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篇未刊檄文的海外迷蹤
今年是魯迅逝世90周年紀念,魯迅研究也走向了更深入細致的層面。
過去讀魯迅晚年雜文,《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一文出版前后的周折堪稱一樁跨國公案。長期以來,《魯迅全集》的題注均記載此文系應史沫特萊之約“為美國《新群眾》雜志而作”。然而翻檢海外原刊,這篇署名魯迅的戰斗檄文卻從未在這份美國進步刊物上出現過。“取而代之”的,是當年一封震動國際文壇的《中國作家向全世界的呼吁信》。
這兩篇文字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關系?這樁塵封數十年的歷史懸案背后,究竟藏著怎樣的周折與考量?
最近,紐約市博物館舉辦了一場紀念展,是展示這座城市從17世紀至今的社會進步歷史十四大主題系列的最后收官展覽,介紹了1930年代美國共產黨和左派文學運動的歷史以及當時美國革命文學刊物的編輯和辦刊情形。這給我們探索這個課題提供了有益的史實和啟發。


紐約市博物館公布1931年《新群眾》發表的《中國作家向全世界的呼吁信》資料。
《新群眾》里的中國消息
《新群眾》創刊于1926年,是美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的重要刊物,在紐約左翼文化界頗有影響。刊物經常發表描寫工人生活、國際革命運動的文章,也關注當時的中國局勢。
1930年9月號的封面題有“Roar China!(怒吼吧,中國!)”字樣,刊內發表了史沫特萊的《中國革命戲劇》。1931年1月號刊有她的《一支中國紅軍》,2月號又發表《穿越中國的黑暗》,陸續介紹中國的紅軍、農民運動以及正在興起的左翼文學和戲劇活動。
同年8月號還刊出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劉謙初之死》,以及一篇《關于中國的“危險思想”》。在不到一年時間里,《新群眾》連續介紹中國革命和左翼文化運動,顯示出編輯部對中國題材的持續關注。
史沫特萊是連接上海左翼文化界與美國左翼刊物的重要人物,她長期為歐美報刊撰稿,與魯迅、茅盾等人交往密切,也幫助中國作家將國內遭受國民黨文化壓迫的消息傳遞到海外。

史沫特萊的著作《中國的戰歌》
寫于“深夜”的檄文
1931年2月7日,柔石、殷夫、胡也頻、馮鏗、李偉森五位左聯青年作家在上海龍華遇害。其中,柔石與魯迅交往密切。柔石被捕后,魯迅也曾離開寓所暫避。
“左聯五烈士”遇害后,魯迅懷著悲憤,寫下《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等文章。《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也作于這一時期。這篇文章揭露國民黨當局對左翼文藝界的鎮壓,魯迅還將矛頭指向依附權勢、為迫害辯護的文人,文章善用諷刺、反語和歷史典故,語言冷峻,鋒芒銳利。在當時的出版環境下,這樣的文字很難在國內公開發表。
1931年,當史沫特萊前去探望魯迅時,魯迅將《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的文稿交給了她,希望她能譯成英文并寄給美國的《新群眾》發表。直到1932年10月,魯迅的《二心集》出版,這篇文章才以中文形式與讀者見面。
這段經歷在史沫特萊194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Battle Hymn of China》(常譯作《中國的戰歌》)中留下了更詳細的記錄。
史沫特萊回憶,1931年春天她回到上海,得知柔石等青年作家遇害,立即趕到魯迅家中。魯迅交給她一篇剛寫成的文章,請她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表。
根據書中摘譯的開頭和內容判斷,這篇文章正是《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史沫特萊還寫道,她提醒魯迅,以個人名義在海外發表這樣的文字可能招致殺身之禍。魯迅情緒激動地回答:“總得有人說話!”
不過,史沫特萊隨后明確說明,魯迅這篇文章最終沒有在國外發表,她手中還保存著一份文稿。

紐約市博物館 海龍 攝
個人雜文與集體呼吁
魯迅的文章為何沒有發表?文學史上較為普遍的看法是這樣做是為了保護魯迅。這一說法有合理之處,但細究下來應該還另有原因。
史沫特萊在回憶中說,她在離開魯迅家之前,還與魯迅共同準備了一份面向西方知識界的宣言,揭露中國作家和藝術家遭到殺害的情形。她隨后把宣言交給茅盾,由茅盾加以修訂,并協助譯成英文——這就是1931年在《新群眾》上發表的《中國作家向全世界的呼吁信》。這封呼吁信發表后,引起了五十余位美國知名作家的聯署抗議。它后來又進入其他國際左翼文學刊物,在海外文化界產生了巨大反響。
對比紐約市博物館公布的資料,可以看出:《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是一篇帶有魯迅鮮明個人風格的雜文,涉及當時中國文壇的具體人物、事件和論爭,文字中遍布魯迅擅長的諷刺、反語、典故和言外之意,如匕首和投槍,非常有戰斗力,能切中敵人的要害。相比之下,呼吁信則以左聯名義說明事實,列舉受害者,提出抗議要求,事實清楚,文風明快,訴求明確且氣勢磅礴,承擔著爭取國際聲援的任務:“我們的斗爭充滿血腥,我們的生命危在旦夕。同志們、朋友們、同情者們,我們懇請你們給予支持……”
美國《新群眾》的讀者大多是一般中產或勞動階級和具有左傾思想的人群。當年時代和社會資訊傳播比較受限,他們對亞洲和中國時事所知不多,如果直接將魯迅雜文翻譯成英文,他們理解起來必然有一定困難。史沫特萊在回憶文章中也坦承,魯迅雜文底蘊深厚,其中一些內容“幾乎無法譯成英文”。
對這個個案另一個具有佐證意義的事實是,其后,1932年蘇聯的《國際文學》期刊第一期上發表了同類題材的《發自上海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情況報告書》,跟《新群眾》發表的文章類似,也不是魯迅的那篇原作。
而此后,魯迅的這篇文章也在《二心集》發表,深刻揭露國民黨暴行,喚起民眾義憤和對烈士的懷念,在國內讀者界引發了巨大的反響和積極的意義。
兩篇文字,兩種傳播路徑,它們各自承擔了揭露現實、保存記憶和爭取聲援的作用。一篇沒有刊出的文章,也由此成為觀察魯迅作品早期海外傳播的一條珍貴線索:魯迅最早被介紹給歐美讀者的是他的小說和散文,其雜文則多在后期被譯介且影響力多在漢學圈和學術界。其中固然有多種因素影響,但其雜文神韻實難以被翻譯成外語的因素不應被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