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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蕭躍華:只緣客自遠方來
來源:浙江日報 | 蕭躍華  2026年08月31日09:38

姜德明先生曾對我說:“寫了一輩子,能夠留下四本書就夠了。”《常讀魯迅》由姜先生親自選編。我則毛遂自薦選編《書邊瑣憶》《作家書簡》《書話小品》,姜先生審定了90%以上的內容,但由于“出版難”等原因,書稿在電腦中躺了八年。人民日報出版社慧眼獨具,冠以《姜德明文集》玉成其事,雖有違姜先生不在自己任職過的出版社出書的初衷,可畢竟他暮年的愿景終成現實,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其中,我尤其想說一說的是《作家書簡》。姜先生長期主持《人民日報》“大地”副刊,對作者的體貼與尊重,對文字的摯愛與敬畏,對業務的嫻熟與熱忱,在這冊書中頗可見其一斑。

看信

姜先生從北京新聞學校畢業后,分配到人民日報讀者來信部。那時各級政權剛建立不久,法制還不是很完備,讀者來信部履行著信訪部門的職責,姜先生負責處理政法、公安方面的來信,可謂人命關天。他不久挨了當頭一棒,復信沒寫處理意見被收發室“公開示眾”。從此,姜先生不敢有絲毫懈怠,經手處理群眾來信數以萬計無差錯。他從問題千奇百怪、喜怒哀樂俱見的來信中感知社會、了解人生,五年下來案頭功夫水漲船高,來信反映的問題是真是假、是大是小,往往判斷個八九不離十。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報》由4版擴至8版,恢復文藝副刊,姜先生開始擔任散文專欄的編輯。他將看信的好習慣帶到新崗位,翻閱來信來稿成為每天的必修課,一日不看便若有所失,生怕遺漏重要稿件,失去同讀者交流的機會。若發現無名作者佳作,不禁拍案雀躍。1972年9月,駐地云南蒙自的部隊新聞干事范詠戈寄來兩篇讀魯迅雜感,姜先生火眼金睛,從自然來稿中揀出,破例安排在同一版面,頭條《“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署名“孟云來”,報眼《“我知道我自己”》署名“解放軍某部 范詠戈”。他給作者寫信解釋說“孟云來”是“夢見一個云南來客”的意思。范詠戈在哀牢山拉練途中收到姜先生用毛筆寫來的信札,感覺如同夢幻。他因此調入《解放軍文藝》雜志社,歷任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和《文藝報》總編輯,成為著名文藝評論家。

姜先生曾從來稿中發現署名黃裳的來信,指出引文錯誤,他復函致謝,一來二去,兩人竟有共同的興趣愛好,鴻雁傳書逾半個世紀。他還從廢稿堆里翻出李健吾送來的催稿信(信封無郵戳),說如不能采用,盼退稿(劇本《喜煞江大娘》),并對副刊改版后的文風問題提出中肯建議。姜先生為編輯人員對大作家的冷淡而汗顏,為劇本很可能進了造紙廠而內疚不已。

“我把看信讀稿當作一種享受,我的同事們對此也樂而不疲。”姜先生十分懷念大家擠在編輯室,既安靜又嚴肅地讀來稿的情景。當時,《大地》副刊發稿比例——名家約稿占三分之一,自然來稿占三分之二,既保持了副刊品位,又彰顯了開門辦報、群眾辦報的精神。姜先生不管工作多忙,看信讀稿、用毛筆給作者寫回信并郵寄樣報從不間斷,不知溫暖了多少新老作者的心。

寫信

姜先生經手刊發孫犁《在阜平——〈白洋淀紀事〉重印散記》后,就一直緊追不放,催著孫犁寫稿。他保存了孫犁1980年10月至1995年7月來信123件,催稿信自然不會小于這個數字。孫犁吐槽過上海、廣州等地報刊編輯亂刪亂改稿子的現象,卻肯定《大地》副刊:“你們的工作,是嚴肅認真的。例如我在副刊發表的蕓齋小說,其中一篇,刪去三百字。我看了以后,覺得刪了比不刪好,在結集出書的時候,就按你們的樣子發表了。”孫犁以講究文字著稱,這個評價含金量很高。

錢鍾書久負盛名,姜先生1956年就登門約稿,后來在慶祝周振甫從事編輯工作50年座談會上又發出邀請,表態《談藝錄》新寫或改寫條目可交給《大地》。錢鍾書說:“條目多用文言,未必適合報紙,還是另作他議吧。”姜先生不氣餒,不時郵寄書刊,順便提及賜稿事宜,錢鍾書一年又一年抱歉:“一時無法獻丑,留待異日何如?”“遵囑牢記在心,將來一定獻丑。”“愚夫婦不能為而能不為,惟有樂觀厥成,有負盛意,悚愧而已。”1984年,承友人拿出幾封錢鍾書的早年書信,姜先生才圓了親手編發錢氏文字之夢,他感嘆:“編輯生涯何其苦,又何其樂哉!”

姜先生十六七歲與駱賓基神交,二十六七歲向他組稿,五十六七歲為他出書,但二人并無過多來往。他珍惜編者與作者之間最真誠最單純的關系。舒群命長子送信:“您如方便,請來我家一敘,不勝歡迎之至。”姜先生欣然赴會,前后若干次,作者、編輯、清茶,相互沒請過吃、送過禮,友誼卻日漸加深。姜先生說:“這種友情一清見底,彼此都很愉快。”張友鸞主動提出送他漫畫家高龍生的原作,劉淑度(齊白石關門弟子)主動示意為他刻印章,黃新波(魯迅學生)主動贈送“文革”前香港出版的《鄉土》雜志。這些都是姜先生的最愛,他力避瓜田李下,一一婉言謝絕。

姜先生鼓動章廷謙、陳白塵、趙家璧、趙蘿蕤、林辰、金克木、戈寶權、荒蕪、趙清閣、陸晶清、趙景深、吳祖光等投稿,特邀老舍寫新中國成立十一周年,茅盾寫毛澤東逝世一周年,聶紺弩寫胡風去世紀念詩文,編輯過程有刪改、有退稿,但從未糟蹋過一篇好稿。郭沫若寫于1963年9月11日的雜文《黃鐘與瓦釜》“不合時宜”,姜先生壓了十三年,直到粉碎“四人幫”才拿出來發表,文章被新華社轉發后不知震撼了多少讀者的心。舒群稱贊“您乃是當今最好的編輯”,其來有自,實至名歸。

“我的職責便是在作者和讀者之間做一名橋梁工。”姜先生設身處地為作者、讀者著想。毛澤東想讀大字體魯迅《〈偽自由書〉后記》,這一任務交給人民日報出版社。姜先生趁機建議印行魯迅小集子,代替已停發多年的稿費,《魯迅雜文書信選》《阿Q正傳》《門外文談》吸引了絡繹不絕的索書者。改革開放后,他主業之外編輯出版《戰地增刊》(后改名《大地》)、《散文世界》月刊、“大地文叢”《八方集》,“萬葉散文叢刊”《綠》《丹》《霞》……千方百計為作者提供更多發稿平臺,為讀者提供更多優秀讀物。

捐信

我欣賞過姜先生編排有序的名家來信,一頁一頁、一冊一冊匆匆翻過,都是一種精神享受。姜先生遺囑將這2500多封信捐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其中不乏陳望道、郭沫若、鄭逸梅、茅盾、胡愈之、蕭三、曹靖華、張伯駒、夏衍、冰心、孫用、沈從文、馮雪峰、鐘敬文、馮至、丁玲、李霽野、張友鸞、呂叔湘、施蟄存、樓適夷、廖沫沙、王冶秋、柯靈、張中行、蕭乾、艾青、卞之琳、端木蕻良等的來信,少者三兩封,多者一百六七十封。

姜先生緣何如此鐘情中國現代文學館?《與巴金閑談》(文匯出版社1999年1月)收入的巴金至姜先生信札37封給了答案。

1980年11月15日,巴金致信姜先生:“創辦一所‘現代文學資料館’,您感興趣嗎?”11月25日又去信,就文學館誰來主管、經費籌措、資料捐獻等提出具體建議。姜先生建議巴金執筆寫倡議書,巴金以“我體力仍差,寫字還感到吃力,短文寫不了”婉拒,并提出“還是您來寫吧”。姜先生豈敢應命?但表示盡力敲邊鼓。此后四個月,他們的往返來信都探討這個話題。1981年3月12日,《大地》副刊發表巴金《創作回憶錄·后記》,率先發出成立現代文學館倡議。姜先生在“編者附記”里特別摘引巴金《關于〈寒夜〉》談建立文學館的文字,希望借此引起各方關注。他接著約請臧克家、曹禺、唐弢、羅蓀等文學前輩,撰寫響應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文章以壯聲勢。巴金遂即捐獻15萬元開辦費,陸續捐獻了大量書刊和原稿。

姜先生代為選編巴金散文集《十年一夢》,巴金1987年2月25日來信:“《十年一夢》稿費請代捐贈文學館,麻煩你了,謝謝。文學館的建立你也出了力。你一定高興看見它的發展。”1991年4月21日又寫信囑咐:“文學館的事還要靠你大力支持。”姜先生念茲在茲,捐獻信札的文學、史料、藝術價值自不待言。這些信札將來有機會影印出版嗎?

楊憲益《二流堂舊人邀宴七首》其七云:“太公穩坐釣魚臺,日擁書城不發財。難得出門吃烤鴨,只緣客自遠方來。”姜先生不喝酒、不抽煙,但文朋師友聚會都不約而同地想起他、邀請他。“只緣客自遠方來。”姜先生樂意參加這種活動,作家、詩人、畫家、藝術家、藏書家也樂意與姜先生交往。他以刊會友,以書會友,以文會友,《作家書簡》收入的50多篇文章和數十頁師長手澤,就是這名超級“橋梁工”架起副刊四通八達組稿網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