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戴家祥與孫詒讓遺著 ——從陳寅恪舊藏《古籀馀論》說起

陳寅恪復容庚信

戴家祥致容庚信
新獲孫詒讓《古籀(zhòu)馀論》,燕京大學一九二九年刊,木刻本,兩冊,上有“奉貽孫氏遺著二種,寅恪先生斠(jiào)正,燕大國學研究所”毛筆題字,乃容庚手跡。書根題有書名,為蠅頭小楷,疑是陳寅恪墨寶。
從王國維處得抄本
《古籀馀論》是孫詒讓古文字研究方面的著作,考釋吳式芬《攈(jùn)古錄金文》所收彝器銘辭,凡一百零五篇,于一九〇三年六月撰成。生前未曾付梓,遲至二十六年后才由燕京大學印行。卷前有孫氏《后敘》,謂前著《古籀拾遺》,對薛尚功、阮元、吳榮光三家書略有補正。而讀《攈古錄金文》之后,又有補正自己舊說中所疏謬者,錄為二卷。卷尾則有容庚作于一九二九年八月的《跋》,稱三年前王國維“出以見示,命胥錄副”,因篆字多缺,他校補了五百多字,后戴家祥見到《古籀馀論》稿本,補缺千余字。為了與《攈古錄金文》卷次相呼應,容庚改二卷為三卷。
閱讀《容庚北平日記》《容庚友朋尺牘》等,可以更詳細地知曉《古籀馀論》出版的經過。
《容庚北平日記》中,《古籀馀論》初次見于一九二六年收支一覽表,十二月二十五日支出“抄《古籀馀論》”四元。是年十二月日記雖缺,但他從王國維處得抄本之時日,大體可定,與《跋》所提“三年前”吻合。容庚校畢抄本則有明確記錄,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王國維素重孫詒讓古文字之學,曾言有清一代治此學者,“近惟孫氏頗守矩矱”。孫詒讓撰《契文舉例》成,將原稿寄呈端方。端方罹難后散出,幸被王國維于一九一六年冬從上海書肆購得。王國維說:“此書雖謬誤居十之八九,然篳路椎輪,不得不推此矣。”并請羅振玉刊入《吉石庵叢書》中,世人始知這部系統認識甲骨文的開山之作。而這本《古籀馀論》,是戴家祥在玉海樓觀書時請人所錄副本。一九二六年,他考上清華國學院,師從王國維,便以此書作為見面禮。王國維讓容庚抄錄《古籀馀論》,不僅因為容庚精通古文字,供他研究參考,更是希望他有機會出版此書,以嘉惠學林。遺憾的是,《古籀馀論》印成之時,王國維自沉于昆明湖已逾兩年。故容庚之《跋》以“深惜王先生墓有宿草,不及見也。悲夫!”作結。
本想請陳寅恪主持刊刻
彼時,容庚已受聘為燕京大學襄教授。不久,擔任《燕京學報》編輯委員會主任,并破格晉升為教授。一九二八年,在“整理國故”浪潮的推動下,一度負責哈佛燕京學社具體事務的劉廷芳欲模仿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成立了國學研究所。該所于當年十二月發出《征求名著稿本通告》,“凡關于闡揚國學之著作,已有定稿,而未經刊行者,經本所審查合格,皆可代為刊行”。這為《古籀馀論》的出版提供了契機。
容庚本想請陳寅恪主持刊刻《古籀馀論》,托趙萬里代為咨詢,但陳寅恪復函以“近況極窘,無力刻書,又校對奇字亦無能為役”為由拒絕了容庚的請求。同時,陳寅恪提醒容庚:“若公能刊行,天下最善之事莫過于是,惟須得孫氏許允后方可從事,不然恐有轇轕(jiāo gé)也。”
因此,容庚請戴家祥征求孫氏后人的意見。戴家祥欣然答應,并贈以孫詒讓另一未刊著作《尚書駢枝》抄本。容庚即安排《古籀馀論》《尚書駢枝》兩書一并由燕京大學國學所出版。《古籀馀論》由他自己負責校對,《尚書駢枝》則請張壽林負責校對。
這里講個插曲,雖然陳寅恪無意主持《古籀馀論》的刊刻,但趙萬里卻有此念,他致信容庚,問“《古籀馀論》已付梓未?兄如少暇,弟愿亦代為兄任校字之役,何如?”《趙萬里先生年譜長編》將此信及上述陳寅恪復容庚函均系于一九二六年,應該是有誤的。據容庚的《古籀馀論跋》,他獻兩書稿在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成立那年的冬天,故趙萬里的信應寫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而陳寅恪的信寫于一九二八年底或一九二九年初。當然,容庚請人抄錄《古籀馀論》后可能即有出版之意,那么陳、趙之信寫于一九二七年。另外,三聯書店版《陳寅恪集·書信集》將信中孫氏后人注為孫莘農似乎也不太準確。孫莘農是孫詒讓之侄,得一孫詒讓《名原》佚名校本,后贈給戴家祥。戴家祥在上面又過錄了馬衡等人的校本,曾存陳寅恪處。或因此緣,而誤會該找孫莘農授權。
未幾,戴家祥乘海晏輪由滬返溫,偶遇孫詒讓之子孫孟晉,遂以容庚之意為請。但孫孟晉久在北京政府財政部任職,不熟悉學界情況,又不了解容庚學問,雖然勉強答應,但要求戴家祥親自把關,以免重蹈《名原》《籀庼(qǐng)述林》兩書失校之覆轍。但容庚年長戴家祥十二歲,身居燕大教授之職,在學界聲名鵲起,如果貿然提出校對要求,在戴家祥看來是有犯師輩尊嚴,而這邊亦是長者托付,故他感到很為難。思量再三,戴家祥還是給容庚寫了信,稱去秋南下蟄居家中,借得《古籀馀論》原稿,比較舊本,內容更詳、金文筆畫無缺,“可云觀止”。“本擬攜原稿與足下論定,奈至滬后,路費已罄,不克成行,滯留此間,甚為憾事”。他怕急急出版造成美中不足,請求緩期,愿為代校一過。
事實上,容庚校對刻稿已多時。一九二九年一月八日、九日、十日、十七日、二十五日,以及三月三日日記中,屢記有校《古籀馀論》《尚書駢枝》。得戴家祥信后,容庚于三月五日,寄上兩書刻稿。四月八日,戴家祥復信容庚,謂來件收到,但恰有事赴蘇州辦事,返滬后發現寄存在方介堪家的衣物和書稿失竊,幸好《古籀馀論》原稿放在書架上,躲過一劫。經此,心生恐懼,再不敢郵寄原稿了。他說,身邊無多《尚書駢枝》參考資料,只略為校正。還要求《古籀馀論》校畢后校本也要還給他。據容庚日記,他是四月二十二日收到戴家祥寄回的《古籀馀論》《尚書駢枝》兩校樣。戴家祥補缺的千多字,有他請人抄錄時所脫誤的,更多的則系容庚雇人謄寫時招致的錯謬,甚至有兩頁八百多字抄漏了。至八月,容庚仍在校對這兩部書,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日記可證。
改正錯訛六十多處
《古籀馀論》《尚書駢枝》出版后,容庚給戴家祥寄了樣書,但戴家祥發現《古籀馀論》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原因是他的校樣寄到時,版刻已竣,刻工無法徹底挖補,有八處只能以“正誤”的形式另刻一頁,附于卷末。這使戴家祥耿耿于懷,覺得有負長者之托。一九八八年春,他下定決心重新將此書核對一過,改正錯訛誤植六十多處,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影印出版。此時,孫孟晉、容庚已先后作古,但戴家祥說這是“贖我前愆”。此版《古籀馀論》附有校勘記,并有跋文陳述此書出版歷程,可補容庚所記。不過,戴家祥錯言與孫孟晉相遇及校對《古籀馀論》的時間。有意思的是,戴家祥跋文透露,他所謂借得《古籀馀論》原稿乃是“不得以違心詭稱”,只為在孫孟晉、容庚之間求得兩全,所據底本實乃昔日抄本。那此書稿本是否尚在世間?查現藏浙江大學圖書館,并已收入浙江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孫詒讓稿本匯編》。據載,北京大學圖書館、瑞安博物館、溫州圖書館還存有該書抄本。一九三一年,張揚亦曾刻此書,所分三卷與容庚不同。一九二八年三月,陳淮在《圖書館學季刊》第二卷第二期發表《古籀馀論序》即是應張揚所撰。
閱《容庚友朋尺牘》,可知《古籀馀論》出版前后,容庚還與陳乃乾、鄒安、黃立猷討論過相關事宜,郭沫若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曾向容庚求購一部。
從容庚題在《古籀馀論》上的贈詞看,他贈送陳寅恪的是孫詒讓遺著二種,不知《尚書駢枝》現在何處?至于容庚何時贈送給陳寅恪,應該就在一九二九年九月左右。
書之為物,真是奇妙。一人送另一人,一家轉別一家,一代傳下一代。沉沒許久,冷不丁跑出來,泛起漣漪,又歸于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