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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來源:光明日報 | 馮大建  2026年09月02日09:47

【傳統文論好句今讀】

1882年,詞學大家譚獻在《復堂詞錄·自敘》中寫道:“側出其言,旁通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边@個道理,并非他的獨創。此前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中也寫過類似的表述:“作者不宜如此,讀者不可不如此體會。”丁紹儀的論斷稍有猶豫,而譚獻直接用“未必然”“何必不然”的追問,將理論張力拉滿,還用一個“甚且”把文學闡釋的自主性推到新高度——對作品而言,作者意圖雖然不一定如此,但讀者何嘗不能按自己的心志來理解?

譚獻先用16字描述閱讀的詳細過程,然后得出一個頗為大膽的結論,看上去頗為讀者的權力張目。只看文字,與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讀者理論或文學接受理論異曲同工。但細究起來,兩者并不是簡單的殊途同歸。如果說,現代讀者理論是把藝術視為創作和闡釋相結合的文化活動,力圖描述標準讀者闡釋行為的共同規律和其在文藝活動中的功能,那么譚獻的命題是為了“爭奪”經典的闡釋權而發聲。這需要放在中國文學批評語境中才能看得更清楚。

從深層的思想脈絡看,譚獻的文藝批評脫胎于中國的經學闡釋和實踐傳統,這也是很多中國傳統文藝命題的共同主張。在漢代,董仲舒就已經提出“詩無達詁”的命題,并提出“從變從義”的實踐原則。若只看“無達詁”與“從變”,則與當下文學觀念類似,肯定經典作品意義闡釋的多元性,但他同時也提出“從義”的原則,要“一以奉人”,簡單說就是對經典文本的闡發、解釋,要符合儒家的倫理政治主張。而在實際的闡釋實踐中,“從義”的一元化指向往往更具優勢。經學家從“關關雎鳩”中讀出后妃之德,正是這種理論支持下文化精英主導的經典闡釋實踐,而絕非純粹的藝術理論探討。譚獻的思路其實與此相類。

從文學理論的角度出發,譚獻的這番論斷是他為詞體文學地位辯護的重要支點。詞至北宋達到藝術的巔峰,至清已經是完全成熟。但在文體地位上看,詞不如詩。譚獻的辯護,卻不完全以詞的藝術價值為出發點。

《復堂詞錄·自敘》中,譚獻明確提出要使“向之未有得于詩者”,能夠“有得于詞”,即通過更加充分地闡發詞中意旨,以弘揚詞體之功。學者多有考證,譚獻受章學誠思想影響甚深。承其“六經皆史”之說,進一步發揮出“詩者,古之所以為史”的論斷,史與詩同為文化之原典。而如果詞能夠闡發出“未有得于詩”的意義,那么詞就具有與詩同樣的功能,詞與詩可互補,可以認定詞是“變雅”,是承襲《詩經》傳統的“直系血脈”,同樣承襲《詩經》比興寄托的詩教作用,具有與詩同樣的文體地位。

但這個論證中有一個問題要解決,那就是詞較之于詩,更纏綿抒情,意旨更幽隱,創作也似乎更“私人化”,在比興諷喻功能的發掘上,確實不如詩之闡釋來得容易。所以,譚獻主張“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正是為了爭取對詞作文本的闡釋權。只有闡釋出“比興寄托”的風雅傳統,詞體才能躋身經典之列。

從這個思路看,譚獻用這個命題為張惠言辯護也就很好理解了。作為常州詞派代表人物的張惠言,提出詞中亦有“比興寄托”,可以說是譚獻詞學理論的直接來源。張惠言曾引用鲖陽居士從蘇軾的《卜算子》中解讀出的政治寓意,“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今天看,確有過度闡釋之弊,而譚獻用“讀者何必不然”理論進行辯護。扼要而言,譚獻的思路仍然依循“從變從義”的經學闡釋模式。

盡管譚獻的命題仍然依附于經學闡釋傳統,但他并沒有忽視詞自身的藝術特性?!白x者何必不然”,其實是建立在詞體藝術性考量上的一個批評實踐原則,是對經典文藝作品“欣賞-闡釋”過程的標準“建?!?,而且強調藝術活動中讀者或闡釋行為的主體性地位。

如他所言,這個過程是“側出其言,旁通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其中,“側出”“旁通”,強調文藝作品意蘊的豐富性與不可盡述。而“類”字用得更妙,很有現代闡釋學的味道?!邦悺笔欠直?、是歸納,也可以指向人的經驗體系或認知框架。讀者先“觸”而后“充”,是從文本中感受、辨識、歸納并加以理解和闡發的過程。

四句連貫起來,將文學闡釋過程進行細致的描繪——豐盈的意蘊從文本中溢出;在情的層面與讀者貫通、共鳴;觸動讀者的既有文化經驗,讀者主動感知,將之辨識、歸納為某種熟悉的文化符號;將之納入文化經驗體系之中,并最終完成對作品意義的充分闡發。結論中的“未必然”,肯定文本之意非作者意圖所能限定,而“何必不然”則打開讀者闡釋的自由之門。

在這個闡釋過程中,讀者的重要性不可或缺。創作只是文藝活動的起點。無論是詩還是小說,作品一旦完成創作、開始傳播,就進入閱讀與闡釋的過程。任何流傳至今的經典作品,都是在漫長的傳播過程中,由層層疊加的闡釋意義,建立起豐富的價值體系。無論是對作者本意的追溯,還是讀者的“六經注我”,其實都是后來的闡釋者、讀者在發聲。所以說,讀者作為文藝活動的另一個主體,地位不可忽視。

譚獻這個文學經典闡釋模型,在今天用來討論文化內容的人工智能生產與算法傳播仍頗有對照意義。

比如,人工智能創作是否可以被判定為真正的藝術?這個問題的討論,往往過于看重人工智能的生成能力,而忽略讀者闡釋也是藝術作品生命力構成的來源。對于藝術,創作與闡釋同等重要。作者或許缺席,也許始終佚名,但追問“何必不然”的讀者在構成作品意義的過程中至關重要。特別是“觸類”與“充類”這樣的認知行為,也同樣是文藝活動價值所在。正如沒有人類,大自然也自具色彩,但只有能被人類看到,才會有意義與美的認知。

再如,對照譚獻這個闡釋模型,可以更好地看到算法主導、自媒體時代閱讀行為的不同。人工智能內容生產,本質是在海量數據基礎上根據概率、基于算法模型,利用已有樣本進行拼裝,更近于按模型復制加工而非創作。人工智能技術組裝的文本,高度類同,意義“側出旁通”的空間往往局限。傳播過程中,讀者也不需要主動“觸類”,算法直接進行分類,同類型、同主題、同模式的內容,重復性、高飽和推送,不需要讀者歸納闡發,這就進一步消解了閱讀行為的認知與思辨功能。在算法精準制導的持續性快感消費中,以深度感受、思辨與認知為特征的經典閱讀的主體性如何保持?這是需要認真討論的問題。

還有一點也值得考量。譚獻的理論并非純粹的文學批評,可以看作是一種兼顧文藝活動藝術性與社會價值的綜合性文化闡釋理論。這種模式,曾經被視為藝術理論未獨立、未成熟的表現。不過,今天看來,這種綜合思考或許別有意義。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由算法賦能引導,文化產品按“需”生產與供給的文化消費時代。微短劇、網絡游戲、網絡文學等新媒介文化產品不斷創新,面對這些新對象,單純將研究對象理想化為“純藝術”活動的模式已力有不逮。當下,文化活動與商業、科技與媒介行為纏繞糾纏,不可分離,成為我們理論觀察的新對象。在這樣的語境下,一種更綜合的、跨學科的文化闡釋模式或許更值得借鑒。

無論時代如何發展,人始終是文化活動中感受、認知與實踐的主體。譚獻所主張的讀者“何必不然”,正是對這種主體性的肯定。這也可以作為我們當下文化實踐的一個思考錨點。

(作者:馮大建,系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