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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關于分行之外的事情——談詩歌的文體特質
來源:文藝報 | 趙琳  2026年09月02日09:46

關于分行之外的事情,我首先想到的是“邊界”。邊界就是界限,或被明確劃定的地域。我曾寫過一篇短篇小說,標題就是《邊界》。小說中有故事、有沖突,也有需要講述的文本之外的問題。提到它的標題,并非為了談論這篇小說本身,而是想引出詩歌分行之外的東西。

詩歌寫作需要一種分行思維

眾所周知,詩歌需要分行,散文和小說則不需要。這種分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文體之間的區別,讓讀者一目了然,知道哪些是詩歌。但這種簡便區別方法的背后,是一種更加糾纏的關系,比如詩歌寫作與散文語感的關系,詩歌想象力與小說創作之間的關聯,以及敘述過程中的可讀性、故事感和個人化等。這些都需要寫作者注意,因為“邊界”只是表象,蘊含于內核的信息才真正值得被發現和關注。

有一次,我和一位寫散文的朋友聊起詩歌和散文的關系,發現我們會陷入一個美麗的誤區:詩歌不分行,可能就是一段不錯的散文段落;而語言優美、有質感的散文分了行,就是一首不錯的現代詩。這種感覺時常浮現,揮之不去。確實要承認,詩歌與散文的界限并非絕對,一個隱喻既能在詩歌中閃光,也能在散文中生根。

那么,詩歌寫作是否真的如此,先像散文一樣完成,再用鍵盤上的回車鍵機械地分行?從我個人的寫作經歷來說,我先是閱讀了大量小說和散文,然后在大二的暑假去青海,在草地上寫下了第一首詩。當時,我從未想過要把一段語言作為詩歌來分行,是在朋友的建議下,才讓它“更像詩歌”。回過頭看,從寫詩歌到寫散文,分行并非給詩歌披上一件外套,而更應是一種語言內部的呼吸方式。一首詩在被寫出的瞬間之前,就已經攜帶了即將分行和控制節奏的命運。這與散文的鋪陳和敘述不同,背后是兩種不同的思維。詩歌帶有天生的“氣息”,好比一個俠客練習招式,從起步到上乘武學,勢如破竹,行云流水;而散文允許語言之間稍有停留和參照,好比習武之人修煉內功,有著層層遞進、漸臻完熟的節奏。

這便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詩歌的寫作,需要一種分行思維。我自己寫完詩歌后,不會再考慮哪里斷裂重組,當詞語洶涌而來時,分行只是結構上的力量所致。但詩句的完成如同面臨一座座懸崖,每節的結尾都需要作者縱身一躍,或者前期積蓄力量慢跑,再到最后決然跳入下一行。這一躍之間,詩句發生斷裂、轉折或生長,其中的“空白”并非真空,而是一種充滿張力和想象的沉默,是詩歌固有的組成部分。這種感覺在散文中幾乎不存在。散文的段落之間當然也有停頓,但那只是邏輯段落的切換,而非詩行之間那種迫使詞語在孤絕中重新定義自身的力量。

最近,我在讀西班牙作家哈維爾·馬里亞斯的小說《萬靈》。這部小說敘述綿長,故事組織緊密,恍惚間給人一種詩歌般的語言感覺。讀完后,我總覺得仿佛還有什么細節被遺漏了——這是一種橫向思維,句子在作者構建的軸線上不斷延伸,試圖窮盡一個想法的所有側面。但詩歌的語言是智慧型的,其運動方式也是縱向的、跳躍的。博爾赫斯在《恩底彌翁在拉特莫斯山上》(西川譯)中寫道:“那時我沉睡在峰頂,我英俊的/身軀如今已被時光所消損……古代夜晚,我總是追尋/那冷漠的月亮,宙斯的女兒。”這里的詩句每一句都是獨立的單元,行與行之間不是邏輯上的平滑過渡,而是意象和哲思的并列、對峙或突轉。如果把它改寫成散文:“那時我沉睡在峰頂,我英俊的身軀如今已被時光所消損……古代夜晚,我總是追尋,那冷漠的月亮,宙斯的女兒。”邏輯上倒是通順的,但詩歌的空間感便失去了,也讓語言顯得更加晦澀難懂。

所以,認為詩歌是“先散文再分行”,就像修建房屋之時,堆好所有建筑材料再設計結構,這自然是順序有誤。修建過程中問題層出不窮,結果也不會圓滿。分行從一開始就應該參與到詩歌的生成過程中,決定詞語的距離和意義。這種分行的自覺甚至反過來影響那些散文性很強的詩歌,比如敘事詩或哲理詩。它們看似在“敘述”或“論述”,但由于分行和跨行的存在而不斷被打斷、被陌生化,從而迫使讀者不僅關注故事或道理本身,更關注語言的自我呈現。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詩歌與散文之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墻。恰恰相反,散文詩從內部繼承了詩歌的跳躍性、密集性和多義性。波德萊爾的《巴黎的憂郁》、魯迅的《野草》,依然保留著詩行之間的語言張力。這些作品便改造了散文,創造出一種詩歌與散文之間邊界地帶的獨特之美。

詩歌想象力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詩歌與小說的想象力也是不一樣的。小說的想象力是虛構性的、營造性的,而詩歌的想象力是爆破式的、突然性的。比如胡安·魯爾福在《佩德羅·巴拉莫》中寫道:“雷德里亞神父很多年后將會回憶起那個夜晚的情景。在那天夜里,硬邦邦的床使他難以入睡,迫使他走出家門。米蓋爾·巴拉莫就是在那晚死去的。”詩歌的表達則不是這樣切題和完整,它肯定要借助隱喻和象征;而小說則創造出一種回憶、現實與死亡的情境,讓確定性成為鏡子般的意象,把故事具象化,讓想象力作為小說細節的骨架和肌理。

小說的想象力是小說家通過精準而感性的語言,把細節構建成真實的世界,再讓讀者沉入其中,相信故事和主人公的人設,帶有系統化的痕跡。而詩歌的想象力是奇幻的。寧夏詩人楊森君有一首詩歌叫《鎮北堡》,詩中這樣描寫:“我同樣愿意帶著我的女人回到古代/各佩一柄鴛鴦劍,然后永遠分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以后,我和我的女人/分別戰死在異地,而兩柄劍/分別存放在兩個國家。”乍一看,簡短凝練,再一看,有對故事的想象,有限的詞語之間迸發出詩歌節奏的爆發力,將人物與歷史相呼應,哪怕是純屬虛構,但在想象力的感染下,讀者也能領略到情感的變化和精神的氣象。

然而,詩歌想象力的這種力量感背后,也有一種“知識性”。博爾赫斯對于哲學、歷史、文學及其他書籍的知識汲取,在他的詩歌中表現得很多。他的想象力有一部分來源于“知識性想象力”,這種想象力本身就是將原有的知識儲備轉換為語言燃料,將不同的詞句排列組合,并將它們作為詩歌原初的一部分。這種寫作方式也體現在一些“學院派寫作”中。對于一般讀者而言,可能難以理解得很精準,但仍舊能在復雜精密的語言中,感知到知識所帶來的情感變化和詩意體驗。

同樣,在小說《萬靈》中,主人公在觀察世界時,表現出一種極度發達的“情境想象力”。他會從一個微小的細節出發,牽扯出整個可能的故事。這種發散性思維方式,賦予了想象空間更多元化的語言不確定性。再比如回到我們的生活中,尤其是人與人之間交往所引起的誤解、隱瞞等,其實有許多都源于相互之間對各自語言理解的不確定性。一句話,不同的解讀容易產生模棱兩可的歧義。

可讀性、故事感、個人化

當我們再回到詩歌分行之外的散文、小說,甚至是一些歌詞、文案時,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對作者技巧的考驗,還有人工智能創作的挑戰。毋庸置疑,AI可以在一分鐘之內寫出一首完整的詩歌,而詩人寫一首詩一般最快也得半個小時,一篇散文或小說則更久。與AI驚人的創作效率相比較,不僅是時間成本的懸殊,更引出“作者獨創的價值何在”這個終極問題。答案在于,真正的文學作品,無論是哪種題材,傳遞出的溫暖和獨立,都是人類共有的精神所在。

我將其歸納為三個詞:可讀性、故事感、個人化。可讀性在文學中通常被理解為通俗易懂、故事吸引人,但真正的可讀性在于作者通過文字建立與讀者溝通的信任感和親密感,好比一種召喚力,能夠在情感上產生共鳴。AI生成的文本,最致命的問題在于可讀性的虛假,看似光滑潔凈,卻經不起更深層次的考量。詩歌、散文、小說的寫作不是炫技,而是寫作者自身經驗的在場,讓讀者產生對文本的辨識和思考。

按理說,故事感常被等同于情節發展和故事概括。它基于人們原有的思維模式,由知識和經驗所決定。但故事感的魅力在于如何將一首普通的詩歌升華,讓一篇平常的散文獲得新生,將一篇陳舊的素材變成涅槃重生的好小說。盡管存在敘事詩這一文類,但分行的詩歌通常被認為是最遠離故事的文體。可是一首短小的詩,可能在幾行之間就能打動人。甘肅詩人阿信的《雪夜》寫道:“荒郊。車子拋錨。/踩著雪,呵著熱氣。/多么安靜啊/突然就回到了童年/那繁星密布的天空。”短短五行,令時空的對比和童年的映射躍然眼中,寫出了潛在的故事。這種故事感,是人工智能語言模型難以企及的。

這也就引向寫作者的個人化。我們談論的個人化,包含了人們獨特的感知、習慣、語言、價值觀等,也有它的局限。我在一篇隨筆中談到朋友從甘南若爾蓋草原發來的視頻,視頻中的牛馬與羊群,帶著生活的原始節奏。它們是久居草原的主人,而人類反而像是突然的到訪者。這種將個體置身于茫茫草原的具身感覺,也是AI無法感悟的。它或許可以偽造在場感,但那只是基于對素材的分析,而人所經歷的生活與饋贈,是任何人工智能算法所無法達到的。

也許,在AI時代,風格形態可以參考,而有趣的、真實的靈魂不可復制。

文章結尾時,已是深夜,蟲鳴打破了夜的寧靜,茶水在桌上漸漸失去溫度,單曲循環的音樂已數不清是第幾遍。

可是,星空之下的慰藉來源于真實發生的一切,親切,溫暖,幸福。

(作者系青年詩人、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