寫集體日記、寫新聞報道、寫《筆征日記》,但這些文字或散佚,或僅存片段。而《到洛陽》恰好完整地記錄了他生命最后旅程中的一個關鍵節點——抵達洛陽,這座他將長眠的城市。從文章看,他當時精神飽滿,筆調從容,對前路充滿期待。誰也不會想到,僅僅一個多月后,他會突然倒下。這種文本與命運的對照,讓這篇千字短文具有了某種悲劇性的張力。

李蕤在發表這篇遺著時,必定百感交集。他接編《軍人魂》副刊不久,好友碧野剛剛出獄。碧野被關押數月,恰逢作家訪問團即將到洛,有人告訴衛立煌,碧野和作家訪問團成員很熟,于是碧野獲釋。王禮錫的猝然離世、碧野的牢獄之災、李蕤的艱難堅守,那一代人在戰火中的信仰、情誼與犧牲,借著這一頁泛黃的報紙,穿越八十余載,抵達我們面前。

《到洛陽》太短,短到一口氣便能讀完;但它又很長,長到足以將我們拉回1939年盛夏的那列鐵皮悶車,聽見車輪與鐵軌的撞擊,聞到煤煙與汗水的味道,看見一個滿臉煤灰的胖子詩人,在黑暗中睜著眼,心里想著這個國家的明天。那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極特殊的一頁——作家不再是書齋里的個體,而是一支行進在民族苦難中的“筆部隊”。王禮錫是這支部隊的旗手,他的早逝,讓這面旗幟染上了不朽的顏色,而他的這篇遺作,則像一枚意外存世的琥珀,將一段烽火歲月凝固成永恒的文字。

一篇佚文的重新問世,是一位作家穿越時空的歸來。壯哉,“戰地作家訪問團”!壯哉,王禮錫!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