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邊界,赴無限:在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周里讀懂新時代“大文學”
9月1日,由廣東省作家協會主辦的第六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周”正式開幕,以“大文學觀:邊界與無限”主題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高質量發展論壇盛大舉行。
在以“大文學觀:邊界與無限”為主題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高質量發展論壇上,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致辭,湖北省文聯名譽主席、茅盾文學獎得主劉醒龍,《人民文學》主編徐則臣、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者作品譯者余澤民發表主旨發言。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吳志良、香港文學館館長羅光萍等港澳文學界代表及國內知名作家、評論家、翻譯家等出席。
“粵港澳文學界集結起5000多名作家的骨干文學隊伍,向陽而行,向高而攀,粵港澳大灣區成為當代中國最閃亮的文學版圖之一。不久前,廣東作家3部作品喜獲第九屆魯迅文學獎,獲獎、提名數量再創歷史新高。”廣東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向欣圍繞“聯”“特”“新”三字闡釋灣區文學特質。
她提出,大力踐行“大文學觀”,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應開拓文學的“出海口”,推動粵港澳三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加強灣區題材、海洋文學、生態文學創作,促進文學IP全產業鏈開發。
“邊界”與“無限”,構筑新時代文學廣闊天地
論壇以“大文學觀:邊界與無限”為主題,是直擊新時代文學發展的核心命題,兼具理論與實踐價值。
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香港文學館館長羅光萍表示,樹立“大文學觀”,應打破地域、題材、傳播的壁壘,依托南國書香節、全民閱讀活動周、香港海洋文學節等品牌活動,讓書香飄進千家萬戶,讓灣區人在閱讀中感受文學力量與情感認同。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這一概念提出至今已有9年,當年只是個樸素的構想,如今已成為枝繁葉茂的文學森林。”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吳志良指出,粵港澳三地文學界應進一步完善合作機制,共同打造知名文學城,建立人才培養、作品創作、產業合作的聯動機制,推動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跨界融合。
江蘇省作協黨組書記、書記處第一書記、副主席鄭焱以視野、格局、胸懷之“大”,闡釋大文學觀中“大”的三重意蘊。在他看來,“邊界”是文學安身立命的根基,守住邊界,方能保有文學的獨特稟賦;“無限”則是文學生生不息的追求,超越邊界,才能激蕩出無限可能。
“邊界”和“無限”的辯證統一,共同構筑了新時代文學的廣闊天地。鄭焱希望借助文學周搭建的寶貴平臺,粵蘇兩地文學界能夠建立更加緊密的交流合作機制,在精品創作、人才培養、文學傳播、跨界融合等領域攜手共進。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作為面向未來的文學,將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版圖中占有越來越重的分量。”著名評論家、魯迅文學獎得主賀紹俊指出,灣區文學周既探討文學創作規律、不同文體創作特質這類文學共性問題,也高度關注新形勢給文學帶來的新機遇與挑戰,極具現實意義。
“大文學觀”時代,挺過AI挑戰更能永葆生機
“我們知道AI沒說實話,于是給它診斷為‘幻覺’,相當于在這個季節去了云南,吃到了見手青。”李敬澤指出,當前我們正面臨著自有文學以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挑戰和考驗,AI正侵蝕曾經人類獨有的虛構能力,從根本上質疑和動搖著人的本性、文化的本性。
李敬澤認為,當代人面臨著文明史上基礎性的巨大變革,另一方面“挺過這一挑戰,文學依然葆有生機與生命”。變革時代已至,他對粵港澳大灣區在大風浪中向未來跋涉、航行的寫作者滿懷熱情和期待。
他特別提到,林棹的《潮汐圖》、索耳的《伶仃世》,體現出粵語方言作為文化力量和藝術力量的復興。其中,嶺南方言不僅是一種本土性的語言,更是把中國人的經驗帶向全世界的語言。“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方言,而是寄托著特定的文化命運,體現與世界的關系,并且在時代的發展中不斷能夠自我發現、產生新的力量的文化要素。”他說。
以“大文學觀”觀文學,傳播載體迭代常新,對生命價值的追索卻始終一脈相承。
“也許傳播的方式不同,最終還是會在文學精神這一點上形成文學表達的骨架與血統。”劉醒龍從晚唐詩人王貞白《白鹿洞二首》中的名句“讀書不覺已春深,一寸光陰一寸金”談起。
在劉醒龍看來,一個時代的智慧,常常只需一句話便能道出時代面貌;同一句話進入不同文化和語境,也會獲得不同的理解。他由此提出,“時間就是金錢”的說法“極有可能”借鑒了中國唐詩中有關光陰價值的表達。
讓過去不為所知的生命經驗,上升為文學經驗
徐則臣以親身經歷為“大文學觀”作出生動注解。他指出,文學在今天已充分泛化。無論主播、文案、剪輯,本質上都在調用文學資源。
“說到底,依然是在做文學的工作。”他同時展望了AI對文學的沖擊:“以后什么是作者、什么是虛構、什么是文學作品,這些概念都會發生變化。”他甚至設想,當智能體學會作家的修辭、風格與想法后,“它有可能真寫出一部徐則臣的《南下》”。
針對“外賣員王計兵獲魯迅文學獎”的話題,徐則臣回應:“魯獎不是頒給‘外賣員’這個身份,而是頒給一種新的文學經驗。”在他看來,王計兵、胡安焉、王二冬首先是詩人。“面對文學來說,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寫作的時候,用一種詩歌的方式,把自己的經驗呈現出來,成為全人類可以共同感知和審美的經驗。”
“王計兵其實更是在肯定、在張揚一種我們前所未有的文學經驗。”他總結道,“讓這種過去不為所知的生活經驗、生命體驗上升為文學經驗,這是我們考量‘大文學觀’時應該思考的問題。”
余澤民談到自己對“大文學觀”的理解:這一概念具有鮮明的本土性和當下性,而翻譯工作本身就是“大文學觀”的一種實踐路徑。“我在外語中安身,在母語中流浪。如果用‘大文學觀’的概念來套用自己,我覺得我和很多翻譯一樣,很早就成了它的踐行者。”
余澤民認為,翻譯不僅是語言轉換,也是在打破語言壁壘、跨越文化疆界,并以創造性轉化促進平等的文學對話。
從語言邊界進一步談到公眾參與,他認為,全民閱讀和新大眾文藝,一方面回應淺閱讀和數字化帶來的沖擊,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國民素質;“素人寫作”則是讓更多人參與文學創作,鼓勵更多人破圈,“寫作不僅是為了出圈,更是為了整理自己的生活和思路”。
在廣東省作協主席、中山大學教授謝有順看來,討論“大文學觀”的核心是“擴容”——空間的擴容、時間的擴容、情感的擴容。空間上要從“人的文學”走向“天地人神”,時間上要打破線性的進步主義時間觀;情感上要從個體心緒邁向宇宙共情。
謝有順說,“擴容”歸根結底是為世界“復魅”。“現代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為世界‘去魅’,把一切都理性化、科學化。文學要旗幟鮮明地反抗這種思想,重新為世界‘復魅’,看到人和世界、宇宙的共生,甚至看到人和AI、和科技的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