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2026年第9期|陸三強:匏瓜:時代夾縫中的學人(節選)
匏瓜,葫蘆科葫蘆屬的一年生草本植物,葉子掌狀分裂,莖上有卷須;果實比葫蘆大,對半剖開可做水瓢。
——《現代漢語詞典》
《論語·陽貨》中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后衍生出成語“匏瓜空懸”?。
來如風雨,去似微塵
有些人,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學術,可是,今天的學界已將其遺忘。他們的名字及蘊含的舊事,只存于老輩學人的日記或回憶中,至于他們的創作或學術貢獻,則極少被人提及,除了學術史或某學科史一類的研究專書。近讀顧頡剛、吳宓等現代學人日記,有不少關于孫為霆、朱寶昌、宋漢濯的記載。他們經歷傳奇,但事跡不彰,對今天的人來說有些陌生。他們既沒有顯赫的聲譽,也沒有響亮的頭銜,是生前不出名嗎?似也不是。
孫為霆是東南大學吳梅的弟子,散曲作品集《巴山樵唱》
獲民國政府第二屆“著作發明及美術獎勵”之文學獎。作為散曲作家,他被今天的研究者奉為“二十世紀中國散曲大家”(前期吳梅、盧前、孫為霆,中期趙樸初,后期羊春秋、丁芒、趙品光、蕭自熙)之一。抗戰勝利前,他擔任過多所知名中學的校長,如被譽為“中學界的西南聯大”的國立二中,作育英才無數。后又任中央大學、震旦大學、西安師院和陜師大教授。
朱寶昌早年在燕京大學讀書,是張東蓀、顧頡剛、鄧之誠等名家的弟子。他鉆研西方哲學、歷史及佛學,強調唯識學是古印度思想精髓之所在,其價值在于建立一個嚴密的心理學與邏輯學體系,深得熊十力賞識。中國的思想者一般通過評述西方思想家的方式建立自己的言說,朱寶昌也是如此。他援引康德、笛卡爾、洛克、懷特海等理論講解唯識學,對熊十力哲學思想和周叔迦佛學思想的批判都是有目共睹的。抗戰時任教于云南大學、燕京大學、無錫國專等,后任教西南師院、北師大、陜師大等高校。
宋漢濯就讀北京大學,畢業于西南聯大,二十出頭就在《文藝月刊》發表評論冰心創作的文章,至今仍被冰心研究者稱道。抗戰時在重慶,是顧頡剛《文史雜志》作者群中的青年才俊,又在《宇宙風》半月刊發表多篇敘寫成都的散文,成為如今探討“成都公共空間的戰時演變與文化塑形”的重要依據。曾任教重慶的南開中學,后任教華西大學、西北師院、西北大學中文系。
吊詭的是,他們有著如此重要的經歷和作品,離世也才幾十年,卻已面目不清,“生平不詳”,不被人識了。他們本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學人,但因個人及時代因素,其成就和名望與經歷和才華極不相稱。他們的行事鮮為人知,使后來者對其認識、理解和判斷受到影響,成了昨夜星辰、時代夾縫中的學人,不免令人發“零落成泥碾作塵”之喟嘆。
舊教育啟蒙,新教育肄業
孫為霆、朱寶昌出身書香世家,宋漢濯出身農民,亦耕讀傳家。他們均為清末民初人,以舊教育啟蒙,自新教育肄業。青年時在名牌大學讀書,雖未出國留學,但與一批青年才俊同游,受到良好的教育,視野開闊,學術有成。
一
孫為霆出生于1903年,江蘇六合人,字雨廷。其父孫錫恩,光緒八年(1882年)舉人,熱心辦學、纂志、賑災等公益事業。他創辦的新學成為六合縣第一所小學,接著又辦初級師范學堂,先后參與辦學十五所。岳父陳作儀,光緒十四年(1888年)中舉、十六年(1890年)進士。陳作儀與孫錫恩是世交,因僅有一獨女,孫為霆婚后入贅陳家,經常一起屬對、賦詩。幼承庭訓和優越的生活環境使孫為霆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熏陶和滋養,飽讀經書,酷好詩詞。
1922年,孫為霆考入東南大學數學系,選修了詩詞曲學課。其文采出眾,所作詞曲常被教授吳梅拿到國文系點評、朗讀。后因興趣所致,轉學國文系,師從曲學大家吳梅及柳詒徴、王伯沆、李審言等教授,遂精研曲學,寫作散曲。吳梅與東南大學學生組織“潛社”,常帶著學生游覽南京名勝古跡,其實是在游玩飲酒中教學,讓學生隨時隨景吟詩、填詞、唱曲,使學生更深一步了解詩詞曲的寫作。
吳梅教授曲學,把唱功與學理相結合。上課時一邊講授,一邊演示,長調短吟,詞曲相諧;學生坐在老師周圍,邊聽講邊唱曲,成為當年東南大學一景。詞曲班的學生有陸維釗、唐圭璋、趙萬里、孫為霆、盧前、王起、王玉章、袁鴻壽、張世祿、葉光球、龔慕蘭、周惠專、濮舜卿等多人,后皆成為詞曲高手、學界名家。據說吳梅眾弟子中,能寫一手好曲者,為孫為霆與盧前二人。這些經歷對他后來的教學、寫作產生了極大影響。
二
朱寶昌,字進之,號希曼,1909年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江蘇泰興。父親朱勵深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后任浙江遂昌縣知事,一年后辭官返歸故里。朱寶昌幼年在家塾開蒙,父親給了他良好的童蒙教育。塾師吳鐵山是清末秀才,詩文繪畫俱佳。十歲又從王佩丹讀四書、五經、唐宋八大家,很早就開始用哲學的思維方式思考人生和世界。1922年,朱寶昌隨周濟生學英文,受其影響,開始閱讀《新青年》等報刊,開闊了眼界,獲得了民主、科學等新知。
1929年,朱寶昌入之江大學國文系,兩年后轉入東吳大學,博覽經史子集、歷代筆記及佛經等。他與同窗吳于廑交好,成為一生莫逆。時章炳麟在蘇州十全街講學,二人同往謁見,就教于門下。1933年朱寶昌轉入燕京大學哲學系,經張東蓀介紹,前往求教時在北大講學的熊十力,聽講小乘經典《俱舍論》等。他在筆記中寫道:“我追求哲學的一個強大的內在動力是希望能用西方哲學的先進的精密方法來解決佛法提出的‘人生如夢幻泡影,如露如電’的說法是否真實可靠。”
1935年,朱寶昌與國文系陳夢家、李素英、李文郁,歷史系周一良、鄺平樟、張家駒、劉選民等同獲哈佛燕京獎學金。秋季,歷史學部錄取了朱寶昌、周一良、蒙思明、劉選民、張家駒、朱文長、王希翰、關斌、張瑋瑛九名研究生。在燕京時期,他負責燕大歷史學會演講股,擔任顧頡剛主持的北平研究院史學會名譽編輯。燕京的學習、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朱寶昌還由哈佛燕京學社總干事博晨光推薦,隨鋼和泰男爵學習梵文。1937年夏,他以《談宇宙之秩序》的論文研究生畢業。
三
宋漢濯1914年出生于山東鄆城一個“十雨五風能卜歲,寸田尺宅可治生”的中農家庭,1934年畢業于菏澤六中。在校時,與逯欽立、劉禹昌、何茲全、陳熙昌等人前后同學,曾參與主辦校刊《六中月刊》。1934年,他考取清華國文系和北大中文系,擇校上了北大。二年級時,身患肺病,臥床休養。宋漢濯大量閱讀冰心作品,撰寫并發表了評論冰心作品的文章,產生了一定影響。冰心時在燕京大學任教,據說曾欲請他吃飯答謝。
七七事變后,戰火中轉赴長沙臨時大學,在南岳衡山的圣經學院分校繼續求學。1938年初,前往云南,8月,他從躲避空襲中的西南聯大畢業。在蒙自,他與鄭天挺、聞一多等先生同住哥臚士洋行。學生住樓下,先生住樓上。聞一多勤奮用功,鄭天挺勸其出門散步,“何妨一下樓主人”便成了彼時聞一多的雅號。那學期,朱自清開宋詩、陶淵明,浦江清開中國文學史、詞曲,聞一多開詩經、楚辭,羅庸開杜詩、先秦文,魏建功開漢字形體變遷史,羅常培開古音研究,劉文典開文選、莊子,陳寅恪開佛教翻譯文學,皆一時大家名課。
有一張照片在蒙自“西南聯大舊址”展覽,據說被載入聯大史冊,即鄭天挺、羅常培、魏建功、羅庸四位教授與北大中文系部分學生在南湖菘島水榭的合影。其中有畢業班的宋漢濯、詹锳、馬學良、馬彭騵、張盛祥、徐松齡;三年級的逯欽立、陰法魯、傅懋勣、周定一、陳士林;二年級的何善周、向長清、劉泮溪、陳登億。戰亂之際,聯大文學院遠在邊陲小城,依然弦歌常誦,師生同游。學生眉宇間是揮之不去的少年英氣,老師臉上寫滿了“剛毅堅卓”,確有“千秋不朽”之意。
術業有成,藝文高手
老輩學人各有專業,也是詩文高手,文字好,更有知識、思想與胸襟情懷。因為有自己的專業,那些偶然寫就的詩文小品,乃興之所致,自然而清純。他們極有才華,又非常自信,可以說是“文不讓人應有我”。有趣的是,他們特點鮮明,別具一格。
一
孫為霆從小“文章最愛歸熙甫,詩句多吟李謫仙”。東南大學時隨吳梅等師友同游,常與同窗、好友、同事相酬唱。集中多有《寄淮上友人》《克齋囑題吟窗惜別圖》《題彭玉麐墨梅》《讀友人趙德昌擬我套曲》《題喬大壯遺墨》等詩詞。早年所作詞曲常被吳梅表揚,還在《國學季刊》發表詩詞作品。孫為霆既填詞,又作曲。老話兒講:作詞容易度曲難。傳統文人稍用力即可填詞,但能度曲者很少,由此亦見其曲學才情。
抗戰初期,民國政府逐步建立國家學術獎勵制度,獎勵著作發明及美術作品。1941年至1948年間,評出281件獎勵作品和54件獎助作品,其中文學類34件作品獲獎,7件獲獎助,包括論著、小說、劇本及詩詞曲。沒有一等獎,二等獎的6部作品也全為研究性論著。孫為霆的《巴山樵唱》獲得第二屆文學類的最高獎(三等),在重慶創作的《太平爨三雜劇》獲得第三屆“獎助”作品。“著作發明及美術獎”是當時最高級別的獎勵,也是對學人造詣的肯定,然而,孫為霆的獲獎則為其后半生的命運留下了隱患。
《巴山樵唱》記錄日寇侵華暴行,敘寫百姓慘痛犧牲和艱辛困苦及流離失所,表達了殺敵驅寇的決心和愿望,意在喚醒人們的愛國熱情和斗爭精神,同時也抒發了作者的別離滋味與繾綣相思及不愿做亡國奴的堅定意志和對抗戰的必勝信心。其作品能破舊立新,古為今用,獨創新風,名著于時。《太平爨三雜劇》所寫雖與日寇侵華和抗戰無直接關聯,但從作者選取的戰爭題材和對戰亂中種種人物事件的表現方式來看,依然有著鮮明的時代特點,濃郁的戰爭氛圍對作者的生活狀態和創作心態有著極大的影響。
二
朱寶昌早年即在文藝上顯露才華,常寫些新詩和舊體詩,如《鄉愁》一詩就受到同窗好友朱生豪的激賞,后發表于《燕京文學》,《湖上偶詠》發表于1929年的《大夏月刊》。朱寶昌是五四新文化沐浴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詩人,其詩歌表現出對民族命運和人們生活的焦慮與思考,洋溢著深沉的愛國之情,清新聰睿、靈動通脫。
朱寶昌一邊讀書,一邊寫作,還發表了大量散文,同時也繼續寫新詩和舊體詩。燕大期間與顧頡剛、吳世昌等師友一同加入北平作家協會。他關注哲學、歷史,發表過《唯識新解》和評論周叔迦《唯識研究》的文章。朱寶昌的批評“為學術界提供了學術規范與理論深度這兩個方向上的需求應驗,他既警告通俗化大概造成的學術失誤,也促使唯識研究向著更深的層次發展”。他還關注現實,在《鄉村建設》刊發《從對中國過去教育之批判說到今后鄉村師范教育之使命及前途》等文章。抗戰勝利后,朱寶昌以筆名白旭發表了大量雜文,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貪污腐化和專制獨裁。
1956 年“雙百”方針提出,被學人認為是文學藝術的“春天”到來,《延河》連續發表了許多不同風格的優秀作品。朱寶昌受到鼓舞,接受《延河》約稿,在1957年7月號發表了《雜文、諷刺和風趣》一文。他強調:“我們需要尖刻辛辣的諷刺!……大膽揭露黑暗的人和熱情歌頌光明的人一樣,同樣是共和國忠心耿耿的公民。”鋒芒畢露,犀利尖刻。很快,他就在“反右”風暴中變為“毒草”,遭到猛烈批判,被認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箭”,成了《延河》及西安文藝界最先遭到批判的作品和作家。
三
宋漢濯熱愛文學,喜歡寫作。1936年在北平時,他就發表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及其批判》的文學評論。抗戰期間輾轉于昆明、重慶、成都等地,寫作了《蓉城小記》《成都四記》等散文作品,刊發于民國時期著名的散文半月刊《宇宙風》上;還在顧頡剛主持的《文史雜志》上刊發書信體散文《新生》及雜文《曾國藩的修養工夫》;在《大公報》發表反映抗戰的《世間談》;在《讀書通訊》上發表過《我愛文學》等文章。
宋漢濯寫作文學評論和散文,未見其有詩詞作品。《冰心女士的作品及其批判》對冰心作品“文字的美”和“清新雋麗,清淡窈遠”作了高度評價,又不乏剖析“批判”。“雖然峻激嚴苛,卻因為能夠一分為二,故而深刻精辟,其間既有時代風云和思潮的影響,也是基于自己對文學的理解和對作家的希望。”“十年動亂”期間,西北大學派人去外調宋漢濯,一提名字,對方立刻反應:“是那個多才多藝之人?”由此可發一噱,亦見其當年風采之一斑。
宋漢濯敘寫成都印象的散文,以還原生活本真的態度,記錄了成都市民的日常。筆下有街道、茶館、公園,以旁觀者的清醒和記錄者的溫情,為讀者展示戰時的成都生活。他拿同為古都且曾生活過的北平來對比,定義成都“確乎是在高度文化里浸潤很久的文化城”,與重慶“絕不相侔”,引發讀者的詩意和聯想。宋漢濯的文筆清麗流暢,語句文雅洗練,頗得乃師朱自清文風。據費秉勛回憶,宋漢濯“早呈文才,每有散文佳作刊于報端,曾任重慶文聯委員,著有《南行心影》一書,當時曾引起過同鄉、同學任繼愈、陰法魯對他的羨慕”。
……
(詳見《美文》2026年9月上半月)
【陸三強,生于烏魯木齊,長在西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編審。在《文匯報》《南方周末》《延河》等報刊發表文章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