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體、體式、語體之于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的價值與意義
摘 要
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流變史既涵括小說理論觀念史,也關乎小說理論的載體、體式、語體等內容。載體是指刊載小說理論的媒介,主要有報紙、雜志、書籍、書信等。報紙、雜志的創辦、改刊、欄目設置,直接影響小說理論的生產。話體的體式,篇幅短小、形式靈活,更能直接、快速地體現小說理論觀點及其變化。用文言文書寫的小說理論,也不乏真知灼見。小說理論觀念依存、受制于載體、體式、語體。因此,呈現小說理論載體、體式、語體,是客觀敘述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關鍵詞
小說理論編年史;載體;體式;語體
筆者于2022年獲批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現代小說理論編年史”。該課題以編年體例敘述中國現代小說理論史,是文學理論史研究領域的一次嘗試。曾有學者編撰過文學理論編年史,比如袁濟喜編撰的《漢末三國兩晉文學批評編年》。《漢末三國兩晉文學批評編年》是一部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文學理論編年史,它對漢末三國兩晉的文學理論史進行系統梳理、考證、論述,將傳統詩文評中經常關注到的重要人物與事件、活動、論著等,都納入編年敘史的視野。該著聚焦漢末魏晉時期文學理論批評范疇與范疇之間、概念與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并以這種聯系作為編年敘史的內在線索。雖然同為理論史研究范疇,但是,《中國現代小說理論編年史》在編撰理念上與《漢末三國兩晉文學批評編年》有所差異。《漢末三國兩晉文學批評編年》注重“系統梳理與考證、論述”,系統性是其學術目標。而《中國現代小說理論編年史》追求的是客觀敘述中國現代小說理論流變史,其核心不僅僅是要勾勒中國現代小說理論觀念的流變,還力求客觀呈現中國現代小說理論的歷史原貌。
筆者擔任總主編的《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1949—2019)》(武漢出版社2025年出版)的編撰實踐,對于這一嶄新的課題有過探索。此外,筆者在“中國現代小說理論編年史”項目研究之中,進一步深化了對該問題的思考。筆者認為,要真正做到客觀呈現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流變,必然要關注小說理論的載體、體式、語體。換而言之,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的載體、體式、語體和小說理論觀念一樣,都應該是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所要處理的對象和編排的內容。
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流變史不僅要呈現小說理論觀念流變,也關涉小說理論的載體、體式、語體。這是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發生、發展的特殊性所決定的。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的發生與發展,誠然是中國小說理論自身合乎歷史邏輯演變的結果,還與國內外政治與文化、經濟等問題緊密結合在一起。國內外政治與文化、經濟等對于小說理論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小說理論觀念上,更為直接地體現在小說理論的載體、體式、語體上。載體,是刊載小說理論文獻的媒介,有報紙、雜志、書籍、書信等。載體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緊密聯系在一起,毋庸置疑。報紙、雜志的創辦、改刊、欄目設置,往往受制于政治、文化政策,而報紙、雜志的創辦、改刊、欄目設置常常直接影響小說理論的生產。小說理論的體式指向的是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的文體形式。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的體式主要有話體、論述體兩種形式。論述體是在西方影響下所產生的文體形式,體現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與西方文化之間緊密的聯系。此外,還存在大量話體形式的小說理論。小說理論的話體體式是中國古代小說理論體式傳承與轉化的體現,其形態主要有廣告、啟事、編者按、編者手記、編后記、譯者記、譯后(前)記、譯者識、卷首語、“寫在前面的話”等等,也包括詩話、隨筆。語體是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的語言體式,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基本上是用白話文書寫的。尤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白話文成為“合法”的語體。但是,不可忽視的是,還有大量小說理論是用文言文書寫的。這些用文言文書寫的小說理論,不僅僅是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歷史狀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還仍然對今天的小說理論建設發揮著影響力。
載體、體式、語體對于現當代小說理論史而言有何意義呢?小說理論觀念是抽象的,是附著在一定物質基礎之上的,離開了物質基礎,作為觀念形態的小說理論將不復存在。這個物質基礎就是小說理論的載體、體式、語體。這是在編撰《中國現代小說理論編年史》時必須要考慮的因素,也是筆者編撰《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1949—2019)》時的體會。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把載體、體式、語體納入敘述的視野有何價值?其必要性在哪里?雖然筆者曾就上述問題有過粗淺的論析,但是,這一論題仍然有值得探討的空間,故筆者再次撰文,嘗試就上述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討論。
一
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的載體主要有報紙、雜志、書籍、書信等,其中報紙和雜志是最為主要的。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區別于古代小說理論之處,固然有多方面的“顯相”。但是,載體上的差異性,一定是最為突出的標識。古代小說理論的載體,有依賴書籍的,更多的則是石刻、竹簡等。但是,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的載體更多的是印刷數量大、傳播便捷的雜志、報紙。回顧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史,我們可以發現,小說理論觀念的提出往往與報刊的創辦緊密相依相存。這種現象在晚清表現得最為集中。為了推廣小說新觀念,梁啟超等創辦《新小說》等雜志,廣泛刊登小說理論。所刊載的小說理論大多著眼于提升小說的功能與價值,體現出與古典小說理論不一樣的內涵。梁啟超認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梁啟超這一凸顯小說理論重要社會價值和功能的觀點出自《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這篇文獻就刊登在《新小說》雜志創刊號上。緊隨《新小說》之后,《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也是為傳播嶄新的小說理論觀點而創辦的期刊。鑒于“歐美化民,多由小說”,《繡像小說》創刊目的在于“遠摭泰西之良規,近挹海東之余韻。”《月月小說》創刊目的在于“注意于改良社會、開通民智。”《小說林發刊詞》《小說林緣起》所體現的小說理論觀點,被阿英稱之為“比之過去時代,是大大地邁進了一步。”“小說界革命”掀起的革新小說的觀點,基本上與此時創辦的小說刊物緊密聯系在一起。此后,小說理論觀念的革新,也基本與報刊的創辦緊密結合在一起。民國時期《新青年》《小說月報》等雜志,四大報紙副刊《學燈》《晨報副鐫》《覺悟》《京報副刊》,都是小說理論刊載最為集中的載體。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政治穩定,社會安定,雜志、報紙的創辦和出版呈現出欣欣向榮之勢。這種情形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的繁榮與發展。《文藝報》《人民文學》《火花》《文匯報》《光明日報》《文論報》《中國文化報》《鐘山》《北京文學》《上海文學》《小說評論》《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當代文壇》等,成為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的主要載體,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的發展。
當然,這只是從小說理論生產的外在角度來考慮報紙、期刊與現當代小說理論之間的關聯。事實上,載體與小說理論之間的關系可能更加復雜。即使是相同的小說理論觀念,由于刊登的載體不同,其歷史狀貌也有所差異。這是載體與小說理論之間深層次聯系的體現。下文擬討論這一話題。
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在上海《申報》上刊載了一則《求著時新小說啟》,這篇啟事被認為是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史的開端,其內容如下:“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習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茲欲請中華人士愿本國興盛者,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說,結構成編,貫穿為部,使人閱之心為感動,力為革除。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務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限七月底滿期收齊,細心評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嘉作,足勸人心,亦當印行問世,并擬請其常撰同類之書,以為恒業。凡撰成者,包好彌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馬路格致書室,收入發給收條。出案發洋,亦在斯處。英國儒士傅蘭雅謹啟。”
從小說理論觀念來看,這篇啟事的確算是中國現代小說理論的先聲。它把流傳于街頭巷議、勾欄瓦肆、難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提升到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啟事認為小說具有“感動人心,變易風俗”的功能,也揭示出小說便于流傳、 “家喻戶曉”的特性。在文體上,啟事強調小說要有貫穿的結構,“結構成編,貫穿為部”。這種對于結構的要求顯然不同于中國古典小說觀念。語言上也有特別要求:“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宗”。可以說,此則征文啟事,從功能、特性、文體、語言等方面對小說做了全方位的、不同于古典小說的界定。
鮮有學者注意到,與《求著時新小說啟》觀念相同的啟事,傅蘭雅也刊發在《教務雜志》(Chinese Recorder)上。這則名為“有獎中文小說(Chinese Prize Stories)”的啟事寫道:“總金額一百五十元,分為七等獎,由鄙人提供給創作最好的道德小說的中國人。小說必須對鴉片、時文、纏足的弊端有生動地描繪,并提出革除這些弊病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希望學生、教師和在華各個傳教士機構的牧師多能看到附帶的廣告,踴躍參加這次比賽;由此,一些真正有趣和有價值的、文理通順易懂的、用基督教語氣而不是單單用倫理語氣寫作的小說將會產生,它們將會滿足長期的需求,成為風行帝國受歡迎的讀物。收據會寄給所有在農歷七月末之前寄送到漢口路四百零七號格致書室傅蘭雅密封好的手稿。約翰·傅蘭雅。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傅蘭雅所撰《求著時新小說啟》、“有獎中文小說”啟事所呈現的小說理論觀點一致,都強調小說關乎革新社會大業之功能。但是,由于載體不同,二者所關乎的歷史面貌、細節差別較大。首先,《申報》所刊的啟事,是直接言明小說的功能是“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而《教會雜志》則言明,小說要提出革除弊政的方法。前者強調小說入“心”上的教育作用,通過影響“心”來實現“變異風俗”的社會功能;而后者則把小說當作社會變革的直接工具。其次,《教務雜志》上的啟事說明小說的類型是“道德小說”。而《申報》所刊登啟事則對小說的類型沒有做進一步的要求,只要求應征的文學體裁是小說。第三,《申報》對于小說的具體性質、文體、語言做了一番具體的規定,而《教務雜志》則只是在風格層面提出要求,要求通順易懂,要用基督教語氣而非倫理語氣來書寫。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也和《申報》《教務雜志》的閱讀對象有關。《申報》的對象是中國廣大市民,而小說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樣式,還不為中國人所熟悉,所以,在《申報》的啟事里,對小說的功能、特性、文體等,都做了具體說明和界定,便于中國讀者提供征文作品。事實上,傅蘭雅所收到的征文之中還有不少作品不是小說。由此看來,《申報》所刊載啟事對于小說這種新興文體做出明確界定還是有必要的。《教務雜志》的閱讀對象是基督教徒,以西方的傳教士為主,他們對于小說這種文學樣式比較熟悉,所以,可以進一步提出所要征求的作品的類型為西方道德小說這種具體類型。第四,兩則啟事語氣上的差異也很有意思。《申報》啟事充滿溫和的語氣,有一種為了革除“中華積弊”苦口婆心的耐心在其中。而《教務雜志》則語氣傲慢,倡導小說的目的在于使小說長期風行,進而使《申報》成為中華帝國長盛不衰的讀物。所以,它傲慢的語氣,顯示了它在意的不是真正為了中華帝國革除弊政的情懷,而是商業利益。
二
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的體式主要是“論述體”,例如論文、論著、小說評論等等。論述體表達的觀點比較集中,并且常常通過理論、史料等來充分演繹觀點。自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誕生伊始,一些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小說理論觀點,都是通過論述體的形式來體現小說理論觀點的“科學性”與“必要性”。例如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等,都是論述體。論述體是外來的文學理論體式,它們構成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體式的“主流”。除了論述體,還有大量小說理論以話體形式出現。姑且不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小說話和小說評點是基本的理論體式。即使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小說話仍然是重要的理論體式。例如,黃霖主編的《歷代小說話》、朱澤寶主編的《現代(1912—1949)話體文學批評文獻叢刊·小說話卷》,都搜集、整理了大量的現代小說話。另外,小說話的變體形式是海量級的存在。例如,譯者識、譯序、譯跋、譯注、補白、編者按、編者手記、卷首語、授獎辭、獲獎感言等等,都是小說話的變體形式。即使是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最為典型的形式——小說評點,也并未絕跡。中國工人出版社于2010、2020年兩度集中推出當代長篇小說評點本,使小說評點這一古老的小說理論形式煥發新的生機。由此可見,雖然“論述體”構成小說理論體式的主流,但是,作為“支流”的小說話、小說評點也頑強地生存下來了。
其實,話體小說理論的文學史價值不菲。類似《求著時新小說啟》之類的啟事、廣告的價值和意義,多有研究,此處不再贅述。本文嘗試以“譯者識”“編者按”“卷首語”等為例,探討話體小說理論的理論史價值和意義。
首先來看“譯者識”之類的文學史價值、意義。外來文學的譯介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翻譯外來文學作品、理論的同時,譯者往往會附上譯者識、譯者記、譯前(附)記、譯(附)后等,交代翻譯小說(理論)的緣由、內容,評判其價值。上述諸種內容往往是小說理論觀念變遷的新聲,極具小說理論史價值和意義。我們可以以周作人《〈晚間的來客〉譯后附記》為例來做具體分析。該篇附記的具體內容如下:“我譯這一篇,除卻介紹Kuprin的思想之外,還有別的一種意思,——就是要表明在現代文學里,有這一種形式的短篇小說。小說不僅是敘事寫景,還可以抒情;因為文學的特質,是在感情的傳染,便是那純自然所描寫,如Zola說,也仍然是‘通過了著者的性情的自然’,所以這抒情詩的小說,雖然形式有點特別,但如果具備了文學的特質,也就是真實的小說。內容上必要有悲歡離合,結構上必要有葛藤,極點與收場,才得謂之小說:這種意見,正如十七世紀的戲曲的三一律,已經是過去的東西了。一九二零年二月二十九日記(《新青年》7卷5號,1920年4月)”
這篇“譯后記”屬于典范的話體批評,主要內容是質疑胡適的短篇小說觀念。短篇小說本是外來的概念,中國本來沒有“短篇小說”這樣一個專有名詞,自然也缺乏短篇小說的“規定性”。胡適接受西方短篇小說理論觀念的影響,是中國提出短篇小說理論規范的第一人。何為短篇小說,胡適說道,“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而要實現這一目的,短篇小說必須“有結構局勢”。這里所講的“結構局勢”,就是把事件敘述為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歷時過程。胡適的短篇小說觀聚焦外在社會生活,側重呈現事件展開的基本過程,偏重運用敘述的方法。不過,周作人并不贊同胡適的觀點。他以翻譯《晚間的來客》為契機,提出短篇小說不僅僅可以敘事,還可以“寫景”和“抒情”的主張。周作人認為,短篇小說“內容上必要有悲歡離合,結構上必要有葛藤,極點與收場,才得謂之小說,這種意見,正如十七世紀的戲曲的三一律,已經是過去的東西了。”與胡適的觀點不同,周作人關于短篇小說的理論觀點,充分吸收了中國古代筆記、傳奇的文體資源。雖然胡適的短篇小說理論觀點影響深遠,但是,周作人在這篇附記中提出的觀點并沒有被歷史的塵埃徹底覆蓋。1980年代周作人的聲音有了“回響”,那種注重“結構局勢”的短篇小說規范終于出現松動。傳奇的文體資源被廣泛吸收,抒情性、詩性因素植于短篇小說,松綁了短篇小說僵化的文體規范。此后,筆記傳統也被短篇小說所接受,散體結構成為短篇小說最為重要的結構形式。胡適所主張的“有結構局勢”的短篇小說觀,終于成為“過去的東西了”。
其次,“編者按”“編者手記”在小說理論史的價值和意義也值得重視。“編者按”“編者手記”等一般具有引導功能、闡釋功能和催化功能。“編者按”是當代小說理論的重要形式,在當代小說理論發展過程之中占據著重要位置。例如,《文藝報》常常就重要的小說理論問題,以“編者按”的方式呈現出來。例如:1961年《文藝報》第10期的“編者按”號召文藝工作者參與對《達吉和她的父親》的討論;1955年《文藝報》第1、2期以“編者按語”推出對《洼地上的“戰役”》的批評與反批評;1959年《文藝報》在第2期刊登兩篇讀者評論《青春之歌》文章之前,刊發關于《青春之歌》的“編者按”。
塑造新英雄人物問題是“十七年”小說理論要著力解決的主要理論問題之一。除了理論文章探討和具體小說批評加以貫徹之外,“編者按”起到引領塑造新英雄人物問題的討論走向深入的作用。1952年5月10日的《文藝報》專門開辟“關于創造新英雄人物問題的討論”欄目。為了突出新英雄人物塑造討論的方向,編輯特加上“編輯部的話”,提出新英雄人物塑造的基本原則:“關于創造新英雄人物的問題,前一時期在一部分文藝刊物上曾經進行過討論。同時這也是許多文藝批評中所普遍涉及的主要的問題。某些文藝刊物還向文藝工作者提出了‘創造新英雄人物是我們的創作方向’的號召。這一問題,主要是針對目前文藝創作中的落后狀況——缺乏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新的感情、新的主題;歪曲勞動人民的形象——而提出來的。對于這樣的創作上的重要問題進行討論,顯然很有意義,很有必要。”“創造新英雄人物”是當時非常重要的小說理論問題,此后,圍繞這一問題展開過持續的討論。
《歐陽海之歌》的發表為深化“創造新英雄人物”問題的討論提供了契機,而引導這一問題深化的則是兩則重要的“編者按”。1966年1月9日《人民日報》和1966年1月27日《文藝報》都以“編者按”的形式強調《歐陽海之歌》在塑造共產主義文學新人形象上的突出貢獻,繼續深化了“創造新英雄人物”的理論探討。如果說1952年5月10日的《文藝報》上刊發的“編者按”,更多的是對創造新英雄人物提出基本原則,那么,1966年1月分別發表在《人民日報》《文藝報》上的“編者按”則提出“新英雄人物”的具體內涵和塑造新英雄人物的基本藝術法則。
1966年1月9日《人民日報》刊“編者按”寫道:《歐陽海之歌》“是一本好小說。它是近年來我國文學工作者進一步革命化、貫徹執行毛澤東文藝路線所取得的新成果之一。這本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雷鋒式的共產主義新人的典型。通過歐陽海這個英雄人物的成長過程,小說生動地展現了我國人民,特別是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龍騰虎躍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較深刻地概括了我們時代的千百萬革命戰士的思想品質和性格特征。”《人民日報》這一則“編者按”具體指出了“新英雄人物”的基本內涵——“雷鋒式的共產主義新人的典型”。而1966年1月27日《文藝報》刊發《推薦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文前有“編者按”。這一則“編者按”同樣認為歐陽海是共產主義新人形象。不僅如此,“編者按”還指出了“共產主義新人”的塑造方法——“運用革命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
由1952年5月10日《文藝報》關于塑造新英雄人物的“編輯部的話”到1966年1月9日《人民日報》、1966年1月27日《文藝報》“編者按”,完整構成關于塑造新英雄人物的基本方向、基本內涵和塑造方法上的倡導。“編者按”所體現出來的小說理論史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再次,“卷首語”“編者的話”“編者手記”“編后記”等體現了欄目設置對小說理論的直接影響。一些重要的文學刊物,如《人民文學》《北京文學》《鐘山》《收獲》《十月》《山花》等,都刊有“卷首語”“編者的話”。“卷首語”“編者的話”等對于小說作品的介紹、評價、引導,有重要的理論史價值。例如,《鐘山》1989年第3期“新寫實小說”大聯展的“卷首語”,率先提出“新寫實小說”的概念,揭示出了“新寫實小說”的基本內涵。
《鐘山》編輯部的“‘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卷首語”刊發于《鐘山》1989年第3期。這一則“卷首語”指出“新寫實小說”的基本特征:“所謂新寫實小說,簡單地說,就是不同于歷史上已有的現實主義,也不同于現代主義‘先鋒派’文學,而是近幾年小說創作低谷中出現的一種新的文學傾向。這些新寫實小說的創作方法仍是以寫實為主要特征,但特別注重現實生活原生形態的還原,真誠直面現實、直面人生。”“卷首語”提出“新寫實小說”以“寫實為主”,吸收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注重還原“現實生活原生態”。這些關于“新寫實小說”內涵和特征的概括,也被后來的批評家所認同和接受。
總之,譯后記、譯者識基本上體現了外來文學對于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的影響。“編者按”體現了國家文藝政策對于小說理論發展的推動作用。而雜志所刊登“卷首語”“編者的話”則體現了編輯思想對于小說理論構建上的作用。綜上所述,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成功轉化古典話體批評的形式,其體現出來的現當代小說理論史價值和意義是非常明顯的。
此外,小說話的現代變體還有篇幅比較長的隨筆體、創作談。隨筆體的小說理論往往有比較強的文學性,體現了作者的鮮明文體風格,和普遍流行的論說體之間差別非常明顯。比如黃秋耘的小說批評和大多數小說評論不一樣。它并不遵循嚴格的邏輯闡釋觀點,而是用文學性的語言描述閱讀的感受。但是,這些主觀性的感受卻包含著非常豐富且深刻的小說理論觀點。
例如,這一段黃秋耘關于孫犁小說的評論:“當我在一個明凈的秋日黃昏,從蒼茫的田疇上默默地緩步走回家去的時候,當我在一個幽靜的月夜里,獨個兒憑欄遠眺,看著銀灰色的山峰在云端浮動的時候,當我在江闊云低的客舟中,忽然聽到一支熟悉的深情的樂曲的時候,當我在炎熱而塵土飛揚的旅途上遇到一位熱情的農村姑娘,她親切地請我喝一碗清涼而略帶甜味的井水的時候,當我蹲在炕頭上跟我那位老房東挑燈夜話,聽著他懇切而和悅的聲音,看著他的善良、正直而又有點嚴肅的面容的時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會自然而然地聯想起孫犁同志的作品中的某些人物和景象,某些氣氛和情調,而這一剎那間,我就感到反復有一股暖流灌入我的心。”這段話并沒有去論證孫犁小說具有的抒情情調,而是用主觀感受去描繪閱讀的體會。這段話雖然是黃秋耘以文學性的語言來描述閱讀孫犁小說的主觀感受,但是,精準描繪出孫犁小說注重情調、氛圍的特點。而黃秋耘對孫犁小說創作特點的“詩性”概括,凸顯抒情小說傳統的當代傳承,其價值和意義自然難以抹殺。
除了隨筆體的小說評論之外,作家的創作談也是小說話的現代變體。魯迅、茅盾等小說巨匠,都有關于談論小說創作的文字。這些文字的價值也毋庸置疑,當代文學史上也有很多作家撰寫了不少有價值的創作談。例如王蒙的《漫談小說創作》、王安憶的《心靈世界:王安憶小說講稿》、余華的《我能否相信自己》、張煒的《小說坊八講》、韓少功的《閱讀的年齡》、殘雪的《趨光運動:回溯童年的精神圖景》、畢飛宇的《小說課》等等。這些創作談的價值和意義也值得重視。
例如,王蒙在1980年發表了許多關于討論小說創作的文字。這些創作談具有重要意義,極大地推動了小說理論的變革。下面這段關于人物的理論,就很有價值和意義。王蒙談道:“我們可以著重寫人的命運、遭遇——故事;也可以著重寫人的感情、心理;可以寫人的幻想、奇想,還可以著重寫人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環境——風景;可以寫人的環境氛圍、生活節奏;也可以著重寫人物——性格。……過去曾把恩格斯的命題譯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后改譯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譯法雖然改了,但觀念并沒有改。即一般仍認為人物即性格。認為塑造典型性格乃是文學的最高要求。”人物理論是小說理論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前一個歷史時期人物理論等于性格理論,呈現出比較偏狹的特征。而王蒙關于人物的理論則顯得要開放得多,舉凡人物的性格、命運、幻想、環境等都納入到考察人物理論的視野,而不再局限于人物性格本身。王蒙的觀點充分體現了改革開放時期小說理論發展的嶄新態勢,其價值、意義自然值得充分重視。
最后,除了上述種種散體小說理論體式,韻文體式也是現代小說理論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國古代的詩話、詞話大都是韻文體式,本身就是一首詩詞。以韻文體式呈現的小說理論,是現代小說理論不可或缺的形式。例如,1915年11月16日《小說叢報》第16期刊發《紅樓夢傳奇題詞》三則,就是典型的詩體批評。《紅樓夢傳奇題詞》三則雖然體式上是韻文,但是,揭示出《紅樓夢》的內容、藝術特征和價值。例如,其中一首詩歌“紅樓夢傳奇題詞(鉛山蔣知讓藕船)”就很有理論價值。這首詩歌寫道:“傳奇演義競排場,瑣碎荒唐兩不妨。十斛珠穿絲一縷,難將此事付高王。童憨穉戲了無猜,富貴家兒才不才。天遣口中銜石闕,情場紅翠合生埋。黛痕眉影可憐生,釧響釵光別有情。嬌鳥一群聲萬種,不同名士悅傾城。文章佳處付云煙,竟有文鱗續斷弦。恩怨分明仙佛幻,人心只要月常圓。各樣聰明各種癡,一人情態一花枝。虧他五色生花筆,寫到尖叉合拍時。”這首詩歌認為,從小說類型上看《紅樓夢》兼顧到“傳奇”“演義”兩種小說類型,是所謂“傳奇演義競排場”。這種觀點指出了《紅樓夢》“寫實”與“虛構”兼顧的特點,指出《紅樓夢》具備現代小說的“虛構”性,自然不是歷史演義,更不是一家之事的“索隱”。
綜上,除了論述體,還存在多種多樣的話體小說理論。話體小說理論在小說理論觀念之外呈現了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史的豐富歷史細節,自是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應該關注的對象。
三
已有中國現代小說理論史研究著作敘述現代小說理論流變史時,基本上只從白話文文獻中提煉理論觀點。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相關論著主要敘述的是現代小說理論的現代性進程史。由于文言文被看作是死去的文字,其所書寫的小說理論文獻,自然不具備現代性,中國現代小說理論史敘述也就自然不會考察文言文書寫的小說理論史料。
事實上,很多以文言文書寫的小說理論文章,不乏真知灼見。例如,小鳳的《小說雜論》、胡寄塵的《小說管見》、李定夷的《小說學講義》、宋春舫的《中國之小說》、張毅漢的《小說范作》、蔡鶴卿的《蔡鶴卿答林琴南書》、林琴南的《林琴南致蔡鶴卿原函》、吳宓的《論寫實小說之流弊》《論今日文學創造之正法》《評楊振聲玉君》、范煙橋的《醒世姻緣考證》、俞平伯的《小說隨筆》、錢鐘書的《小說識小》,等等。我們來對張毅漢的《小說范作》、吳宓的《論寫實小說之流弊》展開具體分析,以管中窺豹。
張毅漢的《小說范作》是一組有價值的用文言文書寫的小說理論文獻。《小說范作》一共有5篇,分別刊登在1919年《小說月報》第10卷的第1、2、5、10、12期的“說叢”欄目。《小說范作》分別分析小說的主意、結構、辭藻,不乏真知灼見。張毅漢認為,小說的要素應該包括主意、結構、辭藻:“主意者,小說之精靈也。結構者,小說之軀干也。描寫辭藻者,小說之衣冠容態也。”張毅漢關于小說要素的分析,顯然不同于來自西方的“三要素”說,更偏重傳統的辭章學視野,豐富了中國現代小說要素理論。
中國現代小說理論萌芽于晚清小說的救世功能。但是,在不同的理論家那里,小說如何實現救世功能,出發點不同,路徑也有所差異。例如,梁啟超是把小說作為實現“群治”的有效手段。王國維是把小說當作審美對象,通過審美提升國人的美學素養,以此來達到救世的目的。總之,小說救世功能的實現,按照張毅漢的說法,無非是三條路徑:“勸世教化”“導人德性”“諷刺隱寓”。但是,張毅漢認為,此三種都不是小說的真正的“主意”。張毅漢首先強調,小說是“文藝著作”,“蓋小說者,乃一種文藝之著作,以敘事曲折動人與趣味為貴。”張毅漢認為,“小說者,一種紀事體之文,而又別乎尋常紀事文者。其差別之點則能動讀者觀感興趣是也”。小說“勿背美術之旨,在在動人”與小說是“文藝著作”的觀點相適應的是,張毅漢認為,小說的審美標準建立在“敘事曲折動人與趣味”上。《小說范作》重視小說的藝術性、審美性,把小說看作是獨立的藝術樣式,是“五四”時期小說理論的突出貢獻。由此,《小說范作》匯入了“五四”小說理論的主潮。
與《小說范作》匯入歷史主潮不同,吳宓的《論寫實小說之流弊》則對歷史大潮以冷眼旁觀,體現出文言文書寫的小說理論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意義。《論寫實小說之流弊》以反思“五四”時期寫實小說創作、理論為核心內容。該文發表后,茅盾曾撰文《寫實小說之流弊?》以回擊吳宓。茅盾的反擊更多的是從何為真正的寫實小說來入手,指出吳宓關于寫實小說的理解不周全之處。無疑,從文學知識層面來看,吳宓對于寫實小說的理解,的確有不太準確的地方。例如,他把黑幕大觀之類的小說、一些不重要雜志上的男女戀愛之類的小說,都看作是寫實小說。如此定義寫實小說,的確不甚準確。
但是,從現代小說理論史的角度來看,吳宓的許多觀點仍富有真知灼見。例如,吳宓認為,寫實小說最大的問題是專注于寫實而丟掉作為小說應該有的虛構功能。吳宓說,小說所敘寫的人生應該有三個層面:實境、真境、幻境。實境是真實存在的境況。真境是揭示事物規律、人物行事的規律。幻境是“虛構”的,但是“又入情入理,而逼肖真境”,是藝術所要表達的境界。在吳宓看來,“小說Novel為稗史Fiction之一種。凡稗史所載,事皆虛構,但求其入情入理,盡善盡美,固不問其確符于某時某地之情形否也。縱能盡合,亦不為工。”基于小說對于實境、真境的超越而邁向幻境的創作過程,吳宓做出了如下解釋:“凡作小說者,皆必首先觀察人情之實境。或憑經歷,或由讀書。所得既多,乃悟人生之真理。是即真境也。然此真境虛空渺茫,欲以曉示于人,則必假設一種幻境,以顯明之,而予人以己之觀察理解之所得。故幻境雖幻而最真,與所有之實境皆不同。以其由凝練陶冶而出者也。凡小說家皆必遍經此三種之步驟。又其所造之幻境必圓滿無缺,否則人將不之信。故小說中所寫之人生,必情真理真,而不求其時真地真也。徒鈔一種實境,不能為小說。”因此,吳宓認為,寫實小說最大的問題就在于,過于拘泥于實境,描摹現實,以致喪失了藝術基本的品格。
雖然吳宓關于寫實小說的含義和范圍的觀點或許有異議,但是不得不說,吳宓關于藝術幻境的倡導,的確富有真知灼見。寫實小說一般比較重視細節、場景描寫的真實性,依賴社會觀念的演繹,然而,也會缺乏藝術想象力。如此說來,吳宓的觀點,自然有其重要價值。
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編撰需要呈現小說理論觀點的變遷以及復雜的歷史場景、細節,而不是僅僅敘錄歷史事實。鑒于小說理論的載體、體式、語體的重要性,除了小說理論觀念,還應將小說理論的載體、體式、語體納入研究與編年敘史的對象。如何選定進入編年敘史的史料?如何在方法論上客觀呈現小說理論觀點和載體、體式、語體?筆者充分借鑒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源流批評、選本批評、摘句批評等方法。具體展開方法筆者擬專文討論,在此不贅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