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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逸的智者——我眼中的詩人張學夢 
來源:《長城》 | 王志勇  2026年09月01日09:46

詩人張學夢為我寫過一篇評論,文章的開頭這樣寫道:“每一個匍匐在繆斯腳下自愿獻身的皈依者都得回答她的詰問:‘為什么?’”

這個問題,與“人為什么活著?”的哲學命題一樣,始終與我的寫作相伴相隨,不容回避。面對這來自心靈深處的逼問,我不知道何時才能有一個令自己滿意的答案。

我一直以為,是我的殘疾決定了我少年時代對文學的追求。后來,我的愛人說:“其實只有在精神領域里,人才能找到真正的平等,這或許是你當初模糊不清的潛意識。”是的,殘疾本身是一種局限,而首先引領我走出這個局限的是詩歌。

那是1984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在一位熟人的引領下,我懷著一種文學青年過剩的熱情和極易萌生的崇拜去拜訪他,當時我并不清楚自己接近的是怎樣一顆歷經種種錘煉的心靈。

我像一盞小燈一樣惶惑的眼神,我的虔誠,以及我那空懸的袖筒,都使詩人無法拒絕我。我把自己寫的詩呈給他看——一些孩子氣的哀怨,一些軟弱的祈禱,一些用晨曦編織的愛情夢幻,一些青春期的迷離和恍惚,一些尚未結核的痛苦……他在冬夜四面漏風的屋里邊看邊踱來踱去。他當時對我的贊美很謹慎,把我比作一只負傷的青蘋果,正因為創傷,才過早地散發出香味。他不忍誆騙一個孩子,把朦朧的“端倪”說成隱約閃爍著才華的跡象。

他展讀著我遞給他的詩稿,一句一句地讀,大多時候是讀出聲來。讀的過程中,很快挑出里面的好句子。他讀完后,不會立刻把詩稿甩到一邊,也不會馬上還到你的手上,而是習慣性地覆住自己的膝頭。他從不吝惜自己的贊美,就像佛家講的隨喜贊嘆,他說:“李白想象力再豐富,他的詩中也不會出現企鵝。”

1988年盛夏的一天,我揣著張學夢老師的推薦信,忐忑不安地敲開了青年詩人、編輯徐國強在《唐山勞動日報》的辦公室。在很短的路途中,我幾次把未封口的信拿出來讀,信上的句子,在腦海中依然清晰如刻:“不合適的地方請你動動刀斧,以上算是我的請求。”信中簡要介紹了我的情況,地震中致殘,獨臂,習詩多年。很快,那疊詩稿中的一首,發表在《唐山勞動日報》文藝副刊的“百花”版上。題目被改成《踏過青青的草地》,徐老師的評點緊附其后:“20歲的青年,能將詩寫得如此精練、含蓄、情思飛揚,的確難得。”同時,也指出我的詩中還存有“學生腔”的不足。

事隔多年,徐國強談起此事,說:“學夢老師太客氣了。”

1989年秋天,我在散文《跨出更衣室》中寫道:

我想,一個人的一生中總能找出一次對你以后影響至深的談話。“都有不同程度的殘缺。真的,除了傻瓜白癡植物人,每個人都有自己內心自卑的神經,都有一角隱秘而脆弱的敏感區。”

我遇到了一位深諳心理學的導師,他開導的語言像詩一般:

“十足的幸運兒從來沒有,即使有一個公認的幸運兒,他自己也會找出上帝虧待他的地方。末了,十足的幸運本身也會是一條不幸。”

他鞭辟入微的哲學光輝,給我一種興奮的癡迷。

“聽著,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殘缺,這是有根據的,而非阿Q或酸葡萄哲學。據科學調查結果表明:全世界50億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多的人長得不對稱,其中包括一些世界聞名的大影星。胖子為自己的脂肪發愁,瘦子為自己的干枯難堪。除了在歐幾里得畫的圓里,你不可能找到完美的東西。地球本身就是一個不規則的三軸橢球體,這些都是常識……”

我文章中提到的這位智者就是詩人張學夢。有幸以張學夢這樣的智者為師,真要感謝上蒼對我青睞有加。

大多時候,在詩人的書房里,我坐在那把貼墻的椅子上,掏出本子,攤在膝頭,像小書記員一樣飛快地用筆捕捉詩人說過的話,詩人呢?有時是坐在床上,但更多的時候,是在水泥地面上不斷地繞圈兒踱步。他非常輕靈,有本事在那么逼仄的空間內回轉自如,身體一點也不磕碰到別的地方,與他近在咫尺,也不用擔心會與他發生肢體沖突。半天兒談下來,詩人引領著話題走了很遠,像是一種健身,功練立錐,拳打臥牛之地;又像一種最隨意輕松的布道,讓我這個聆聽者如醉如癡,常常引起一種幻覺——我和詩人同處于一處開闊地帶,曠遠的場,芳草茵茵。

詩人不煙不酒。他說:“我受不了尼古丁和酒精的刺激。”

詩人很少應酬。他說:“我有社交恐懼癥。”

詩人以素食為主。他說:“大吃過,血脂高了,血壓高了。于是拒絕動物脂肪。健康是我對家人的責任。”

詩人只喝白開水。他說:“咖啡因對我來說是多余的。”

詩人一直住小房子。他說:“買不起大房子。切莫把貧窮誤認為簡樸。”

詩人的房子一直沒有裝修過。他說:“老伴兒是過敏體質,怕甲醛。”

詩人全面操持家務,做飯洗衣。他說:“這是生活的基本內容,挺有趣的。”

詩人的屋內整潔,一塵不染。他說:“這是老伴兒的功勞。”

詩人屋內沒什么擺設和掛件。他說:“我的生活哲學是:追求簡單。”

……

天不知不覺黑下來,我的本子上看不清字了。詩人揚手拉燈繩,懸在頭頂上的燈泡亮了起來。窗外各家的燈光,也參差錯落著亮起來。我們的談話進入尾聲,詩人要做飯了。我知趣地將筆本裝進書包,站起身,聽詩人講完最后的話頭。

他拍拍我的后背,愉快地下著“逐客令”:

“快滾蛋吧。”

他有時候執意送我,不由分說,蹲下身換鞋,推門邁步,噔噔下樓,我還沒來得及阻攔,他已經在樓梯的拐彎處站著等我。

詩人住簡易房時,有一次我去拜訪,恰巧碰到了同樣去拜訪詩人的小說家墨微(劉三伶),談話間隙,蟋蟀聲四起,墨微說:“你家還有蛐蛐啊?”

詩人不無驕傲地回答:“我家是動物園!”

詩人剛搬入24號小區新居的那一年,我去詩人家,遇到一位頭發卷曲、留著絡腮胡子、戴著高度近視眼鏡的中年男子,指間夾著點燃的香煙,樣子長得很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詩人向我介紹,這是小說家楊顯惠。我很驚訝,說:“我還以為楊顯惠是女的呢。”

詩人順口開玩笑說:“你瞅瞅,他的胡子比女人的頭發都長。”那一天,他們主要是談小說創作,談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也談國內的作家。談到小說的創作時,詩人說:“寫詩是綜合思維,寫小說是分化思維,我可干不了寫小說這個活兒……”

省內有一位老版畫家,出了一本類似“口袋書”的作品集,請詩人為之配上文字。詩人很快寫好,版畫家看過之后,大為驚訝——不僅文采斐然,與他的畫面相得益彰,而且評論非常準確到位,說的句句都是行話。“口袋書”出版時,詩人堅持隱去自己的真名實姓,改用筆名。

詩人對繪畫是很內行的,他的書房曾掛著一本書畫高仿掛歷,他很喜歡其中的一幅,是齊白石畫的壽桃。那幅畫,紅花墨葉,設色鮮活,古艷絕倫。詩人說:“我喜歡它的樸拙。”

說起齊白石,我不由跟詩人聊起那則發生在兩位巨匠之間的“公案”——吳昌碩當年在滬上發牢騷:“北方有人學了老夫一點皮毛,竟暴得大名。”齊白石走上大師之路的“衰年變法”期間,一心沉醉于吳昌碩畫作,數載閉門精研。齊白石聞聽此言,捉刀刻石,咔嚓咔嚓,石花迸濺,如聞霹靂,長驅直入,痛快淋漓。他刻了個七個大篆:“老夫也在皮毛類。”

詩人聽我講完這段軼聞,平靜地說:“老夫,可以是自指,也可以是他指。如果是前者,當然是自謙;如果是后者,就是齊白石在回應中引入了第三方:造化。”

是的,大師的老師是造化。齊白石《題畫葫蘆》詩曰:

別無幻想工奇異,

粗寫輕描意總同。

怪殺天工工造化,

不更新樣與萍翁。

這次,詩人打開了話匣子,說:“自從攝影技術發明之后,科學技術幾乎把畫家們逼入了死角……但藝術的生命力是頑強的,畫家們找到了一條叛逆性的新路……從莫奈、梵高開始到什么野獸派……蒙克……到抽象派的康定斯基、夏加爾……畫家們走出一條強調主觀自我的表現主義道路……即畫家主體觀念的介入、擴張、彌漫……直至對畫面起主導作用……比如畢加索的立體主義。他打破了反映寫實的古典藝術哲學,拆開和篡改造化的原作……把我熟悉的機械制圖方法應用到繪畫上……重新拼裝組合,再造了視覺物象……”

我覺得這一看法挺新鮮。

他又說:“其實繪畫藝術發展的這一路線,與人類思維發展,特別是工具理性思維的發展是呼應的,同步的……附和人類現代解構、還原……同時創造創新的主流思維……”

我說:“老師好像也懂畫。”

“當然,”老師故意不謙虛地、夸張地說,“第一,我訪問過意大利,參觀過許多美術館、博物館、大教堂……觀摩過洋畫家們的名畫真跡,受過熏陶。第二,你不知,我小時候,十七八歲的時候,在工廠車間里搞宣傳、出板報、畫壁畫,受過鍛煉。而我得到的第一筆稿費,不是詩文,而是畫。當時,我在市日報的《工人的畫》中發表過漫畫和小連環畫。”

1990年的初冬,我戀愛了。

當我第一次帶著女朋友去詩人家,開門的正是詩人,沒容我作任何介紹,詩人就猜出了我們的關系。詩人當面評價我的女友:“你長得很透亮!”寫字臺上正好有一本《星星》雜志社編輯的詩集,詩人在扉頁上寫了一行字:“初戀,是人生的朝霞。”當作第一次的見面禮,送給了我帶去的姑娘。

回去的路上,女友一邊翻看著詩人的贈書(那里面有一首詩人的《女工友》),一邊對我說:“嚇了一大跳,我還以為開門的是張學夢老師的兒子呢!”

詩人的確年輕,50歲,一點兒不顯老,歲月竟然沒把一星半點兒的艱辛和滄桑留在他臉上。實際上,他從小就擔起家庭的生活重擔,干過許多重體力活兒:當過搬運工、裝卸工、建筑木工;修過公路、鐵路;在機械廠砸過鐵,干過造型工、化鐵工、木模工……老師是深以這番經歷為榮,他稱自己是“什錦工”。他說:在他的青少年時代,勞動不僅給了他快樂,給了他價值感、存在感,也錘煉了他的身子。

我和女友戀愛五年之后,詩人參加了我們的婚禮。

又過了8年,妻子出書,請詩人作序。妻子沒有想到,僅僅隔了兩天,詩人就將序言寫好,親自登門送到了她的辦公室。

在序言中詩人這樣寫道:“我認識楊靜時,她還是一個學子,或者剛走出大學校門不久,一個并不執迷的文學愛好者,似乎正被薩迪所吟詠的那種愛情燃燒著。我們所進行的較深入的一次談話并不是關于繆斯的。那天,她坦誠地向我傾訴了自己所遇到的小小的心理困擾,并尋求一個‘年長詩人’的輔導……

“若干年過去,有趣的是,已經成為一個成功的廣播節目主持人的楊靜恰恰是因為開創類似心理咨詢的談話節目而成功的。我聽過她獲獎的《傾訴與傾聽》,她的成熟、廣博、自信、愛心、敬業精神、溝通能力、談話藝術都讓我十分驚訝。在一個社會急劇變革的時代,在一個個人命運迅速跌宕起伏的時代,在一個主體意識日愈占據中心位置的時代,在一個競爭的、文化多元的,各種觀念劇烈沖突的時代,心理壓力、心理問題乃至心理疾病是難免會產生的。一些人一時或偶爾精神迷茫、適應困難、孤獨消沉、無處訴說、無處宣泄、無處求助、無處碇泊……正因為如此,像《傾訴與傾聽》這樣的節目,就成了人們普遍需要和喜歡的精神港灣和精神憩園。給需要幫助的人送去愛、送去關懷、送去良言諍語;給失望的人點亮燈盞,給受困的人指點迷津;倡導積極的人生態度,傳輸通俗實用的生活智慧……這項工作的意義不管怎樣高估都不為過。”

同樣“有趣的是”,詩人張學夢本身就是一位心靈導師。凡是接觸過他的人,無不對他深邃的人生智慧留下難忘的印象。

有一次,他笑著說起六十年代一段有趣的往事。

在工廠時,一位“哥們兒”不知什么原因,突來靈感,給他總結了“三大罪狀”,并打了小報告:因他在車間寫了一句列寧語錄“只有會休息的人才會工作”而說他打著紅旗反紅旗;因他在冬天的更衣室養了一簇青草而說他散布小資產階級情調;因他用泥捏了一個女孩頭像而說他暗戀法國女郎……

新來的嗅覺敏感的“頭頭”,并不知道他在的全廠人緣兒有多好,于是,在職工大會上通報新動向,組織班組批判他……結果上上下下達成默契,共守“甘地主義”,誰也不配合,批判會變成了說笑閑聊會。戲演不下去了,只得不了了之。

后來,我向他詢問與人相處之道,詩人說:“要與人為善。只栽花,不栽刺,和為貴。一切都會過去的,別在意……須知,所有的心理傷害都是自我傷害……再補充一句:請求原諒和寬恕,也原諒和寬恕……”

他是一個詩人,同時更是一位智者。詩人的思想從哪里來呢?為什么一位詩人的思想力可以如此強勁?除了稟賦、閱歷、天啟、詞語的碰撞與思緒的游弋,除了詩人孜孜汲取的現代意識,他對于儒釋道三家的借鑒與融通,都在詩人的思維中實現了恰到好處的交融和展示——儒家的折衷主義,釋家的因果報應,道家的禍福相倚,他都有著深刻的理解。他篤信,對所有人的最后的審判一定是道德審判……

有一次詩人問我:“你說說詩人與學者的區別?”

我一時語塞。

詩人自問自答:“學者以擁有知識兼生產知識為職守,而詩人只有一條道:智慧創造。但詩人也有一個好處,即允許他不斷說廢話,而只要他說出一句精彩的話,他這個詩人就成立;而學者的難做之處,就在于他真的博學……”

在同一座城市中,我雖然有獲準進入詩人家門的“特權”,但并不敢濫用,有時候我更愿意給詩人寫信。一般情況下,我總能很快就收到詩人的復信。

志勇:

我很少到單位去,你寄來的雜志,我5月8日才收到。

我習慣把詩當詩人來讀。確切說,我習慣把詩當“心電圖”和精神分析資料來讀。這組詩反映:你現在的心境趨于平和,應力減小,張力增大。開始用“復眼”看世界。思維呈現出結構性、分離性變化。基調依然是淡藍和淺綠,但開始出現陰影和立體主義的錯動。智性(知性)因素加強,采擷到哲理,并且還有那么一點點“禪”意。有了距離感:親歷者亦是旁觀者。視野開闊了。有了理論上的自覺……總之,寫得更深了,更好了。我最喜歡《這個憂郁的春天》。

戛然而止。就說這些。如果我給予的贊美比你期待的少,那就請你原諒我的吝嗇。

代問楊靜和你們的小女兒好。

張學夢

2007年5月8日

另一封:

志勇:

你好。信我今天才拿到手。寄來的《何為好詩》我讀了。寫得不錯。道理這玩意至少是雙子葉,有的像洋蔥頭分層,有的像大蒜分瓣,且又都在嬗變中。因生緣起。隨機組合。又是主觀的、相對的,所以咋說咋有理。一個人只要有見解有主張就好。你現在有自己的詩歌觀點了,這是一大進步。

我已經老了。知趣地把自己邊緣化了。不再摻和事。什么事也不摻和了。這叫“老年自閉癥”。

代問楊靜好。

張學夢

2010年10月4日

詩人的字寫得很有特色,大小不一,既隨性又有章法。我多次贊美過詩人的字體,夸他懂得線條運用。對我的夸贊,他總是不以為然,笑笑說:“你居心叵測,在贊美我的短處。”

1979年,《詩刊》編輯王燕生收到了一份張學夢寫得“很不像樣兒”的手稿。一沓打字員使用的油光紙,用半截鐵絲串起,模糊的字跡忽大忽小,標點符號也是高興時點一下。但他卻從這沓油光紙上看出了亮點,并決定見見作者。在唐山大地震的一片廢墟中,他在防震棚里找到了張學夢。屋里沒有一件家具,墻壁上訂塊木板,上邊排列著幾十本中外書籍。他十分感嘆作者在這種簡陋的環境中竟能寫出這樣充滿現代思想的詩歌來。

那首詩,就是張學夢的處女作——《現代化和我們自己》。

那首詩,當年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滾動播出一個月,成為新時期文學劃時代的揭幕之作——

……

努力使自己現代化吧!

難道這不是一個

燒著了眉毛的問題?

在2000年的門欄上

掛著這樣一塊木牌:

“愚昧無知的人勿進!”

是真的!是真的!!

學習吧!!!

現代化的人們吶,

我贊美你。

1980年7月,《詩刊》社組織創辦了第一屆“青年詩作者創作學習會”,這個被稱為“青春詩會”的學習交流活動一直堅持至今,被譽為中國詩壇的“黃埔軍校”。

首屆“青春詩會”邀請了張學夢、梁小斌、葉延濱、舒婷、才樹蓮、江河、楊牧、徐曉鶴、梅紹靜、高伐林、徐敬亞、陳所巨、顧城、徐國靜、王小妮、孫武軍、常榮共17位青年詩人,為當時的中國詩壇揭開了青春篇章。報到那天,在《詩刊》社編輯部的樓道里,柯巖見迎面走來一位身材頎長、眉目清秀的男子,問:“你是哪一位?”對方答:“我是張學夢。”柯巖上下打量了兩眼,拊掌大笑,說:“我原以為你是滿臉大胡子的海盜模樣呢!”張學夢臉一紅,睿智地回答:“欠缺什么就表現什么吧。”那是張學夢第一次走進《詩刊》編輯部,柯巖的爽朗,熱情,一下子打消了他的拘謹。那年他40歲。

他回憶起“第一屆青春詩會”的花絮:顧城的速寫畫簡潔、傳神,多用短線;舒婷游泳像熱帶魚一樣自如;自己曾給舒婷畫了一張速寫,“畫家”自以為畫得很像,舒婷卻并不買賬,甚至還有點微微的慍怒。

他說,長著一張瓜子臉的王小妮最聰明機智,說她有小母親、小阿姨的味道。在這屆“青春詩會”上,王小妮與徐敬亞戀愛了;之后,他們結了婚。再后來,徐敬亞寫了《崛起的詩群》,只身南下,落腳深圳,王小妮帶著孩子滯留在長春電影制片廠。大概是1983年,《詩刊》某一期的同題詩會“遠去的帆影”,有王小妮的一首詩。我拿到那一期雜志后,去張學夢家里給他讀。

……

那試圖跨越海峽的力氣

是人的翅膀

人的翅膀

往往無形

他一邊走,一邊點頭,自言自語道:“挫折使人成熟。”

20世紀80年代,在東北某次筆會上,詩人張學夢曾與詩歌編輯邵燕祥有過一次深談。邵燕祥比張學夢年長7歲,是成名已久的詩人,也是一位慧眼識珠的編輯。1980年,他曾專程趕赴唐山,參加“張學夢作品討論會”。在宿營的森林里,他們邊走邊聊,張學夢頗感興趣地問他:“請談一談您的精神構成。”對方回答:“我的精神世界并不豐饒,但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那就是虛無主義占有百分之十的比例,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帶有終極意義的‘配伍’……”

1986年3月,詩人出版的《現代化和我們自己》詩集,獲中國作協舉辦的“全國第二屆優秀新詩集獎”。在北京頒獎現場,張學夢問坐在他身邊的一位衣著簡樸的老者:“您貴姓?”老者轉過頭,面含微笑,輕聲回答:“我叫馮至。”面對這位當年被魯迅先生評價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張學夢不禁肅然起敬,他熱愛的里爾克的詩作,正是這位學者型詩人翻譯的。那一次,獲獎的還有詩人艾青,艾青的獲獎感言中透著睿智,揶揄中含著自嘲。突然,艾青臉色蒼白,捂住胸口喃喃地說:“壞了,喪鐘敲響了,我聽見了彼岸的召喚……”艾青被搶救過來,眾人長舒一口氣。張學夢在現場和楊牧共同抬擔架送艾青去救治,他也目睹了大詩人艾青將幽默和詩性思維保持到了“生命最后一刻”。

那一年的三月,在京領完詩歌獎的張學夢,參加了丁玲的追悼會。

詩人曾在詩作中把自己比作工蜂,勤勉是他的天性,也是他數十年如一日錘煉出來的品質和能力。詩人仍舊用筆寫作,他習慣用圓珠筆。很多年前,他那支圓珠筆的筆頭裂了,他用橡皮膏粘上,繼續寫。他與郁蔥和大解合著的《人類詩篇》,堪稱詩人的巔峰之作,曾作為國禮,由國家領導人獻給參加“聯合國成立60周年”慶典的所有成員國。詩人用自己熾烈的筆觸,深情的吟詠,開闊的胸襟,全球化的人文視野,“在人類整體文明的發展中,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響曲中,發出中國文化的聲音”。詩人把博愛與祝福獻給世界上的所有國家,將熾熱的吟唱獻給自己的祖國。他把思想的累累果實,獻給每一個熱愛生活的人。

這部詩集發揮了最大的詩歌功用,甚至超出文學本身,必將載入世界和平與文化的史冊。

我得到了一塊玉石,請篆刻家刻了字,準備送給詩人,作為《人類詩篇》出版的私人賀禮。他在電話里沖我吼了起來:“別給我,我不要。”他對物質的贈與格外拒斥。

那一次,我觸怒了他。

很多人跟張學夢共事幾十年,也沒見他發過脾氣。在工廠的工友中,流傳著一個杜撰的故事——

詩人在車流中被一輛自行車撞倒了,他爬起來,還來不及拍拍自己身上的土,反倒問對方:

“你的車子沒事吧?”

……

他屢屢向我重申拒絕交往中的物質表達:“我們之間的交往是形而上的,是精神層面的,是雙邊的,不牽扯第三方。”

200年前,德國哲人康德曾經說過:“我們的責任不是制作書本,而是制作人格;我們要贏得的不是戰役與疆土,而是我們行為間的秩序與安寧。真正的大師杰作是一個合宜的生活方式。”

哲理是詩歌的骨骼,哲理詩是中國傳統詩歌中重要的一部分。詩歌在當今比任何時代都更加重要,因為這是一個充滿末日感的時代,人們不但活得詩意殆盡,還越來越不知道如何活下去。很多詩人追求感覺、無意義、多元化,這是詩歌變得越來越無人問津的一個原因。詩人痛感到社會大轉型時期人們價值觀念的迷亂和缺失,從而造成生活中的種種困惑和內心痛苦。

他用詩歌論述飲食、奢侈、戒備、丟失、情愛、健康、處世、虛榮、得失、輿論、不確定性、理智、愚蠢、應對卑鄙、忠告、驕傲、逆境、音樂、奉承與阿諛、良知、希望、清醒、習慣、讀書、真理等眾多話題,大量的新穎意象、科學語匯、細節描述,既有中國傳統民間智慧的提煉與匯集,又有現代公民社會的理念與倫理,細細咀嚼,受用無窮。

社會從來沒有拒絕過詩篇,關鍵是在這個日益疏遠詩意的世界里,詩行能否走入當代人的心靈深處。張學夢的大量哲理詩篇,寄托于心靈的專注和生存的純潔,我曾有幸先睹為快,時時要“廢書而嘆”,因為讀不了幾行,就要停下來,遐想一陣,內心跌宕一陣,含英咀華之余,歡喜不盡,感嘆不盡,嘆賞詩人的睿智博敏,似乎撥開了心中多年的迷霧,不斷有會心之處,清泉般汩汩涌出:“真理是在這里了,一定是這樣。”他像一位禪師,卻不必設壇筑寺。他像一位牧師,卻不必照本宣科。思想棲居在文字里,在萬丈紅塵里觸摸自己的源頭。他把自己寫下的這些東西,名之為“繆斯的酸棗”。

常感到自身完美,結構縝密

不可知的部分無限,已知的部分碧綠

種種矛盾的糾葛,似乎應有盡有

特別是還能體驗到思維的歡愉

一座谷倉暗示,一只啞蟬證明

存在僅僅租賃到永恒片斷的瞬息

總會有召喚傳來,或瓦解的時候

難以想通,它恰恰連接著桔色的豐腴

啊,要為這樣的短暫而驕傲——

我是一個獨立體系。啊,大地母親

讓我暫時忘卻:我原本歸屬于你

連宇宙也不過是花椒樹上的花椒一粒

當我終于融進你的廣袤 我將祈求

在你豁達的緘默中再獲生計

讓我再一次變成嬰兒,借助那

苦澀的愛情,我將會獻上新歌曲

——張學夢《中午的沉思》

不知從何時開始,學夢老師熱衷于格言警句的寫作。他似乎模仿富蘭克林的《窮理查年鑒》和拉羅什富科《箴言集》的樣子,寫出大量的短句。這些短句牽扯到人生體驗的方方面面,挺雜的,句子與句子也沒什么邏輯聯系,跳躍性極大,總之,就是無序集合。

有一天晚上,電視中播放《動物世界》《自然傳奇》之類的節目,熒屏上閃動著昆蟲。老師有意借機向兒子灌輸關于食物鏈、生態平衡以及反人類中心主義方面的知識,他向兒子說:“其實,對自然界來說,所有物種都同等重要……無所謂益蟲害蟲,是人類根據自身利益劃分的……比如,吃害蟲的鳥,我們叫益鳥;傳花粉的昆蟲,我們叫益蟲……”

這時,兒子突然冒出一句話:“益鳥也吃益蟲。”

當時,正患格言過敏癥的老師立刻認定這是一句格言。

“能不能把這句格言讓給我?”

兒子說:“可以,送你了。”

父親說:“等發表了,分給你稿費。”

又有一天晚上,大概是什么“世界戒毒日”,電視上報道一位女醫生為體驗毒品對人體的傷害而嘗了一次毒品,結果,她一下子陷進去了……上癮了,成了癮君子……

兒子頗有感觸地說:“有些事是不可嘗試的。”

老師認為兒子又隨口說出了一句格言。

老師的兒子上了中學后,我曾邀他到家里來玩,問起格言的事。兒子說:“我就是隨便說出來的。”問他對爸爸格言的看法,他說:“他有的格言就是廢話。”他們的父子關系就是這樣,寬松的、隨性的、坦誠的。

老師對孩子的教育不傳統,甚至可以說挺現代的。不嚴厲,不苛求,順從孩子的天性。他給兒子設定的目標并不高:沒必要一定成龍成鳳;沒必要一定出類拔萃,出人頭地;沒必要一定成什么精英、棟梁之材……只要求兒子必須得有一技之長,能自食其力……

我聽他在教導兒子時,發表了這樣的實用主義觀點:“……沒必要子承父業,將來也當什么作家畫家的……不,咱們還是學點實實在在的技術為好……靠寫詩畫畫吃飯太難了……別想入非非。當個有手藝的工匠不丟人。一招鮮,吃遍天。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比如爸爸,如果有一天手中的圓珠筆沒墨水了,我還可以靠當木匠、翻砂匠來養家糊口……”

因此,在兒子填高考志愿時,他勸兒子填了計算機應用專業。這個專業確實也讓兒子步入社會后收獲了一大段時代的紅利。

后來,我看到老師在《人民文學》《文論報》《唐山文學》等報刊上陸續發表了大量警句,都是用的同一標題《格言與蠢話》。

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我有事去市文聯,在院子里遇見了學夢老師。快晌午了,他推著自行車從后門回家,和我邊走邊談。老師曾夸贊我只傳遞鮮花而不傳遞荊棘,但那一天,我卻遞上了一支帶刺的玫瑰:“有人說您的格言集與周國平比,不占上風。”老師聽后哈哈大笑,說:“這種評價很別致,我接受。我看過周國平的隨筆,他寫的是金剛石,凝重;我寫的是石墨,分量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