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主編林森:以大文學觀突破文體邊界
回望《天涯》六十余年發展脈絡,林森梳理刊物辦刊理念、行業現實與未來方向。他提出,1996 年韓少功主持的改版,是這份地方刊物走向全國的轉折點。改版確立文史哲貫通的大文學觀,錨定道義感、人民性、創造力的精神底色,依托 “作家立場”“民間語文” 兩大欄目,跳出傳統稿件內卷,聚焦社會思潮與時代命題,塑造出刊物獨有的精神氣質,也與當下新大眾文藝的理念形成呼應。
訪談中,林森還闡釋了《天涯》獨特的選稿標準,摒棄固化文體壁壘,優先收錄具備獨立思考、觀照現實、視角新穎的文本。刊物始終堅持“不厚名家、不薄新人”的傳統,持續挖掘扶持青年創作者,為文壇輸送新生力量。面對當下復雜的媒介生態與行業信任困境,《天涯》始終堅守文學本心,耐心守護青年寫作成長。
針對AI寫作泛濫、碎片化閱讀盛行的時代變局,林森認為可依托編輯職業嗅覺甄別AI同質化文本,主張理性看待AI工具,堅守文學的人文主體性。同時,《天涯》積極布局新媒體探索,以開放姿態破圈傳播。他表示,未來刊物將堅守核心精神底色,兼顧紙刊深度與數字傳播活力,以沉靜定力擁抱文學的多元未來。
個性就是文學刊物的生命
頂端文學:首先感謝林老師接受訪談。《天涯》的前身可追溯至1962年海南行政區的《征文之頁》,此后歷經《海南文藝》階段,1980年正式更名為《天涯》。但真正讓這份刊物從地方走向全國的,是1996年韓少功主持的改版。作為現任主編,回望這六十余年的歷史,您認為哪些東西在代際更替中被沉淀了下來,成為今天《天涯》不可動搖的精神底色?
林森:1996年前的《天涯》,和國內別的文學雜志并沒有什么兩樣,再加上當時交通不便,通訊不發達,地處海南的《天涯》更是在“搶稿子”“爭奪話語權”方面,和傳統文學名刊沒法相比,也就是眾多文學刊物中面目模糊的一個而已。1996年韓少功擔任社長之后,主持《天涯》改版,因為韓少功老師本人對文體問題有深入思考,所以他的思考也延續到辦刊理念之中,他主張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文學理念,設置了讓不同領域學者討論、發言甚至爭辯的“作家立場”欄目;也設置了刊發普通人文本的“民間語文”,這種特殊性,可以讓《天涯》不需要整天忙著跟其他刊物搶某篇小說、某篇散文,而是專注于對社會思潮的思考、討論、引領。
改版三十年來,《天涯》討論了很多前沿的“社會議題”,這里頭有文學問題,也有在很多作家看來超出文學的部分,但我們卻認為,那仍然是文學問題——如果文學都不關心社會、關心時代了,那還算什么文學?所以,1996年的改版,給《天涯》留下“道義感、人民性、創造力”的辦刊理念,也給《天涯》樹立了大文學觀的視野,這幾年,大家都在討論新大眾文藝和大文學觀,開個玩笑,《天涯》自1996年改版開始,其“民間語文”刊發普通人的文本,特別符合當下所謂新大眾文藝的要求;而“作家立場”則是其踐行大文學觀的試驗場。可以這么說,三十年來,“問題意識”一直是我們所強調的。好的小說、散文,我們也搶,也渴求,甚至我們也發表了不少逐漸走向經典的小說、散文的文本,但那遠非全部。在我們看來,所謂“雜志”,就得有“雜”的部分,就得有很多沒法歸類的部分。這種對文體創新、思想創新的渴求,是我們一直踐行的。
除了內容,《天涯》的封面裝幀,在國內的文學期刊中也是獨樹一幟,改版一年以后的1997年,著名設計師韓家英即給《天涯》設計了牛皮紙+漢字元素的系列封面,多年來,這已經成為《天涯》的獨特標識,捂住刊名,我們也能從一眾刊物中,看出哪本是《天涯》。《天涯》的封面、海報獲得過多項國際設計大獎,也進行過多次展覽。韓家英老師和《天涯》的合作,中間停過幾年,這幾年又延續合作,他在封面上的美學開拓,也是《天涯》難得的精神底色,和我們的內容是互相呼應也互相成就的。
文字內容,是里子;封面裝幀,是面子。里子面子,我們都要。
頂端文學:《天涯》倡導“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文學理念,主張打破文體壁壘。這種開放性的理念落實到具體的編輯工作中,必然面臨邊界的問題。作為主編,您認為選稿標準是什么?什么樣的稿子會讓您讀完當即拍板“就是它了”?
林森:即便到今天,國內的諸多刊物,仍然是簡單地以“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等來設置欄目,不是說這樣不行,而是說,大部分刊物都是這樣,那這一本和另一本,又有什么區別呢?我曾說過,文學刊物和人一樣,應該有個性,個性就是文學刊物的生命。《天涯》所倡導的,是有效的表達,有些時候,復雜的現實逼迫著我們有話要說,但用舊有的方式,是講不好甚至沒法講的,這就需要有很多超出文體局限的部分。但很多刊物,是沒有版面去容納這種表達的,需要有刊物去打開這種局限。
比如說,我們設置的“作家立場”欄目,并非僅僅針對傳統的所謂“作家”,而是所有的“書寫者”、所有的“Writer”。這個欄目的起因,就是韓少功老師當年發現有很多的人文學者,除了要求嚴謹的學術論文,也寫了不少無法歸類的思想隨筆,這些個人化表達,也同樣是有價值的,但這樣的文章,在學術刊物和文學刊物上,都找不到合適的位置,《天涯》便以一個“作家立場”欄目,接納了這些文章——別人沒法跟我們搶,我們便是“唯一”。所以,很多思考時代問題的文章,或許沒有那么嚴謹,或許充滿了困惑,但它發現了問題,便是我們歡迎的。
另外,我們的“民間語文”欄目,不以文學性為準繩,而是專注于那些真實的民間文本,讓我們可以通過普通人的書信、日記、手札、民謠等等,看到時代的話語特征和社會變遷,這也是我們一看就覺得適合的稿子。我們還有個“藝術”欄目,通過不同領域藝術思潮的變化,觀察時代變遷,也很適合我們,比如說,最近我們刊發了一篇談攝影的文章,從攝影清末進入中國開始,觀察不同時代相片里人們臉上表情的變化,這種表情中就隱藏著時代的秘密,這樣的有著獨特角度的文章,我們也很歡迎。此外,一些有分量的非虛構作品,一些在小說、散文上有探索性思考的文章,都是我們的“菜”。事實上,關注我們《天涯》的,都會覺得里頭有思考的姿態,所以,當我們看到某些稿子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著獨立的思考,我們便會覺得,那文章,有“《天涯》氣”。
寫作對于作者來講比讀者更為重要
頂端文學:“不厚名家,不薄新人”是《天涯》沿襲至今的一個傳統。1999年頭題推出劉亮程散文專輯,2001年推出謝宗玉散文專輯。這些當年的“新人”后來都成了文壇中堅。從劉亮程、謝宗玉到今天的年輕面孔,您認為《天涯》發現新人的“眼光”有什么變化?在媒介環境和寫作生態已然不同的當下,有沒有什么是始終沒有變的?
林森:所有的文學刊物,都以培養出有潛力的作家為榮,這是文學編輯這個行業唯一的職業光榮所在,不僅僅是《天涯》在做這個事。多年來,《天涯》挖掘的年輕人,遠不止您上面提的這些,尤其近兩三年,我們從自由來稿里,挖掘了數十位有潛力的新人,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正式發表作品。在我們刊物發表之后,我們還給其他刊物的編輯極力推薦,希望他們走向更廣闊的天地。確實,也有不少新作者,在我們雜志亮相后,很快地,被當地作協等注意到,成為簽約作家、各級會員等等,路越走越寬,這是我們樂于看到的。
在當下,短視頻和AI來襲,青年寫作者和我們編輯,面臨的輿論環境也更加多元、復雜,很多人在寫作上難以保持耐心,過分急躁,甚至過分地把編輯工作變成了某種“陰謀論”。在當下,編輯、作家、讀者之間的不信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峻。在當下,編輯會懷疑作者的稿子是否原創、是否使用AI,也會懷疑讀者的鑒賞力。作者會懷疑編輯是否看了稿子、是否有辨別能力、是不是跟別的編輯互換發稿。讀者也會懷疑編輯和作者是否已經形成利益共同體。這種互相之間的不信任,是當前文學很大的問題。
但不管怎么樣,《天涯》每年都把大量版面留給那些有才華的年輕人,我們通過“自然來稿里的文學新人”“新人工作間”“青年作家小輯”等專輯,每年推出眾多新人,并且往往還會在年末對他們進行回訪,關注他們的成長。同時,我們也希望,更多年輕的寫作者,要保持耐心,要有寬闊的胸懷,要堅信真正的才華一定會如日光一樣遮蓋不住,如果文學把人變得過于急躁、過于陰暗、過于狹隘偏激,那我們還要文學做什么呢?
頂端文學:剛您談到《天涯》設立的“民間語文”專門刊發日記、書信、網絡留言等普通人的文字。這種對“非專業寫作者”文本的聚焦,恰好呼應了當下學界熱議的“新大眾文藝”話題。您認為,當下“新大眾文藝”的生態和“民間語文”所捕捉的民間表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林森:有共通的部分,也有不同。共通的,都是關注普通人的表達,關注對象,是一致的。不同的則在于,《天涯》的“民間語文”關注文本的原始性、真實性、史料性,真實性而不是文學性,是“民間語文”的最看重的標準;而“新大眾文藝”里的文學表達,說到底,是普通大眾的文藝書寫,仍然具備文學表達的所有特征,可以虛構、可以想象,有很多個性化、文學化的部分。再具體一點來說,新大眾文藝里出來的作者,要是寫了很好的小說、散文,那肯定不符合“民間語文”欄目,而是可以直接當小說、散文來發,但他們如果有一些日常的日記、書信、手札、“朋友圈”,記錄下個人真實的生活痕跡,或許便會特別合適“民間語文”。
頂端文學:剛剛您談到,當下,編輯、作家、讀者之間的不信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峻。尤其是AI創作給編輯的原創性甄別帶來了“極大的困擾”。在實操上,您和編輯團隊有沒有形成一套判斷投稿是否為AI產物的方法?《天涯》會出臺明確的“反AI投稿”政策,還是傾向于與AI共存?
林森:到目前為止,AI生產的文字,還是可以辨別出來的。AI生成的辭藻華麗、論文纏繞式、動不動來一個“褶皺”的句子,一眼就可以辨別的。我時常坐飛機出差,看到航空雜志上,有時候也會發一些書評,一看那些小標題,馬上能知道是AI生成的文字,AI寫作已經在侵入日常生活了。這種文字為什么能一眼看出,是因為算法所帶來的雷同化、平均化。對于投來的稿子,我們在審稿過程中,對原創性有疑惑的,會使用查重軟件比對一下;對于AI含量的查處,我們并不信任——有人把魯迅的作品丟進去,含AI率為100%,用本身就有問題的AI來查AI,本身就很滑稽,并不值得信任,仍然要靠編輯長年工作里培養出來的職業嗅覺,這個比所有AI都準。
AI或許會越來越進入我們的工作與生活,經常有人問我,你作為一個編輯,對于現在AI生成的文字你接受到什么程度?或者說把它當作一個工具,它使用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接受?我經常在想,如果說寫作的時候卡殼了,你讓AI給你一點提示、給一個方向性的建議,但是所有文字仍舊由你本人來寫,我是可以接受的,就像我們在現實里寫作卡殼,問身邊的朋友給一點參考意見,是一樣的;就像我們在寫作中,編輯有時反饋了修改意見,我們繼續去完善,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是把自動生成的文字,直接復制到文章里,對于我來講,暫時還沒有辦法接受。
還有,寫作對于作者來講比讀者更為重要。或許,隨著某個拐點的到來,任何文字都可以自動生成的時候,以后有可能會出現讀者訂制作品的可能性——比如說,我想看一個有畢飛宇文字風格的偵探小說,輸入要求和指令后,AI可能立刻給你生成一篇,這個時候作者已經消失了。讀者通過發問,直接和AI生成的作品互相接觸,跳過了作者生產這個環節,對于有著清晰閱讀要求的讀者來講,作者還必要嗎?這時候,作者已經不存在了。如果這樣的現實到來了,作者怎么辦?我的回答是,即使這樣的現實到來了,我們仍然要繼續寫作,對于一個人來講,我們的創造性,我們在文字里面對這個世界的思考,很重要,我們不能把這樣的創造性完全交給AI,我們仍然要在思考、書寫中,秉持人的主體性。
文學教會我們慢下來
頂端文學:從公眾號到“主編直播”,再到“不設防夜譚”系列,《天涯》近幾年在新媒體領域的探索步子邁得頗大。2025年征訂季,靠直播也銷售了不少——對一本純文學雙月刊來說,算是不小的驚喜。您希望通過這種“破圈”嘗試為《天涯》帶來什么?現在看來,達到預期了嗎?“不設防”的姿態和紙媒的“深度”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林森:這種嘗試,其實也是我們在面對技術變化時,不得不做出的回應。事實上,相比其他行業、其他領域,文學刊物做這樣的嘗試,算是很晚的了,要知道,連偏遠農村,很多農民也開始直播了,為什么搞文學的,反而對此反應很慢呢?事實上,《天涯》在2024年1月1日即嘗試開啟第一場自身搭建的直播,狀況百出,狼狽不堪,但總得往前走,我們算是文學期刊里,搭建自身直播間最早的。當然,由于人手太少,在征訂期過后,我們的很多直播也就停滯了,但只要有機會,我們仍然會做各種嘗試,就是希望編輯能走出以前只面對案頭工作的局限,以更開闊的心胸,去面對當前的時代變化、讀者遷移。
我們的“不設防”,是想直面作者、讀者的訴求,和他們有面對面的交流;而“深度”,是紙刊內容為王的根本所在。我們深知,對于文學來講,一時的風光和熱鬧不算什么,在某個特定時候,留下當時的思考,即使沒有多少人讀過,可給歷史留了痕跡,仍然有其價值——或許,多年以后,某些后輩讀者遇到疑惑,在翻閱我們的刊物時,會受益于我們此刻的思考,他們會因此受到啟發、鼓勵,那文學便有了穿越時光的價值。
頂端文學:作為“新南方寫作”的代表人物,您的創作軌跡從“小鎮”走向“海洋”;作為《天涯》主編,您又被大量稿子和編務包圍。這兩個身份在同一具身體里,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審稿對您來說,總體上是“消耗”更多,還是“滋養”更多?
林森:小說寫作者和《天涯》主編這兩個身份對我而言是互相拉扯又彼此滋養的關系。我的創作從小鎮走向海洋,扎根南方土地與海洋現實。從《天涯》的編輯到主編,近二十年來,我沉入龐雜的來稿與瑣碎編務當中。寫作是向內深挖,編輯則是向外打量當代中國文學現場,二者各有側重,也各有難以言說之妙。
總體而言,審稿帶給我的滋養大于消耗。大量不同題材、不同地域的稿件,拓寬了我的認知邊界,讓我看到時代的豐富和復雜,給我帶來新的文學思考與現實觀察視角。當然也會有消耗,面對大量不成熟的稿件,會耗費心神,也會消解創作的部分神秘感,不過這也倒逼我對自己的寫作提出更高標準,不敢輕易落筆,真正想寫時,也會對自己要求更高——我的每一篇稿子在完成后,不管寫得怎么樣,至少我會通過十遍八遍的修改,在文字、標點上逼迫自己盡量做到不可更易,才把文檔發出去,這也是當編輯參與校對多年后訓練出來的某種“強迫癥”。編務雖忙碌,卻讓我跳出個人寫作的小天地,看見更多創作者的探索,理解文學多樣性。文學創作和編輯實踐互為參照,共同豐富我對文學的理解。
頂端文學:記得您曾說過,“好生活永遠需要文學作為底色”,在這個短視頻不斷切割時間、AI批量生成文本的時代,這句話是否依然成立?您認為,文學所提供的“底色”,究竟是什么?
林森:我們所處的時代,碎片化短視頻泛濫,AI快速產出的文本讓人目不暇接,可越是如此,“好生活永遠需要文學作為底色”這句話反而更有現實意義。文學提供的底色,首先是人的感知力。短視頻帶來刺激,AI文字生產“量大管飽”卻很難復刻個體真切的生命體驗。文學教會我們慢下來,去體察情緒、共情他人。這份底色,不提供現成答案,卻幫我們建立精神坐標系,抵御信息洪流帶來的浮躁與虛無。
也許,這正是文學不可被替代的價值。即使到了當前,人人都拍短視頻、人人都用AI做短劇,文學的實用性不是變弱了,而是加強了,那些真正有文學功底的,他們拍的短視頻、直播時的表達,都比別人要好很多;那些有文學作為根基的,他們用AI制作短劇,他們對場景的精準描寫、臺詞設置,都更為精彩。甚至,我們去看蘋果公司、杜蕾斯的廣告,那些創意滿滿的廣告語里面,也閃爍著文學的光亮。
頂端文學:2026年6月,您出版了研究韓少功長篇小說的專著《思想的賦形——韓少功長篇小說的文體秘密》,而韓少功正是1996年《天涯》改版的主持者、“大文學”理念的奠基人。當您重新審視韓少功那些打破小說、散文、隨筆邊界的實驗時,是否對《天涯》“文史哲不分家”的編輯理念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
林森:因為寫作《思想的賦形——韓少功長篇小說的文體秘密》,我得以認真重讀韓少功的所有長篇小說和其他作品,在閱讀、研究和寫作伴隨著編輯《天涯》的過程中,我對《天涯》“文史哲不分家”的編輯理念,確實有了更深的體悟。韓少功作為1996年《天涯》改版的主持者,他提出“大文學”的觀點,就是拒絕文體壁壘。他的寫作打破小說、散文(隨筆)的邊界,本質上不是形式獵奇,而是思想驅動表達,讓文學容納思辨、歷史與現實觀察。
韓少功的長篇小說《馬橋詞典》《暗示》《日夜書》《修改過程》,無不在文體上進行創新,這種創造力,是和他所想表達的對象息息相關的。我用“思想的賦形”這幾個字當標題,是看到了韓少功老師試圖賦其思想予形狀、予文體形式的探索。韓少功老師也把這種跨文體實驗放入了《天涯》的辦刊理念之中,倡導文學不應自我封閉,而要打通文史哲的界限,以文字承載思想重量。研究他的文體問題,也讓我更加明白,《天涯》倡導的融合或者說邊界的拓寬,正是繼承這份精神,鼓勵跳出純粹文學的狹隘框架,讓刊物成為思想碰撞的陣地,在文本中看見時代與人心。
頂端文學:《天涯》多次入選“數字閱讀影響力TOP100期刊”。一本堅守紙刊形態、崇尚深度閱讀的文學雜志,同時在數字閱讀領域獲得認可,您想過十年之后,《天涯》會發展到哪一步嗎?您理想中的文學期刊未來形態是什么樣子的?
林森:十年之后,我希望《天涯》依舊守住“道義感、人民性、創造力”的內核,紙刊保持深度品質,數字渠道持續拓寬邊界,讓更多不同年齡層的作者和讀者,在這個平臺之上碰撞、互動、交流。在我理想中,未來的文學期刊,內容的精神底色不能變,但傳播形態要更加開放包容。紙本留存深度閱讀的厚重感,數字平臺承擔傳播、交流、社群連接的功能,編者、作者與讀者可以充分對話。不被流量裹挾,不放棄思想鋒芒,以優質內容為本,線上線下互為補充,讓文學既守得住理想,也接得住地氣,并緊緊把握時代脈搏。
但實際上,我們能做的,其實很少,在變化太快的時代里,變是容易的,不變、堅守甚至固執,反而沒那么容易。我希望不管什么時候,《天涯》都是有定力的,以一種沉靜的穩定感,來應對瞬息萬變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