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記錄,以及對詩歌本質的探究——論朱山坡《蛋鎮詩社》的價值意義
朱山坡是一個很懷舊,也很有思想力的作家。他的大部分小說都建立在他的成長記憶上,但又同時予以升華和超越,賦予小說更深遠而廣闊的意義。我以為這是一個作家的優秀品格,許多優秀作家都具有這樣的特點,既能立足具體,又能伸展高遠。《蛋鎮詩社》(花城出版社2025年版)很典型地體現出這一點。《蛋鎮詩社》以回顧性的方式講述了1980年代幾位南方小鎮的青年創辦詩社的故事,探究了“什么是詩”和“詩與人生”這樣意義深遠的文學問題。通過講述“詩”與人們精神世界以及現實生活的復雜關系,《蛋鎮詩社》揭示了“詩”的重要精神文化價值。而且,《蛋鎮詩社》還鮮明地呈現出小說與“詩”文體上的互文性,其內容、結構、語言和主旨都具有詩歌的特征和氣質。綻放的“詩性”正是這部小說獨特的審美和思想價值所在。
01
時代懷舊
記得十多年前,就有人感嘆70后作家,“這么早就開始懷舊了!”確實,也許是因為童年記憶與后來社會環境之間的反差太大,70后作家比年長他們的幾代人更喜歡懷舊。通過“懷舊”的方式梳理自己的時代記憶、敘述自我的成長經歷和生命感悟,是70后作家創作的普遍現象。比如近幾年,魏微的《煙霞里》、張楚的《云落圖》、王十月的《不舍晝夜》都先后寫出他們對往事的追憶。朱山坡也不例外,對往事的“懷舊”貫穿了他的“蛋鎮三部曲”(《風暴預警期》《蛋鎮電影院》《蛋鎮詩社》)。《風暴預警期》中的許多敘事細節都來自朱山坡的童年記憶,朱山坡少年時期關于1980年代鄉鎮電影的珍貴回憶促使他寫下《蛋鎮電影院》。在《蛋鎮詩社》中,朱山坡則帶領讀者回到了他青春記憶中1980年代的鄉鎮詩歌現場。《蛋鎮詩社》的時代懷舊一方面表達了作者對于1980年代這一詩歌的“黃金時代”的懷念,另一方面也呈現了對1980年代文化貧乏和非理性一面的檢討,還體現出對物質文化的強烈批判和反思。
《蛋鎮詩社》的敘事主線是1980年代一個南方小鎮民間詩社的興衰。1988年,在這個偏遠小鎮上,一些年輕人在文學的感召下創辦了一個詩社,并展開了一系列或激情或荒唐的舉動,掀起了一陣詩歌風潮。雖然在內外的壓力下,他們創辦的蛋鎮詩社只存在了五個月,但它對許多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一直延續到幾十年后的當下。正如詩社的創始人之一陳良芬(筆名蝙蝠)所述:“它一直活在我們的心目中,尤其是在異鄉,看著車水馬龍,看著高樓大廈,心里空虛孤獨的時候,我多么懷念金光閃帶著我動員蛋鎮全民寫詩的那些時光,荒唐而浪漫,可笑而溫暖。”毫無疑問,作品書寫的生活是真實的。1980年代是一個充滿理想,也不無幼稚的時代。這一時期浪漫、富有激情和高揚理想主義的文學氛圍孕育了許多詩歌的狂熱愛好者。朱山坡早年就是一個詩歌創作者,對1980年代的詩意與夢想是如何點亮了一代小鎮青年的精神世界有切身的體會。他將這種體會融入《蛋鎮詩社》的創作中,書寫了一代人關于青春歲月的詩意、理想與激情的記憶。
作品采用資料選編的方式,打撈和呈現了眾多“無名”的蛋鎮詩社成員個人化、碎片化的回憶。涉及人物之多和時間跨度之長,使得《蛋鎮詩社》涌動著種種復雜的情緒。其中最基本的是懷念的情緒。根據蛋鎮詩社的主要創始人金光閃、闕振邦、蝙蝠的回憶,蛋鎮詩社存在的五個月是一段前所未有的、洋溢著青春朝氣和金光閃閃的時光。在蛋鎮詩社的初立階段,創始者四處尋找詩人加入蛋鎮詩社,辦《蛋鎮詩報》,在蛋鎮發起“全民寫詩”運動,印制“寫詩十大要領”。創始者對于詩歌的信念和熱情感召了越來越多的鄉鎮青年加入詩社,進行詩歌創作。由此,蛋鎮詩社喚醒了許多鄉鎮青年心中的詩意。詩意的蘇醒讓他們感受到平日里習以為常的風景也可以是特別的存在,習焉不察的人事也突然有了獨特的意義。他們的詩作以日常生活為表現的中心,不求音律節奏的巧妙工整,舍棄了傳統詩歌繁復的修辭,卻生氣淋漓、明朗動人。
正因為過往與詩相伴的青春歲月太過明亮美好,對往昔的追憶又伴隨著對青春逝去的遺憾,《蛋鎮詩社》的時代懷舊書寫也就不無感傷。最突出的表現,是作品書寫了多位小鎮詩人的死亡。小說第一部分的開頭就寫到蛋鎮著名詩人段頌之死,第二、第三部分則寫到蛋鎮詩社社長金光閃的死亡,第四部分又寫到詩人謝敬安的死亡。“詩人之死”以及蛋鎮詩社的正式解散宣告著詩歌黃金時代的落幕,正如金光閃所說:“蛋鎮詩社已經成為一個歷史名字,不能在現實中復活了。它成了一曲無法復制的絕唱。”雖然蛋鎮詩社沒有在現實中延續下來,但金光閃還是堅持編印《蛋鎮詩社·三十年資料選編》,作為對歷史、蛋鎮和當年的詩人們的正式的交代。《蛋鎮詩社》的結尾部分展示了《蛋鎮詩報》作品選,以“蛋派”詩歌作為對1980年代的青春歲月最后的紀念。正如魯迅所言:“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以“詩”作為作品的結尾,鮮明地體現了作者對青春歲月美好記憶的感傷和懷念。
除了對1980年代充滿詩意的時代氛圍的懷念,《蛋鎮詩社》還表現出對這一時代的反思性檢討。作品中反諷的筆調與溫情感傷筆調交相輝映,就像詩社的行為中既有嚴肅莊嚴,也有荒誕荒唐一樣。在作者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給獅頭山增高兩米”“全民寫詩”等詩社活動非理性的一面。金光閃一廂情愿地將“全民寫詩”運動上升到不切實際的高度,詩社的成員們也幻想蛋鎮能夠成為“全民寫詩”的著名詩歌產地。但實際上,“全民寫詩”運動遭到了詩社動員對象們的冷嘲熱諷,僅持續了三個星期就因被舉報而戛然而止。還比如由蛋鎮詩社策劃的詩歌嘉年華活動,場面熱鬧但秩序混亂,熱烈而瘋狂的晚會氛圍使得活動舉辦者、參與者和秩序維護者都感到一定的壓力。正如以賽亞·伯林所言:“文化落后地區接受新思想時偶爾表現出來的強烈的、常常是盲目的熱情給新思想注入了巨大的情感、希望和信念,結果在這種新的、更強化、過于簡單化的狀態下,它們變得比原來在本土處于早期階段的時候更令人生畏……”過分熱情、缺乏審慎思考的詩歌活動使得“活動”逐漸大于“詩歌”,反而不利于詩歌創作后續的健康發展。金光閃為了鼓勵大家寫詩,將“只要分行,就是詩”的詩歌創作理念作為“蛋派”詩歌寫作十大要領之首。在深入農村鼓勵農民寫詩的過程中,蝙蝠還將詩人的標準降低為“只要你的肚子里裝著詩意,不用寫出來,也算是詩人”。這種完全取消“詩”的創作難度的宣傳說法無疑也消解了“詩”的意義價值,有違他們賦予蛋鎮詩意的初衷。《蛋鎮詩社》對于1980年代時代氛圍非理性一面的審視和檢討,彰顯了優秀小說所應有的思辨意識和思想深度。
《蛋鎮詩社》的時代懷舊也表達出對物質時代的否定與批判,這也賦予了作品強烈的現實關注和人文精神守護特點。在1990年代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下,文學的嚴肅性和神圣性被消解,詩歌的黃金時代也正式落幕,不再具有1980年代的轟動效應。小說的懷舊書寫立足于這個時代背景,描繪了詩社成員們在1980年代之后與“詩”漸行漸遠的人生軌跡。蛋鎮詩社“領頭人”金光閃成為木材商人,積累了更多物質財富,但是他的精神世界卻比年輕的時候有所萎縮。金光閃提到:“雖然沒寫過一首詩,但他依然有一個詩歌夢。他曾想在廣州辦一個詩社,或把蛋鎮詩社復活,移植廣州,但發現廣州一點詩意也沒有,關鍵是發現人生越來越沒有了詩意。”許多蛋鎮詩人也面臨相似的處境,如蛋鎮詩社的創始人之一蝙蝠在1990年離開蛋鎮去往廣州,做起外貿生意,“詩”基本淡出她的生活。曾經的蛋鎮詩人謝敬逸轉業回鄉后的第一份工作是錄像廳檢票員,寫詩只能讓他賺取聊勝于無的稿費,現實生活的挫敗感也不斷消磨他心中的詩意。
《蛋鎮詩社》對于詩歌生存空間被嚴重擠壓這一時代現象的書寫,反映了1990年代之后人文精神的危機。這種危機在于:“一種共同的后退傾向,一種精神立足點的不由自主的后退,從‘文學應該幫助人強化和發展對生活的感應能力’這個立場的后退,甚至是從‘這個世界上確實存在著精神價值’這個立場的后退。”面對人文精神的失落、詩歌理想的蒙塵以及今昔對比所產生的空幻感,作者才更加強烈地懷念詩歌理想仍然高揚的1980年代。作者對蛋鎮詩人高揚的理想情懷和豐富的情感生活的懷舊書寫,也同時反襯出被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裹挾的時代文化的浮泛空洞,缺乏生命力。這一特點,顯然是對現實物質文化的強烈否定。1990年代以來,商業意識形態成為中國社會主流的思想文化之一,它滲透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無數人自覺不自覺地淪為物欲的奴仆。在這樣的語境中,《蛋鎮詩社》通過呈現小部分人的殘存的詩歌夢想,實現了對人文精神的褒揚和守護,顯示出強烈的時代針砭意義。
02
什么是詩?
除了對往事的懷舊和思考,《蛋鎮詩社》還表達了對文學本質性的思考。具體來說,作品一直在表達對“什么是詩”問題的探究。在詩歌乃至文學的地位已然邊緣化的背景下,《蛋鎮詩社》還是肯定著小部分樂于“為世界帶來詩意”的人們對于“詩”的執著追求。《蛋鎮詩社》鼓勵普通人尋找、發現和書寫生活中的詩意,將詩歌與善良、愛和更廣闊的世界進行深刻關聯,在最基本的意義上肯定蛋鎮詩社的存在。與此同時,《蛋鎮詩社》對“詩”也不是單純的肯定,也揭示了“詩”的難度以及“詩”與人生的復雜關系。《蛋鎮詩社》多角度展示了“詩”與“人生”的復雜性、多面性和可能性,在更深的層次呼應了“文學是人學”這一關乎文學本質的論斷。
首先,在最基本的層面上,《蛋鎮詩社》表達的是對生活詩意的肯定與追求。小說中有一段從闕振邦的視角出發的敘述,記敘了金光閃和蝙蝠在竹林深處的村子關于自然環境的閑談。兩人的對話充滿對世界純真的好奇和對自然美的欣賞,非常有境界。金光閃由此感慨道:“這就是詩。詩意無處不在。滿世界都是詩,橫七豎八、雜亂無章的,就差我們給它們分行。”也就是說,不是生活缺少詩,而是人們缺乏發現的眼光、追求的勇氣和表達的能力。在其影響下,闕振邦也表示自己對于所處的環境突然有了詩人般的敏感:“我耳朵里的那些水聲,突然有點變化,似乎不再是嘈雜的轟鳴,而是有了旋律,有了節奏。甚至那些看不見的山風,也讓我有了別樣的感覺。”“詩”本身就是一種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豐富意蘊的文體,正如詩人馮至在《從一片泛濫無形的水里》所言:“向何處安排我們的思、想?/但愿這些詩像一面風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詩能使我們難以描述清楚的思想情感顯形,如瓶之于水、旗之于風。《蛋鎮詩社》肯定了“詩”這種文體在表現人們精神世界方面的獨特優勢,提倡人們將“詩”作為記述生活的一種方式。蛋鎮詩社草擬的寫詩要領強調:“每個人天生就是詩人。但如果你不寫,就什么都不是。”鼓勵普通人不斷發現詩意、制造詩意。于是,在《蛋鎮詩社》中,我們可以看到普通的蛋鎮百姓是如何用“詩”為自己獨特的主體精神畫像,看到一個正在形成中的,漸趨立體、鮮活、豐盛、遼闊的“詩歌”蛋鎮。
《蛋鎮詩社》還將詩歌與善良、愛進行深刻關聯。金光閃在《蛋鎮詩報》創刊詞中直言:“詩歌只跟情懷有關,跟愛和尊嚴有關,跟選擇和勇氣有關。”他自己內心深處對世界美好一面的向往,與其詩歌理想緊密結合在一起。當蛋鎮詩社初具雛形,以往金光閃眼中俗不可耐的蛋鎮煥發出了新的詩意:“蛋鎮像是一座詩歌的城市。跟紐約、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一樣,滿大街都是詩歌,像梧桐葉散落一地。天空的云朵,每一朵都飽含詩意,像奶牛的乳房,脹得快受不了了,要以雨水的方式落下來。……此刻享受到了我與生俱來的善良和愛。我驚詫于自己的善舉,我將之歸功于詩歌的力量。”小說寫到許多“詩”給原本艱難、毫無生趣的環境帶來美好改變的故事,比如金光閃在尋找詩人的過程中結識了拖拉機手張昆明,并在張昆明因意外不幸離世后,私下多次給予他年邁且無家人照料的母親金錢上的幫助;比如金光閃對姜美好加入詩社的邀請給身為殘疾人的她帶來了關于自由的美妙體會;比如蝙蝠幫助鎮上的智障者詹天睿發現自己在作詩方面的潛力;還比如《蛋鎮詩報》選登的《浪漫派為什么重要》這首詩幫助蛋鎮的電影放映員祝三易收獲了美好的愛情。小說由此張揚和放大了“詩”充滿善意與美好的一面,展現了充分的人文情懷和較高的倫理境界。
在這一前提下,對于建立蛋鎮詩社這個不無幼稚的行動,包括詩社夾雜著不少荒唐的種種舉措,作品在本質上是肯定的。在金光閃心中,蛋鎮詩社就是他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理想主義,他直言:“我心里只有蛋鎮那些伙計。他們寫的詩歌,才是真正的詩歌,他們才是真正的詩人。在我眼里,世界上就只有一種詩歌,‘蛋派’詩歌,蛋鎮詩社萬歲!”作品還通過一個偶然來到蛋鎮的西方詩人之口,指出詩歌具有無國界的魅力:“通過閱讀詩報,我覺得他們十分有趣、好玩,跟歐洲的年輕詩人們有相似之處——其實我想說的是,詩歌和詩人在全世界都是相通的,他們是最可愛最有趣的一群人。”作品還通過書寫西方詩人的感受,側面表達了對蛋鎮普通百姓詩歌的認可:“我讀到了這塊土地沉默和躁動的力量,猶如巨蟒過境,無聲地宣示著自尊與威嚴。”《蛋鎮詩社》展現了“詩”表情達意的作用,肯定了“詩”所具有的將人們鼓舞起來,連接起來的價值。可以說,《蛋鎮詩社》從多角度發掘了“詩”的本質所具有的正面意義價值。
但是,《蛋鎮詩社》并沒有盲目地美化詩歌,而是對其復雜內涵進行了深入思考。作品不僅揭示了創作“真正的詩歌”的艱難,也展示了詩歌與生存的復雜關系。它使用象征性的筆法,以“天梯盡頭的城堡”闡釋作者對于“真正的詩歌”的理解:“在群峰之間,在山巔之上,在煙霧之中,黑色的墻若隱若現,像一尊雄偉的鼎。很神秘,很迷人。像是傳說和神話中的建筑。……它與天相接,俯瞰萬物,威嚴雄壯。那一刻,我對它產生了敬畏甚至害怕,不敢靠近它,即使站在這里,也覺得離得太近了。”在作者看來,“真正的詩歌”,或者說“純粹的詩意”在很高的位置上,需要歷經艱難的攀登才能無限地接近,卻難以完全地抵達,是俗世中的人可望不可即的。與此同時,被金光閃認為是“真正的詩人”的姜美好也是因為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孤獨和折磨才能如此貼近“真正的詩歌”。所以說,詩歌本身向人們敞開的豐富可能性并不是全然無害的,詩歌可以放大人們對于幸福的感受,也有可能把與幸福相背離的思考和感受表達到極致,從而影響人們的平靜生活。綜合來看,《蛋鎮詩社》深刻地呈現了詩歌與生存之間充滿張力的復雜關系。
典型如作品中的殘疾女詩人姜美好,詩歌對她來說既是可以寬心和遣興的慰藉,也給她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帶來很多苦難。姜美好自述,自己曾經因為讀書和寫詩常常無法入睡,發現詩歌最終還是無法拯救自己于孤獨困苦的生活。小說借她之口表達關于“真正的詩”與現世人生的思考:“我和城堡,相看兩不厭。但我不希望阿赫凝視那座既是天堂也是地獄的東西。凝視過久,自己也會變成城堡。”姜美好看到了純粹的、宏偉的、與世隔絕的詩歌城堡虛無的、危機四伏的一面。于是,她最終選擇了遠離詩歌:“我再也沒有寫詩,也沒有讀詩。我在輪椅的靠背上用油漆寫著一行字:蛋鎮詩社。有了這行字,這輪椅就永遠屬于我,它就永遠有了意義。”姜美好的詩歌故事充分指證詩歌的神圣性,也就是說,作為文學的王冠,詩人的榮譽不是輕易能夠獲得的。它需要一個人很多的付出,需要放棄凡俗的利益,甚至是人們最渴望的幸福。而且,即使是不顧一切的追求,也不一定就能夠獲得成功,也可能只能收獲平庸和悲劇。作品的這一論斷,無疑凝結了作者豐富的人生經驗,包含著對詩歌史的總結,是對詩歌本質富有啟發性的深切思考。
從這個角度來看,《蛋鎮詩社》對詩歌的思考,實質上也是對人生的思考。作品沒有用現成的理論框架或公認的文學定義來回答“什么是詩”的問題,而是將“人”作為回答“什么是詩”這一問題的關鍵。正如作品中提到的:“詩歌是分行的藝術。人生也是。”“人”的情感、意志和追求,“人生”的際遇、價值和可能性才是“什么是詩”這個問題最直觀、最具溫度的回答。而且,“歸根到底,詩歌與‘人’本身的精神、肉體、歷史經驗、現實處境之間的血肉聯系,才是詩歌長盛不衰的真正力量”。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對于詩歌的復雜性,《蛋鎮詩社》沒有給予明確的答案,而是充分展示它的多面性。其中包含著對詩歌的尊崇,也包含著對詩歌的疑問——這一點,就像作品將故事發生地命名為“蛋鎮”,顯然包含著“孕育”和“未成熟”的含義。蛋,還未孵化成型,尚處在潛在狀態,但同時也預示著無限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說《蛋鎮詩社》是一部具有優裕的詩意,抵達了“言有盡而意無窮”境界的長篇小說。通過對“什么是詩”這個問題的探究,《蛋鎮詩社》還啟發我們讀者持續思考和探索如何成為有理想、有情懷、有愛的能力的人,如何真正尋找和創造人生的詩意。
03
互文性及其意義
《蛋鎮詩社》是一部借鑒詩歌特性,有著明顯詩歌藝術滲透和影響的小說,“詩性”是其最顯著的藝術特征。《蛋鎮詩社》的詩化敘事體現了“小說”和“詩歌”這兩種文體之間的聯系,呼應了互文性理論的說法:“每一篇文本都聯系著若干篇文本,并且對這些文本起著復讀、強調、濃縮、轉移和深化的作用。”《蛋鎮詩社》的“詩性”主要體現在小說鮮明的個人抒情色彩,以及在題材內容、結構方法和敘事語言上與“詩”的互文性。尤為重要的是,作品始終致力于探尋詩歌的文學屬性。小說“詩性”的突出,既賡續和拓展了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也展現出對物質時代超越性的思考,更體現出對于文化精神重建的積極追求。
首先,《蛋鎮詩社》的“詩性”體現在作者自我情感的切入。朱山坡本人就是一位詩人,早年參與創辦詩社的經歷是他創作《蛋鎮詩社》的基礎。《蛋鎮詩社》與作者自身的人生經歷和生命感悟密切相關,是一部“有我之書”。于是,《蛋鎮詩社》處理時代歷史的方式不是客觀地描繪廣闊的社會歷史圖景,而是著重呈現鮮活的、個人化的情感記憶。作者將自己的時代懷舊之情和詩歌夢想融入小說創作中,使小說整體呈現出“象征”大于“寫實”,“情感”大于“情節”的美學特點。從文學傳統的視野來看,詩從古至今都關系著自我情感的抒發。《毛詩序》指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具體闡釋了“詩言志”這一影響深遠的中國詩學的核心概念。朱山坡在小說中呈現真實自我、重視情感表達的寫作方式自然地接續了“詩言志”這一重要的詩歌創作傳統,為小說注入了豐沛的情感,營造了富有詩意的氛圍。
其次,《蛋鎮詩社》的“詩性”還體現在作品的題材、結構形式、敘事語言、內容主旨與“詩”的密切聯系。《蛋鎮詩社》是由不同敘事者的回憶文章(包括詩歌、書信和講稿等)組成的長篇小說,講述的是蛋鎮詩社的發展歷程和詩社社員們的人生故事。從敘事結構來看,《蛋鎮詩社》的結構形式凝練優美,體現出明顯的詩歌思維:富有想象力、發散性強且具有悖常性。具體來說,作品共分為五個部分,各個部分的內容相互呼應且富有層次,結構方式類似“分行的詩”。整部作品的敘事者眾多,敘事者們多聲部、多角度、多方位地講述了蛋鎮詩社的故事。與此同時,作品敢于打破常規的敘事邏輯,運用非線性敘事、拼貼的現代小說技法,實現了對復雜故事線的輕盈表達。《蛋鎮詩社》有效地融合了詩歌思維和現代小說技法,創造性地溝通了小說和詩兩種不同的文體,實現了小說形式的創新,完成了對蛋鎮詩社故事的詩性表達。
《蛋鎮詩社》的敘事語言同樣顯示出詩性。作者盡可能地在作品中引入詩歌的語言,常用詩意的敘事語言將蛋鎮人日常、普通的生活陌生化,追求敘事語言的凝練、新異和意境美。舉例來說,朱山坡在作品中引用了一些1980年代的著名詩作,如顧城的《墓床》、席慕蓉的《一棵開花的樹》、汪國真的《熱愛生命》。其中,《墓床》這首短詩在作品中被反復提及,平靜克制的詩句強化了作品的感傷色彩。作品還引用了一些外國的經典詩作,如狄金森的《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阿赫瑪托娃的《所有未安葬的》和普希金的《紀念碑》,這些詩作在作品的情感表達方面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而作品對于著名詩作的引用并非只是為了給書中人物的思想情感做注腳,或烘托文本的詩意。《蛋鎮詩社》與經典詩作的互文一方面可以將作品納入更為廣闊的文化視野中,增加作品的歷史厚度和情感深度;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召喚讀者對經典文學作品的好感、信任與重視,重申文學和人文精神的意義價值。
最終成就《蛋鎮詩社》詩性特征的,還是貫穿于整部小說中的對詩歌文學屬性的不懈探尋。朱山坡曾說過:“有詩意的小說一直是我的追求。有一種情況是,我的一些小說是先有詩,然后再演繹成小說的。”他早年創作的短篇小說,如《騎手的最后一戰》《旅途》《爸爸,我們去哪里》《鳥失蹤》,就采用了“把詩演繹成小說”的寫作方式。這種寫作方式在《蛋鎮詩社》的創作中有了新的發展。朱山坡借鑒了詩歌作為一種抽象藝術的優勢,使用“以實寫虛”的手法,賦予具體的蛋鎮詩社故事以超越現實的精神內涵。由此,朱山坡成功地將“詩性”嵌入整部長篇小說,“把小說寫成了詩”。對“詩性”的追尋成為《蛋鎮詩社》的主旋律,也是洋溢于作品每一處的游蕩著的“靈魂”。“詩性”的突出有效地簡化和升華了小說的情節內容,給小說帶來了意義的拓展和美感的提升,賦予小說深刻的精神內涵和充沛的藝術想象力。
具體來說,《蛋鎮詩社》呈現了一代鄉鎮青年的理想情懷和多元的審美追求,重申了人文精神的意義價值。《蛋鎮詩社》探索了“人”多樣的生活狀態和存在方式,塑造了種種個性鮮明、富有藝術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其中,金光閃最為突出地體現了小說的詩性。金光閃是全書的靈魂人物,也是全書最具詩人氣質的人物。正如書中提到的那樣:“金光閃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內心熾熱,經常突發奇想。而且,他比我們都早熟。”金光閃的性格單純、真摯、善良,有對詩歌狂熱的愛好,具有浪漫型藝術中的人物特質:“不再像古典藝術中的人物那樣體現倫理、宗教和政治的普遍理想,而只體現主體個人的情感、意志和愿望。”金光閃的身上體現出濃郁的南方氣質,或者說承繼著自屈原、莊周以來的荊楚和嶺南之地的浪漫主義傳統,同時又傳達著能引起世界讀者共鳴的理想情懷和人文精神。金光閃鮮明獨特的詩人氣質給整部作品的“詩性”做了精彩的、鮮活的注解,使小說的詩性更具說服力。
突出的“詩性”色彩,使得《蛋鎮詩社》以小說形式承載起中國詩歌的抒情傳統,也讓作品在藝術風格上顯示出強烈的獨特個性。《蛋鎮詩社》從自我情感出發進行抒情,又密切關注和批判時代文化,同時又對人的世俗性和超越性、詩歌本質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從這個角度來看,《蛋鎮詩社》的抒情性契合了70后作家對抒情傳統的創新性發展,“這種新的抒情傳統,既傳承情本體的美學源流,也直面物質與商業意識形態對自我的影響,更沒有停止對一種存在意義的追索與吁求”。這種與詩歌文體的互文色彩,賦予了《蛋鎮詩社》獨特的審美個性和藝術魅力。相較于小說、散文等文體,詩本身的文化底蘊更深厚,抒情色彩也更強。所以,詩歌藝術的滲透使得《蛋鎮詩社》的思想情感容量有所擴展,更具深度地呈現了人的世界、情的天地和有意義的人生。作為“蛋鎮三部曲”的終章,《蛋鎮詩社》以綻放的詩性為朱山坡的文學蛋鎮營造了余韻悠長的審美意境。
除了審美層面的成就,《蛋鎮詩社》的物質文化批判和人文精神堅守也有充分的意義。與近年來眾多傾向“技術化”寫作,疏于處理文學與現實的關系,缺乏感染力的文學創作不同,《蛋鎮詩社》表達了作者對時代現實的獨特感受和價值判斷,展現出難能可貴的理想高度和精神力量。作品明確批判了物質時代人文精神被束之高閣,人們忙于追逐金錢、迷戀物質的現象。在批判之外,作品也追問著具有超越時代意義的問題,即:在物質統率一切的時代、在人文精神嚴重潰退之際,詩歌、文學該如何生存,意義何在?朱山坡在小說中寫道:“原來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毫無意義的,無論多成功。而有些事情比任何東西都珍貴,哪怕它多失敗。”這句話清晰地反映了小說的基本價值立場:在物質的洪流中堅守文學的意義價值,守護人文精神。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美學價值,人性的關注,理想精神,是文學始終都應該堅持的基本準則,也是文學擁有自信的前提”。通過對人文精神的堅守,《蛋鎮詩社》表達對詩性意味和文學信心的積極召喚。與此同時,通過描述“詩意”是如何促使個體向善、促進文明之風的傳播,作品展示了“詩”與人類美好情感的密切聯系和詩之于人文精神建設的重要作用。
概而言之,《蛋鎮詩社》以詩意的姿態抵達了歷史的深度、人性的廣闊和審美的境界。它積極地呼應了文學的時代使命,就是以文學傳播詩意的力量、喚醒人們對于詩意的美好情感,從而重建時代人文精神。這是一種西西弗斯式的堅持,艱難甚至充滿絕望,但也正體現了人類的堅韌和理想精神。我們也期待朱山坡能繼續他富有浪漫主義情懷和理想主義精神的詩性敘事,深挖他所熟悉的南方小鎮小人物們的生命經驗和情感結構,呈現其中“寫不盡”的豐富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