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杰:寫作是一種修行,拍電影何嘗不是
是2018年還是2019年,戴思杰自己也記不清楚了,他從巴黎回成都陪伴病中的母親,每天看著母親服藥、睡去。在病榻旁他時常陷入思考,偶爾在本子上隨手寫點什么,就寫下“阿爸快死了,火光在他頭部的繃帶上跳動閃爍”。他自稱“匪夷所思”的這些文字成為長篇小說《唐卡畫師》(中信出版集團2026年6月版)開篇的一句話。由此,書中展開了因唐卡這一藏地藝術形式而起的故事。男女主人公穿越不同時空相遇、分開、重逢,述及信仰、夢想、情感與生死交織。有藝術史專業背景的戴思杰以相當大的篇幅描寫了唐卡的創作過程、唐卡藝術的絢麗色彩與微妙細節,觸及畫師在信仰與世俗、藝術追求和現實困境的交融,以及沖突中的內心世界。
上世紀80年代初,在南開大學讀西方藝術史的戴思杰赴法國留學,多年來一直保持著連貫的電影、小說創作狀態,且頗有成就。他以法文寫作的長篇小說首作《巴爾扎克與小裁縫》2000年在法國出版后獲得了巨大成功,法國本土銷量逾50萬冊,有20多個語種的譯本在世界范圍出版;第二部小說《狄法官的情結》則獲得費米娜獎;此后他的法文作品《無月之夜》、以中文寫作的《永聲樹》等長篇小說陸續在中國出版;他還親自執導了根據《巴爾扎克與小裁縫》改編的同名電影。
前不久,戴思杰到北京參加《唐卡畫師》分享會,與詩人歐陽江河、電影導演張楊等就文學與藝術、藏地文化和創作心得等話題深入交流。會前接受中華讀書報采訪時,談起小說寫作,說到電影拍攝,年過七旬的他依然有旺盛的表達欲和飽滿的熱情。他告訴記者,根據此書改編的電影已進入籌備階段,由他本人執導,還邀請作家阿來擔任顧問。

旅法中國作家和導演戴思杰。中信出版集團供圖

《唐卡畫師》(中信出版集團2026年6月版)
創作也是一種修行
中華讀書報:《唐卡畫師》后記中,您說這部長篇緣起于照顧母親時偶然寫下的一句話,書中也寫到畫師為病重者作畫以求康復甚至死而復生的情節,這也是面對病重的母親時的一種愿望或某種內心力量的反映吧?
戴思杰:肯定是有這個成分。我很早就離開家了。70年代當知青,80年代去法國讀書,整個八九十年代,我都很少回國,這幾年回國還比較頻繁。所以這本書寫出來,第一不是為了賺錢,也談不上有什么特別的文學野心,就是希望能用寫作為母親做點事。從母親生病到最后,我覺得寫作過程就像唐卡畫師在作畫。真正的畫師畫一幅唐卡就是修行,而不是為了表現自己。在我這個年齡,寫這本書,也是一種修行。之后還要拍成電影,是繼續修行的過程。
中華讀書報:您對藏文化感興趣是始于唐卡嗎?
戴思杰:是的。70年代我在四川雅安的一個縣當知青,那里解放前屬于西康省,是藏漢混居的地方。我在那里接觸到很多藏族人,當時感覺藏族文化很神秘、很浪漫,像是另外一個世界。我看到唐卡,看到他們有信仰,生了病會祈禱,男女交往也很自由……這些對當時還是年輕人的我們是巨大的沖擊,很有吸引力。
我大學畢業后考了研究生要出國去讀書,現在想想,如果當時沒有出國,我很可能就去西藏了,因為我那時覺得搞藝術創作、寫小說的話,去西藏是很好的選擇。你看陳丹青當年去西藏,《西藏組畫》讓他一舉成名。西藏文化的那種神秘、浪漫、自由、粗獷,深深吸引著我。
《巴爾扎克與小裁縫》在法國
中華讀書報:無論評論還是市場反響,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巴爾扎克與小裁縫》在法國乃至更大的范圍取得了成功,你想過當時法國讀者為什么那么喜歡這部作品嗎?
戴思杰:法國人喜歡這部小說,可能是因為書中有相當多的篇幅是在寫文學、寫閱讀,特別是寫到特殊年代下中國讀者對法國文學的熱情。這本書的內容還曾選入法國的教科書,我想也不是說我寫得就比其他作家好,還是因為書中在歌頌文學,而法國是如此崇尚文學的國度。
中華讀書報:說說《巴爾扎克與小裁縫》那部電影吧?
戴思杰:我曾經以為這是個不適合用電影來表現的故事。《巴爾扎克與小裁縫》出版的時候,我已經在法國執導過三部電影了,都是自己寫劇本,可以說我當時是有條件拍電影的。但我當時覺得這本書的內容是文學化的,書中人物在看小說,談論的也是小說,不太容易電影化。后來有制片人找我,有法國的也有美國的,我想,還是在法國拍吧。
那部電影的效果還可以,不算差。拍攝過程中,我提醒自己要忘記那是我寫的小說,而且小說和電影要表現的重點是不一樣的,電影要讓更多人能接受,就強調了愛情的部分。
至今沒有放棄中國護照
中華讀書報:以您這些年的電影和小說數量計,可以說不算高產,但你一直沒有中斷地在拍電影或寫小說,電影導演和小說家這兩重身份在你身上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戴思杰:我比較多的時間還是放在文學創作上,畢竟寫小說不需要找投資。我在法國很久了,我的有些小說銷售得也不錯,如果有新作要出版,基本沒什么問題。我自己完全能夠決定在哪個階段可以寫什么題材,以及為什么要寫這樣的故事。
拍電影就沒那么容易,要自己去找投資。而且我一直是只拍文藝片,又是文藝片中比較側重文化、文學那一類,商業上就比較難。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我也喜歡看,看導演怎么把丑陋的世界一點點拍出來,但我自己不太會去拍這樣的電影,也不想拍。
在這種情況下,文學是最好把握的。寫小說,尤其是寫長篇小說,像上班一樣。每天早上七點開始寫,寫多久,就事先把自己調整到合適的寫作狀態,幾個小時后,又走出小說中虛幻的世界。
可是,寫小說的過程中我沒有太大的興奮,而拍電影會帶給我創作上的興奮感,因為拍電影包含著不可預測的部分——明天要拍什么、天氣會不會有變化、演員的狀態如何,等等。這個時候,人就會高度緊張、高度興奮,拍完一部電影后,有時候會想要再回到那種狀態。
當然了,如果只能寫小說,不再拍電影,也談不上多么遺憾,但陰差陽錯地,《唐卡畫師》這個故事挺適合拍成電影。唐卡是一種藝術形式,有畫面,蘊含藏族人的精神世界,這些如果能拍出來還是挺震撼的。幾十年前我最初接觸到唐卡時的震撼,到現在還會有。
中華讀書報:記得2007年我采訪您的時候,您曾談到身份認同與創作的關系,“我早就可以加入法國籍,但始終覺得那不僅僅是一張紙,或是一種身份的改變,它更大的影響恐怕會滲透到我的創作中。所以我仍然保留著中國人的身份”。近20年過去,現在如何看待這個話題?
戴思杰:我現在還是拿著中國護照,在法國的生活其實是有些麻煩的,但我不愿意改變我的身份。在法國有一批我的讀者,他們從心里還是比較尊重我的,覺得我這個中國人可以用他們的語言寫小說,而且不是玩票。他們讀我的小說,不只是在讀我的作品,也是通過我的寫作和中國產生某種連接。
像昆德拉這樣分量的作家,也有身份認同的問題。他是捷克人,但在法國生活很多年,相當一部分作品是用法文寫的。他和我同屬加利馬爾出版社的作者,有些情況我還是了解的。他的個性很強,是個內心很驕傲的人。他有幾部作品是用法文寫的,但被法國的評論家抨擊,他就宣布,會繼續用法文寫作,但不是非得給法國人看。他就去西班牙出版新作,然后,加利馬爾社的老板找到他進行勸說,他才回到法國出版,法國的評論家對他的抨擊才漸弱一些。
沒想到AI的評價這么準確
中華讀書報:面對今天這個時代互聯網、社交網絡、人工智能的發展,您是與時俱進地接受、使用,還是持觀望和保留態度?
戴思杰:我還不是這些新興事物的使用者。直到現在我寫東西還是手寫,覺得電腦鍵盤敲出來的文字是不一樣的。或者說,有的文章也可以用電腦寫,但寫小說還是要手寫。
說到人工智能,在動筆寫《唐卡畫師》之前,我就想過,這篇小說中我會用很多篇幅來描寫唐卡的繪制過程、描述唐卡畫面的色彩。書出版后,有一天我在網上想買幾本書送朋友,當頁面上讓我評價一下這本書的時候(他們也不知道我是作者啊),我還沒等評價,就跳出來一個AI提示,說可以幫我評價。我就輸入“你評吧”,看看到底能評價這本書哪里好。結果,AI的評價是,“這本書好在很會描述色彩,描述得你都會聞到那個色彩的氣味”,簡直嚇了我一跳,因為這就是我當時寫作這本書時的想法,就是希望對色彩的描寫能讓讀者感受到色彩的氣味,沒想到AI的評價這么準確。就這一點來說,我確實達到了動筆之前的目標。
這次的經歷徹底改變了我對AI的印象,AI肯定在很多方面比人類效率高。對于AI的發展,希望人類最終能做出正確的決定吧。
中華讀書報:接下來一段時間的工作重心是與電影有關吧?
戴思杰:對,這部電影的主要內容都是要在藏區拍攝的,在藏區拍電影很艱苦,海拔高,天氣也不穩定。現在勘景在進行,投資也到位了,但今年不能開拍。過了九月份,我就不太敢帶攝制組進藏區了,要考慮到高原反應、氣候因素,大家要是狀態不好,效率也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