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敘事中的隱喻與人性勘探——論安勇《煙囪里的兄弟》
安勇是和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的小說家,他的創作以短篇小說為主,作品數量不多,但質量不錯,像凌河水一樣慢慢流淌,錦水回紋處有細碎的漣漪和不動聲色的暗流及旋渦。從21世紀初至今,在20多年的文學實踐中,安勇已創作出近百篇短篇小說,手藝不斷精進,悟道亦漸深入。他對小說越來越敬畏,越寫越剔透,越寫越輕盈,就像袖珍的瀑布,好看又內蘊張力。
在“70后”作家中,安勇是比較有辨識度的,他以獨特的底層敘事視角叩問社會問題,以細膩的心理描摹掘進人物的內心世界,以悲憫的情懷探索人性的深度。他的短篇小說集《煙囪里的兄弟》(1)從日常性切入敘述,揭示現代性語境下個體的生存困境與精神漂泊。本文從空間建構、隱喻系統與人性勘探三個維度,解析安勇小說中“日?!迸c“幽微”的辯證關系,探討其在當代文學場域中的特殊意義。
一
底層敘事的空間建構與焦慮解碼
安勇文本所構建的空間是基于底層敘事中的鄉村、城市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的裂縫之間的。在我看來,這基本上也是在農村出生、長大,后進入城市生活的寫作者在作品中習慣建構的空間,或許也可以說,是許多“60后”“70后”寫作者共同的文學地理空間。正如安勇在評價“新遼西派”散文時說:“遼西作家普遍從鄉土到城市,在城市里對鄉村有一種回望的姿態。鄉村已經不是簡單的地理意義上的地方,而是他們的精神家園。他們對故鄉的書寫,帶著對自身生命和時代變遷以及城鄉對照的思考。”(2)
“八間房”是安勇小說中反復出現的一個地名(個別作品也作“袁家窩棚”),這類作品在時間和空間上與當下的城市生活有著相對遙遠的距離,多以懵懂無知的兒童視角,寫出具有年代感的成長故事,“八間房”在小說的空間意義上,更接近于作家的精神故鄉。安勇的短篇小說處女作《螞蟻戲》就是典型代表。作家精神故鄉中上演的“螞蟻戲”在鮮明的時代底色下呈示出美是如何被毀滅的殘酷現實。調轉到育紅班當老師的小趙是個女知青,長著兩個圓圓的酒窩,穿著雪白的裙子,像嫦娥一樣美麗,就是這樣美好的小趙老師卻被背棄、被踐踏、被侮辱,最后選擇以跳骯臟的南大坑的方式離開世界?!拔摇币驗樨澇院贸缘男幼佣蚨饌鬟f了二叔去育紅班找小趙老師的消息,即使她的死可能和“我”有關,也可能并無關系,但這種無法確定的疑慮帶著鋸齒的形狀,在“我”的心上劃出經久不息的內疚的傷痕。小趙老師的死像一道灼人的白光,照耀出對人性的拷問。這篇小說在現實中不時回望歷史,承載了安勇對時代洪流與女性命運、世俗欲望與話語權力、美的毀滅與精神傷痕等諸多問題的觀察與反思。
《煙囪里的兄弟》這篇同題小說在空間建構上處于城鄉二元結構的裂縫之間,其以排油煙機、煙囪為物理空間載體,將進城務工的李小龍與麻雀家族的命運并置,形成雙重鏡像結構。煙囪既是城市工業文明的象征,又是鄉土生命體被迫棲身的異化空間。麻雀父母在“沒有蟲子”的城市中覓食的困境,與李小龍們在城市中的窘境互為表里,共同指向底層群體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無根狀態。李小龍與出租車司機的沖突、與發廊小姐的被動糾纏、與當地中年男人充滿隔閡的對話,無不揭示出城市話語體系對鄉土身份的某種壓迫感,同時也暴露出身份認同的深層焦慮。這種焦慮在麻雀的“飛行儀式”中得到升華——三只幼雀笨拙的試飛既是對城市生存法則的被迫適應,又暗喻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在城鄉夾縫中的成長陣痛。
安勇以城市為背景的小說所構建的空間大多是逼仄的,如主人公家里的廁所、陽臺、客廳,迷宮般的街道,鳥籠樣的卡座,都讓人有一種緊張局促的壓迫感。在《老劉的廁所》一篇里,這種空間上的擠壓被具體呈現出來。為了在一室一廳22平方米的狹小空間里給長大的女兒擠出一個獨立的居住空間,老劉絞盡腦汁想出了把廁所從屋子里搬出去懸掛到外墻上的方法。我們想象一下高空中那個突兀的廁所,既令人忍俊不禁又讓人心生酸楚。這樣逼仄的物理空間,是小說家有意為之的營造,但同時也是現代人生存困境的真實體現。在現代性困境面前,卡夫卡在《變形記》里讓格里高爾變成了一只甲蟲,實現了對困境的具象化、反諷和消解,而安勇則試圖找到另一個突圍方向,通過建構一種心理空間來解碼人性的秘密。這差不多也是西方現代短篇小說創作的基本路徑,比如艾麗斯·門羅、威廉·特雷弗、理查德·福特、雷蒙德·卡佛、裘帕·拉希莉、克萊爾·吉根等作家的短篇小說,都呈現出這種擺脫傳統小說時間和空間的束縛、向人物隱秘內心掘進的寫作姿態。
現代社會的復雜性一定程度上給人們帶來焦慮、焦躁、焦灼、焦煩、焦悶,總之就是焦心。杏花春雨、秋水長天也斬不斷內心的焦火,現代人的“心房”已經起火了。這樣的心理創傷、心理問題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忽視、必須直面的程度,焦慮、抑郁問題屢見不鮮,隨著AI科技的發展,人的身心焦慮問題更甚。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向人物“心房”深處探幽,就是對現代社會最本源最深處的終極探究。向人物的內心世界掘進,揭示出人性中習焉不察的隱痛和悲涼,并努力尋找救贖的途徑,就是安勇這個冷靜風格的小說家的熱血擔當。《漢娜小姐》就是安勇努力對人物心理空間進行拓展的代表之作。這篇小說并沒有很強的故事性,通篇都在用心理描寫向前推進,不動聲色地把裴先生、裴先生的女兒、爺爺幾個人物的內心世界展現在讀者面前,讓我們看到現代人失去精神原鄉、靈魂無所依傍的困境,作品探討并詰問著我們的最終歸宿。這也讓我們不得不警醒和反思,人類在今天必須重新審視自我的精神維度、靈魂維度,以無我、無為的勇氣,構建和宇宙意志鏈接的大心力空間,從而實現靈魂層面的躍升。
二
日常生活的隱喻化書寫與象征意味
喬治·萊考夫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中指出隱喻不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法,更是人類認知世界和思維的基本方式。這其中必有作家的熱血奔流和淚水飛濺,其調動驚心動魄的生命體驗或心理體驗,攜帶著本人的心靈溫度,鑄成有生命氣息的文字。作家需要建立起看待世界的獨特眼光,對所置身的生活擁有獨到的發現,不斷地提供新的審美經驗,以文學的方式,為人類的生存境遇提供血與肉的證詞。
安勇寫的都是小人物的愛恨悲喜,渺小的生命個體默默見證時間的流逝、生命的逝去、生活的變遷,時間在他們身上留下印痕和創傷,也留下眷戀和深情。安勇的敘事策略在于將宏大社會議題沉降為微觀日常經驗,通過物象的隱喻化重構實現文本多重闡釋的可能。
隱喻是安勇擅用的寫作手法。在短篇小說集《煙囪里的兄弟》中,具有隱喻特征的物象比比皆是,從《螞蟻戲》到《漢娜小姐》,隱喻一直貫穿在他的短篇小說寫作之中。作家正是通過精巧的布局結構和饒有韻味的意象群,構建了一套深刻的隱喻體系,讓小說在有限的文字中承載了更加深遠的意義。
比如《舌頭》揭示了從貧困山區進城務工人員的生存困境、道德掙扎,以及社會邊緣群體無聲無息的哀痛。小說中,一臉木然的老女人來討要她兒子的舌頭,因為她不想兒子在陰間成為啞巴。她那只在人們言語碎片中出現過的“兒子”,因性侵女工小玉被咬掉舌頭,傷口感染得了敗血癥而死亡。老女人近乎偏執地尋找兒子的舌頭,隱喻傳統觀念對“全尸”的執念,暗指底層人對尊嚴的最后守護。舌頭是語言的載體,舌頭的缺失象征其喪失了表達與生存的基本能力,隱喻進城務工人群在城市中的“失語”狀態——他們沒有話語權,無法為自己發聲,只能被動承受命運的碾壓,成為沉默的犧牲品。安勇通過“舌頭”這一核心意象,將生理殘缺、道德困境、話語權力交織在一起,形成多層次的隱喻網絡。小說不僅揭示出進城務工人員的性欲饑渴、生存危機,也批判了社會對弱勢群體的系統性忽視——他們的痛苦如同被割掉的舌頭,無法言說,也不被傾聽。這種隱喻手法使《舌頭》超越了單一案件的意義,成為對當代社會結構性冷暴力的深刻寓言。
青苔生長在潮濕陰暗之處,看似柔軟無害,卻可能讓人滑倒。在小說《青苔》中,青苔象征著人性中隱秘的欲望與罪惡。莫麗雅是個30歲出頭的單身母親,她渴望通過嫁給生意人老秦改變命運,卻鬼使神差地與同小區智力障礙者小顧發生了情感和性的糾葛。小顧的情感單純、熱烈又執拗,成為莫麗雅嫁給老秦的障礙。為清除這個障礙,她引誘小顧走向死亡。莫麗雅的行為如同青苔,表面柔滑良善,實則冰冷無情、充滿算計。表面上看,阻擋她婚姻的絆腳石已被搬開,但在謀殺小顧的陰影里,她心上的石頭注定會終生沉重,買墓地、開追悼會的行為無法替她完成救贖,也并不能使她走出精神負罪感。
同題小說《煙囪里的兄弟》中,“黃嘴丫”麻雀的生物學特征被賦予一定的文化象征:嫩嫩的喙部暗示鄉土原生性的脆弱,其翅膀逐漸堅硬、飛出煙囪飛上城市天空的蛻變過程又對應著底層群體在城市中的生存策略進化。這種將生物性特征與社會性命運相勾連的手法,令人聯想到契訶夫對“櫻桃園”的象征化處理,但安勇筆下更多了份中國城鎮化進程的特殊質感。
安勇的每篇小說都有一個隱喻的題目,每個題目都似乎就在他的唇邊,透露著不安和秘密。那被稱作小說標題的漢字頗有些魔性,讓你忍不住怯生生去觸摸那《青苔》——那暗綠的危險;讓你忍不住去尋找《舌頭》——那帶著褐黑血痕卻被漠視的真相;讓你忍不住去轉動《鑰匙》——那被傷害的恨意升華為大愛的靈魂之鳥;讓你忍不住去看《螞蟻戲》——那讓作家安勇著迷的蕓蕓眾生的日?;詈兔\戲碼。
三
人性本質的多重勘探與理想重構
安勇在一篇創作談里說:“我期待自己的小說能不斷向人物的內心深處掘進。我渴望走進隱秘幽微的世界,渴望聽到被隱藏被遮蔽的聲音,渴望用自己的筆呈現出無法看到的悲傷、困境、疼痛、焦慮、無奈、惶恐以及諸多無法言說的內容?!保?)安勇的文學野心在于穿透社會表象,直指人心的隱秘褶皺。安勇畢業于一所地質學校,在寫小說之前干了10多年測繪工作。在他看來,測繪人性遠比測繪地質更復雜,勘探人性狀況遠比勘探地質狀況更神奇。宏大的主體和意義也需要穿越每一個渺小的生命個體,時代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時間的流逝在每一個人內心留下的印記。這里面的每個人、每個心靈,都是悲歡交加、愛恨婆娑、生死相依的體驗的疊加。
在《有鳳來儀》中,雙胞胎姐妹有鳳和來儀都很要強,想把自己的小日子過好,兩個人從小就互相較勁。五妹來儀跟隨父親進城,成了城里人,為了住上城里的樓房,嫁給了借住在“老神經病”家里的大剛。“老神經病”其實是大剛的老爹、來儀的公公。因為窺伺這所房子,老人竟被盼“活不了幾天”。四姐有鳳按習俗,在五妹來儀結婚不久后去隨禮,姐妹倆在言語,甚至是表情上你來我往、明爭暗斗,這場沒有硝煙的較量加速了老人的死亡,最終釀成悲劇。安勇精心選擇兒童的敘事視角,更便于編織情節邏輯、雕刻人物心理細節,很好地挖掘出悲劇事件背后的行為動機。姐妹倆并不是惡人,卻意外成為同謀,間接害死了老人,也害得老人的兒子大剛鋃鐺入獄。小說的結尾,寫到“我”看見“我”媽和五姨抱在一起痛哭,暗示在悲劇面前姐妹兩人放下過去的爭斗達成了某種和解。安勇總是能直面個體的罪過,也積攢人性的暖意。
《枕頭》中的“我”是性心理障礙者,愛而無能又無法言說讓這個大齡男青年非常痛苦。《迷宮》中的小導游突然崩潰拿刀傷人,陳風和杜麗為高壓工作所累,渴望穿越回古代,在古城失聯了三天?!?03寢室失竊事件》中老四被大家一致認為就是偷老大錢的那個人,無論老四怎樣解釋,一直不被大家相信,以致畢業多年后老四不惜用拆遷補償款來搞聚會、求問清白。究竟是老四有精神潔癖,還是全班同學對他進行心理霸凌,不得而知?!叭说奈膶W”生長在歷史與現實的裂縫之中,在那些被忽視的日常褶皺里,往往埋藏著時代最深刻的秘密。
同題小說《煙囪里的兄弟》中,“我”對麻雀的情感投射呈現出復雜的心理圖譜:既有同病相憐的共情(“他們是我的兄弟”),又摻雜著對自身處境的哀矜(“不行的話,就回農村老家吧”)。這種既親近又疏離的態度,恰是進城務工人員群體身份認同困惑的真實寫照。小說的高潮處,“我”臉上掛滿的淚水具有多重闡釋維度,這既是對生命韌性的禮贊,又是對異化生存的悲憫,更是對鄉土烏托邦消逝的悼亡。安勇在此展現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深度現實主義”特質——不僅呈現苦澀,更勘探苦澀艱難中迸發的人性微光。當“我”的淚水與麻雀振翅的身影重疊時,小說完成了從個體傷痛到普遍生存困境的詩性超越。
在短篇小說集《煙囪里的兄弟》中,安勇通過極簡主義的敘事架構,實現了對當代中國社會復雜性的文學轉譯。他的創作既延續了魯迅開創的“國民性批判”傳統,又融合了卡夫卡式的存在主義思考,構建出獨特的隱喻詩學和人性實驗。這種將社會觀察轉化為人性勘探的寫作路徑,不僅為底層敘事提供了新的美學范式,更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當下,彰顯了文學介入現實的精神力量。
注釋:
(1)安勇:《煙囪里的兄弟》,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25。本文所引該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安勇等:《“新遼西派”散文相關評論及“龍翔論壇”成果輯》,微信公眾號“安勇的文學家園”,2021年4月7日。
(3)安勇:《沒有人是真正的幸運兒——關于小說<LUCKY>的創作談》,《小說月報》微信公眾號,2016年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