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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貞文學思想的矛盾與張力
來源:光明日報 | 廖可斌  2026年08月31日09:37

明代文學復古運動,是一場具有充分理論自覺的文學運動。前后七子及其追隨者對文學的本質、各種詩文體裁的特征、文學史的發展源流與演變規律、詩文創作的方法等,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其中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等提出基本主張,起到引領作用;康海、徐禎卿、王廷相、謝榛等分別在古文風格、詩歌的情感特征、詩歌意象、詩歌創作法等特定方面作了深入獨到的闡述;王世貞乃是明代文學復古運動文學理論體系的主要構建者;王世懋、胡應麟等則對這一理論體系做了進一步細化。

王世貞的文學理論,集中體現于《藝苑卮言》一書,另散見于他的大量談詩論文的序跋書信等文獻中。他自始至終倡導復古,似乎主張明確,前后一貫,但實際上他的文學理論內部存在深刻矛盾。首先,他生長于太倉,中年和晚年又曾長時期生活在家鄉一帶,不可避免受到吳中文學傳統的影響。吳中文學自南北朝以來逐步形成自身特色,即重情趣、重博雅等。宋元以后這種特色得到進一步強化。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總體上帶有濃厚北方文學傳統色彩。“前七子”中,除徐禎卿外,其他六人(李夢陽、何景明、康海、王九思、王廷相、邊貢)都是北方人。“后七子”中,早期的主導者李攀龍、謝榛也是北方人。復古派的核心主張是重格調、重學古。王世貞加入復古派之初,曾努力脫去吳中文學習尚,主動融入復古派。其《李氏山藏集序》云:“某吳人也,少嘗從吳中人論詩,既而厭之。夫其巧倩妖睇,倚閭而望歡者,自視寧下南威、夷光哉?然亦亡奈乎客之浣其質而睨之也。”李攀龍《送王元美序》稱王世貞曾在“稠人廣坐”中大言:“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夢陽)輩者,知其無能為已。”但他身上揮之不去的吳中文學傳統與北方文學傳統必然存在差異。王世貞不久即逐漸與李攀龍等發生分歧,越來越強調才情、變化。胡應麟記王世貞評李攀龍云:“余初年亦步驟其作,后周覽戰國、西京諸家,乃翩然改轍。于鱗(李攀龍)初極不喜,久之余持論益堅,李遂止弗復更言。”(《書二王評李于麟文語》)王世貞的文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是吳中文學傳統和復古派文學觀念的糅合,兼顧重格調、重學古與重情趣、重變化兩個方面,而這兩個方面之間存在深刻沖突。

實際上,整個復古派的文學理論本身就存在矛盾。一方面,針對中唐以下特別是明初以來詩文的理性化和俗化傾向,復古派作家強調要表達真情實感;另一方面,他們又強調要遵守古典詩文的體裁法度。復古派作家從來沒有以剽竊模擬為創作,他們對剽竊模擬持嚴厲批評態度,其犀利程度并不亞于復古派陣營之外的批評者。如王世貞就說:“剽竊模擬,詩之大病……至乃割綴古語,用文已陋,痕跡宛然……斯丑方極。”(《藝苑卮言》卷三)他們都希望達到意與法、學古與創新的完美統一。但時至明代,古典詩文特別是古典詩歌的體裁法度,以至這些文體本身,實際上已不太適合反映當時的現實社會生活,表達人們的思想感情。要真實反映社會生活,自由表達思想感情,就勢必突破古典詩文特別是古典詩歌的體裁法度;要遵守古典詩文特別是古典詩歌的體裁法度,又必然妨礙真實反映社會生活,自由表達思想感情。復古派的基本文學主張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

王世貞文學理論的內部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進一步加劇。明代文學復古運動是明中葉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它強調情與理的平衡統一,向前看,它打破明前期思想文化界萬馬齊喑的局面,引發明后期重情的思想文化潮流,具有重要的積極進步意義。但向后看,它跳不出情與理平衡統一的思想框架,與高揚個性解放、情感自由主張的明后期思想解放運動相比,又顯現出保守性。王世貞于萬歷十八年(1590)去世,其時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思想觀念正急速變化,李贄的《焚書》于當年出版即是一個標志。徐渭、湯顯祖等對復古派的文學主張發起挑戰,新的文學主張噴薄欲出。晚年的王世貞敏銳感受到這種壓力,其重法與重情兩種文學觀念的沖突更趨緊張。他試圖對自己的文學主張進行調整,強調文學創作必須發自內心、出之自然。如其《與顏廷愉》指出:“夫文有格有調,有骨有肉,有篇法有句法有字法。”但僅僅注意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文之所以為文三:生氣也,生機也,生趣也”。在遵守古典詩文創作一般“彀率規矩”的基礎上,應“取機于性靈”。這已經與徐渭、湯顯祖等人的主張比較接近了。但他仍然不肯放棄復古派的基本主張,堅持遵守古典詩文的體裁法度,倡導“抑才以就格”(《沈嘉則詩選序》)、“抑才以保格”(《與周元孚》)。

如上所述,王世貞的文學理論內部充滿矛盾,并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它的內部矛盾可能形成某種理論張力,引發對相關問題的深入思考。

首先,王世貞從吳中文學傳統重情趣、重博雅的角度,審視復古派重格調、重學古的文學主張,在兩種觀念的沖突中,王世貞就能較為清醒地看到李夢陽、李攀龍等人學古主張的偏頗之處,對復古派模擬蹈襲、風格單一等弊病提出嚴厲批評,在一定程度上對復古主張予以修正。總體上看,王世貞關于文學創作中“自得”與“學古”的關系的論述,與一味強調學古,或片面強調師心自用的觀點相比,相對合理,對人們思考學古與創新的關系較有啟發意義。

其次,王世貞堅持復古派的基本理論主張,在強調文學創作必須表達真情實感的同時,始終認為文學創作必須守法,必須注重形式和技巧,這種意見值得重視。對文學來說,最重要的毫無疑問是內容,是思想情感,但文學創作首先要考慮的乃是形式。因為文學的形式,如它的語言、聲韻、結構、文體等方面的特點,是文學不同于科學、哲學、歷史的地方。如果具備文學的形式,而缺乏充實高尚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算是好的文學,但至少還屬于文學;如果不具備文學的形式,則根本不構成文學。作為復古派的對立面,袁宏道等公安派作家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強調真實的思想感情對文學的重要性,原則上無疑是正確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沖擊復古派強調學古造成的桎梏,不過正不能矯枉,提出這樣的口號也可以理解,甚至必要。但文學畢竟要有形式,沒有文學的形式就沒有文學,突破舊的形式只是為了探索創造新的形式。有論者片面強調思想情感的重要性,似乎只要有了真實的思想情感,就會有好的文學,這種觀念似是而非。王世貞在重思想情感與重形式技巧兩種文學觀念的沖突中,堅持強調文學的形式技巧的重要性,雖然在當時環境中似乎顯得保守,但其中實際上包含合理成分。

按照王世貞及其他復古派作家的觀念,文學應該表達真情實感,但這種表達必須有限度。不是所有情感都可以表達,表達情感也不應該沒有節制,任意發泄。詩文創作應該追求美與善、情與理、意與象、詩與樂的統一。有些庸俗的思想情感,雖然真實,但格調不高,就不應該表達。表達真情實感也應力求采用含蓄蘊藉的方式,耐人尋味。總之,詩文創作應該追求格調高雅、情趣優美、語言生動。公安派領袖袁宏道在《敘小修詩》中,極力倡導“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稱袁中道的詩“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后來論者多肯定袁宏道之說的積極意義,而視王世貞等復古派作家的觀念為落后。然而,文學創作難道不需要選擇題材、錘煉語言嗎?難道不應該以追求真善美為宗旨嗎?將各種庸俗、丑惡的現象和情感,不負責任地寫進作品、推向社會,或粗制濫造,制造垃圾,是否屬于不負責任、違背文學事業的使命?連袁中道本人后來也認為,“詩以三唐為的,舍唐人而別學詩,皆外道也”;批評公安派末流“情無所不寫,景無所不收,而又未免舍套而趨于俚矣”;強調“學詩”“當孰讀漢魏及三唐人詩,然后下筆,切莫率自胸臆,便謂不阡不陌,可以名世也。夫情無所不寫,而亦有不必寫之情;景無所不收,而亦有不必收之景,知此乃可以言詩矣”。(《蔡不瑕詩序》)回過頭來看,王世貞及其他復古派作家的主張,自有其可取之處。

總之,明代文學復古運動是明代思想文化由前期重理向后期重情發展的必要過渡。作為復古派的代表性人物,王世貞的文學理論也具有過渡性質,并因此具有矛盾性、包容性。它既與復古派的文學理論基本保持一致,又對它做了某種修正;既接近即將誕生的新的文學觀念,又與它保持一定距離。在對相互沖突的文學觀念的權衡中,王世貞提出了一系列比較有價值的見解,展現出多種理論面向,凸顯出文學理論的若干重要問題,具有一定的理論活性,其價值應得到合理評價。

(作者:廖可斌,系湖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