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大眾文藝樣本觀察:皮村新工人文學小組創作與出版紀實

從一間地理空間上的社區教室、文學驛站,到成為當代文學版圖上具有地標意義的文學公共空間之一。從工友們零散的手寫手稿,到多篇作品登上《求是》《人民日報》《中國作家》《北京文學》等主流報刊,再到多部個人專著、集體作品集正式出版。十余年間,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學小組形成了集體合集出版、單人著作出版、內部刊物留存等出版發表體系,是國內素人寫作較為成熟的出版樣本。
他們的身份本是工人,如今以作家的身份參與到這個時代中。他們的文字未必篇篇技藝圓熟,卻帶著毛茸茸的生命質感,拓展了當代文學的書寫邊界。他們的作品未必有華美的語言和技法,卻贏得了出版人和廣大讀者的關注。正因如此,本文聚焦文學小組的作品生產機制,探討其作為非專業寫作者出版樣本的典型意義。
新大眾文藝的先聲
“新大眾文藝” 概念源于2024年第7期《延河》雜志刊發的《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但其線索則埋在更早、更深的結構肌理之中。
北京皮村文學小組最初成立于2014年9月21日,距今已走過12個年頭。近年來,大家多將其稱為新工人文學小組。文學小組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一是2014年到2017年初創時期,有十幾位工友參加文學小組的活動;二是2017年到2019年,文學小組因為“范雨素事件”被大眾媒體所關注,吸引了更多勞動者和志愿者參與文學小組的活動;三是2019年以來,文學小組創辦了“勞動者文學獎”(后改為“勞動者文學杯”)以及《新工人文學》(內部交流電子刊物)等交流平臺,進入自主發展時期。
十余年的文學積淀,加之趕上新大眾文藝潮流,文學小組成員的一批圖書相繼問世,包括集體作品集《勞動者的星辰:北京皮村文學小組作品集》《大口呼吸春天:皮村文學小組詩集》,范雨素《久別重逢》,李文麗《我在北京做家政》,施洪麗《嬢嬢勇猛》,小海《溫榆河上的西西弗斯》等。
這些出版物成為普通勞動者自我表達與自我理解的寶貴見證,也被視為透視當代新工人的文學與生活狀況的窗口,構成了一份屬于普通勞動者的精神檔案。
此外,小組自主創辦《新工人文學》,至今已出版 44 期,連續舉辦8屆 “勞動者文學杯”征文大賽,擴大了文學小組的社會影響力。
小組召集人為社區工作者付秋云,張慧瑜、劉忱、李云雷、師力斌、孟登迎、魯太光等學者長期擔任志愿指導老師,每周六晚開設公益文學課堂。來聽課的大多是進城務工者,從事家政、保安、泥瓦匠等工作,他們白天奔波謀生,夜晚奔赴文學課堂。
與此同時,作家、記者、編輯、高校學生組成志愿者隊伍,義務參與授課、改稿、整理稿件,形成了良好的創作與出版互動氛圍。
例如,媒體人、作家袁凌在數年中常常到皮村,不僅擔任授課老師,還幫助一些成員解決寫作困惑,并參與“勞動者文學杯”等活動。2023年初,他甚至在皮村租下了一個房間,不僅近距離地觀察、感受工友們的日常,還目睹了打工博物館、工人劇院等先后關停的過程。最后,他完成了近30萬字的《我的皮村兄妹》一書。
世紀文景編輯楊沁寫過一篇文學小組成員李文麗的非虛構作品,同時她也是小組的授課教師,還是一位寫小說的作家。2021年,她與北京大學教授張慧瑜取得聯系,想策劃一本皮村文學小組的作品集。后來,她成為《勞動者的星辰》《大口呼吸春天》《嬢嬢勇猛》3種書的責任編輯,深度參與小組成員作品的出版打磨之中。
三個家政女工的轉身
經過多方力量的托舉,之前的家政女工已成為文學小組的“半邊天”,轉型為有尊嚴的勞動者和有追求的寫作者,以范雨素、李文麗、施洪麗等為代表。
2026 年第 5 期《求是》雜志刊發了范雨素的《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一文,編者按將其視作新大眾文藝的創作者代表。她因寫作獲得到全國各地分享交流的機會,真切體會文字可以影響他人。
文學改變了小組成員的處境,他們以誠實勞動安身立命,以文學安頓靈魂。
早在2017年4月24日,《我是范雨素》一文經由界面·正午公眾號平臺發布后,在網絡爆火,文學小組相應地也被推到了聚光燈下。
在大眾媒體中,家政女人、保姆也能寫文章被作為報道重點,這也顯示了新工人文學小組成為消費主義文化中他者的、獵奇化的景觀。
李文麗從甘肅農村來到北京做家政,在每周僅有的休息日奔波前往皮村聽課。8年時間里,由從未寫過文章的素人,到成為《我在北京做家政》的作者,該作品被中國現代文學館永久收藏,還舉辦了個人畫展。
她感慨:“當我們拿起筆,心靈的窗戶就有了光。這份光,不只是照亮自己,它也照見千千萬萬和我一樣沉默勞動、認真生活的姐妹。”
施洪麗在新書《嬢嬢勇猛》中記錄了自己的抗癌史。她曾為這本書辭掉月嫂和小時工,于一所偏僻村莊的簡陋小出租屋專心創作,也曾因上課錯過末班車,自費80元在村里留宿,家人最初并不理解寫作的價值。
在她心中,皮村文學小組就是暗夜里的啟明星。同時,文學也給予了她深沉的回響,該書上市2個月便實現加印,表現非常亮眼。
小組成員持續耕耘,孵化出范雨素、李文麗、施洪麗、小海、苑偉等一批基層寫作者,陳年喜也曾在此短暫駐留創作。他們都期望“像范姐一樣用文學的方式講述人生故事”。
小海是范雨素認為“會成名”的作家,他15歲初中輟學,在流水線打工14年,曾因寫詩被工友視作異類。
2016年,小海來到皮村,守著二手服裝店,因為文學小組而堅持留在這里。如今他的詩集已正式出版,英文非虛構作品也于英國面世。他說,皮村是現實的開荒地、理想的試驗田,文學小組是他精神的家園。
在皮村,此類故事不勝枚舉,這股力量何以形成?
張慧瑜是關心社會議題的學者戴錦華的學生,也是皮村新工人文學小組的首位志愿者老師。
在今年7月25日,文學小組組織了“新大眾文藝的北京實踐:以新工人文學小組為例”主題交流會,張慧瑜將皮村文學小組12年的實踐經驗,總結為公益性、去中心化、團結精神三點底色。
第一點是公益性與公共性。不以盈利為目標,所有授課、輔導全部免費。絕大多數參與者并不能依靠文學寫作獲得穩定收入,志愿者無償投入時間精力,工友們在繁重打工之余擠出時間聽課寫作。文學在這里不是謀生工具,而是精神安放的空間。
第二點是去中心化。小組沒有絕對的核心人物。召集人付秋云承擔大量幕后瑣碎工作——錄入手寫稿件、對接投稿渠道、收發書籍等。
徐克鐸曾寫下打油詩記錄付秋云日常:“我的稿件亂如麻,耐心梳理不言乏。小組繁事一大堆,及時處理不后推。”每一個來到這里的寫作者,都擁有主體感,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小組的中心。
第三點是團結互助的共同體精神,《新工人文學》的創刊與發展便是一個重要縮影。2019 年,文學小組啟動《新工人文學》電子刊物。萬華山最早承擔起主編重任,從欄目設置、約稿、選稿、校對,幾乎一力承擔且不計個人得失。萬華山潤色修改了大量工友的稿件,史魚琴《一個月嫂的江湖往事》的標題便出自他的手筆。之后文學小組成立編委會,并編輯出刊44期內部交流刊物。
平臺資源也慢慢向這群勞動者敞開。付秋云積累了澎湃湃客、網易人間、單讀、尖椒部落等投稿渠道。不少小組成員在這里收獲人生第一筆稿費。
“寫大眾” 與 “大眾寫”
“生命的尊貴在人海里面。你只要去注意每一張面孔,你就會注意到每一個有尊嚴的人。”文學小組成員的經歷,不免讓人想到導演賈樟柯的話。
區別于傳統的專業作家 “寫大眾”,以新工人文學小組為代表的 “大眾寫”,則是勞動者拿起筆講述自己,完成自我敘事和自我確認。
多年來,范雨素、小海、施洪麗等人,在沉重的生存壓力之下,在生活的起伏中埋藏文學的夢想,直到遇到文學小組才得以釋放。
“范雨素的文字登上《北京文學》等主流刊物,我們看重的不是高超的寫作技巧,而是文字里承載的當代生活豐富質感與人間煙火。”《北京文學》執行主編師力斌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說。
師力斌是《新工人文學》刊名的題寫者,早在新大眾文藝、素人寫作概念提出之前,作為文學編輯的他就已經關注大眾文學創作,和詩人安琪編選過多卷《北漂詩篇》,收入幾百位北漂詩人的詩作。
談及文學小組這種在錯雜處境下的互相看見,師力斌認為,這些寫作者的作品源于生活,現場感強,在當下眾多作品偏重技巧流于形式的狀況下,新工人文學直面普通人漂泊的現實,提供了新鮮的經驗。
唯有走進作品的細部,方能感知作家的獨特性。唯有不囿于方寸之間,方能沉淀出激動人心、傳之久遠的精品佳作。
小組成員郭福來在一次文學小組年終活動上說,最近兩年都沒能寫比較長的文章,“畢竟需要打工掙錢”,“遇到實在身體疲累,又忍不住提筆的時候,就寫一點詩歌”。他的話或許能解答一些疑問:皮村詩歌中動人的內質究竟為何?楊沁曾在編輯手記中這樣說:一種不得不寫、從胸腔和毛孔中擠壓而出的訴說欲望;同時又壓縮在極簡的篇幅中,讓每一個文字都充滿能量,自然達到了更高的藝術完成度,像皮村街頭的小飯店一樣,熱氣騰騰、撫慰人心、物美價廉。
這種懸浮、漂泊的中間狀態,恰恰是當下大量外來務工者、異鄉青年的共同處境,也是獨屬于當代中國的獨特社會經驗,復雜程度遠超國外的外省青年進城的文藝敘事——美國蘇荷、巴黎左岸文藝群體,都沒有皮村這種兼具鄉土遺留觀念、城市現代思潮、市場經濟、社會制度多重交織的復雜生存語境。
在師力斌看來,這些素人寫作者缺乏系統文學訓練,寫作初衷是傾訴、記錄、彼此慰藉。但他們擁有專業作家難以獲得的底層一手生活經驗;部分職業帶來獨特的“闖入者視角”,能夠看見多元社會切面。他們戶籍在鄉村,身體和靈魂在城市,與故鄉有著幽深而綿長的紐帶,書寫出流動人口回不去故鄉、融不進城市的懸浮處境。
他們的寫作大致包含這樣幾種價值。史料價值,留存普通人極易被淹沒的生命記憶,保存時代一手素材;社會價值,展現中國現代化進程獨有的社會圖景,釋放民間本土創作力;生態價值,包容多元創作,不同觀點碰撞,構建無身份偏見的健康文學生態。
從“高原”走向“高峰”同樣應該成為素人作家的寫作追求。基于此,師力斌認為應當摒棄兩種極端思維,辯證地看待素人寫作:既不要嘲諷底層不配寫作,也不要過度神化;創作者的價值來自個體生命體驗,而非身份標簽;文學沒有唯一標準,審美與紀實記錄功能并非截然對立。
標簽不應是作家的重要標識
素人寫作走紅之后,熱鬧的表象之下,困境始終如影隨形。
他們最容易陷入標簽化的困境,家政女工、月嫂、流水線工人,身份光環的熱度,有時蓋過文本本身的文學價值。讀者、媒體更容易被 “底層” 身份打動,卻較少沉下心細讀文本的語言、敘事、思想。
“他者”的想象常保持著顯著的陌生化特性,有時甚至體現出某些否定性姿態。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青年學者霍艷敏銳地察覺到這一點,她曾對學者張猛《新大眾文藝生產中的 “文藝場域”問題》一文中的“桃花源”“烏托邦”敘事提出商榷(事后,張猛在文學小組群里回復,說明這兩個概念是引自網絡,而自己本身并不認同)。
近期,“工友文學小組”公眾號發布了“致新工人文學小組月捐人的一封公開信”。在公開信中,有這樣一句話令人感到揪心:文學小組可支配資金已經不多了,目前月捐面臨中斷風險,直接影響文學小組的日常運營。
這引導著我們去系統地思考一些問題:盡管皮村新工人文學小組已獲得諸多主流認可,包括但不限于部分作者加入作協、作品登上重要刊物、圖書陸續出版,但仍面臨經濟、文化多重資源不足的現實困境。
楊沁從出版業角度道出行業現實:《嬢嬢勇猛》上市后迅速加印,證明市場對這類題材的接受度,但市場競爭已經遠勝數年前。新大眾文藝成為熱點之后,入局競爭者成倍增加。
市場不再僅僅依靠 “職業身份標簽” 就可以打動讀者,文學性、個人風格辨識度成為硬核門檻。今天的讀者更期待看見被遮蔽的勞動經驗,打開生活內部的褶皺,挖掘獨屬于自我的生命印記。
盡管出于市場原因考慮,楊沁遲遲未能結集出版苑偉的作品,但她看到了苑偉身上可貴的狀態:不追逐成名,享受寫作本身。現實就是,不可能每一位寫作者都能夠出書、爆紅。寫作者應當確立清醒認知:寫作才是根基,名氣只是附加產物,重點要享受書寫本身帶來的精神慰藉。
素人不“素”,他們擁有文心,但文本尚有粗糙、松散之處,或許,正是這份粗糲,激起了人性的微妙震顫,在讀者心中留下持久的漣漪。盡管如此,區分現象熱度與文學本身的生命力是至關重要的。
當素人寫作的輿論浪潮退去,留下來的是什么?是標簽,是流量,還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文本?
一部作品能給受眾帶來何種思考以及何種新的生命體驗,能抵達受眾生命精神的何種方位、產生何種感染力是重要的。有思想性和審美追求,并且有風格感的作品是具有藝術貢獻的。
標簽不應該是作家最重要的標識,剝離身份濾鏡之后,文本的力量才是永恒,幾位文學小組的資深志愿者曾這樣支招。“我們的寫作可以打開視野,就是在我們自己生活的基礎上,去觀察中國發生了哪些變化,時代發生了哪些變化,將我們的生命體驗與時代經驗、中國故事聯系在一起。”
正如《中國作家》雜志主編李云雷所建議的那樣,包括新工人文學小組工友們在內的素人寫作者應從兩方面著力:一是把個人生活經驗中細微的、獨特的部分充分寫出來;二是要有藝術上的更高追求,精益求精,“把我們的生活能夠充分地和藝術化地表達出來”。
在他看來,小組的發展也是時代發展的結果,從2024年“新大眾文藝”概念提出以來,小組被更多媒體和研究者關注,寫作者應打開視野,從個人經驗中看到中國和時代的變化。文學小組的資深志愿者孟登迎曾和文學小組的成員們特別交流到文學需要“敬畏”之心的問題。他以陜西作家柳青、路遙、陳忠實為例,勉勵小組成員們要有一種“愚笨”的精神——下苦功,不取巧。他認為,路遙之后的文學作品中幾乎“再看不到一個相對完善的青年形象”,大量走出城市的、有思想的青年形象尚未被充分書寫,“可能在我們工友作家里面”,但“要寫出來都得付出超常的功夫”。
爆款流量易得,取得長尾效應卻并不容易。生存限制了伏案時間,更深的困境來自對文學的敬畏。
“文學依然神圣”
細數文學史的過往和一個個閃光的作家名字,作家陳忠實的那句“文學依然神圣”,在今天依舊有分量。
以往,普通勞動者的生命亮色被遮蔽太多了,文學的意義,正在于深入開掘普通人的生命價值與光亮。新大眾文藝浪潮下,普通人獲得前所未有的表達機會。
皮村十二載的文學創作和出版實踐告訴我們:大眾可以成為文藝創作的主體,但從拿起筆,到寫出能夠傳之久遠的作品,中間隔著漫長的修行。從素人寫作者轉型為成熟作家,依然任重道遠。
創作精品需要作家扎實的生活積累、深邃的精神思考和獨特的藝術表現;推出精品需要出版人對精品的準確理解、慧眼獨具和高水準的專業能力;而傳播精品則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
這顯然是一個系統工程,關乎健康的文學生態。然而,長久可持續的文學生態構建,則是一條頗具挑戰的探索之路。
從出版行業來看,新大眾文藝是一個新的增長點,出版社需要平衡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既要抵御單純追逐暢銷書的商業沖動,也要尊重市場客觀規律。
素人寫作存在著表層化、間斷式以及容量巨大、質量參差等問題,這也考驗著編輯在策劃選題、價值判斷、人文審美等方面的視野和能力。編輯既要在加工環節呵護他們的創作熱情,更需要激濁揚清和深挖“蚌珠”。
素人不等于粗糙,大眾寫作不等于降低文學標準。一方面要尊重原生態寫作的生命質感;另一方面,出版機構要做好打磨、引導,幫助作者做好把生活經驗轉化為成熟文學文本的準備。
此外,發掘基層創作者,不能只盯住幾個爆款作者,更要守護整個文學公共空間。除了出書,還要支持刊物、征文、公益課堂,維系普通人可以發聲的場域。捐助、志愿者、編輯、評論家、新聞出版機構等多方協同,才能夠構建良性的文學生態。
從文學小組寫作者身上,我們能看見西西弗斯、孫少平等文學人物的影子和氣質,但他們不是文學經典人物的復刻,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為當代文學人物畫廊形塑著鮮活的形象。
唯有把個體生命體驗熔鑄進時代敘事,出版、評論、期刊、社會公益形成合力,才能讓文學真正扎根人民,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
不止于此,素人寫作同樣需要批評家的在場,既不回避問題,亦不吝惜贊許。不能簡單以 “底層身份” 給予豁免,也不能拿成熟專業作家的標尺粗暴苛責。建立多元包容的評價體系,兼顧社會價值、精神價值與文學審美,這或許是新大眾文藝時代批評需要探索的課題。
毫無疑問,以皮村新工人文學小組為代表的素人作者為自己的生活打開了一種可能,為出版打開了另一種可能,也為讀者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本文作者系人民文學出版社策劃部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