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南洋”,氣象萬千
近來,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在海內外公映,反響熱烈。人們由此重新審視關于“南洋”的前世今生。
今天,人們提到“南洋”,絕大多數情況下指的就是東南亞,并且常常帶有一種對波瀾壯闊的移民歷史及其產生的獨特混合文化的懷舊與想象。“下南洋”與“闖關東”“走西口”,并稱為中國近代三大移民潮。尤其“下南洋”,漂洋過海,闖出國門,更是增添蒼涼與悲壯。
我們可以將“華僑華人、華文、華商”理解為一個支撐海外華人社會存在與發展的“三位一體”模型。華僑華人是主體與根本,是文化傳承和商業活動的承載者。華文是文化與情感認同的紐帶。中文的語言文字及其所承載的價值觀、文學、習俗等,是維系族群認同、內部溝通和傳承文化的精神血脈。華商代表著經濟與社會的基石,是指華僑華人群體中的工商業者及其建立的經濟網絡,它為海外華人社會的存續與發展提供物質保障和組織力量。
這三個要素共同構成了一個穩固的“三角結構”,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構成了海外華人社會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這個“三位一體”的結構,科學概括了海外華人社會的核心特征:華僑華人是根基,沒有人的存在,一切無從談起;華文是靈魂,失去了語言和文化,族群認同將逐漸淡化;華商是血脈,沒有經濟的活力,社會將難以維系和發展。這三者形成一個共生共榮的有機整體,共同支撐起海外華人社會的繁榮、韌性與獨特身份。
在東南亞,華人社團、華文教育和華文媒體被視作支撐華人社會的“三大支柱”。它們相互支持,構成了華人社群傳承文化、維系認同、爭取權益的重要基石。東南亞華文作家,有不少都是“兩棲”,甚至“三棲”。通過“華社、華媒、華校”三大支柱的支持,東南亞華文文學在文化認同與本土意識、現實主義傳統與現代性追求的碰撞融合中,不斷持續發展。
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背景下,東南亞華人社會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成為連接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重要文化橋梁。
中華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歷史久遠。東南亞華人通過集體記憶始終保持著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這一特點在文學作品中表現為對“故鄉”的詩性探尋——從“記憶故鄉”到“回望故園”,再到“重構故鄉”,東南亞華文作家完成了一種文化上的身份定位。
正是有著中華文化的根性、中華民族的血緣,南洋華僑華人始終與祖國血脈相連,休戚與共。在許多關鍵時刻,南洋華僑華人發揮了關鍵作用。
南洋華人對辛亥革命的貢獻頗為重要,在資金、輿論、組織和人員等方面給予了關鍵支持。孫中山先生曾多次提到“華僑乃革命之母”,其中南洋華僑的作用尤為突出。在孫中山領導的武裝起義中,幾乎都有南洋華僑的身影。南洋對于辛亥革命的貢獻是全方位的、戰略性的,它不僅是革命的“金庫”和“輿論喉舌”,更是革命的“策劃中心”和“人才輸送基地”。
南洋華僑華人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期間,曾提供大量人力、財力、物力支持。其資金貢獻,主要體現在捐款、僑匯以及投資與物資捐贈等。捐款與僑匯總占比為當時中國軍資開支的43%。他們組織約3200名南僑機工,通過滇緬公路運送近50萬噸軍費物資,并且捐贈了大量飛機、坦克、救護車、藥品等戰略物資。
南洋華僑華人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亦是歷史性、開創性和全方位的。貢獻體現于資本、技術、管理、市場觀念和國際商業網絡的引進等等,助力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現代化進程。
在全球華文文學格局中,東南亞華文文學以其獨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融合,展現了鮮明的個性與價值。東南亞華文文學經歷了從“僑民文學”到“本土文學”的轉變,在創作中表現出雙重邊緣意識、歷史關懷和東南亞鄉土情結。“南洋”也衍生出一種獨特的文化意象,即南洋文化,它指的是中華文化與東南亞本土文化等元素經過長期交融而形成的混合文化。
東南亞華文文學是世界華文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中國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走向“建立世界華文文學共同體”的構架,東南亞華文文學因其獨具特色的創作個性,在這一共同體中占有重要位置。東南亞各國華文文學雖同屬一個文化圈,但各具個性,異彩紛呈。創作手法上的多元互補,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特色。
回顧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進程,不由深深緬懷我們尊敬的曾敏之先生,業內人常親切地稱她為曾老總,曾老總于《花城》1979年5月出版的創刊號上刊出了《港澳及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這篇文章對新馬泰文壇進行了言簡意賅的掃描。這在那時的國內文壇上,空谷足音,聞所未聞。
曾老總在《港澳及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里,曾以《泰華文學》月刊為例,富有詩意地描繪了泰華文藝的狀況,那時,泰華文學正在“播種”,“是三月的槐樹——開花;是四月的楊梅——結果;是沙漠里的仙人掌——常青”。如今,包括泰華文藝在內的南洋文苑已是枝繁葉茂、郁郁蔥蔥。
從那時到現在,已經整整過去了47年。在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建設這項事業已經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與時俱進,并不斷發展壯大。在這個隊伍中,涌現了一大批新生力量,出現了許許多多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學者。新人層出不窮,學術研究碩果累累。回望既往,放眼未來,隊伍代代相傳,事業生生不息,這足可告慰曾敏之先生等世華事業的拓荒者們。
以泰華文學研究為例,近期出版的《泰國華文作家辭典》,收錄泰國華文作家三百多位,有介紹,也有評析。“辭典”分為三部分:“文脈往昔”書寫已逝作家,“風采隱逸”書寫無法取得聯系的作家,“砥柱中流”書寫健在的老中青作家,時間跨度百年。《文脈往昔》卷首語,把泰華已故先賢喻為“泰華文學的奠基者”“文化血脈的守望者”,“通過對先賢生平、著述與文心的梳理,我們不僅是記述歷史,更是在與先輩的靈魂對話,延續那一脈不息的文化燈火”。
編撰者之一是博夫。博夫撰寫序言《為泰華文學立傳——他們在南國撐起華夏文化一片天》,把該辭典編撰視為“對這段跨越三個世紀、跨越地域與族群界限的文化征途,所作的一次系統梳理與莊嚴致敬”。“它保存的,不只是姓名與著作,更是族群在遷徙、融合與再生中的文化脈動,一部寫在海外的漢語史,一盞照見鄉愁、信念與未來的心燈。”
博夫于病榻中進行這項浩大的系統工程,直至生命停止脈動。也可以說,傾力于辭典編纂,猶如個人的莊重的告別禮。博夫,本名樊祥和,1946年出生于江蘇,20世紀80年代東渡日本,后定居泰國,2026年2月辭世。從長三角到湄南河畔,他的人生歷程,也是南洋作家多元構成的典型縮影。
楊玲同為辭典的主要編撰者。她出生于泰國,祖籍潮汕。20世紀70年代到中國讀書,高中畢業回到泰國,長期供職于華文報業。1996年參加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現任副會長。為編纂辭典,她不辭辛勞,奔走于泰北、泰南,穿梭于會館、校舍與舊書攤之間,“在塵封的報頁與泛黃的剪報中尋覓遺文”。如斯鐘情于泰華事業,可謂殫精竭慮。
東南亞華文文學既受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感召,選擇現實主義作為基本創作方法,又吸收了現代主義的創作技巧,形成了兩者互補、融合的獨特發展路徑。它猶如一面文化棱鏡,折射出中華文明與東南亞各地文化交融的斑斕光譜。它既是海外華人的精神家園,也是世界華文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作者系華文文學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