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人稱與敘述視角——兼談不可靠敘述問題
在任何文明的傳統敘事文學寫作中,敘述人稱和敘述視角都不被視作一個問題。無論是中國古典史傳、文言小說、白話小說,以及《荷馬史詩》為代表的西方古典敘事文學,我們都可泛泛稱之為采納全知視角的第三人稱敘述,即存在一位統攝全篇的敘述者,此人對自己所講故事了然于胸,將敘述視點在不同人物之間自如穿插,逐漸把事情全貌加以戲劇化展示。在敘述過程中,可以詳述,可以略述,可以代入敘述者觀點,也可采用白描式呈現。在故事結構安排上,可以順序,可以倒敘,也可采用預先留下一筆伏線的預敘,敘述者可以出于自身構想將之隨意安排,其全部目的,無非是為主題揭示與敘事達成服務。第一人稱的引入讓一切變得復雜且微妙起來,無論是在中國清代沈復的《浮生六記》中還是在17世紀英國作家班揚的《天路歷程》里,這種敘述人稱都讓一種新的敘述角度出現,即限制視角的第一人稱敘述。采納第一人稱敘事,當然有更早作品,但只有在近代個人主義興起后,它才成為一種值得重視的敘事現象。敘述者放棄全知全能的權力,著力經營第一人稱之下嚴格受限的認知。不考慮作為實驗手法的第二人稱敘述,敘事文學發展到今天,主要是這兩種敘述人稱的天下,并且發展出極其豐富的寫作技術。
敘述人稱與敘述視角的關系
在現代敘事學者與作家眼里,“全知敘述”早就遭到普遍質疑,戴維·洛奇將之稱為“作者闖入”(The Intrusive Author),“這種寫法帶有一種權威、一種上帝般無所不知的口吻,這是現代人所不予認可的,現代人對什么都持懷疑態度,認為什么都是相對的”([英]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王峻巖等譯,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頁),厄休拉·勒古恩同樣道出小說家和讀者共識:“全知視角已不再時髦,當下讀者實難適應一位無所不知的敘事者。”(Ursula K. Le Guin,Steering the Craft-A 21st Century Guide to Sailing the Sea of Story,Mariner Books,2015,第62頁)問題在于,在近代以來的小說中,人稱敘述也完成了技巧進化,那種信心十足的“全知全能”日益隱藏在作者精巧編織的敘述流中。同樣是在不同人物之間轉換視角,同樣是從外部描寫到心理活動間來回轉移,但那種“上帝般無所不知的口吻”早就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以第一或第三人稱主導,而結合誘導、反諷與不可靠敘述等手法的多樣化人稱使用。本文不考慮非虛構寫作,僅以小說文體來略談這一現象。
這里需要澄清幾個詞語的含義。第一個是敘述者或敘述人稱(Narrative Perspective),敘述者分為“我”與不知名的某人(他如今已不再以全知者自居),他們的“實質性區別就在于二者與作品塑造的那個虛構的藝術世界的距離不同”(羅鋼:《敘事學導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頁)。在較早的敘事文學中,二者都展示出一種坦誠講述的風格。前者的認知與立場受限,須得隨著情節展開才可逐漸擴大視野;后者無所不知,貌似“想到哪兒就說到哪兒”。而在現代敘事中,二者的分野似乎變得模糊。但無論古今,它一直忠實負責提供整篇故事敘述者的“身份”。
第二個是視角或叫視點(Point of View?),敘述者與視角常被混淆,熱奈特將之描述為“誰看與誰講之間的混淆”。也即敘述人稱屬于觀察者,視點屬于敘述者,“視角研究誰看的問題,即誰在觀察故事,聲音研究誰說的問題,指敘述者傳達給讀者的語言,視角不是傳達,只是傳達的依據”(胡亞敏:《敘事學》,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頁)。在這種觀點里,敘述者(Perspective)的聲音借助不同視角(Point of View?)得以傳達。而在華萊士·馬丁看來,視角(Point of View?)“這個術語泛指敘述者與故事的關系的所有方面”,但他籠統地將距離(Distance)、敘述者(Perspective)、焦點(Focus)、聲音(Voice)等都納入視角之下([美]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頁)。本文則傾向于熱奈特的觀點。
熱奈特的觀點隱含了這個事實,即視角的“講述”權是在敘述者控制下的,是敘述者將講述權“分派”給某一視角,兩者是一種協商下的統轄關系,很難將之截然分開。敘述權限這個詞此刻浮出水面——好像還是“我”與不知名的某人分別擁有的“限制”與“全知”之權力分野,可現代以來的作家幾乎不會這么想。厄休拉·勒古恩認為“視角是有關誰講故事及他與故事間關系的技術術語”(Steering the Craft,第52頁),她同樣引入聲音(Voice)這個被韋恩·布斯與華萊士·馬丁詳細闡釋過的中介性描述,認為視角即聲音,它是實現敘述“真實性”(Authenticity)的關鍵技術要素,“每當作者把所謂真實生活中沒人能知道的東西講述給我們時,人為性就會清楚地出現”([美]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周憲等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4頁),敘述人(稱)對視角的控制,是削弱乃至“掩蓋”“人為性”的關鍵,是實現對讀者而言“真實性”的技術手段。在這個意義上,勒古恩將敘述人稱與敘述視角的關系分為如下五種:第一人稱(First Person)視角、介入(Involved Author,也即全知[Omniscient Author]視角)視角、第三人稱客觀(Observer-Narrator)視角、第一人稱客觀(Observer-Narrator)視角和限制第三人稱(Limited Third Person)視角。
筆者將她所羅列的視角的先后順序做了調整,前兩種無疑屬于傳統第一和第三人稱敘述,而后三者則屬于現代小說作者慣用的技術性手法。下面,筆者將以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蘇童《來自草原》與福克納《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為例證,分別闡釋勒古恩所說的三種敘述手法中,敘述者如何將敘述權力分派給不同視角并實現敘事在不同視角間流動的,并借此簡要探討20世紀小說“不可靠敘述”話題。與戴維·洛奇認為這種手法“只能出現在超常的實驗性的作品中”(《小說的藝術》,第170頁)不同,筆者認為,不可靠敘述事實上是達成現當代小說反諷品質的重要結構性因素。
第三人稱客觀視角在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使用
勒古恩認為,無論是使用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客觀視角作品中均沒有觀點人物,“敘事者不是角色之一,只能說他是角色中一個中立的觀察者”“這是所有視角中,最不明顯卻實際上具有最隱蔽操縱性的一種”。兩種寫法在策略上大同小異,在后者中“視點人物是一位見證全部事件的限制第三人稱敘述者。”(Steering the Craft,第56-57頁)。
《紅玫瑰與白玫瑰》發表于1944年。張愛玲最早公開發表的三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和《茉莉香片》用的都是傳統全知敘述方法,小說開頭模仿說書人的口氣明顯(但正文已不是簡單的全知敘述),她從第四篇小說《心經》開始,完全放棄這種說書人聲口。需要注意的是,《紅玫瑰與白玫瑰》的序幕部分與主體部分在敘述方法上的差異,這個序幕很長,是男主角佟振保故事“正史”的“前傳”部分。在“正史”部分,張愛玲主要采納勒古恩所說的“介入/全知視角”寫法,而“前傳”則從開頭到“……但是朋友中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是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他這名聲是傳出去了”這句話結束,這部分是第三人稱客觀視角雜糅全知視角的寫法,敘述者對視角的“操縱”性轉換,可以說是雪落無痕、著筆皆是。
《紅玫瑰與白玫瑰》開頭用的是第三人稱,但敘述視角持有者并非全知者(Author,“一個不在行動中扮演任何角色的敘述者”,《當代敘事學》,第162頁),而是類似于主角佟振保的虛擬知己,此君在娓娓道來老友的人生故事,這個聲音貌似來自一位男性:“振保的生命里有兩個女人,他說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一個是圣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小說文本見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這句普通的“閑話”傳達出典型的男性凝視——敘述視角帶著價值觀念,又并不信奉,因為緊接著的是下一句:“普通人向來是這樣把節烈兩個字分開來講的”,將“節”“烈”理解為拆字游戲的“圣潔”+“熱烈”(hot),消解了這個詞的“莊嚴”意義,完成了一個反諷。敘述者說的“普通人”當然更多指男性,我們可以理解為,敘述者短暫將視角收回到全知者(Author),完成了一種對男性凝視下“節烈”話語的解構。
接下來另起一段,是這句話“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一種商榷而非斷然的聲音——又回到虛擬知己的限制視角,緊跟著就是那句著名的關于“紅玫瑰與白玫瑰”的比喻,很多讀者誤以為這是張愛玲對于男女之情的正面宣言,顯然不是——還有下一句呢:“在振保可不是這樣的”,這個虛擬知己的論斷,既否定了小說開頭關于“節烈”的拆字游戲,又否認了振保心里也許暗暗信奉著這句話,他很夸張地給了振保一個“歷史評價”:“他是有始有終,有條有理的,他整個地是這樣一個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接續著一句補充:“縱然他遇到的事不是盡合理想的,給他心問口,口問心,幾下子一調理,也就變得仿佛理想化了,萬物各得其所。”這句話表面上泛泛說的是“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佟振保“遇到的事”,根據上下文,則有其具體指向,便是男女情愛之事,也是這篇小說的關懷所在。這位虛擬知己的辯解太過夸張,但暫時也不能說他“不可靠”。下文是一段關于振保經歷的流水賬,中間摻雜了關于“他太太”(即下文的孟煙鸝)的評價——“是大學畢業的,身家清白,面目姣好,性格溫和,從不出來交際。”當讀者讀到小說“正史”部分時,便知道不完全是那么回事,這位虛擬知己,恐怕也并非知己,至少他對佟振保的觀察是片面的,他通往振保生命過程與心理世界的透視性視角/權限受到了明顯的限制。且聽他繼續胡謅——振保是如何熱愛生活、廣受喜愛——但佟振保在遭遇十幾年后巧遇王嬌蕊與推斷妻子出軌之后,有一段公開縱欲的經歷,因此,虛擬知己的話僅限于“在此之前”。這是一個借助虛擬知己視角完成的微妙時間標識,這一視角在此時間點駐足,然后是回溯——
虛擬知己視角下,又給出一個在小說“正史”反襯下完全胡扯的話:“他從外國回來做事的時候是站在世界之窗的窗口,實在很難得的一個自由的人”,佟振保其實是完全不自由的,他是張愛玲小說世界里曹七巧之外又一個被困在枷鎖里的人。但這句話符合普通人“常識”,留洋經歷、奮發圖強,一個中產階級想要的,振保哪樣沒有?敘事時間因此巧妙地從幾十年后回到“從外國回來做事的時候”的節點。擔心讀者不理解振保如何“自由”,虛擬知己的視角又給出一個精妙的“桃花扇”比喻。緊跟對“普通人”的“扇面”如何平庸或慘烈的描述,就歸國那一段振保“扇面”的“空白”(自由),敘述者視角巧妙一轉,他要開始公布秘密了:“在妻子與情婦之前還有兩個不要緊的女人。”到這句為止,敘述視角都留存在這位虛擬知己口中,我們現在知道他前面說的話如何不可靠了,小說的反諷風格在這里再次展示鋒芒。接下來講的兩段情史,以振保虛榮的性格,大可以大方講給朋友聽,但從“苦學生在外國是看不到什么的”這句開始,屬于他人生中不那么體面的部分了——全知者(Author)在此處正式接管了視角,開始進入佟振保真實的經歷與內心世界。這個接管如此絲滑,以至于讀者驟然間很難辨別這是來自兩個第三人稱視角的不同聲音——一個屬于始終在進行不可靠敘述的“虛擬知己”,一個屬于全知敘述者,后者對視角分配的權力頗大,但絕不濫用。
第一人稱客觀視角在
《來自草原》中的使用
在勒古恩看來,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客觀視角的區別在于,后一個視角持有者身處其中“卻非事件的核心行動者,與第一人稱敘事的區別在于,故事的重點不在敘述者本人,而是敘述者目睹并欲向讀者講述的經歷。”(Steering the Craft,第57頁)
《來自草原》最早發表于1992年,并非蘇童代表作,甚至不是他比較成熟的作品,但蘇童在作品中對第一人稱客觀視角的使用頗堪玩味。就像余華在《活著》里僅使用福貴第一人稱視角完全可以講出整個故事,小說開頭偏偏用了另一個“我”的視角來嵌套起福貴“我”的故事。余華的人稱使用涉及敘事學“二我差”話題,這里暫不展開。而蘇童在《來自草原》中,也是使用了另一個全程沒有介入故事的“我”來講故事。筆者認為,蘇童的考量可能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是主題上的,小說客觀視角持有者“我”是主流文化化身,他的主體關切讓主角布和置身于如“高貴野蠻人”的他者處境中,從而凸顯文明批判意味。在《與狼共舞》拍攝并放映的1990年代,這種對現代物質文明的批判,不僅在西方,在中國也是一種文化趨勢。其二大概是出于炫技目的,畢竟,能在一個屬于“我”的客觀視角完全不介入的前提下,不穿幫又繪聲繪色地講述一個“聽來的故事”,對任何作家都是一種光榮的誘惑。筆者這里側重分析該小說是如何靈活調動敘述視角,從而試圖讓故事完成自洽的。
還是從開頭說起:“與布和同窗共讀的三年中,我幾乎每天都在宿舍走廊和食堂里看見他”(小說文本見蘇童《狂奔——蘇童短篇小說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2008年版)。相遇的宿舍走廊和食堂兩個地點,說明他們長達三年里既不是室友,也不是朋友,他們甚至沒有共同出游、嬉戲的經歷。這里也悄悄預敘了布和沒有完整讀完大學這一結果。開頭信息量很大,且確立了第一人稱敘述者與敘述對象布和的疏離關系。在目睹布和第一次出糗的正步走事件中,敘述者不僅悄然建構了主流與邊緣兩種文明對比的敘事框架,也再次渲染了第一人稱視角與布和的疏離。加之“關于布和的奇聞軼事曾經在同學中廣泛流傳”這句話,第一人稱敘述者觀察和獲取布和信息的渠道被隱然道破。在小說第一個敘事節點結束時,一段類似于《紅玫瑰與白玫瑰》的不可靠敘事出現:“這當然都是布和大學生涯最初的故事了,布和后來就和普通的大學生歸于一致了,就像一棵被移植了的樹,在異鄉異地的陽光和泥土中同樣地生長,這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從后文可以得知,這段話從敘事到論斷完全是不可靠的。值得思考的是,與張愛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前史”部分設計的虛擬知己視角不同,作者在這里陷入一個邏輯困境。從勒古恩所說的對讀者閱讀感受的“真實性”(Authenticity)考慮,第三人稱敘事者完全可以出于制造敘事詭計的意圖制造不可靠敘事,純粹第一人稱主觀敘述者作為故事深度參與者,也可因認知盲區或自我欺騙而有意無意說謊(如芥川龍之介《地獄變》),但作為第一人稱客觀敘述者,《來自草原》中的“我”與事件本無牽涉,他的“客觀性”是被讀者無條件取信的,他主觀故意的不可靠敘事會破壞小說的自洽性。只能將之理解為作者為制造戲劇性采取的無奈之舉。除此之外,敘述者都站在盡量遠的地方,貌似對布和毫無興趣又其實興趣頗為濃厚。
小說下文敘述進入更艱難的深水區,布和與嚴莉的愛情事件,“我”作為關系疏離者,他的視角是斷難獲知細節的,好在前文已經預設了“聽聞”這一渠道。即使如此,敘述者仍然小心翼翼地多處分散視角信源,“女生們在背后議論說”“她們透露出一個消息”“是嚴莉自己在宿舍里宣布的”,這些視角貌似分散,但仍然屬于收集整合信息的第一人稱視角。當寫到“布和在那個春季的新鮮而甜蜜的心情”,敘述者適時點出觀察主視角——“我注意到”。然而,布和與嚴莉的感情進展,“我”不可能知道,別急,有熱心好事的同學呢——“有人看見布和和嚴莉躲在學校外面的樹林里親昵,還發現了一些過分的不宜啟齒的細節。”情節繼續進展,矛盾出現了,輔導員與二人“談話的過程也同樣被人偷聽到了”。布和與嚴莉關系出問題了,此事的經過以及布和的對外解釋,都是在公開場所發生的,而“據好事的業余觀察家分析問題是出在嚴莉一方”。敘述者比誰都熱心,他好像一位忠實的布和起居注編纂者一樣,會收集比對不同信源,比如,嚴莉那邊的。要知道嚴莉的想法做派,很容易,有忍不住傳播嚴莉言論的女生呢——“從女生宿舍傳來的消息卻令人不解”,嚴莉的閨蜜“公正客觀”地質問嚴莉:“既然如此,你當初為什么要追布和呢”,絲毫沒有中國人的人情世故,可以說大學生們“凜然帶著八十年代特有的純真和朝氣”與各種傳播八卦的本能。這自然都成了第一人稱視角的信息來源。小說最堪玩味的是結尾,惡性事件后的布和被退學很久后,“我們”打掃寢室時,這位只在“宿舍走廊”見過布和的“我”卻去打掃布和曾經的寢室,并如中彩般從床底掃出帶有布和標志色彩的啤酒瓶,最后“我把兩只玻璃瓶子扔出窗外”——敘述者唯一一次不是以視角而是以行動來回收全部故事。
必須承認,彼時才29歲的蘇童能寫下這篇帶有實驗精神的小說,是值得贊賞的;小說語言的風格化與洗練精致的文筆可堪嘆服;小說的第一人稱客觀視角敘事,整體上看也并無太大瑕疵。但小說也留下一個局促的巨大真空,即在小說的虛構世界里,第一人稱敘述者對布和的關注,是出于什么考慮?作為一名曾經的大學生,他在對布和的回憶里關切過甚,已經不像在講述一位關系疏離的同學了,作者文明批判的關懷很難覆蓋敘述者旺盛的好奇心。與張愛玲的敘述者在不同視角間跳脫自如不同,《來自草原》的敘述者視角使用過于謹刻地停留在客觀第一人稱上,從中可以看出一種萌芽的元小說意識。另一個更為著名的例子是福克納在《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中使用的限制第三人稱視角,它也帶有元小說氣質,元小說的自反性特質讓敘述者也化身為被窺視和反思的對象,這令敘述者破碎的觀察與窺視帶有一種基于更高真實性(Authenticity)追求的合理。
限制第三人稱視角在
《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中的使用
勒古恩認為,限制第三人稱“是最為公開、明顯地操控視角的敘事。那種敘述者聲音知曉整個故事,會根據素材輕重而選取是否講述,并與所有角色有著深刻聯系……這不僅是歷史最悠久、使用最廣泛的敘事聲音,也是最為多變、靈活和復雜的視角——而且,它可能也是當代作家駕馭難度最高的一種。”(Steering the Craft,第54-55頁)
《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發表于1930年,它帶著強烈的元小說氣質。如福克納自己描述:“小說的標題是有寓意的,它的意思是,有個女人遭遇不幸,我們對她的不幸無能為力。我可憐她,為她感到哀傷。這朵玫瑰是獻給她的。”一如在《來自草原》中蘇童對身處文化沖突中的布和的同情,福克納也借這篇小說完成了對美國南北戰爭后處于新舊文化拉扯中的邊緣者的挽歌。并且,借助對限制第三人稱視角的自如運用,福克納揭示了一個悲劇故事與一個悲劇人物在人群平庸視野中被講述、被隱藏,其“真相”卻絕難被認知的事實。與福克納的師父舍伍德·安德森的《林中之死》一樣,元小說那種同時展示虛構故事與其何以成形過程的文本力量,被這篇小說發揮得淋漓盡致。
小說的開頭貌似采用了全知視角:“愛米麗·格里爾生小姐過世了,全鎮的人都去送喪:男人們是出于愛慕之情,因為一個紀念碑倒下了。婦女們呢,則大多數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內部。除了一個花匠兼廚師的老仆人之外,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誰也沒進去看看這幢房子了。”(作品文本采用布魯克斯、沃倫編《小說鑒賞》中的楊豈深譯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敘述者不是“我”。事實上,整個小說的人稱最多是“我們”。不過,這一段通過對男女同一行為不同動機的描述,展示了敘述者的身份。與“好奇心”這種更接近動物本能的動機不同,“愛慕之情”顯得更像是一種高尚感情,兩者被頗有意味地各自分配給了婦女和男人們。這尤其凸顯了敘述者的價值立場,他顯然是一個對女性沒那么尊重的男人。后文繼續渲染敘述者歧視女性的“頑固”立場:“這一套話,只有沙多里斯一代的人以及像沙多里斯一樣頭腦的人才能編得出來,也只有婦道人家才會相信。”這里對“婦道人家”的貶義盡顯(原文中“婦女”“婦道人家”分別為women和woman,譯者顯然領會到敘述者的褒貶),同時這位敘述者對“沙多里斯一代”也缺乏敬意,他在代際上貌似屬于下文“思想更為開明的第二代人”(實際屬于下文斯蒂芬斯鎮長以后的第三代)。福克納的意圖很簡單,他為這個敘述者提供了一個模糊身份,小鎮男性居民,帶著那個時代美國南方普遍的對女性的歧視觀念,代際上是愛米麗之后一代。我們可以理解為,福克納創造了一個獨屬于虛擬的“小說作者”的敘述者身份,他并非“一個不在行動中扮演任何角色的敘述者”,小鎮居民的身份讓他獲得一種特權,他的身份有利于“限制”與“無限”之間。他是虛擬的“作者”,他可以什么都知道,不過在小說接近結束之前,在愛米麗樓上房間被撬開之前,他必須對愛米麗的秘密保持“無知”狀態。他的本地人身份讓他收縮自如的敘事權力受到限制。
小說的視角因此獲得了極大的流動性。當敘述到小說第一個情節點“收稅事件”時,敘述者視角權力擴張到極大,是全知的,否則他不可能從容地講出事件全過程。“等他們坐了下來,大腿兩邊就有一陣灰塵冉冉上升”——一個典型的全知視角。而在描述小鎮居民對愛米麗各種猜疑與判斷時,這位敘述者視角傳達的聲音又變得破碎且矛盾。在談及愛米麗為何終生未嫁時,敘述者說“愛米麗小姐和像她一類的女子對什么年輕男子都看不上眼”,但隨后幾行后他又說“因此當她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時,我們……只是覺得先前的看法得到了證實。即令她家有著瘋癲的血液吧,如果真有一切機會擺在她面前,她也不至于斷然放過”(意思是,她始終沒獲得嫁人的機會)。而在這一節結尾時,一句話跳出來:“我們還記得她父親趕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事實昭然若揭,年輕的愛米麗為保守的父親所阻,沒有獲得出嫁機會;年長的愛米麗則“真的”嫁不出去了。但這是真相嗎?并不是。敘述者在這里完全采納了小鎮居民的群像視角與聲音,混亂、矛盾、顛倒,距離真相甚遠。而這只是福克納的開胃前菜。當愛米麗終于在父親死后獲得一位來自北方的戀人荷默·伯隆時,小鎮居民的反應是這樣的:“起初我們都高興地看到愛米麗小姐多少有了一點寄托,因為婦女們都說:‘格里爾生家的人絕對不會真的看中一個北方佬,一個拿日工資的人。’”敘述者這里特別強調了視角分屬“我們”和“婦女們”,“高興”是虛偽的偽裝,認為“絕對不會真的看中”才是真實想法,這種矛盾的言行展示出人們內心的恐懼。人們恐懼的是他們渴望作為南方文化殘存象征的愛米麗(被人們在想象中物化為無性的“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有失貞乃至“背叛”的風險,這條情節上的草蛇灰線到下一節獲得印證:“我們第一次看到荷默·伯隆在一塊兒時,我們都說:‘她要嫁給他了。’后來又說:‘她還得說服他呢。’”在獲知愛米麗即將自殺(其實是猜測)時,恐懼和惡意變得公開化了。此刻的敘述者,與小鎮居民們一樣恐懼、不平且卑劣,他們的聲音混同為一,是一種平庸又惡毒的合唱。還有一些看似“客觀”“善良”的論斷,看著很公道、充滿同情,暴露的卻是小鎮居民的自以為是,如在解釋為何戀人“棄她而去”(同樣是個臆測,戀人被她永遠“留下”了)時,人們又“明白”了,那是因為她父親的壞脾氣會遺傳,而這壞脾氣把她的戀人氣跑了:“我們明白這也并非出乎意料;她父親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她那作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這性格仿佛太惡毒,太狂暴,還不肯消失似的。”
也許最精彩的是小說結尾,在那里,所有的視角,來自男人的、女人的、敘述者的,都合而為一,他們一起被愛米麗那埋藏一生的秘密驚嚇得目瞪口呆后,又不僅自心中升起一種難以名狀的敬意,他們被這充滿哥特氣息的悲劇感所震撼:“后來我們才注意到旁邊那只枕頭上有人頭壓過的痕跡。我們當中有一個人從那上面拿起了什么東西,大家湊近一看——這時一股淡淡的干燥發臭的氣味鉆進了鼻孔——原來是一綹長長的鐵灰色頭發。”
關于敘述者與敘述視角問題,可以談的還有很多。筆者只是借助一些既有理論觀點,對兩者關系做了基于個人閱讀經驗的分析。在現代小說中,敘述者主導敘述視角流動以及敘述權力分配,事實上造成了大量不可靠敘述者視角的現象,而這些不可靠敘述的視角,又不能簡單用戴維·洛奇的看法來概括,即“運用不可靠敘述者的目的的確是想以某種詼諧的方式展現表相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揭露人類是如何歪曲或掩瞞事實的”(《小說的藝術》,第170頁)。它在現代小說文本實現上有著獨特的價值,它表現為“敘述者的信念、規范”與作者“相背離”,“因而導致了反諷與含混”(周憲:《小說修辭學·譯序》),這里所說的“作者”并非“一個不在行動中扮演任何角色的敘述者”,而是作品的創作者本人。從本文所舉張愛玲作品角度,虛擬知己視角提供的不可靠信息主要是提供一種普遍的男性凝視視角,隱然造成遭到反諷的靶子,從而實現作品對男性中心敘事的批判。《來自草原》中第一人稱客觀視角的不可靠敘事,是為造成作品戲劇性張力服務的,他有意誤導讀者的視線,但存在破壞作品真實性(Authenticity)的風險。而在本文所舉福克納作品中,我們看到了不可靠敘述視角的普遍使用,它足以實現作者的元小說意圖,即任何敘述聲音在“真相”面前,也只是盲人摸象的“喧嘩與騷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