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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銘印
來源:《收獲》2026年第4期 | 慕明  2026年09月01日14:49

一

她們在周日夜里十一點半準時到達重建中心。大樓正門口是個圓形花壇,蟋蟀熬過白日熱氣,反復唱著三個音節,十幾支細景觀燈插在幽深草木邊緣,圍成一圈,燈柱頂端的冷光晃得她有點不舒服。母親走在前面,穿著寬松T恤衫和束腿運動褲,涼鞋略大,蒼白腳跟在后系帶里晃動,像踩在兩束小而圓的光斑上。夏若南有些擔心她會摔倒。大廳很明亮,實習生接待員熱情地與她們寒暄,檢查了證件和信息。“您的狀態真不錯。” 年輕女孩稱贊母親,略帶驚訝。“當然了,她是計劃的。”旁邊的人說,夸張地揮動胳膊。“上八樓。一直往前走。電梯在左手邊。”她們小心翼翼地穿過橫七豎八的滑輪床和軍綠色海綿床墊,眼睛包著紗布和手臂吊著三角巾的人們默不作聲地注視她們。重建中心隸屬于一座有宗教背景的著名醫院,這個院區坐落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邊緣,在歷史上以急診室和創傷外科出名。夏若南一直不理解,他們是怎么調和信仰和科學倫理的。有個坐輪椅的老人一直在哀號,似乎是因為輸液閥出了問題,“護士!護士!”她覺得,自己像誤入《美杜莎之筏》的場景中,不敢和人有目光接觸。電梯門關上后,她才松了口氣。

你看,他們顯然都沒提前計劃。她從母親的神情中讀出。

母親習慣了計劃,喬醫生也是。她和母親似乎一見如故,她們的交談短促、細碎,詞語像成群的蚊蚋,在暮色中交錯又分開,默契地遵循著某些隱秘的路徑。當喬醫生建議在周日深夜入院時,母親立刻明白,周一清晨的第一臺手術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最好的,而且夜里不堵車。而當母親將日期選在九月初時,喬醫生也會意地微笑。春秋季都是黃金時間,不冷不熱,有利于恢復。醫生說,要是我,也會選九月初。夏若南覺得,醫生的意思可能是成熟與收獲之類的象征意味,或者是某種她不熟悉的傳統歷法。

八樓空空蕩蕩,頂燈只開了一半。護士臺里的兩個人看到她們,停下了閑聊。滿頭玉米辮的高個護士將母親帶入檢查室。圓臉的矮個護士將夏若南引至等候區,回到座位。她感到某種監視的意味,于是從飲水機倒了水,研究了一會兒盆栽的無花果樹是不是活的。黑櫻桃木茶幾上放著一個透明的全息投影塊,她拿起來轉動,藍色光線勾勒出三維字形,在不同角度下,浮現出不同的詞語:是或否,前或后,憶或忘,生或死——每一對都是反義詞。皮沙發接觸小腿的部分有些涼,她脫下薄針織衫裹住腿。茶幾下層放著一摞舊書,有些扉頁上蓋著合作醫學院圖書館的印章,有的贈語顯示,可能是某位老師的收藏,都是幾十年前出版的最后一批平裝小開本,像母親曾有過的那些一樣。

她很久沒摸過紙書了。書頁的觸感比記憶中粗糙,能感受到纖維分布的方向,像某種疏松的蛻,會突然在指尖碎成一片片,但其實它們比摸起來堅韌。文字本身反而是流水線產品,光滑、空洞,讓人心疼死去的樹木:如何擺脫過去的束縛,接受不可改變之物;如何活在當下,融入到更大的意識流中;時間不是絕對存在,記憶并非一成不變的數據,而是一種感知時空的方式,永遠如水流動。諸如此類。

盡管能從邏輯上理解銘印的過程,但她并沒被說服。自從幾個月前和母親通話后,夏若南一直在忙碌:查找資料,采購必需品,和久未聯系的人交談。她推掉了新項目,向學院的主管申請了延期,給保險公司發了信。所以她大致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至少,知道字面意義上的部分:母親的神經系統在七十年里形成的那一整套底層運行的方式將被一次性提取,寫進受體。與一般的記憶提取和重建技術不同,銘印提取的碎片是非語言的,平時被自我敘事封存,只在情緒越過閾值的瞬間浮上來。要讓一生中所有這樣的瞬間同時顯現,需要把整個神經系統驅動到一種平時不會出現,也無法長期承受的高喚醒狀態,才能捕獲所有未被語言整合過的深層信息。這個狀態對神經系統的影響是不可逆的,只能維持到手術完成。“耗竭,”宣傳片里滿懷深情地解釋,“就像跋涉了千百萬年時空的流星,進入地球大氣時,最后也最壯麗的那段旅程,會帶來新生。”然后,會有一個皮膚半透明的人形智能體跟她從醫院回家,慢慢學會使用母親的反應方式生活——她思考的節奏、她習慣性的懷疑、她處理問題的耐心——但不會記得任何具體的事。

字面意義上的理解沒能回答最關鍵的問題。現在,她坐在這里,勉強劃掉了待辦清單上的大部分事項,像一個負責任的成年子女該做的那樣,她還沒明白,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她看不進去文字,只能翻開給小孩子準備的繪本,查看年邁的獾離去后給朋友們留下了什么禮物,小王子和狐貍分別后如何從星星中看到彼此。她緊跟一片樹葉的生命旅程,注意到作者特別寫道:(葉子被風吹落時)一點兒也不疼;只有在落下時,樹葉才第一次看到了大樹的全貌,它多高啊!結尾尤其真實:樹葉不知道春天會不會來,自己會不會醒過來,是會消失在冷風中,還是在土壤中慢慢分解,在來年春天,成為新生樹苗的一部分。沒人知道。他們什么也不能保證。夏若南感到,自己也像積雪融化時的土地,在慢慢變軟,變潮濕。

母親出來了,已經換上了手術服——一塊背后有系帶的綠白格紋床單布,穿墨綠防滑襪,手提涼鞋,夏若南趕忙起身接過來。“她剛才問我,有沒有受到脅迫,需不需要幫忙報警。”母親壓低聲音,玉米辮護士已回到護士臺,“怎么會懷疑你,笑死人了。”

“可能就是例行公事。” 她吸吸鼻子。

她們預訂的是單間。房間里有種剛裝修過的氣味,夏若南沒看到窗戶,只好在陪護的躺椅上坐下。涼風吹過后頸,她一激靈,又站起來。換氣扇的出風口發出嗡鳴。玉米辮護士進來了,拿著一個托盤,“現在備皮。” 還沒等她反應過來,母親的短發已經被剃光,貼上了傳感器,線纜從頭頂生長出來,蔓延至全屋的各個角落,她又一次想到美杜莎。監視器上跳動著各種各樣的波形、縮寫與數字,將夏若南本就不夠熟悉的生命解碼為更陌生的形式,無法閱讀。她閉上眼睛,但柔和的低頻震動聲持續不絕,像身處摞了十疊碗碟的櫥柜中。

下一個進來的是圓臉矮個護士。夏若南迷惑地盯著她的嘴唇翕張,吐出費解的名詞,什么是神經引導因子和突觸權重初始化?為什么還要注射內啡肽和催產素?唯一熟悉的用詞是伽馬氨基丁酸——GABA——像是樹枝折斷的聲音。夏若南記得,在帶老貓看病前的兩個小時,她會打開那種藍色膠囊,把粉末混入罐頭,讓老貓變得懶洋洋的,癱軟在大浴巾里。夏若南不討厭獸醫診所的那些人,他們試圖用日常詞匯向她講清楚,為什么特制的處方貓糧可以幫助減緩腎結石,為什么昂貴的牙科手術會讓貓的晚年更幸福,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們也恰到好處地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我相信,它在這個家里度過了充滿愛的一生。” 她想起獸醫眼圈微紅地安慰她,同時迅速收好注射器針頭,將貓身下的尿墊靈巧地對折,把它緊緊裹起來,只露出一個圓滾滾的橘色頭頂。

幸運或者不幸,這就是夏若南的全部經驗。但現在,情形完全不一樣。為什么除了她之外,其他人都在用一種程式化的態度談論一切,甚至露出微笑?哪怕不悲傷,他們也不覺得怪異或可怕么?

燈光暗了下來。母親的左胳膊掛上了靜脈留置針,柔順地垂在身體一側,用右手在全息投影中滑過一頁頁文件,偶爾停下點選、簽名,臉映在柔光中,像戴了一層薄薄的面具。

二

一九九九年,我出生在一個普通的教師家庭。那年的全國高考作文題是《假如記憶可以移植》,我在三十歲時才偶然發現。宿命論者也許會將此視為冥冥中的指引,唯物主義者則會看成是概率游戲中的巧合,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觸及了某些本質。記憶究竟是什么?能不能在不同主體間轉移?它和自我的關系又是什么?這些問題不只屬于二十一世紀七十年代。同樣,曾經的解答也并非只是天馬行空的幻想或者錯誤百出的嘗試。將它們和我現在的答案并置,就像將一組不斷提高分辨率,但永遠不等同于實體本身的影像切片排列在一起。除了最純粹的理論研究者,對于絕大部分人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在于哪個回答更“真實”或者“正確”,而在于哪個答案更能和此時此地的提問者產生連接。我花了許多年、經歷了許多次轉變才真正理解這一點。

伊麗莎白·洛夫特斯是我的第一位思想導師。本科時,我在認知心理學選修課上接觸到了她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設計的商場走失實驗。沒有神經數據建模和人工智能輔助生成,也沒有腦機接口,僅僅通過幾句精心設計的暗示語,她就能讓四分之一的受試者“回憶起”童年時在商場走失過,一個完全虛構的事件。這不僅從科學意義上證明了記憶可被植入,也揭示了記憶的本質:重構而非回放。每一次回憶都是一次重寫,記憶是一本在不斷重寫自己的小說。

后來我知道,洛夫特斯的發現并不獨特,也算不上精確。一百年前,普魯斯特的經典著作中有同樣的洞察;二十一世紀初期的神經生物學家則從分子層面揭示了回憶過程中的蛋白質重組過程。還有一條線索來自臨床:對戰爭和暴力幸存者的研究很早就揭示,沒有被語言整合過的經驗不會消失,而是以閃回、驚跳、回避、長期的身體警覺等形態繼續存在。但它們給我留下的印象,都無法與第一次看到洛夫特斯的實驗相比。

現在想來,除了簡潔的實驗設計和顛覆性的發現,打動我的還有一些更微妙的東西。洛夫特斯的工作并不止于實驗室。在揭露“恢復記憶療法”可能導致的虛假記憶后,她收到了死亡威脅,只能買槍自衛;在法庭上,作為專家證人為臭名昭著的被告辯護時,她面對的質疑和攻擊常常超出了科學討論的范疇,直指她的種族、性別和人格。像許多最杰出的記憶研究者一樣,她來自一個苦難深重的族群,盡管并未親身經歷過水晶之夜,但那些記憶顯然以某種方式成為了她的一部分。她在一個男性主導的領域里開拓的決心,她在道德壓力與巨大爭議下對信念的堅持,同時不回避自己犯下的錯誤——事實上,她犯了很多錯誤。這些讓我對一個背負重擔的研究者可能到達之處有了新的認識,也許遠超具體的研究發現。

二〇二九年,當我進入計算認知科學實驗室時,學界熱點重新轉移到了記憶提取。比起移植,提取的結果更容易衡量,操作上更少倫理爭議,也更有商業潛力。我們當時的研究重點是自述性記憶中情緒記憶的提取建模,特別是高喚醒片段的重構。理論上,由于神經通路更活躍,這類記憶更容易被提取。但很快,我們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很多目標記憶——比如創傷事件、突發事故、激烈沖突——恰恰是被試者自己不愿或無法回憶的部分。

我系統地觀察了一個代號為T的男性被試者,四十出頭,已婚,有一個上小學的孩子,無精神病史。第一次訪談時,他表現得鎮靜、合作、記憶力良好,能準確描述幾年前的交通事故的細節——坐在副駕的兒子正在喝的飲料、對方司機的熒光色球衣——但被詢問目標事件時,他遲疑了一下:“沒什么特別的。”

神經反饋數據的顯示相反:在提到“情感漠視”“家庭暴力”等提示詞時,他的島葉區域顯著活躍,語言皮層活動減弱,呈現出一種典型的斷裂結構:情緒回憶被局部激活,但與語言中樞的耦合封閉。

第二次訪談我沒有用任何提示詞。訪談室是一間沒有窗戶的小屋。頭部傳感器調整好后,開始播放多模態刺激。先是圖像:客廳地板上散落的軟積木和鮮艷布書,沒蓋好的奶瓶倒在地上。他幾乎沒有反應。然后是聲音:壓低聲音的爭執,玻璃的碎裂聲,電量不足的床鈴一直在播放走調的兒歌。他的左手食指在椅子扶手上按了一下,松開,再按一下。第三組。一個女聲。我反復斟酌過這段內容。她說:“我去樓下拿個快遞,你看他一下。” 然后是一段空白。“算了。”最后是捂住嘴的抽泣聲。

當我將最后的復原結果,以剔除了情緒用詞的研究報告形式展示給他看時,他只是說了一句:“如果你不提,我想不起來。我沒有真忘記,但那像是……別人的事。”

我點點頭,眼前浮現灰色地毯上漾出的一圈深色波紋。“可以理解。人都有壓力很大的時候。謝謝您配合。禮品卡會發到您預留的地址。”

之后的半天,我重新讀了自己設計的那套刺激組。每一個感官參數我都做對了,包括參考文獻中沒寫出來的某些關鍵判斷。我的實驗手感從來沒有這么好過。這當然源于經驗,或者,是一種辨認。

我沒繼續往那個方向想。我把數據歸檔,開始寫論文。抽離現象本身,給它一個名字,一個模型,一組可被同行評審的參數。這是研究的好處,它讓我能夠談論一種狀態,而不必時刻身處其中。

洛夫特斯的確揭示了記憶的一種運作方式,指出人們可以把虛假當作真實,而我講述了故事的另一面。更準確地說,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記憶是否與事實相符,而在于它以什么形式存在,位于何處。

我提出,在面臨與當前自我敘事沖突的記憶時,被試者不是簡單忘記,而是構造了一種抑制結構,把那段記憶重新編碼為非自我素材。我稱之為記憶的閾值抑制與重構模型。Memory Inhibition Threshold for Retrieval,簡稱MITR。

根據此模型,當情緒強度超過個體內部可承受的閾值時,原本歸屬為“我的經歷”的記憶會被排除出自我敘事的框架,轉化為一種非語言的碎片留存。這些記憶并未被抹去,而是存在于一個結構模糊的半封閉區中,只有當提示在語義、情緒、感官層面與原始經歷產生多維共振時,才會被重新整合進自我敘事。如果說顯性的自述性記憶是一本不斷重寫的小說,那么碎片組成的素材庫的數據量級可能是小說文本的十倍百倍以上。

從神經活動的角度來看,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冰山和宇宙。那些水下的部分,那些無法觀測到的暗物質和暗能量,才是自我的真正主體。而MITR模型提供了新的探測手段。

我以最客觀的態度撰寫論文,反復修改某些段落,但還是踩到了紅線。我的論文和基金申請被駁回。那段時間,我參加了許多學術系統內部的小型聽證會。發言沒有指名道姓,但我能聽得出來他們在說誰。他們說,我們應該尊重人類的遺忘權。

我不認為記憶應該被強制喚起,但我也不認為,將它看作“從未存在”就是一種尊重。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在結束實驗時,T沒有憤怒,也沒有痛苦,只有沉默。他壓抑了太久,甚至忘了自己壓抑的是什么。他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

而我的研究失去了資助。那年我三十四歲,擁有一個未完成的模型、一團糟的數據和三項失敗的基金申請,還有一份離婚協議,一個不在身邊的小女兒。上一次視頻時,她已經會說話了,她叫我阿姨。

憶流科技的人在這時找到了我。他們當時剛起步,項目介紹充滿空洞的詞匯、粗疏的框架以及過于遠大的理想——“人類記憶是最后一個尚未被充分數字化的內容領域,”本科剛畢業的項目經理興致勃勃地說,“而人本身是體驗的總和。想象一下,如果我們能夠直接提取、存儲和分享人類的真實體驗,這將創造一個比互聯網本身還要龐大的新世界。”

我點頭,沒提起我真正的研究興趣。接受憶流的職位意味著擱置對記憶處理機制的進一步研究,轉而探索記憶技術的商業化應用。我沒有別的選擇。我告訴自己,只是一個戰略性妥協,就像我作出的許多妥協一樣。也許等到記憶研究具有更大的社會影響力,時機才會真正成熟,我也能夠回到真正的問題。

這條道路比我想象的漫長得多。

…………

(選讀完,全文發表于《收獲》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