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前,陳寅恪、吳宓、顧頡剛等南遷學者喜迎抗戰勝利 何幸今生見此時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的的消息傳至川渝地區。彼時大批學者輾轉南遷避禍,陳寅恪、吳宓、顧頡剛等人身處大后方,聽聞捷報滿城歡騰。他們以詩詞、日記記錄這一刻,字里行間交織狂喜與沉憂。

《時事新報》號外

勝利游行時,陪都民眾耍龍燈以示慶祝

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之正式報道 原載重慶《大公報》,1945年8月15日

重慶北碚街景,攝于20世紀40年代
四川成都 陳寅恪賦詩感懷
1945年八九月間,暫寓四川成都的著名學者陳寅恪,在抗戰期間經歷了輾轉流徙,突然聽聞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欣喜與感慨齊至,即刻賦得《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聞日本乞降喜賦》詩一首,以作紀念:
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見此時。
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
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詩。
念往憂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據考,此詩或寫于1945年8月11日,即所謂“乙酉八月十一日”。據詩文內容可知,8月10日晚,日本宣布將要投降的消息傳至中國西南后方,當時尚在搬遷至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學分校任教的陳寅恪,于次日晨起后得知了這一消息,即詩作中所謂“降書夕到醒方知”。不難發現,對于如今的一般讀者而言,陳詩中所涉日本宣布投降的時間信息,似乎較之大家熟知的8月15日稍有“提前”。
事實上,早在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即已分別電請中立國瑞典、瑞士,將其乞降之意愿轉達中、美、英、蘇四國,“日本政府決定無條件投降”的消息于當日通過無線電波傳遍世界。當時,身處中國西南的陳寅恪究竟通過何種渠道獲知此訊,至今尚未見有確切的考證予以說明。
不過,僅據筆者所知所見,抗戰期間將總部從上海遷至重慶的《時事新報》,確曾于1945年8月10日這一天下午印發過一份“號外”,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就赫然印于這份“號外”之上。當晚成渝兩地民眾可憑此“號外”,較早獲悉這一消息,確為事實。
應當說,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在特殊的時空坐標之上,當時病體沉重、憂思滿懷的陳寅恪,初聞這一足可令人“歡至泣”的驚天喜訊時,一時的激奮之情及喜憂參差的復雜心態,都在即刻賦成的詩文中,留下了意味深長的印跡。
詩中“何幸今生見此時”與“國仇已雪南遷恥”之句,恰與七年前所作《南湖即景》詩中的“北歸端恐待來生”與“南渡自患思往事”之句相對應,本來抗戰意志堅決但對抗戰時局尚持悲觀態度的陳寅恪,此時忽見國仇家恨已雪,家國重歸完璧,自然頗有“念往憂來無限感”。另一方面,十四年艱苦卓絕、浴血奮斗之全民族抗戰終獲偉大勝利之際,那百業已然凋敝、民生依舊艱難的時局現狀,仍讓一向敏感且慣持悲觀論調的陳氏,復又為之思慮重重,不免又有感而發,要在詩文之末自嘆“喜心題句又成悲”了。
值得一提的是,因抗戰爆發,自1937年與家人從蘇州轉徙西南后方,于1942年定居成都的著名教育家、學者葉圣陶,曾于1945年9月4日這一天,翻檢成都《新民報(晚刊)》時,看到了報上刊發了陳寅恪這首詩,即刻將之轉錄于當天的日記之中??梢婈愐∑淙似湓娮髌溲哉摦敃r在西南后方公共文化領域里,還是頗有些周知度與影響力的吧。
此外,關于1945年8月10日這一天,成渝兩地民眾已然獲悉日本表示無條件投降之訊息這一史實,也可以從葉圣陶日記中得以印證:
到家未久,外傳日本投降,已于今晚發出廣播。既而報館發號外,各街燃放爆竹,呼聲盈路,亦有打鑼鼓游行者。
當時聽聞這一喜訊的葉先生,卻并沒有十分興奮歡悅的情緒,也表現出了與陳寅恪頗為類似的情狀。只不過,那“喜心題句又成悲”的含蓄詩句所表露的復雜情緒,經由葉圣陶在私人日記中秉筆直書,有了這么一番相當平實直白的表述:
余自問殊無多興奮。日本雖敗,而我國非即勝利。庶政皆不上軌道,從政者無求治之心,百端待理,而無術以應之,去長治久安,民生康樂,為期固甚遠也。所可欣慰者,日本飛揚跋扈,欺我太甚,而終見其崩潰耳。
吳宓失眠感賦 沈祖棻填詞兩闋
吳宓早年就讀于清華學堂,1917年赴美留學,與陳寅恪、湯用彤并稱“哈佛三杰”,為陳寅恪終生摯友。他于1944年秋赴當時已遷至成都辦學的燕京大學任教,此時同樣也暫寓四川成都。和葉圣陶的情況相仿,吳宓也是在8月10日當晚,得悉日本乞降的消息。在這一天的日記里,他這樣寫道:
約9:00喧傳日本已無條件投降(新民報社布告)。全市欣動,到處聞爆竹及大炮聲。文廟燕大諸生,亦競撞鐘、燃爆竹,并喧呼歌唱,至半夜始息。宓遂失眠。
8月15日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正式發布,這一天公私事務頗為繁雜的吳宓,仍難掩內心的激動與歡欣之情,歸家即伏案疾書,作成《日本投降抗戰結束感賦》詩一首,詩云:
東西齊奏凱,寰宇戰云終。
戎首源無幸,天心本至公。
及茲宜戒懼,舉世尚貪功。
歸去吾何往?悲歡匪眾同。
8月12、13日,這兩日與吳宓皆有晤面的程千帆、沈祖棻夫婦,也沉浸在抗戰終獲勝利的歡欣與快慰之中。當然,勝利之后的歸鄉之路,還將有幾多磨難與險阻;將來返歸江南故家之后,又將面臨怎樣的一番艱辛與坎坷,則仍是令人費盡思量、思之神傷。當時,被吳宓激贊為“女中第一”詞人的沈祖棻,旋即填詞《聲聲慢·聞倭寇敗降有感》一闋,以表此刻勝利之紀念及此時心中之感念,詞曰:
追蹤胡馬,驚夢宵笳,十年誰分平安?已信猶疑,何時北定中原?真傳受降消息,做流人連夕狂歡。相笑語,待巴江,春漲共上船去。腸斷吳天東望,早珠灰羅燼,喬木荒寒。故鬼新塋,無家何用生還!依然錦城留滯,告收京,家家都難。聽奏凱,對燈花銜淚夜闌。
聞奏凱捷報,驚喜與狂歡同至;思過往劫難,悲涼與熱淚齊來。女詞人幾近喜極而泣之際,又作《過秦樓》一闋,詞曰:
乍掃胡塵,待收京國,一夕萬家歡語。苔迷舊徑,草長新墳,忍望故國歸路。何日漫卷詩書,巫峽波平,片帆輕舉??v生還未老,江南重到,此情偏苦。愁更說,苜蓿堆盤,文章憎命,尚作錦城羈旅。尋巢燕倦,繞樹烏驚,況是暫棲無處。誰慰凄涼病懷?吳苑書沈,秦樓人去。剩香爐藥盞,留作伴秋意緒。
陳寅恪的七言“喜賦”也罷,吳宓的五言“感賦”也罷,沈祖棻的“聲聲慢”“過秦樓”也罷,學者詞人們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天涯共此時”一般的“共時性”歷程中,共同書寫著抗戰終獲勝利時的歡欣與感興,共同見證與體驗著這一重要歷史時刻。
重慶北碚 顧頡剛在日記中載錄抗戰勝利
七七事變之后,為避日人追捕,旋即赴西北工作的著名學者、歷史學家顧頡剛,于1938年10月間又轉徙西南而去。先赴云南昆明,再赴四川成都,1941年間又遷居陪都重慶。這一路輾轉流徙,隨著抗戰進程不斷向西南內地深入的艱險旅程之中,他仍堅持每天寫日記,對個人生活及時局境況均有所記錄。
此舉原本是一位歷史學家的個人生活習慣,希望能以此留存一些個人生活史意義上的確鑿“史料”。從另一個層面上講,也為后世了解國內學者的抗戰生活留下了一部難能可貴且極富“個性化”的史料文獻。譬如,他1945年8月中旬至9月初的日記,就不啻一部微縮的抗戰勝利訊息在西南后方的傳播史。8月10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聽爆竹聲,知日本投降?!潦r乃眠。今晚坐院中,聽四面爆竹聲,思昨日蘇聯宣戰尚未有此,必日本投降也。既而大明工廠之汽笛聲作,附近某工廠應之。既而探照燈發光,市街喧聲大作。鴻鈞等十時上山則挾鞭炮以俱來,謂日本人無條件投降矣。叔棣來,謂見號外,知日本今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向盟國宣布投降,惟請求保留天皇,此八年又一個月之戰事遂告結束。闔家狂歡,明日添菜慶祝。今日報紙載昨美機襲長崎,落原子彈一枚,飛機師目睹地面之翻轉,死者可能數六十三萬人……
8月15日的日記,則有這樣一番表述:
昨傍晚爆竹聲又作,乃日本投降覆文送交瑞士政府也。今午大明工廠汽笛聲長五分鐘,乃東京今午播送投降消息也。家人為勝利公宴,每人點一菜而自作之。
9月3日的日記,又有這樣一句簡短記述:
今日以日本投降簽字慶祝,鳴汽笛,敲鑼鼓……
9月5日的顧氏日記,還提到了在北碚觀看慶祝游行的見聞:
飯后下山,同看慶祝游行,九時半歸……今日北碚慶祝勝利,各肆均粘貼紅色聯如新年。
1941年6月間,顧頡剛辭去齊魯大學的教職,由成都轉赴重慶出任文史雜志社副社長與總編輯。1942年春,文史雜志社遷至江北縣(今渝北區)柏溪,遂攜家人隨之遷至柏溪安置。1943年5月,夫人殷履安在柏溪突然病逝,這一事件對顧頡剛的影響頗為強烈。據其后來在自傳中所言可知,由于妻子患病期間在柏溪不僅無法得到治療,死后連棺材也買不到,為此,遂下定決心遷居至有醫療機構的地方,而“北碚恰合這條件”。不久,文史雜志社即于1943年11月間從柏溪遷北碚牌坊灣,顧頡剛隨之遷居,后遷入“黑龍江路”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又在“吉林路”置有住房。
每當國內一地淪陷 北碚就有一個街名被替換
北碚區地處四川盆地東部平行嶺谷區,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平地少、坡地多),在這一區域建設形成的城市居住環境,建筑群落之間大都要以梯坎相連的方式,來實現聯絡與交通,居民的日常出行必得“爬坡上坎”。
如今,要找尋當年的“黑龍江路”或“吉林路”,無疑是相當困難的。因為這樣的街道名目,乃是特殊時期的產物——抗戰期間,北碚軍民共同決定,每當國內一地淪陷,就以該省或市的名稱替換原有的街名,以此銘刻與表達愛國之情。可以說,當時這些隨時“更新”著的街道名目,不僅警示著國人牢記日寇侵略罪行,更激勵著國人收復失地的決心與勇氣。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北碚原清合路被更名為“遼寧路”,西山路更名為“吉林路”,歇馬路更名為“黑龍江路”,學園路更名為“大連路”,白云路更名為“熱河路”。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碚原東山路改為“盧溝橋路”。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又改和睦路為“廣州路”。
1939年8月,當地出版的《嘉陵江日報》上正式公告街道更名信息,決定“以各淪陷區的地名,改訂舊街路名”。當時,北碚原有15條舊街道名目,均以淪陷區省、市或地標名稱重新命名。
當年,顧頡剛在北碚“黑龍江路”的居所,或即歸轄于如今的北碚區歇馬街道,地勢南北高、中間低,屬淺丘地貌。至于在北碚“吉林路”的住房,或即歸轄于如今的北碚區東陽街道西山路,地形呈波狀起伏的丘陵緩谷。可見顧頡剛日記中的“上山”“下山”,正是他在重慶北碚的日常生活情狀。
至于抗戰勝利訊息在山城民眾中的傳達與傳播,當時由天津遷至重慶辦刊的《大公報》,對此有較為翔實的持續報道,可與顧頡剛日記中的相關內容互為印證與參照。
譬如,該報于1945年8月10日就曾刊發了蘇聯對日宣戰,以及美軍在長崎投擲原子彈的報道。8月11日,又刊發了一則題為“日本投降消息傳來,重慶市民昨晚狂歡”的報道。8月12日,刊發“四國接受日本投降”報道。及至8月15日,以“日本投降矣!”的大字頭號標題,正式宣告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確切訊息。
9月2日,“盟國代表云集日本,簽降典禮今晨舉行”“全國慶祝勝利,明日勝利日放假一天”的兩條重要報道,更是同時并列于當天版面醒目位置,“陪都將舉行祝勝大會”的訊息,也于此時正式發布了出來。
自9月3日起,“陪都”重慶持續舉辦了三天的“祝勝大會”盛況,每日見諸該報版面之上;至于日記中于9月5日所載錄的北碚城中“祝勝大會”期間的見聞,可以視為當時一系列公共報道的又一“個性化”視角之下的補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