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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應該如何講述世界故事? ——電影《歡迎來龍餐館》的經驗啟示
來源:中國藝術報 | 李 寧  2026年09月01日08:31

中國電影應該如何講述世界故事?這是多少年來電影人努力索解的難題。今天,電影《歡迎來龍餐館》給出了一個很好的回答。影片把一個中國普通人的命運放置在中東戰火之中,讓中國人的日常經驗與世界性的歷史現實發生碰撞。餐館、食物、債務、家庭、友情,這些看似瑣碎的生活元素,跟戰爭環境共同構成了影片理解世界的入口。在一種以小見大的敘事中,影片建立起了煙火與戰火、小我與大我、中國與世界之間復雜而有力的聯系。

煙火與戰火:龍餐館成為一種“家”的隱喻

2015年,文牧野執導的電影《我不是藥神》轟動一時。影片借主人公程勇以平價特效藥救助病患的故事討論醫療制度、生命倫理與社會公平,將現實議題進行了嫻熟的類型化處理。此后國產電影出現的現實題材創作熱潮,多多少少受到這部影片的影響。十多年后,電影《歡迎來龍餐館》延續了《我不是藥神》由喜入悲、以輕馭重的手法,把現實主義創作路徑推向更開闊的空間,從中國的本土現實走向中東戰火的全球現實。文牧野依然選擇從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出發,用生活的輕盈去承載戰爭的沉重,用日常的煙火去抵抗宏大敘事可能出現的刻板與剛硬。

片中,主人公徐福欠下巨額債務,走投無路之下只能選擇背井離鄉賺錢還債,卻意外卷入當地復雜的戰爭局勢。他不懂國際政治,也無法改變戰爭,只能在一次次突發事件中做出選擇。于是,一個中國廚師的生活意外地與中東地區長期積累的政治、宗教和暴力沖突發生連接。影片的多次轉場有意將煙火與戰火并置在一起,將原本容易成為電影宏大景觀的戰爭不斷拉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在動蕩不安的戰火中,龍餐館是一塊飛地、一個短暫存續的烏托邦。流離失所的孩童、陷入困境的當地人、身處異鄉的外國人,都能夠在這里獲得短暫的庇護。窗外是弱肉強食的亂世叢林,餐館內部則努力維持著溫情、信任與合作的人間秩序。在這一意義上,飲食成為影片最重要的跨文化語言。它不詢問來者的國籍、信仰與政治立場,只回應人最基本的饑餓。政治可以制造邊界,戰爭可以制造敵我,但食物首先讓人重新成為“人”。這使影片對戰爭的反思沒有停留在抽象的反戰口號上,而是落實到了最具體的生命經驗之中。

在龍餐館中,徐福、馬俊生與賽夫之間構成了一種擬家庭關系。三個原本毫無血緣關系的陌生人因戰爭相遇,又因共同生活而建立起信任。他們在灶臺前共同勞動,在危險中彼此保護,在一次次沖突中完成情感上的相互確認。這讓龍餐館成為一種“家”的隱喻。影片對“家”意象的營造與強調,不只是中國式家庭倫理的自然延伸,更具有一種文明價值理想的意味。當暴力重新劃分親疏與敵我,當外部世界陷入失序,家便成為維持文明秩序的最小單位。中國文化中的飲食文化、家庭倫理以及對于“和”的追求,也就由此獲得了一種可以跨越文化邊界的普遍意義。

普通人形象:在具體情境中被迫作出道德選擇

電影《我不是藥神》中,主人公程勇最初只是唯利是圖的市井商人,在目睹無數病患的苦難與無奈后,沖破利益桎梏,挺身而出守護弱小,完成了從利己到利他的人格升華。《歡迎來龍餐館》延續了這種人物弧光的制造邏輯。徐福遠赴異國謀生,戰爭最初只是他生活中的意外。但隨著危險不斷逼近,他從只想多賺點錢還債,到拼死守護身邊的孩童與同伴,在硝煙中完成了從“小我”到“大我”的轉換。但這種“大我”并不是傳統英雄主義式的舍生取義,而是一種普通人在具體情境中被迫作出的道德選擇。

徐福的第三方立場,為觀察戰爭提供了獨特的局外人視角。他既不是沖突的制造者,也不是戰火的受害者,而是游走在戰爭的夾縫中、輾轉于各種未知與危險之間的旁觀者。這種帶有距離感的有限視角,使影片沒有對戰爭的責任作出輕易的裁決,避免了簡單的善惡二元對立。借助徐福涉險的足跡,影片審視了霸權主義與恐怖主義的不同行徑,也揭示了它們將暴力當作解決問題終極手段的共同本質。從這個意義上說,影片真正反思與批判的并不僅僅是某一場具體的戰爭,而是一套不斷制造恐懼、仇恨和報復的暴力機制。

中國與世界:兩種敘事在生命經驗中自然重疊

影片設定的“局外人”身份引人深思。片中,當徐福為自己受到恐怖分子的無端指控辯解時,美國士兵反問他:“你的合伙人是行兇者,你的朋友是受害者,你真覺得自己與這場戰爭無關?”這一追問,實際上刺破了徐福乃至觀眾們對于“局外人”的想象。

徐福以為自己只要不參與政治、不選擇陣營,就可以與戰爭保持距離。但全球化時代的現實恰恰是,個人已經很難真正置身世界之外。戰火看似在千里之外,實際上早已借由全球化的鏈條與你我息息相關。人口流動、能源價格、貿易體系、難民危機和國際秩序無時無刻不影響著人們,而個人的消費、遷徙、勞動和選擇也可能無意中成為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的一部分。所謂“與我無關”,在全球化時代越來越成為一種幻覺。

影片敘事的起點,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歷史坐標:2002年冬天,徐福從東北只身出走,乘坐的出租車上印有“國際勞工”的字樣。彼時的中國剛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正以更加主動的姿態進入全球經濟體系;而東北則仍然處于國企改革、產業轉型和社會結構變化帶來的陣痛之中。徐福從東北出發,既是一個普通人的去國離鄉,也隱約對應著一個國家在新世紀初走向世界的歷史進程。

徐福不是帶著宏大的“中國崛起”敘事走出去的,而是帶著債務、生計和對未來的想象走出去的,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真正構成全球化歷史的,不僅是資本、貿易和國家之間的往來,還有無數普通人的遷徙。他們帶著中國的飲食、語言、生活習慣進入世界,也在異國他鄉重新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因此,徐福的故事其實是新世紀中國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微小切片:一個人在陌生世界中尋找位置,一個國家也在全球秩序中重新確認自己的方位。

這使影片中的“中東往事”既回望全球化加速階段的后冷戰國際秩序,更與此時此刻的世界局勢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呼應。彼時,人們對全球化更多抱有開放、流動與融合的期待;而今天,戰爭、地緣政治、文明沖突與全球秩序的不確定性重新提醒我們:全球化并不意味著世界天然趨向和平,彼此連接有時也意味著彼此承擔。

回到最初的問題:中國電影應該如何講述世界故事?《歡迎來龍餐館》提供的答案,或許正是“不必刻意展示世界”。影片帶有鮮明文化主體性的中文片名與客觀寫實的英文片名“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中東往事)”構成了有趣的并置。顯然,中國故事與世界故事并不是彼此排斥的兩種敘事,而是可以在一個普通人的生命經驗中自然重疊的“同一個”。

在筆者看來,這正是今天中國電影需要建立的國際敘事能力,它不是簡單地把中國人物放進外國風景,也不是用大量異域景觀證明影像的國際化,更不是用宏大的國際政治議題替代人物本身。真正有效的世界敘事,應該讓一個普通人真實地生活在世界當中,讓他面對陌生的文化、復雜的沖突和無法預料的命運,在具體的情境和選擇中去呈現中國人的價值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