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過去”——蔡東小說論
第一次讀蔡東的小說大概是十年前,當時的感受是蔡東的小說很有生活的質感,到處透露著她對這個世界的溫和,她關注身邊細小的植物、事物、人物,飽含對生活的熱愛、對生命的贊美和對生存的體認,并自有一種女性的表達之力。但蔡東的小說往往又不拘囿于女性的眼光,是對更廣大的人和更廣闊的心的發現、探索,那些人類共通的愛恨、生死、孤獨、落寞等,都是她小說的重要主題。
這次再集中閱讀蔡東的小說,我忽然發現在其小說集《我想要的一天》中竟還留有多年前閱讀時的圈畫痕跡。“然而,她太累了,沒有精力再關心春莉的困境,也不想深究任何人任何家庭的真實細密的悲歡。”[1]“顯然,小屋的租客在困頓之余,依然對生活有所期盼,有一顆熱愛和講究的心。”[2]“他們生活在犧牲、操勞、恩義編織成的一張網里,緊密而沉重,誰都出不來了。”[3]“二十年過去了,傅源知道,他沒生長成棟梁,稀里糊涂地活著,羸弱而單薄。”[4]通過這些痕跡,我們可以捕捉到蔡東小說另外的一些特點,她的細膩、感傷、迷茫等等。以此來看,蔡東的小說不僅是生活化的,還是情感化的,她對這個世界的感受和體悟有著一種發自內心的誠與真,但她幾乎從不允許自己筆下的人物在困頓中沉淪、在痛苦中消亡,即使現實令人沮喪,依然要對生活保有理想和希望。正如何平指出:“在我們的時代,捕捉并透射出理想主義的微光,可能并不比揭破現實的假面更容易。正因不易,就更能理解不只是蔡東,小說家總會以個人生活理想取代更廣闊人群和世界的理想,寫‘應該’的世界。”[5]
“應該”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就這樣在小說家的筆下形成一種虛實的比照和呼應。事實上,當我再次讀蔡東的小說時,印象最深的不再是其對現實生活的敏銳感覺,也不再是其對復雜境況的細致描摹,而是她對人在這個世界上的活法的權衡和計算、在過去和現在之間來回搖擺難以抉擇的情感的沖撞和糾葛。在蔡東為數不多的小說中,我發現了一個巨大的時空場域——過去。蔡東的很多小說,都和“過去”有關。和“過去”有關,便和記憶有關,也便和時間有關,而這中間,又會涉及遺忘、承諾、真誠、分裂等相關概念,而我對蔡東小說的理解和闡釋,也便從這些詞語、概念出發,在時間的河水中逆流而上,去探求這個比現在、比未來更為駁雜寬闊的“過去”的世界。
一
記憶與遺忘
過去和記憶有關。因此,談論過去,就繞不開記憶。記憶是什么?“從某一角度看,記憶以持久性為標志——它保存并適時推進著早期經驗的殘余物、痕跡、印象或廢墟遺跡。從另一角度看,記憶又以回顧性為標志——它是一個基于當下的、重新描繪過去現實圖景的努力,相比起被重構的過去的方方面面,它更加受到當下對意義與各種理解范疇的需求的激發和引導。”[6]蔡東的很多小說,都是關于記憶的,甚至很多時候,記憶就是敘事本身。比如小說《往生》,雖然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日常故事,但小說的敘事動能是記憶,并且在記憶中走向完結。
還有最后一絲意識,她想告訴穿壽衣的人。你叫劉長瑞,劉長瑞。她想帶他走,一同往生極樂。她是老頭跟這個世界的唯一聯系。在他斑駁的記憶和狂野的虛構中,有時,她是初戀情人,在老家的鄉間土墻上寫情書示愛的熱烈女孩;有時,她是姐姐,省下自己的半勺麻汁澆到他面碗里的姐姐;更多的時候,她是他的母親,即使他神憎鬼厭,依然無條件愛他的母親。[7]
事實上,在小說中,康蓮在即將離世之前,不僅想到了公公劉長瑞,還回憶了母親、父親的死,想到了女兒和外孫的生,就這樣,《往生》通過記憶建構起了自身的結局。《往生》講述的是一個老年人的故事,六十一歲的兒媳承擔起照顧八十五歲患阿爾茨海默病的公公的重擔。僅就題材來說,這無論如何都算不上是一次讓人感覺輕松的敘事。事實也是如此,小說一開篇就寫到了這種照顧“失能”“失憶”老人的生活的糟糕和揪心,而這種糟亂直到小說結尾都沒有結束。小說的結尾這樣寫道:
一切都快結束了。她閉上眼睛,聽到丈夫慌亂的腳步聲,接著聞到藥丸熟悉的氣味,苦而涼。她癱在丈夫懷里,聽到他喊,你得活著,得活著。恍惚間,遙遠的天空中仿佛也傳來惡作劇般的叫喊聲,讓她活著,讓她活著!她接上一口氣,悲喜交加,原來,還是走不了,還要熬下去。熬下去。[8]
蔡東在這段慌亂的描寫中,調動了聽覺、嗅覺以及各種感覺,讓原本即將獲得解脫的個體,再次回到一種逃不脫的命運之網中,既荒誕又凄涼,既可笑又殘酷。是的,要活著,再苦再累都要活著,而且這活著甚至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別人。在《往生》中,康蓮對公公劉長瑞的感情是復雜的,她一方面認識到這種不可推卸的倫理責任,另一方面也感受到脫離這種生活之后的輕松,但更多的時候,她處在一種若即若離的“盲目”之中,她想逃離,但能逃到哪里去呢?只能逃到過去,逃到記憶里。但這種逃離,不是易卜生筆下娜拉式的出走的決絕和不計后果,而更接近于愛麗絲·門羅筆下的卡拉(《逃離》主人公)那種企圖逃離但最終回歸婚姻生活的無奈。對此,楊慶祥曾說:“蔡東意識到了這種盲目性——愛的盲目性和生活的盲目性——她真實地呈現這種盲目,因此她超越了女性寫作的觀念拘囿,有一派闊大的境界。”[9]因此,在小說通過女性如何面對現實困境來探討人性的普遍矛盾這個問題上,蔡東和愛麗絲·門羅達成了某種內在的一致。“往生”也即“逃離”。只不過在《往生》中,她所傾心的對象是老年人,而非年輕人。由此來看,蔡東的小說從來都不是以輕松的姿態觸摸生活,而是以一種尖銳的思想刺向生活的最本質之處——人就是在命運的召喚中陷入一種接近于無解的“死循環”。她的小說也由此超越了生活本身,而具有了一種哲學般的寬闊和高遠。
《我想要的一天》也是現實生活中的故事,但這個故事依然是圍繞“記憶”展開的。麥思的好朋友春莉放棄工作追逐自己的寫作夢想,而和這一行為對應的,是麥思的丈夫高羽對自己生活的沉思。麥思從不解到理解的過程,是通過記憶推進的,也是通過記憶完成的。“麥思心底最深處的恐懼,被春莉攫住了。幼時看到的一幕,此刻不期然再次迫近到眼前。這幾年她才意識到,她曾是某個歷史節點的旁觀者,才明白了那個場景的微言大義。”[10]以這次記憶為發端,麥思也開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她和高羽貌似主動又充滿痛苦的堅守,霎時變得滑稽可笑。心底張皇,哪里安穩過,不過是無抵抗地腐爛罷了”[11]。蔡東就是這樣,總是在一種平靜和淡然中,讓人毫無防備地跌入情感的蒼茫,原來看似波瀾不驚的生活,其實早已一地雞毛,只是不愿意面對和承認。“兩個人都意識到一些真正的困厄和痛苦。仿佛幽閉于黑魆魆的山洞,從一個絕境走向另一個絕境,始終沒尋覓到通往光明之門的道路。”[12]《我想要的一天》是一個讓人心碎、心痛的故事,苦悶的生活在現實中找不到解脫的出口,于是還是要借助記憶,小說就是在關于過去的記憶中走向了結束。
她屏住呼吸,拿起來掂掂,頗有分量,很快她就憑借常識看出來,這是一把仿真槍,青春期少年們的最愛。接著她往里看,看到一臺望遠鏡,小小的,小得讓人心疼,讓人想流淚。[13]
蔡東并沒有告訴讀者“我想要的一天”具體是什么樣子的,或者并沒有這么完美的一天,但正是借助于這些生活中的“叛逆者”,蔡東實現了她小說的敘事目的——過去從未過去,現實的苦痛之外,還有過往的柔軟和舊時的悲憫。“心碎和心軟,是蔡東小說中的兩種滋味。這是她所探察的生活世相和她幾乎出于本能的情感反應。前者以故事方式直觀呈現,取決于她包容的眼光;后者以細節形態婉曲表達,取決于她厚道的心地。”[14]如果說現實生活的質地是堅硬的、強悍的,那么人們總是能從記憶中捕捉到時光漫漶之處的慰藉和心安。“車窗外面,一排排紅房頂的度假別墅輕快掠過。海里,漁船上的人正在撒網,身體一旋,兩只手臂掄出去,把張開的網送向空中。這多像記憶深處的一幅舊畫。”[15]“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她跳舞。也許過往的記憶都已模糊不清時,那個片段仍免于湮滅,隨時能從一團晦暗中跳出來,放射異彩。”[16]這就是蔡東,一個心軟的小說家,一個于過去的時光中尋找生命安慰的生活家。
但人畢竟不能靠記憶活著,甚至很多時候,記憶也并不可靠。記憶一方面捕捉著過去,但同時也遺漏著過去,甚至于遮蔽著過去。“無論我們怎么看待它,回憶似乎總是與遺忘緊密相連。過往的經歷并非一盤可以通過記憶來倒回的磁帶,記憶無法通過一系列連續的被回憶起的事件向后追蹤,直到所有事情都被清晰明了地重述:回憶往往是一件推測性的、引導性的工作,是對一片或多或少被遺忘的土地上被承認之點的追蹤,而這整片土地是我們從未給予過穩定關注的。”[17]記憶中的“過去”其實是作者借助于小說重新建構出來的,以此來看,小說是一門重建“過去”的藝術。重建過去的歷史、重建過去的生活、重建過去的時間,甚至由此對過去的世界進行重建。小說《伶仃》講的是一對老年夫妻的情感困境,但其實也不過是對彼此“過去”時光的一次重新打撈和梳理。小說中寫道:“回想過去幾十年的生活跟回憶一場夢境有些相似,一樣的模糊不清,一樣的零碎混亂,任意流淌,沒有形狀,而且,你能記起和描述出來的都不是全部,總會漏掉點什么。”[18]人在記憶和遺忘之間穿梭,總會記住一些,也總是會遺忘掉一些。
蔡東小說中寫了很多沉浸在記憶之中的人,但她同時也沒有忘記那些被記憶拋棄的人——比如《往生》中的劉長瑞、《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中的喬蘭森——這些迷失在時間之中的個體,和那些在時間之中彷徨的個體,就這樣不可避免地結合到一起,共同構成現實中令人迷茫又無法擺脫的多樣人生。而人生也就是這樣一個持續的“記憶—遺忘”的互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過去和現在互動,現在和未來互動。有記憶,也便有遺忘。有人被記住,就總有人會被記憶淹沒。
二
原諒和承諾
“原諒”這個詞其實也是一個和“過去”有關的概念。我們只能原諒過去發生的事情,而不可能原諒未來。哪怕是原諒一個人,原諒的也是他過去的行為,而不可能有預見性地原諒他以后的所作所為。而承諾則相反,承諾是對于過去的反撥,它是面對當下甚至是面向未來的,它從不為過去負責。同時,原諒和承諾也是一種道德概念,它關乎基本的道德倫理和生命情感,它們是和具體的人發生關聯的。
讀蔡東的小說,讓我感受到了她和很多“80后”作家的不同,她的小說始終在道德的天平上行進,有對自由的向往,更有對責任的承擔;有對個性的尊崇,但更多的是對自身的內在要求。她筆下的人物,對自己總是會比對別人苛刻。李德南曾經分析指出:“蔡東的寫作,也重視這種具有自主性的、內在的人,但她筆下的人物,和現代主義小說和現代主義藝術中的人又多有不同。他們有現代人那種強烈的自由意志,渴求自我實現,又有古典時期人的那種強烈的道德意志與責任意志。他們是現代人,是帶有古典性的現代人。”[19]《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也是一個和“記憶”“過去”有關的故事,小說講述的是周素格和因阿爾茨海默病失憶、失能的丈夫喬蘭森之間的情感歷程。而推動這一進程的,或者說小說的敘事的推進,靠的就是記憶,就是周素格對于過去的回憶,也是在這個過程中,“過去”實現了自我的重建。“那一刻她確信,他們抓住了一點兒不變的東西。那是個安全和確定的晚上,每次世界又讓她驚惶難安時,只要一想起有過那樣一個晚上,她就覺得心里踏實了。總有一些不變的東西。”[20]“她看著丈夫,此刻的他,是裸露的,誠實的。借由腦部的萎縮退化,他再度成為十幾歲的少年,那段幽密的記憶突然開始放光,纖毫畢現。”[21]
然而,過去的記憶越是美好,反襯之下的現實便也越發殘酷。周素格一方面在記憶之中尋找現實之外的精神補償,另一方面也在現實的困頓之中不停地掙扎。在小說的最后,在經歷了關于生死的困頓之后,周素格選擇了原諒生活,這一刻,作為讀者的我并沒有為她感到長舒一口氣,而是有了更大的感慨,也生出了更多的敬意,因為這樣一種“承諾”本身就意味著更多的犧牲、妥協、不由自主,就這樣,“承諾”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一種自我循環之中。然而,也是在這西西弗斯一般的命運的輪轉中,人也實現了對自我生命和對現實生活的超越。“她記得她親吻了丈夫,她記得親吻時,半是沉醉半是痛楚地閉上了眼睛,那一刻,萬人體育場空曠無比,仿佛就剩下她一個人了。”[22]
此時此刻,世俗生活已然被藏匿到了時間之外,而只剩下一種康德所說的“道德生活”的不可摧毀的精神堅固。“如果一個人真的接受或接納了某種信念,他就會體驗到這種情感:信念是情感的充分條件,而情感則是完整信念的必要條件。”[23]我在前文中就說過,蔡東的小說是情感化的,這種情感又往往和人物的生活信念緊密相關。他們的情感的游移、轉變、堅定,都來自生活的變動和不確定,但幾乎無一例外,他們對生活又都抱有最后的信心。施戰軍說,“蔡東小說的根子或者說芯子,是生活信念”[24]。因此,《月光下》中,不管“我”和小姨之間的情感如何變化,在經歷過生活的動蕩之后,“我”對小姨的“不當行為”選擇了原諒,最終歸于理解與和解;《伶仃》中,面對夫妻之間的情感糾葛,衛巧蓉始終以自己的方式抵抗著生活的沖擊,最后迎來新的轉機;《照夜白》是一個和“說話”有關的故事,然而,如果我們將其看作一個對不善于表達的自己的“原諒”,并給予一個全新的自我的“承諾”的故事,也并無不可,這中間其實是一種生活信念的轉變,只不過這種轉變的媒介是語言。讀蔡東的小說,我想起了英國的小說家簡·奧斯汀,奧斯汀的小說透著一種平靜,而少有激越,即便是傲慢,即便是偏見,也總帶有理性的眼光,還有著對責任的堅守,因此,在奧斯汀的筆下,愛都是建立在責任基礎上的,愛因為責任而高貴。“小說教導我們,通往‘高貴’的唯一道路是對當下存在狀態的明確肯定而不是否定,是對責任的認可和恪守,是根據當下存在的各種條件來完善自我,是矢志不渝。”[25]
作為一位“80后”作家,蔡東有著自己對自由的追求,但她更明白責任的意義。比如在《來訪者》這篇小說中,她就寫道:“我不贊成把成年人的困境都歸咎于過去,童年、家庭、父母等,不要忘了你自己的責任,人要為現在的自己承擔應該承擔的那部分責任。”[26]事實上,我之所以被《往生》《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這類小說打動,就是看中了她小說中那份責任意識和苦修精神。“人,最勇敢和最慣于苦難的動物,在自己這里并不否認苦難:他想要它,他甚至探求它,前提是,人們向他指明了,這里有一個意義,苦難是為了這個。苦難的無意義,而非苦難,是播撒在全人類之上的詛咒,——而苦修理想給了他們一個意義!它是迄今唯一的意義;不管什么意義總比完全沒有意義好;無論在哪個方面,苦修理想都是迄今為止‘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最優者。”[27]不管是《往生》中的康蓮,還是《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中的周素格,面對生活的困境,她們一定會有更多的選擇,但她們不約而同選擇了一條似乎最艱難的路,這種艱難一定是她們能夠預料到的,也一定會是超出預料的,但她們還是義無反顧。這是她們的承諾。“承諾回應的是不可預見性,它是心靈的間斷性和我們行動的一系列后果的復雜性產生的;承諾用掌控未來的能力,就好像關系到的只是當下,來對抗人類事務的這個雙重不確定性。”[28]
如果讀過蔡東的小說,就會發現,她的很多小說圍繞家庭而展開,家庭是蔡東理解生命、理解他人甚至理解世界的第一窗口。蔡東的小說關注的是每一個家庭中的喜怒哀樂,生活如此艱辛,而一切仍需自我來面對。因為只有在直面中,人才能獲取其自身最大的意義。我不知道蔡東是不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但她一定希望自己筆下的人物都能獲得完滿的人生,即使艱難,也不放棄。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蔡東的小說有了一種區別于他人小說的特質,那就是對“承諾”的固守。“蔡東小說在向人們說著什么呢?她在說,極有可能是要在承受住前者的煎熬和折磨的基礎上,才有望得到些許后者的慰安——這些許慰安,就是生活底細上的細碎而珍貴的光斑,不耀眼奪目,不逃避不冷血,但不至于一團漆黑,一腔憤懣。”[29]
三
真誠與分裂
事實上,在蔡東為數不多的小說中,我們可以很清晰地捕捉到她小說的核心,不是青春,不是愛情,不是反抗,而是時間、記憶以及人與人之間最本真的情感。從這個意義上看,蔡東是一個偏于懷舊的小說家。蔡東喜歡在時間的長河中徘徊,她最新的一本小說集,便取名《河水從北方流淌而來》,這看似是一種空間上的物質流變,實則還是和時間相關。中國人常說,日久見人心,蔡東就是在時間中見人、見心、見萬物。
在我看來,蔡東小說的最迷人之處還是真誠,以及和真誠相伴隨的人的復雜情態。真誠和道德相關,但有時候真誠也和過去、時間有關,因為真誠和人不可分割,而人又一直處于時間之中。所謂真誠,不過是人如何面對時間長河中那無數個不確定的自我。而事實上,真誠往往又和分裂相對應,因為真誠之外,人還面對眼前更為嚴苛的“現實”和“真實”,以及由“現實”和“真實”所引發的分裂。蔡東的很多小說,都涉及“真誠”與“分裂”,比如前面分析的《往生》《我想要的一天》《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其最新的小說《薄冰上》,也涉及這一主題。小說寫了一對青年男女的情感故事,但兩人之間的親密關系是如此的脆弱,就像薄冰,一碰就碎。雖然“我”一直在努力,“走在終點在望的一段路上,我變得小心翼翼,經常偷偷觀察,揣測他今天心情如何,看他情緒尚好就暗暗松口氣,整個人也跟著輕快起來”[30]。但那種勉力維持的感情,總是脆弱又不可靠的。
那又如何?大學四年,再加上短暫實習兩個月,已足夠讓人經歷諸多磨折,人生中堆積起一些不愿想起也不愿提及的人和事。突然涌起的激烈情感如智齒和盲腸,多余,無用,還可能帶來急性疼痛。相比孤單,親密更令人畏懼。這關鍵緊要的時候,更不該任由自己陷入到可能的混亂中。[31]
而這種瞬時的“分裂”,也因隨之而來的圖書館事件走向了真正的告別。不過,即便“我”知道這樣一種情感的不可靠,但當最終的“失敗”來臨時,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接受,尤其是以一種被“出賣”的方式。“什么東西從臉上消失了?是水分。臉像緊挨一堆火,被烤得發紅,又像被陽光灼傷,一陣陣蜇刺般的疼。接著,是冰凍感,如幼時吃冰棍,幾口下去額頭生疼生疼的,腦袋哪里結了冰。”[32]就這樣,那種從內心升騰起的情感熱浪,一下子就跌到了冰點,原來,從真誠到分裂,也不過咫尺。
而彌補這種創傷的方式,還是依靠記憶,依靠記憶中那穩定而安全的過去,“躲進房間,里頭保持舊時模樣,只新換了枕套和床單,不同厚度的被子疊放在床頭,這時,眼淚才終于流下來。熟悉的氣息環繞著我,自離開那刻起,時間仿佛凝固,不再往前流動。此后向往的容身之地,似都有這小屋的影子。千里外的角落,一番整改,應該已不復存在,想到這,心重重地哆嗦了一下”[33]。然而,記憶總還是“過去”的,它能給現在提供一種精神的補給,卻不能代替現在,由此,創傷雖然從表面愈合,但內里總有痛的殘留。“我看著全新的身體,知道有些事情它還沒忘記。”[34]
在蔡東的小說中,記憶永遠是重要的。因為,記憶證實著人作為時間中的一種存在,證實著其精神的連續性對于自身的重要意義。“我們感到,不僅我們正在回憶的東西是我們真正經歷過的,而且塑造(并且可能激發)了我們當下回憶的方式的,也是在那一過去經歷中,而不僅是在我們當下處境中的東西;將記憶固定在過去經歷中的這種做法,證實了我們自身作為有意識的個體的根本連續性。”[35]因此,即便我們知道“過去”不可復現,卻可以重建,“我們保存著對自己生活的各個時期的記憶,這些記憶不停地再現;通過它們,就像是通過一種連續的關系,我們的認同感得以終生長存”[36]。
同時,真誠和分裂是關乎心靈的,是和人的心理狀態息息相關的。蔡東的小說,關乎人和現實,但她更重視的是人在復雜現實中的心理狀態,比如《來訪者》,就是一篇和心理咨詢、治療有關的作品。這個故事也和記憶有關。心理的療救,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回憶過去。“接下來的幾次,回溯童年,梳理記憶,細細翻看密密麻麻的褶層。久遠的場景和事件蘇醒過來,初時,江愷像個局外人一樣在描述,說著說著開始可憐自己了,開始動怒了,攥緊拳頭,臉漲得通紅,音調升高,身體卻瑟縮起來。我沒有介入,放任他在痛苦中待一會兒,再待一會兒,差不多了才讓他自由聯想,繼而邀請他一起分析。”[37]可以說,正是通過記憶,通過對過去的回憶、分析和重建,那個不真實的自我才慢慢恢復成為一個完整的自我。在《來訪者》中,蔡東通過人的心理世界的復現,呈現了人的多樣和復雜。也是在這個過程中,她表達了對人自身脆弱的不安和撫慰。尤其是在對“過去”的追憶中,通過對人性的溫暖觸摸,去抵達一個個真實的時刻。“事實上,不僅是《來訪者》,蔡東的小說敘述者或多或少承擔著心理醫生的功能,這使得她的小說能夠抵達人性和世界的褶皺和細枝末節。從這種意義上說,蔡東的小說跡近心理現實主義。也許真的可以撇開我們前面試圖對蔡東的小說進行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劃分的困擾,現實的幽暗、理想的微光、生命的痛楚和欣悅,在蔡東,是一個普通人的心理時刻。我們不愿意指認這一個個的她和他是邊緣人、零余者和失敗者,她和他生活在我們每個人中間,我們也生活在她和他中間。當蔡東捕捉到我們這個時代普通人的幽暗和微光、痛楚和欣悅的心理時刻時,她的小說時刻就降臨了。”[38]然而,也是在這個抵達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更多的人的“真實”時刻和“分裂”瞬間,而這些真實和分裂又承擔著更為深重的痛。“江媽上面,我看到一條粗大的脈絡從遙遠的地方延續下來,江媽只是其中的一環,江媽背后,深厚久遠的傳統巍然而立,押著她,押著許許多多的生命。”[39]在這個意義上,蔡東又實現了她大多數小說中所不愿意去觸碰的“批判性”。蔡東的小說是柔和的,但并不妨礙那種尖銳的思想性。
有些東西,深藏在我的體內,用我覺察不到的方式決定我的命運。幽靈跟我寸步不離,牽引著我一次次回到熟悉的情境,我以為媽媽還在背后,鞭策著我干大事,一件接一件。再看看自己,長大了強壯了,能不依靠媽媽就活下去了,于是我把往日的怒火噴向現在。此時此刻壓迫者并不存在,我這半生都在跟想象中的壓迫者做斗爭,這個百變的壓迫者易容喬裝,化身為工作制度和生活秩序,……化身為一個弱關系的朋友,也時常化身為某位萍水相逢的服務業人士。我跟他們斗爭過后,那種熟悉的壓抑感也回來了,我又不舒服了,我需要讓自己不舒服。[40]
就是在這種真誠和分裂的不斷斗爭中,一個人正在努力找到那個最真實的自我。“如果真誠是通過忠實于一個人的自我來避免對人狡詐,我們就會發現,不經過最艱苦的努力,人是無法到達這種存在狀態的。”[41]讀蔡東的小說,我想起了弗洛伊德,想起了他在《精神分析引論》之外,另外一部同樣享有盛譽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滿》。在弗洛伊德看來,人類在建立其文明的過程中,人的心靈也同樣遭受壓迫。受此壓迫,人們越發嚴苛地對待自身和自我,而這種嚴厲很多時候是沒有必要的。我不知道蔡東是否受了弗洛伊德的影響,但在她的小說中,我們其實也能看到這種人對于自身的嚴格。而當自我的要求不能實現時,那種為求得生存的不懈努力和生活的希望之間,也由此出現了巨大的裂隙。因此,我之所以說小說是一門重建過去的藝術,就是基于其在對過去的追憶、重建之中,去縫補這種因時間的漫漶而帶來的裂痕。它所謂的對當下的直面和對未來的展望,其實都是和過去相關的。當然,對于過去、現在、未來的理解,我們也不能僅僅采用一種時間的維度,而是要有更寬闊的視野。
……并非過去生產出了現在,而是——至少在比喻意義上——現在,通過創造性或分析性的想象,生產出了過去。在這種理解中,過去不是過去發生的所有事件的總和——因為我們永遠不應該對理解這一總和抱有希望——而是我們所“感知”到的過去,存在于當下意識之中的過去,通過反思與回憶、研究與想象性表現的復雜混合而建構起來的過去,它讓我們有了一種有意識地回顧的感覺。由此而建構起的過去,或許在某些方面與前一種理解中的實體性存在的過去有所聯系;至少,認為我們所感受到的是一種回顧性的意識而不是一種幻想這一信念,就暗示了我們相信這一過去與實體性存在的過去是有聯系的。然而,在其內在固有的選擇性中,也在那種為其賦予意義的重要性中,這一過去不應被視為已有的過去的繼續,而應被視為對于當下有意義的過去。[42]
蔡東是一個懷舊的人,她對時間中的舊人、舊事、舊物自有一番思量。蔡東小說中最為打動人心的時刻,都是和“過去”相關的,但一定又不僅僅是“過去”,她從不沉湎于“過去”,而是在和“過去”的交互中去實現當下自我的新生。蔡東的小說,理性而克制,但總會有一些感性的瞬間讓人猝不及防,然而也正是這樣一個個由過去時刻催生的感性時刻,使得蔡東的小說變得和她筆下的植物一樣,盎然,鮮活,給人希望,給人溫暖,也給人力量。
注釋:
[1][2][3][4]蔡東:《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頁、91頁、181頁、199頁。
[5][38]何平:《日常世界的痛楚和等量的喜悅——蔡東小說論》,《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1期。
[6][17][35][42][英]杰弗里·丘比特:《歷史與記憶》,王晨鳳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82頁、81頁、83頁、29-30頁。
[7][8]蔡東:《往生》,《河水從北方流淌而來》,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28頁、28頁。
[9]楊慶祥:《小說即“往生”——讀蔡東》,《文藝爭鳴》2013年第11期。
[10][11][12][13]蔡東:《我想要的一天》,《河水從北方流淌而來》,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54頁、54頁、48頁、57頁。
[14][24][29]施戰軍:《生活底細上的光斑——讀蔡東的小說》,《河水從北方流淌而來》,蔡東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263頁、265頁、263-264頁。
[15][18]蔡東:《伶仃》,《河水從北方流淌而來》,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117頁、124頁。
[16]蔡東:《她》,《河水從北方流淌而來》,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138頁。
[19]李德南:《內宇宙的星辰與律令——論蔡東的現代古典主義寫作》,《南方文壇》2021年第1期。
[20][21][22]蔡東:《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星辰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275頁、290頁、294頁。
[23][美]瑪莎·C.努斯鮑姆:《愛的知識:寫在哲學與文學之間》,李怡霖、于世哲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47頁。
[25][41][美]萊昂內爾·特里林:《誠與真:諾頓演講集1969—1970年》,劉佳林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101頁、9頁。
[26][37][39][40]蔡東:《來訪者》,《河水從北方流淌而來》,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222頁、167-168頁、209頁、213-214頁。
[27][德]尼采:《論道德的譜系》,趙千帆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95頁。
[28][法]保羅·利科:《記憶,歷史,遺忘》,李彥岑、陳穎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53頁。
[30][31][32][33][34]蔡東:《薄冰上》,《長江文藝》2025年第11期。
[36][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