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風景展陳到生命在場 ——幾部粵產電影帶來的創作思考

在影視與文旅雙向奔赴的熱潮下,越來越多影視創作者選擇在作品中有意植入地域符號。但是當一部影視作品只是沖著 “城市名片”“文旅種草”的功能定位,將地標、美食、非遺等從自然而然的敘事元素變成前置的植入任務時,地域文化的價值被窄化,它不再是滋養人物與故事的土壤,而越來越像被擺進影像櫥窗的展品,負責提供辨識度、制造打卡點、承接引流任務,最終導致影像故事與在地文化“兩張皮”,失去了其本該擁有的鮮活的文化生命力。
近年來,部分粵產電影悄然走紅:《雄獅少年》系列借醒獅文化磨煉少年意志,讓獅舞火遍全國;《長安的荔枝》以嶺南風物敲開盛唐之門;《日掛中天》以南國濕熱天氣融入“罪與罰”主題;《給阿嬤的情書》以“僑批”為敘事線索,書寫了感人至深的家國情懷……
粵產電影的接連破圈,不禁讓人想起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珠江電影制片廠出品的一眾“南國都市電影”,如《雅馬哈魚檔》《三家巷》《花街皇后》等,讓觀眾沉醉于改革開放初期的南國都市風貌,成為一代人的銀幕記憶。事實上,近年來部分粵產電影的走紅與彼時“南國都市電影”的創作經驗一脈相承,它們都選擇將人物的生命經驗深植于嶺南土壤中,讓嶺南文化真正融入敘事。
當下地域電影創作存在兩重誤區,第一重誤區可稱之為“符號點綴型”,它們將地域文化符號放置于“被展演”的位置,盡管這些文化符號有辨識度、代表性,但不參與影片的因果關系、不承載人物的喜怒哀樂,便難以與觀眾建立深層次的情感聯結。一些頻繁使用的民俗元素、文化符號,只是作為浮光掠影式的“奇觀”短暫滿足觀眾視覺上的地域想象。
然而那些在觀眾心中長久留存的地域符號印記,卻總是伴隨人物命運起伏而存在的。在電影《雄獅少年》中,對于留守少年阿娟來說,舞獅不僅是他見到父母的唯一途徑,也是他實現自我認同的方式。木棉花、舞獅館、桑基魚塘等真實融入阿娟的生命旅程中。當他在黑暗中喊出“我也想成為一頭雄獅”,當他背著咸魚奔跑在夕陽下,當他在城市的天臺上獨自舞獅至黎明,“舞獅”便不僅僅作為一個地域文化符號存在,它還承載著一位少年對命運的有力反抗。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聚焦潮汕人“下南洋”的蒼茫往事,將“僑批”作為貫穿三代人情感的精神紐帶。孫子曉偉赴泰國尋訪阿公,一封封僑批牽出的是阿公與阿嬤跨越半世紀的等待與堅守。工夫茶、標旗、英歌舞、紅桃粿、拜老爺等潮汕風物自然融入影像之中,構成的是潮汕文化中“精耕細作”的“工夫”精神。
第二重誤區可稱之為“符號內指型”,即過度追求本地特色,無形中提高了外部觀眾的理解門檻。此類影片著力于堆砌本地方言、飲食、建筑、儀式等一系列文化符號,但其指涉意義過度依賴于當地人才有的文化記憶與情感密碼。對于外部觀眾來說,由于缺乏近似的生活體驗與文化感知,往往難以進入故事世界。
而能夠走出地域、贏得更廣泛觀眾認可的電影,則會主動弱化符號的內指意義,將地域“風景”轉化為人物情感的具身體驗。比如,《日掛中天》片名出自粵劇《紫釵記》中經典唱詞“日掛中天格外紅,月缺終須有彌縫”,用“日”之意象暗指情感的熱烈與糾纏。觀眾未必知曉此典故,但片中濃郁得化不開的嶺南雨季、濕熱的南方天氣、破舊的居民樓以及彎繞的樓梯,都暗合了曾美云在過去與未來、理智與道德間進退失據的情感狀態。換句話說,片中黏膩的“空氣”也參與塑形了人物之間的情感關系。《長安的荔枝》中,嶺南風物更是被設定為故事驅動的發動機。故事圍繞小吏李善德如何將易腐的嶺南荔枝護送五千余里抵達長安展開,從三日腐壞,到水甕保鮮,再到切干移運,小小荔枝如何保鮮成為故事發展的重要懸念與轉折點。《給阿嬤的情書》中,“僑批”是中國人“有情有義”的載體:阿公遠赴暹羅打拼,一封封僑批既報平安又寄深情,體現的是個體對家庭的愛戀與擔當;海外潮汕人即便自身困頓,也要拿出錢財幫助同鄉,體現的是民眾的守望與扶持;片尾海量僑批記錄海外華人紛紛捐資抗戰的史實,則通過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表達深沉的家國之愛。非潮汕觀眾在觀看粵語版《給阿嬤的情書》時也能悄然落淚,并非因為聽懂了每一句方言,而是被“有情有義”的共通情感所打動。
近年部分粵產電影的成功實踐,為當下中國地域電影創作提供了三點啟示。
第一,在形式表達層面,需要完成從“空間表征”到“表征性空間”的轉換。只有當這些文化載體從“被展演的奇觀”變為主角正在經歷的生命圖景,地域才能擺脫被“凝視”的束縛,成為與觀眾情感相連的生命空間。
第二,在價值傳遞層面,需要完成從“地方經驗”到“普遍人性”的升維。地域電影的終極目標,不是將地方性經驗包裝為“異域風情的商品”,而是將它根植于土地的生命智慧,轉化為能夠觸達普遍人性的敘事表達。藍鴻春導演之前的兩部作品《爸,我一定行的》《帶你去見我媽》影響力囿于廣東本地,原因正在于過度依賴諸多潮汕父母對兒女“內斂之愛”的情感模式,外部觀眾因缺乏近似的生活體驗難以進入。而到了《給阿嬤的情書》,“下南洋”的歷史經驗固然屬于潮汕人,但家庭之愛、族群之誼、家國之念是屬于全世界的。
第三,在觀眾接受層面,需完成從“情緒共鳴”到“價值認同”的深化。成功的地域電影不僅能在本地觀眾中激發情感共鳴,更可以與外部觀眾建立深層的價值認同。觀眾雖不熟悉舞獅的動作,但依舊會為《雄獅少年》中阿娟在天臺上獨舞的段落感動,觀眾感動于少年用青春、熱血完成自我救贖的勵志故事。《長安的荔枝》中,李善德跨越千里護送荔枝的絕境突圍,實現了現實職場的折射與隱喻。地域電影只有將可講述的地方經驗轉換為普遍可感的價值命題,才能讓觀眾從被動的情緒感染升華為主動的價值認同。
說到底,地域電影的終極底色永遠是講好人的故事。當符號從櫥窗里的展品變回生活的日常,當地方經驗從封閉的圈層記憶升華為普遍的人性共鳴,銀幕上的一方水土便不再是靜態的風景,而是有溫度、有筋骨、有生命的文化空間。每一片土地都蘊藏著鮮活滾燙的生命故事,每一種地域文化都擁有跨越山海、直抵人心的力量,它們值得創作者沉下心來書寫與傳揚。
(作者系廣東財經大學灣區影視產業學院碩士生導師,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粵港澳大灣區電影人口述史與嶺南電影整體性研究”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