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求索”到“守護” ——電視劇《重器》《藏鋒》熱播背后的法治敘事躍遷
近期,兩部現實題材劇集先后登陸央視黃金檔,引發廣泛關注。《重器》以1979年至1997年中國法治建設為背景,講述5位法學院畢業生在司法實踐中見證并推動制度進步的故事;《藏鋒》則以宣傳民警空降特警支隊擔任政委為切入點,刻畫新時代公安隊伍在日常中沉潛、在危急時亮劍的職業堅守。兩部劇一前一后,看似題材各異,實則在光影中完成了一場關于中國法治建設的敘事接力:從“法的求索”到“法的守護”。這一變化不僅是創作題材的切換,更映照出中國法治建設從制度建構到信仰內化的深層規律,為以法治之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留下了生動的影像注腳。
在求索中“發現”:法制體系從缺位到初建
《重器》所回望的年代,是諸多領域法律尚不完備的年代。1979年,新中國第一部刑法頒布,“一日頒七法”的急迫背后,是結束“無法可依”局面、重建法治秩序的真實處境。彼時的法律人面對的,不只是“如何適用法律”的技術問題,更要直面“法律應當是什么樣子”的根本追問。
劇中11個改編自真實卷宗的案件,幾乎每一個都是一次“法的求索”。從“跳貼面舞被判無期”的“流氓罪”適用,到1996年修改、1997年施行的刑事訴訟法確立“疑罪從無”原則;從律師堅持無罪辯護卻被批“為壞人說話”,到辦案人員對模糊鑒定結論提出質疑、證據裁判意識在基層悄然萌發……這些在今天看來近乎常識的規則,在當年卻是一代代法律人頂著壓力、付出代價,從具體案件中一點點求索、發現并確立起來的。正如劇中臺詞所言:“置身事內,親身參與,你才有機會去改變中國的法治現狀。”
這種“法的求索”,對應著中國法制建設的制度建構期。改革開放之初,法制建設首要任務是“有法可依”——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從依靠“從重從快”的辦案思路到確立“疑罪從無”的司法原則,從法律工具主義觀念到權利保障理念,每一步都伴隨著觀念的更新和實踐的陣痛?!吨仄鳌返目少F之處,在于它沒有用當下標準苛責過往,而是以客觀辯證的歷史視角,真實還原了法治制度在求索中生長的艱辛歷程。當規則尚未確立,正義常常遲到,個體常常承受時代的局限。而讓公平正義在每一個個案中可感可及,正是一代代法律人不懈求索的方向。
在日常中“守護”:法治信仰從制度到人心
如果說《重器》回答的是“法從何處來”,那么《藏鋒》回應的則是“法向何處去”。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日益完備,法治建設的重心悄然轉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更深層次:從立法的科學審慎到執法的嚴格規范,從司法的公正高效到全社會筑牢法治信仰、強化守法自覺,法治建設進入了從“制”到“治”、從制度規范到全社會涵養法治信仰的新階段。
《藏鋒》的獨特視角,恰恰呼應了這一歷史性轉換。宣傳處副處長譚彥空降特警支隊擔任政委,一個常年與文稿、講話稿打交道的“筆桿子”,突然進入真刀真槍的辦案一線。他面對的不是“無法可依”的困局,而是“有法必依”的考驗——如何在制度框架內帶好隊伍,如何在情理糾葛中守住底線,如何在個人得失與職責擔當之間做出選擇。譚彥從只盯著個人升遷,到說出“帶好這支隊伍比讓您滿意更重要”,本質上是從“懂得法”到“守護法”的精神蛻變。
“藏鋒”二字,正是法治進入“守護”階段的生動寫照。于特警職業而言,藏鋒是平日隱于生活、默默沉潛,危急時刻果斷亮劍、守護一方平安;于法治成熟度而言,藏鋒意味著法治不再需要以時刻“亮劍”來證明自身的存在。當規則深入人心,當程序成為習慣,法治便從宏大的宣告轉向日常的堅守,從醒目的“重器”化為無聲的“守護”。紙面上的條文唯有化為日復一日的實施與踐行,法律才真正擁有生命?!胺ǖ氖刈o”最深刻的時代內涵,便蘊于其中。劇中講話稿被風吹上樹的窘迫、隊員間帶著煙火氣的日常斗嘴、輔警轉正的焦慮、雙警家庭的情感矛盾……這些充滿生活質感的細節,讓公安職業褪去英雄光環,露出平凡底色。而恰恰是在這份平凡之中,法治的守護才顯得真實而厚重:它不在高光時刻的張揚里,而在日復一日的平凡堅守中,在每一次舍我其誰的行動里。
從求索到守護:法治題材創作的躍遷與啟示
近年來,法治題材影視劇的敘事方式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赝@一題材的發展脈絡,從早期許多強情節驅動的刑偵破案劇,到一些聚焦大案要案的反腐涉案劇,再到近年來涌現的法治年代劇、基層職業劇,許多創作的重心正逐步從“事件”轉向“人”,從“戲劇沖突”轉向“精神成長”?!吨仄鳌放c《藏鋒》正是這一變化趨勢中各具代表性的兩部作品。前者以18年法治建設史為軸,展現制度建構的艱難歷程;后者以一名文職民警的成長為線,刻畫職業信仰的日常涵養。這種變化不是偶然的創作選擇,而是中國法治建設階段性特征在文藝領域的必然反映,當制度的大廈基本建成,法治文化的涵養、法治社會的培育便成為更基礎也更長遠的命題。
敘事重心從“事件”轉向“人”,是近年來法治題材影視劇創作最顯著的變化。早期刑偵劇多以案件偵破為核心,人物很重要的功能是推動劇情發展;而當下的創作越來越注重以人物成長串聯敘事,讓法治精神在具體人物的命運中落地?!吨仄鳌冯m以11個案件為路標,但真正貫穿全劇的是5位法律人的成長軌跡,案件不過是他們認知法治、踐行法治的載體;《藏鋒》則更進一步,完全以譚彥的個人成長為主線,職業信仰的涵養過程比案件偵破更牽動人心。從“以案見史”到“以人傳法”,讓人看到創作著力于把宏大敘事安放于煙火人間,讓法治精神在人物的成長與抉擇中自然生長。
人物形象更多地從單一的“拓荒者”,走向多元的“堅守者”,是這一變化在人物塑造層面的體現。早期法治題材影視劇中,法律人多以制度開辟者的形象出現——在荊棘中探路,在爭議中前行,身上帶著鮮明的改革者的銳氣。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作品將鏡頭對準日常崗位上的堅守者,他們沒有驚天動地的創舉,卻在日復一日的平凡中守護著制度的運行。《重器》中的法律人群像,既有拓荒者的勇氣和銳氣,也有在現實壓力中徘徊掙扎的真實一面;《藏鋒》中的公安干警,則是典型的“堅守者”形象,在日常中沉潛,在關鍵時刻擔當。拓荒者需要勇氣,守護者需要定力,兩種形象的并存與豐富,折射出法治建設從“創業期”進入“守成期”的時代特征,也讓法治題材影視作品的人物譜系更加立體飽滿。
觀眾接受心態從追求“解氣”轉向品味“日?!?,折射出社會法治認知的整體成熟。早期法治題材劇集的熱播,往往離不開“善惡有報”“沉冤昭雪”的爽感邏輯,觀眾在緊張的劇情中尋求情緒釋放。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觀眾開始接受甚至青睞日?;?、生活化的法治敘事——沒有驚心動魄的大案,更多是日復一日的堅守與抉擇??础吨仄鳌罚^眾常常為程序缺失、正義遲到而感到憋屈,這種憋屈恰恰源于對法治進步的深切期待;看《藏鋒》,觀眾則在日?;臄⑹轮蝎@得一種“松弛感”,當法治不再是稀缺品,當程序正義成為常識,人們才能以更從容的心態看待執法者的日常。從憋屈到松弛,不是創作風格的隨意切換,而是社會法治認知成熟的投影。
這些變化為法治題材影視劇創作帶來啟示。一方面,扎根歷史現場,法治建設的每一步都來之不易,只有真實還原歷史語境、尊重歷史規律,才能讓觀眾懂得當下法治環境的珍貴。其二,深耕人物成長,法治的力量不在條文之上,而在具體的人、具體的選擇之中,有血有肉的人物比完美無缺的英雄更能打動人心。其三,超越強情節依賴,優秀的法治題材創作敘事不以密集的戲劇沖突博取關注,而是依托對時代與人性的真誠體察與表達,讓法治精神潤物無聲地抵達觀眾。
從“法的求索”到“法的守護”,從制度建構到信仰內化,從拓荒者的銳氣到守護者的定力——《重器》與《藏鋒》交相輝映,共同映照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法治建設的前行軌跡。法治建設永遠在路上:每個時代都有需要“求索”的發展課題,也有需要“守護”的治理底線。當求索的勇氣與守護的定力代代相傳,法治中國的前行腳步便永遠堅實而從容。法治昌明則國運昌盛,法治進步是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尺,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法治始終是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重要保障。而文藝創作的使命,正是以光影為筆,記錄這一進程,傳遞這份力量,讓熒屏之中的堅守,化為照亮現實的法治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