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天》2026年第7期 | 梁豪:出隴記
又要上路了。他望了望天。此刻,皓月高懸,漫天星斗磊落地爍動,像極了他的心。
跟三個月前的啟程何其相似。那時,他剛剛卸下繁劇的差事,微薄到根本不足以讓一家人果腹的俸祿,不要也罷;放眼整個關中,天干地旱,物價飛漲,到處是饑饉的百姓和奔走的士卒。兩眼一睜,全是悲愁、悲哀、悲涼的事體。這悲慘世界,不見為凈。“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秦州雜詩二十首·其一》)既然中原大地生靈涂炭,不堪入目,那就索性翻山越嶺,到西頭的邊塞去,那里有向他招手的族侄杜佐和老友贊公,有傳聞中的另一種生活。于是,他帶著全家人,帶著充足的逃避的理由,來到甘肅,停留秦州。那時,他還不知道此行對他而言,到底意味著什么。
現在,他感覺自己仍舊身處謎局之中。他只是確信,秦州亦非久留之地。它簡直就是小幾號的長安和洛陽啊。這里有他曾經無比眷戀、無比熟悉但眼下十分厭倦的一切;更何況,它還小幾號。
此邦俯要沖,實恐人事稠。
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
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
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
——《發秦州》
秦州地處要沖,雖偏遠,但位置關鍵。官家的、商客的、中原的、域外的,各路人事往來稠密,而應酬本非他所擅長,這份苦悶和煩憂,縱然登高望遠也無可消除。再說,這里的山水風光無甚奇譎,而田地貧瘠至此,收成實在可憐——不必再往下細數了,既然如此,既然有那么多的不滿,那么,該是分別的時候了。“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發秦州》)他暗暗相信,憑著自己橫溢的才華、大半生的奮斗所積攢的聲譽與人脈,只消稍稍打探,甚至只是發出幾聲牢騷,便可“無中生有”,不過是“從頭再來”。
就這樣,他帶著他的高標準、嚴要求和等不及,帶著一顆驕傲的心和對“有”的向往,星夜兼程,徑往南邊“樂土”而去。
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
磊落星月高,蒼茫云霧浮。
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發秦州》
公元759年,唐肅宗乾元二年十月夜,杜甫攜家眷離秦州亦即天水,前往同谷,也就是今天的隴南成縣。天地之大,怎會容不下他的進一步求索?
在《發秦州》一詩里,行將抵達的同谷縣哪是什么荒遠之地,它分明是隴上江南、人間天堂,是到處流淌著奶與蜜的所在——
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
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
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疇。
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
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
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游。
對于尚未被生活徹底擊垮的杜甫,同谷儼然烏托邦般的存在。由今觀之,這樣的想象當然不無道理。隴南,在甘肅之南,也在秦嶺—淮河線以南,它是整個西北僅有的亞熱帶氣候區,這里大大小小的江水溪流,最終匯入長江。隴南,確是裹挾在北方語境里的實打實的南方。其實,對于彼時的杜甫,不管東西南北,不管是在黃河、長江還是烏蘇里江流域,只要是下一個去處,都是絕佳的契機,一個嶄新的人生出口。但他需要這樣的文字渲染來說服家人,更重要的,說服自己。“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積草嶺》)他不得不相信同谷友人的傳書,那一點點遞來的微弱的火苗,足以溫暖這顆驕傲卻又四面漏風的心。
現實自會揭曉真實的答案。現在,且讓這位衰弱、失意的人,做一場實實在在的夢。
杜甫是懂夢的效果的,比這大、比這鏗鏘和澎湃、比這動人和堅韌的夢,他不是沒做過,某種意義上,他一直做著。十一年前,寫下“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詩人三十七歲,盛唐的三十七歲,人和時代都風華正茂。兩年前,皇帝的特詔制舉被證明不過是朝廷的一場游戲他的又一場夢。“野無遺賢”,這便是對求仕的杜甫們最后的打發。但那時,杜子美是不可能認命的,“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這位“京漂”真心覺得,自己距離建功立業,只差了一點點運氣和時機。“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把自己的宏圖大志寫進心底,也表給所有可能助他一臂之力的貴人達官。京城之大,總有伯樂相馬,而他,正是那匹良駒。
“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三十七歲的良駒繼續晃,繼續這場持續了十三年的尋尋覓覓。“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一個求人的杜甫,一個看人臉色也時刻注意自己表情管理的杜甫,他當然是一個儒生,正因此,他不甘就此隱逸,在那山高水遠處享一己的風流快活,他要證明自己是一個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只是,作為一個懷才不遇的驕傲的人,他的委曲求全著實叫人心疼。他何嘗不心疼這樣的自己?這個政治上的“雛兒”,這個行將不惑的中年人,他有滿腹的愁腸和委屈,更有矢志不渝的抱負,最后,一并化作雄赳赳的詩行——“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我將如白鷗翻飛于無邊的天際,放眼望去,誰能將我馴服?這位壯士,分明還留著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的精魂,他真的還是那個“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青年。
這個老男孩,不久便迎來仕途上翻來覆去的事與愿違、失之交臂和差強人意,政治的杜甫,始終是一個冒冒失失、青澀有余的少年郎。就在三個月前,這位華州司功參軍猶如大夢初醒,他告訴自己,可以了,我應該過另一種生活。
此番辭官,意味著他第一次承認理想的破滅。一個帶著自我否定的決絕和痛苦的杜甫,進入了甘肅。
此前,他不是沒感應到時局的動蕩。客行新安道、暮投石壕村、下馬潼關道時,他目睹了世間種種的慘象。“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大唐的江山,碎了一半。更早前,就在安祿山起兵造反之際,杜甫便發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慨嘆。作為一個旁觀者,他拿筆記下歷史驚心動魄的某種真相。“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天地可鑒,他悲天憫人苦痛萬分,他心中的憂愁大到與巍峨的終南山齊平,像茫茫的大水一樣一發不可收拾。我相信杜甫的衷腸,但也必須說,此時的他,和耳聞目睹的慘狀之間,始終還隔著一層什么。
唐朝官分九品三十階。不論是從八品下的胄曹參軍,抑或從七品下的司功參軍,彼時杜甫的官銜遠談不上顯赫,可他到底是朝廷的命官。別拿參軍不當干部,關鍵時候能保命!他的那些自責里,也包含著為官者的失落與無奈。那時候的杜甫,是相對安全的,只要他想,尚有“殘杯與冷炙”。官職,勉強維系著他大開大合的旁觀視角。
寫《彭衙行》時,左拾遺杜甫作為從八品上的官員,回想一年前安史之亂爆發,舉家逃難途中,女兒餓得咬他肩膀。“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疼痛、狼狽、慌亂、唏噓、悲憤,杜甫感觸萬端。當時,他還只是一個落魄的難民、無職的詩人;寫詩之際,他成了朝廷的諫官、天子的近臣。那一刻,他的感慨想必又多了一重。
作為一家之主,卻無力保全妻兒免遭饑餓之苦,這種痛,嘗一次,便銘心刻骨一生。但在甘肅,尤其離開秦州之后,夢魘成了他的日常。
從秦州赴同谷縣的路上,在隴南荒蠻的群山之中,“熊羆哮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后鬼長嘯,我前狨又啼”(《石龕》)。杜甫為我們鋪排出當時的處境,熊、虎豹、鬼魅、狨猴在四周發出凄厲各異的怪聲,似乎是要逼迫他們一家打退堂鼓。杜甫寫此場景,志不在宣揚怪力亂神,相反,他是要進一步告訴我們比這些猛獸鬼怪更為可怕的存在。
一行人路過某山崖石室下,見一名伐竹者一邊唱著悲傷的歌謠,一邊往云梯上攀緣。交流才知,他是要采集官家戰事所需的可做箭桿的竹子。已經第五個年頭了,縱然漫山遍野都是天然絕好的資源,也再沒有理想的竹子供他拿去交差。這可如何是好?這位身手矯健、愁容滿面、唱著悲歌的伐竹者,他是隴南人的祖先,也是我們所有人的祖先。他樸素地愛著自己的家國,忠誠地盡著自己的職責,可他好像還是做錯了什么。做錯了什么呢?這是一個時代的困境。而我們的大詩人杜甫,這個時代的過客和當事人,他的思緒已經飛出群山的懷抱。“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你們這些叛軍的騎兵,你們再精銳和勇武,也只是讓普天下的黎民百姓惶惶不可終日。
一個國家的悲情,彌散在每一寸國土上。他又能往哪里走?
自秦州往同谷,一路紀行到最后,面對隴南的鳳凰臺,杜甫不再遮掩和含蓄。從靈魂到肉身,他把自己整個兒都攤開來了——
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
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
我能剖心出,飲啄慰孤愁。
心以當竹實,炯然無外求。
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
所貴王者瑞,敢辭微命休。
——《鳳凰臺》
鳳凰臺上的鳳凰,你是否也饑寒交迫了?吃我的心吧,喝我的血吧,為了你這王之祥瑞,我這一條小命又算得了什么呢?讀到這里,我們甚至以為杜甫不是要偷生,而是在赴死——是的,我不是來走親訪友的,更不是來旅游采風的,我是逃難來了,眼下,我只能偏安一隅,落在我頭上的屈辱正與日俱增,而我,這一介書生,這一條老命,隨時準備為了天下太平和國家中興獻祭自己。清人浦起龍在《讀杜心解》中談及此詩,說它“想入非非”,不僅寫出鳳凰臺本地的風光,還能見得杜老的“平生血性”,“不惜此身顛沛,但期圖運中興”。其實,這場“想入非非”的夢,中國的士大夫已經做了一千年,而且還會繼續做下去。去秦州,或者到同谷,都是這場大夢之下,杜甫個人小小的幻想、寄托和轉圜。
此刻,我就站在杜甫曾經數度感嘆其奇、其險、其難的山嶺間。其山也高,其壑也深,雖是早春,依然寒涼。我還碰到了杜甫詩中提及的“狨”,也即今天所說的金絲猴。在這里,專指川金絲猴。猴哥們留著天生的莫西干頭,一律藍臉,背毛黑中透金,肚腹偏白,曳著一條長尾。它們三五成群,或老或少,散落在隴南武都裕河鎮的石山坡面。顯然,它們并不懼怕棧道上的行人,行人也分明感覺稀罕,紛紛拿出手機存影留念。間或傳來孩子的尖叫,有人的,也有猴的。我猜,當年的杜甫絕對沒有如此雅興,人困馬乏,他很難喜歡上這些叫聲尖刺、催命鬼似的潑猴。而這些川金絲猴的祖先,怕也不會對貿然闖入自己地盤的過路客心生好感。他們的緣分,止于聲聲并不客氣的啼叫。
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很快就能見到那位“佳主人”了。杜甫大概率讀過《詩經》里那首就發生在此地的詩,詩中寫到這里的物產豐富和歲月靜好,甚至,那里頭也有一位等候多時的佳主人。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
并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
并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秦風·車鄰》
高坡之上,長著漆樹和桑樹;洼地之中,生著栗樹和楊樹。已經見到這位君子了,真好,我們并肩坐著,一起擊鼓彈唱。今朝若不行樂,轉眼便將老去,所以,記得及時行樂啊,否則,眼睛一閉不睜,這輩子就過去了——我甚至覺得,杜甫的那首《發秦州》和真的發秦州,除了友人來信,還很有可能受了這首一千多年前寫下的《車鄰》的感召。無論如何,他得來一趟。
或許可以作為此行一個不大不小的隱喻,那位杜甫一路念茲在茲、把同谷順帶也將自己夸了一通的“佳主人”,極可能從未現身。時至今日,我們無從得知他姓甚名誰,在何處高就,為何要慫恿杜甫前來,又為何避而不見。我們當然不妨善意地想,在那紛亂飄搖的年歲,“佳主人”怕也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了吧?總之,領到一張巨大的空頭支票的杜甫,立于陌生的、北風呼嘯的同谷,他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然后,繼續咬緊牙關。他還有一大家子人得顧,他得趕緊在這個凜冽的寒冬,在異鄉理順自己的生活。
“佳主人”沒有出現,“俏生活”無疑成了空中樓閣。很多人都認為,那段不長的同谷歲月,堪稱杜甫人生的至暗時刻。此間冷暖,敏感如杜甫,自然最清楚不過。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發垂過耳。
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一)》
杜子美啊杜子美,你蓬頭垢面白發叢生,你像那被人馴養的猿猴一般,天寒地凍里跑到深山之中,去撿拾那苦澀的橡樹果實,你手腳凍裂皮肉壞死,你有家不可回惶惶如喪家之犬。當年,養猴人狙公還在為給猴子的橡果到底是朝三暮四還是朝四暮三而頗費一番心機,如今,只要隨便打發你幾口,你就任人差遣了。可嘆啊,堂堂一個曾經懷抱“致君堯舜上”理想的士大夫,此刻竟然在山野中與獸爭食!狂風,你也一定為我感到悲哀吧?
隴右,地域名,主要指?隴山即六盤山以西、黃河以東一帶?。帝王將相坐北朝南,以西為右,端坐長安城,在他們的右手邊,越過高高的隴山,便是隴右。杜甫在隴右的秦州、同谷,嘗盡人間苦。于是,杜甫的隴右詩,寫盡人間愁。其中,當以《同谷七歌》悲意最濃。在那些忍饑挨餓的日子里,詩人以七古為體,如同躍出身軀的魂魄,對著行尸走肉的自己和天各一方的至親,對著面前遙遙無期的人間煉獄,一口氣寫下七首。在狂風驟雨般的詩行里,杜甫結結實實地把自己踩在了腳下,正如生活惡狠狠地將他碾壓。
“野無遺賢”——深夜時分,抑或“歲拾橡栗”的間隙,同谷的杜甫一定聯想到了當朝宰相李林甫的這句話。“尊敬的陛下,在您的英明領導下,天下賢才已盡在朝中,民間再也沒有遺漏的人才了。”這位以“口有蜜,腹有劍”著稱的李宰相恭謹地上表道。很難有人不會為這樣的表白心生愉悅,哪怕是聰明一世的李隆基,他想都不多想便默認了這個草率至極、溜須之至的論斷。杜甫如今想起這話,不僅是由于積年的怨恨,而是他猛然間意識到,原來,每個人認知里的“野”,竟有天壤之別。當年的他,何嘗不也以為自己夠“野”了的,“野”到身在京都卻無人問津,只能孤芳自賞、顧影自憐;“野”到極度自卑的同時極度地自負。可事到如今,在同谷的悲風怒號中,他終于明白,真實的曠野和人間,比想象中還要喧嘩,也更加沉默。
在這里,他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人稱視角,他從記錄苦難的詩人,蛻變為與苦難合一的詩圣。“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出仕理想的幻滅縱然痛苦,但跟肉體的煎熬乃至生命的威脅相比,后者才是人生的絕境。在隴右的山川草木間,無須自己承認,全方位的失敗一覽無余。可也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生出的憤怒、勇氣與猶疑,才是最為真實的情感。
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游。
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
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回春姿。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六)》
如今,蝮蛇肆虐,龍隱于南,天下大亂。當此之際,我多想拔劍斬妖魔,可是,面對這詭譎怪異的局勢,我一個垂垂老矣的書生,又能如何?也罷也罷,我還是繼續吟唱吧,就在吟唱中讓自己的思緒變得遲滯。溪谷和山澗啊,你們替我迎回姹紫嫣紅的春天吧!
此時的杜甫,說不上是樂觀還是悲觀,是勇武還是茍且。他只是忠實地記錄下洶涌的思緒,作為對自己和這個時代的答復。他已經管不得什么顱腔鼻腔共鳴或者丹田發聲了,這七首詩,有一首算一首,全是肉嗓子冒著煙唱出來的啼血之聲。
“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嗚呼,第七首歌唱到最后,終于稍稍冷靜下來了。終有曲終人散時,而時間不等人,白日正在迅速地消退。是啊,我們唯一能仰仗卻也永遠抓不住的,正是時間。
這年春天,杜甫先自家鄉洛陽回到駐地華州,秋季從華州去往秦州,十月,再由秦州至同谷。十二月的此刻,他不得不再度動身。“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為了活,他只能閃轉騰挪。
在同谷,他明白先得活著,“像牲口一樣活下去”——原來,在最極端的境遇里求存,人是沒得選的。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同谷留給杜甫的,除去噩夢和一具孱弱的病軀,還有對世態、人生和自己,更深切的懂得。
再次啟程時,杜甫又想到了鳥——
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跡。
去住與愿違,仰慚林間翮。
——《發同谷縣》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寫下這樣詩句的人,已經十分陌生了。這一次,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不是那扶搖直上、自在逍遙的白鷗或者大鵬,也不是繞樹三匝尋一枝依傍的烏鵲,他只是一個“懶拙”的“饑愚人”。他連是去是留都無法順從自己的心意。
這一次,命運催促他繼續往南。越峻嶺崇山,過劍門關,到成都去。
在那里,有開闊的平原和溫潤的氣候,有華麗的屋宇和喧鬧的市井;最重要的,在蜀地,有在彭州擔任刺史的老友高適,更有坐鎮成都、手握大權的兩任成都尹兼劍南西川節度使,裴冕和嚴武。兩人皆為杜甫故交,尤其嚴武,其乃名臣嚴挺之之子,與詩人是世交,偏不湊巧,二人當年皆因好友房琯的罷相事件受過遭貶,由此更見患難真情。有了這幾位比同谷那位“佳主人”靠譜千百倍的摯友做后盾和靠山,老杜甫安矣——其實,從社會身份和政治期待來看,四十八歲的杜甫尚屬“壯年”,只是這個壯年之人,已然被亂世和饑貧折磨得格外蒼老。
以上是后話。眼下,杜甫必須打起十二分精神,拖家帶口,領著妻子楊氏、兩個兒子、三個女兒以及弟弟杜占,在蕭瑟、嚴酷的歲末,緊趕慢趕,從同谷出發。
最后再好好感受一遍隴右的風物吧。對于前路,杜甫依然茫然,他變得謹慎小心,不再對未來報以虛妄的幻想;但他心里知曉,這一別,即為永別。
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
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
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
——《木皮嶺》
遠處的峰巒似在爭相簇擁這高大的木皮嶺,千萬山巖眼看就要自行崩裂,奔騰而來了。這才曉得,五岳之外,還有讓人、讓群山尊崇和拜服的高峰——仰頭望去,山嶺聳峙,遮蔽了太陽的暉光;俯身下看,山谷幽邃,像裂進大地的至深處。且容我稍微打斷思緒——親愛的隴南人民,尊敬的文旅局同志,還有比“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更霸氣和奪人眼球的廣告詞嗎?“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當年登高望岳,少不經事時的豪言壯語固然英挺不換,可到底顯出初生牛犢的一絲青澀。那是一個天才最初的樣子。現在,天才遲暮,老眼昏花,卻反倒比早年看進更多的內容。
“高有廢閣道,摧折如斷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幾筆盡顯隴南山地的險峻和野氣。“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視線一轉,原來此地也有清秀煥然、清新可人的一面。到底是巍然奇崛的大山,多姿多彩本是應有之義。隴右的高山與深壑、鳥獸和蟲魚,本自具足,它們是其所是地存在,無意惹人憎惡或喜愛,不怨無悔地生長和死去,抑或復活。作為告別者,杜甫放下了許多,又發現了更多。
憶觀昆侖圖,目擊懸圃存。
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木皮嶺》
昆侖,傳說中的神山;懸圃,神山頂峰的仙境。此刻,它們不在畫像里或是無窮的遠方,它們就在眼前。然則,面對近在咫尺的美景、神山、仙境,我又能如何呢?我跟它們相形見絀,實在高攀不起,只能暗自神傷。
心生波瀾的,永遠是人自己。
自秦州赴同谷,杜甫一路寫下十二首紀行詩。從隴右去劍南,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同樣寫了紀行詩十二首。第五首《飛仙閣》中有二句——
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
嘆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命里的一切,早有定數,或饑或飽,逃無可逃。可是,我的妻兒,我為什么要帶上你們跟我遭罪?杜甫絕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果敢的行動派,但你很難說他是一位理想的丈夫和父親。此時,這位不夠稱職的丈夫和父親,轉向自己最親近的人,表達深深的愧悔。鋒利、沉悶的現實徹底將他敲醒——你得先做一個合格的丈夫和父親,然后才是朝堂的臣子;你得先在意身邊具體的人,然后才是抽象的天下蒼生。
那時候的杜甫,已經渡過嘉陵江,進入甘肅、陜西和四川的交界地帶。不需要多久,他就將完成自己的又一次抵達。
生命,好些人的生命,匆匆忙忙地,終究是翻到了全新的一頁。
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江村》
轉年,公元760年的夏天,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家里,杜甫得以退回悠哉的旁觀視角——燕子在屋梁上飛來繞去,堂前水面上的鷗鳥相近相親,再看看屋內,妻子正在紙面畫下棋格等著對弈,小兒子忙著敲彎針頭好做成魚鉤。只要條件允許,哪怕是在濁世里片刻偷安,杜甫不是不能把日子過得周全、松弛而又充滿煙火氣。當然,他不會也無法忘記,幾個月前在群山之中的嘆息,在同谷近于哀號的放歌。正因劫后余生,這份愜意和踏實才充滿了細節,顯得彌足珍貴。
往后,隴右那段晦暗的、漸行漸遠的記憶還將不斷死灰復燃,杜甫的命,似乎自帶漂泊。但他不再感到害怕。唐代宗大歷三年,公元768年,杜甫離開了居住近十年的巴蜀,是年秋,滯留在湖北江陵、公安一帶。中原故土歸不得,他只能繼續浪跡天涯,做那天地之間一個迂腐的儒生,儒者的精神和風骨,從來沒有在他身上淡化。也正因此,他的生活才那么荒涼、苦澀。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
片云天共遠,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
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江漢》
局面是窘迫的,處境是艱難的,但此時他的心境,已經完全不比當年隴右時期。“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那時候,感覺一切還來得及,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人生之路、濟世之道還很悠長。而今,行至此處,他不再追求步數了,甚至不再尋求目的地——最后的終點已經若隱若現。杜甫無疑更為蒼老多病,但此刻的他,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明了自己的價值所在——不在廟堂之上,不在生命本身,就在這一路的行行重行行,以及伴隨這一路的所有書寫。
走出隴右,死過一回的人,不再懼怕任何境況的活。
三月底,我來到隴南武都。抬頭即是山,山勢雄渾險峭,大部分草木還未長出,滿目凜然的棕灰。這些曾讓杜甫滿懷敬畏和愧意,也讓他吃盡苦頭的重巒疊嶂,以及其上的崖石、峭壁和植被,可還記得當年有一個未老先衰的苦男子,在這里急得團團轉,然后,大放悲歌,不可罷休?他的歌聲一定是詭異的、凄厲的、難聽的,無限接近于喪歌,就像凜冬時節這里的山風,刮得人心肝疼。
我到的那幾日,云霧壓得很低,天空滿腹心事的樣子,在我離開那天,終于化作一場猛烈而持久的暴雨。“溪壑為我回春姿”,我記得杜老的話,這里的一溪一壑、一山一谷也都記得。杜工部,放心吧,我此番到來看到的和還沒來得及看到的“春姿”,隴南的萬物一次次地替你見證著,一晃,已經一千兩百余回。今時今日,這里的種種變化和不變,正是對千年前那顆暫寓于此,孤獨、彷徨而又日益清醒的靈魂,最好的回應。
相隔一千兩百余年的時空,我坐在車內,車子穿過發白的雨霧,繞山而行或徑直刺進山體,往成縣機場而去。隴南的這個早春,還帶著幾分涼意。一千兩百多年前,杜甫離開隴南后的那個初春,他已經在成都修建自己的草堂。他和他的家人,終于迎來了一次小小的春暖花開。
【作者簡介:梁豪,1992年生人,現居北京。著有小說集《鴨子飛了》《人間》。作品見于《當代》《十月》《上海文學》《北京文學》等刊,有小說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華文學選刊》等選載。另有散文、詩歌、評論若干。曾獲華語青年作家獎中篇小說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