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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性感悟:文學批評的基石——王彬彬《十論汪曾祺》讀后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楊光祖  2026年08月31日11:10

王彬彬是一個有童心的人,是一個坦蕩蕩的文學評論家。記得當初我讀他的《魯迅內外》,他在序言中詳細講了自己對胡適認識的變化,自我批評是很嚴厲的。他深刻反思了在早期著作《魯迅:晚年情懷》一書中,對胡適的“粗暴批判”,并說:“這是足以令我終生羞愧的?!保?)也深情感謝了徐友漁對他的“迎頭痛擊”,促使他“認真地讀一些關于自由主義的書”(2)。我當時就頗為驚訝。很多名人都是諱言自己的誤判,王彬彬卻不然,不講自己的“過五關,斬六將”,專講“走麥城”。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王彬彬在最新的著作《十論汪曾祺》自序中寫道:“關于汪曾祺,我就發表過荒腔走板的言論?!保?)他說,自己當年寫過一篇短文,認為汪曾祺的小說固然是好作品,但在任何時代,都不應該成為“主流”。他擔心出現過度的“汪曾祺熱”,“會讓汪曾祺式的作品成為主流——這簡直就是笑話了”(4)。作為一位知名學者,如此坦誠,公開致歉,是很罕見的。

2020年后,王彬彬重讀汪曾祺,發現他是“作家中的作家”,對他的認識有了巨大的變化,他甚至認為,“在運用現代漢語進行文學表達方面,汪曾祺是令人驚嘆的奇才、怪才、大才”(5)。于是有了《十論汪曾祺》中的10篇文章。這些文字大都寫于2024年,最早是2023年,也有2025年的。只有一篇是舊作,寫于2009年,于2025年修訂。

仔細閱讀了這10篇文章,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王彬彬對汪曾祺的論述,很有水平,頗具見識。林斤瀾認為,就語言來說,汪曾祺是20世紀后50年中國作家中的突出人物。這個評價,我是同意的。對王彬彬這樣的評論家來說,研究對象很關鍵。面對有研究價值的作家作品,他的見識、眼光、文字,就都飛起來了。我曾經說,沒有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就沒有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

一

新世紀以來,當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化、文獻化傾向比較明顯,很多權威雜志都有專欄發表這類文章,而真正的文學評論,尤其個案評論,發表越來越困難。這大概是文學評論走向學院化的必然結果,但對于當代文學來說,我個人覺得這種傾向為期尚早。因為古典文學已經經典化了,對它們做文獻研究是必要的,甚至是研究的基礎,沒有文獻功夫,也就沒有資格研究古典文學;現代文學也已經完成了初步的經典化,對魯迅、周作人、張愛玲、蕭紅、茅盾、沈從文、曹禺、巴金、老舍等做史料研究,已很必要,甚至很迫切了。但當代文學還處于進行時,尚沒有大浪淘沙,現在亟需的是重新評價,從文學性角度評論它們,所以,一定要有差別意識,有審美判斷能力。王彬彬一直致力于審美判斷的批評,從魯迅到高曉聲、汪曾祺,大概是有他的考量的。記得在汕頭召開的一次當代文學會議上,他就對當代文學研究的文獻化傾向,做了含蓄而堅定的批評。

我個人一直比較重視作為審美判斷的批評,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文學批評。張潔宇在一篇“文學魯迅”的反思文章中說:“因為無論如何,魯迅首先是一個文學家,他的思想和革命實踐都是通過文學活動(包括寫作、翻譯、講演、編刊、出版等)體現的。換句話說,作為文學者(寫作者)的魯迅是一切的基礎。這意味著,我們的研究不僅要出自文本,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最終歸于文本,即便帶著新的視角,我們也還仍需討論魯迅文學的文體、形式、語言、意象、形象等方面,從一種有創新性的——但不脫離文學的——方式闡釋魯迅。如果說,歷史上的魯迅研究一直有‘文’‘史’‘哲’三種路徑的話,那么我以為,‘文學’還是那個最基本、最核心的維度?!保?)我非常同意這個觀點。王彬彬也撰文批評過“政治魯迅”等研究,也是這個道理。

王彬彬對汪曾祺的研究,主要著力于汪曾祺的“文學性”,比如文體、形式、語言、意象、形象、敘述等方面。這是此書最大的特色,也是它的價值所在。當然,文學研究確實需要評論者本身具備審美能力。茅盾的作家論為什么寫得好?除了他厚實的理論素養之外,更在于作為大作家的他,有著過人的藝術直覺。所以,他的評論文字,如今讀起來,還是讓人佩服。還有李健吾、李長之,都是如此。我曾經說過:“文本細讀,首先需要的是評論者的藝術直覺,或者審美直覺。沒有這個東西,一切免談。我們很難相信對文學創作一點感覺都沒有,對一部作品的好壞,一點感覺都沒有的人,能夠做好文本細讀。另外,文本細讀,也是一項很辛苦,需要非常用心的技術活。”(7)

王彬彬有很好的藝術直覺,所以他對汪曾祺小說的文本細讀,總是言人之未言,獨具只眼。《汪曾祺失去了什么》針對其早期小說(1940年代的作品),做了比較細致的分析。他說:“汪曾祺前后兩個時期的小說創作,在敘述態度和敘述方式上,有顯著差別,因而在藝術風格上,在美學品質上,也不屬于同一層次?!薄巴粼骱笃诘男≌f,往往給人以藝術上的爐火純青之感。”(8)這大概也是學術界一致的看法,所以大家都不怎么重視他早期的小說。王彬彬卻通過細讀汪曾祺早期40多篇小說,提出了新穎的觀點:“可以說,汪曾祺從前期到后期的創作,總體上是一種進步的過程。但在進步的同時也在藝術上有所退讓,有所妥協;在有著巨大收獲的同時,也在藝術上有所放棄,有所喪失?!保?)“在前期小說中所有而在后期喪失了的美學表現,大概說來,有三種:奇崛美、繁復美與精彩的比喻?!保?0)然后,他詳細地論述了這三個部分。汪曾祺前期頗受廢名、何其芳,以及現代主義的影響,小說多意識流手法,敘述語言歐化,有很多奇崛的句子,而且頗富繁復美。對此,王彬彬做了詳細的文本分析,說服力很強。而且,汪曾祺早期小說比喻用得不少,且很精彩,而后期小說中基本少見。王彬彬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后期的汪曾祺,以簡潔為最高美學原則,又以白描為基本表達方式,就有意無意地排斥比喻這種修辭方式了。”(11)這個結論是成立的。比喻更多地是烘托、渲染,是一種想象力的呈現,與白描相反;而汪曾祺后期小說推崇簡潔(峻潔),句子更加口語化,所以奇崛美、繁復美也就不見了。

對汪曾祺早期小說中的比喻,王彬彬做了專節論證,認為這些比喻新鮮而貼切,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比如,1941年發表的《翠子》,開頭一句是:“夜,像是蜷藏在墻角的青苔深處,這時偷偷地溜了出來,占據了空空的庭院?!蓖醣虮蛟u論說:“把夜比擬為某種陰鷙的小動物,也很有意味。”(12)1940年6月發表的《釣》,小說結尾處有這樣的敘述:“遠林漏出落照的紅,像藏在卷發里的被吻后的櫻唇,絲絲炊煙在招手喚我回去了?!蓖醣虮蛟u論說:“把透過遠處林木看到的落日,比喻成藏在卷發里的櫻唇,而且是剛剛被吻過的,也算得上新奇而大膽的想象;把裊裊炊煙比擬成人在‘招手’,也很新奇而妥帖?!保?3)

由此可見,王彬彬的藝術感覺確實是很敏銳的,他沒有武斷地否定前期作品,他看出了汪曾祺后期小說丟失的東西,而這些丟失了的也是很好的。他說:“崇尚簡潔、喜愛白描,并不必然構成對奇崛、繁復的拒絕,并不一定阻礙以想象的方式營造精彩的比喻?!薄棒斞敢彩浅缟泻啙嵉?,魯迅也是喜愛白描的,但在魯迅的小說里,我們在感受簡潔美的同時,也能感受到奇崛美、繁復美;我們在欣賞白描的獨特意味的同時,也不時與精彩的比喻相遇。”(14)由于有大量詳細的文本分析,這樣的結論顯然是讓人信服的。就像大家經常說的,閱讀汪曾祺的小說,最強烈的感覺是“小而好”“好而小”。

二

汪曾祺1940年代創作的小說大概有44篇,收入《汪曾祺全集》小說第一卷,手法很是現代,畢竟他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學界對這批小說的評價一直不是很高,相反,對他1980年代復出后的小說都是高度肯定。但是,王彬彬在《汪曾祺早期小說片論》一文中,專門對這些小說的語言做了詳細的文本分析,認為“當然有的好些,有的比較差些。但總體的水準非常高”(15)。此文寫于2024年7月23日,可以說代表了他最新的觀點。首先,他把這些小說分為兩類,一類是比較現代的小說,如《釣》《翠翠》《悒郁》等;另一類是比較傳統的小說,如《燈下》《河上》《異秉》等。汪曾祺1979年復出后創作的小說基本上延續了第二類,早期的那些現代色彩濃厚的小說,幾乎成為絕響。然后,王彬彬主要分析了汪曾祺這批小說的兩種美學風格:平中見奇,奇中藏秀。他說:“汪曾祺一開始就是把小說當作散文詩來寫。”(16)《翠翠》是一篇寫法十分別致的小說,暗示手法的運用比較純熟。文章對小說里敘述方式的奇特,以及具體的遣詞造句的清奇,做了充分的細讀。汪曾祺特別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細節,《匹夫》《釣》等小說都有精彩的呈現,王彬彬對它們的分析很有意趣。

《汪曾棋小說中的省略與暗示》一文,專門討論省略、暗示,顯示了王彬彬過人的語言修辭功夫和藝術直覺?!耙皇峭粼鞯氖÷苑绞胶芴貏e;另一點,是汪曾祺往往在別人不可能省略的地方,進行著巧妙的省略?!保?7)王彬彬通過大量的文本細讀,論證了汪曾祺小說的兩種省略:“汪曾祺小說敘述中的省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語言成分的省略,一是故事本身的省略。”(18)汪曾祺小說的暗示也使用得很精彩。一般來說,大家的小說多省略、暗示,這樣的作品余味悠長,言外之意甚多,對讀者的要求也很高。而那些通俗小說,幾乎很少用暗示、省略,廢話很多,不斷自我解釋,就怕讀者看不懂。汪曾祺的小說不斷有人討論,就在于他的省略和暗示給讀者很多的可解釋空間。最近幾年,郜元寶也在不斷地討論汪曾祺,一篇篇論文在陸續發表。不過,郜元寶做的似乎更多是“本事”研究,討論小說里的上海,或者高郵,也有一些文章探討小說的藝術。

《汪曾祺小說中反常而合理的心理表現》,自然也是作為審美判斷的批評文章,對小說中那種反常而合理的心理表現,分析得很透徹?!逗翁幐邩茄阋宦暋粼餍≌f讀札》,是作者的一些比較零碎的想法,比如,對于汪式幽默、長句不是短句的相加、善人、惡人、苦人等的看法,文字不多,但所談皆頗有意趣,可見王彬彬喜歡汪曾祺是真心的,對他的文章,是喜歡把玩的。他說:“汪曾祺寫了許多世間苦人。悲憫,其實是汪曾祺創作的最大內驅力?!保?9)

王彬彬非常喜歡語言分析,他對魯迅語言的分析,就很見功力。我們都知道,汪曾祺的語言是很講究的?!丁笆吣晡膶W史”上的汪曾祺》即是一篇關于語言分析的杰作。此文主要論述對象是《羊舍一夕》(1961)。王彬彬認為,汪曾祺的文字除了受沈從文的影響,也深受魯迅的影響。這是一般學者很少說及的。他通過詳細論證,最后說:“我以為,汪曾祺受魯迅的影響其實是很大的?!薄霸谇楦?、思想的意義上,汪曾祺無疑與沈從文更接近,然而,在‘文體’的意義上,在遣詞造句的意義上,汪曾祺可謂深受魯迅影響。”(20)作家關于自己創作的自述往往是不可靠的,總是會隱藏一些來源。汪曾祺很少說魯迅對自己的影響,但不表明不存在。就像張愛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她似乎和魯迅相差很遠,但其實不管她的小說,還是散文,都深受魯迅的影響(21)。

然后,王彬彬從五個方面做了詳細論證:第一,特短單句的運用,尤其是奇特的句號使用法;第二,冒號、破折號、括號等的使用;第三,將單句省略到只剩單詞或短語;第四,繁復和口語化情境;第五,虛擬對話。最后得出結論:“實際上,不僅是句號的使用,汪曾祺深受魯迅影響,在冒號、破折號、括號等的使用上,也可看出汪曾祺明顯地借鑒著魯迅?!保?2)在繁復和口語化情境、虛擬對話等方面,汪曾祺也受魯迅影響很大。魯迅是真正的文體家,不但遣詞造句,而且每個標點符號,都有突出的修辭作用,頗多別出心裁的用法。對于同樣很在意文體的汪曾祺,得益于魯迅,也是情理中的事??上?,大多學者由于自己的學養和成見等原因,很難看到這一點。沈從文的語言柔和自然,是典型的白話文,而汪曾祺的文字,是有文言文的骨頭的,這點大概也有魯迅的烙印。

汪曾祺本質上還是一位頗富士大夫色彩的文人。他的家庭是典型的耕讀之家,家境殷實,祖父是拔貢,父親屬于新舊交替之間的一代人,不僅心靈手巧,而且文化修養也很好,他的祖母、二伯母,都是有文化之人,他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傳統教育。作為長子,父親專門為他延請兩位老先生講授《史記》和桐城派古文,學校還有一位國文老師,講授明代散文。這種古典文學的滋養,培養了汪曾祺不錯的語言感覺,使他可以寫作文言文,這也是他能夠成為當代文壇少有的文體家的原因。他不僅對中國傳統精英文化有很深的造詣,而且由于家庭開店鋪,父輩有多方面的藝術修養,他對書畫、刻石、戲曲等,都有較深的造詣。所以,他雖然寫了故鄉的很多手藝人,作品充滿著“鄙俗知識”(這部分王彬彬有專文論述),但其小說的整體風格、腔調,還是士大夫的、高雅的,完全不同于“文攤作家”趙樹理那類比較民間化的寫作。王彬彬的《汪曾祺小說的三種語言形態》一文,對此有很好的論證。他認為,汪曾祺的小說使用的語言還是書面語言,甚至文白夾雜,其中的口語也仍然算書面語。他說:

如果從口語化實現的程度來考量汪曾祺的小說,汪曾祺小說大體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口語化程度特別高、離書面語相對來說最遠的小說,《受戒》可以作為這一類小說的代表;一類是在書面語與口語之間實現了和諧、平衡,在以書面語為基調的同時,也保留著口語的韻味,《大淖記事》可以作為這一類的代表;一類是書面化的程度特別高,離口語相對來說最遠,這一類小說可以《徙》為代表??谡Z化程度特別高如《受戒》這樣的小說,書面化程度特別高如《徙》這樣的小說,都只是少數。汪曾祺的大部分小說,是像《大淖記事》這樣在書面語與口語之間實現了和諧、平衡的作品。(23)

這個結論是符合汪曾祺小說實際情況的。他本人也多次談論小說語言,比如在《語言是藝術》一文中,他就說:“寫小說用的語言,文學的語言,不是口頭語言,而是書面語言。是視覺的語言,不是聽覺的語言。有的作家的語言離開口語較遠,比如魯迅;有的作家的語言比較接近口語,比如老舍。即使是老舍,可以說他的語言接近口語,甚至是口語化,但不能說他用口語寫作,他用的是經過加工的口語?!保?4)可見,對汪曾祺來說,照搬口語是不可能的,一定會對口語做一番洗練的功夫,就像煉鋼、淘米一樣。

汪曾祺有較好的古典文學素養,這是當代作家里比較少見的。很多“50后”“60后”作家做不到對文言的化用,像莫言,他更多的寫作資源來自民間,他說自己是用耳朵讀書。相對于魯迅等一代作家,汪曾祺當然算不上有多深的古典文學素養,但相比于“青年”一代,他明顯有著優勢。這也是他的小說、散文,文字那么吸引人的地方。在《關于小說語言(札記)》中,汪曾祺說:“文言和白話的界限是不好畫的。”又說:“只要我們說的是中國話,恐怕就擺脫不了一定的文言的句子。”(25)他自己就很喜歡對仗、四字句,這種對文言的喜歡和化用,其實也是一種美學追求。在《小說技巧常談》一文中,汪曾祺還強調了用四字句的必要:“我是主張適當地用一點四字句的。理由是:一,可以使文章有點中國味兒。二,經過錘煉的四字句往往比自然狀態的口語更為簡潔,更能傳神?!保?6)王彬彬對這個問題,有詳細的文本細讀。通過精細的分析,汪曾祺對語言的使用和他的語言形態,就栩栩如生了。《汪曾祺的三種語言形態》里,王彬彬還談論了小說的這種文言敘述似乎與所描寫的手藝人身份不符合的問題。他說:“修辭方式與對象沒有什么關系,而與作品整體的腔調有關系?!保?7)這個結論是讓人信服的。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寫劉姥姥,也有高雅的文言句子。汪曾祺小說的整體風格、腔調是士大夫的,不是下里巴人的,所以清通的白話中,夾雜一些文言詞匯、句子,或者化用《莊子》等經典的句子,給讀者的感覺是自然的,不突兀。通過王彬彬對汪曾祺語言形態的分析,凸顯了汪曾祺小說語言的腔調和美學追求。

三

汪曾祺是江蘇高郵人,他的家在當時的高郵縣城內東大街。他的小說,關于故鄉的有90多篇,100多萬字,其中一大半是以東大街為背景的。王彬彬的《汪曾祺的1980:重寫舊作與故鄉記憶的復活》一文,主要討論了1980年代作家對舊作的重寫,以及關于故鄉記憶的復活。他說:“汪曾祺對故鄉高郵有豐富多彩的記憶,而對東大街的記憶最充盛、最細致、最清晰,也最深刻?!保?8)尤其在《鄙俗知識與汪曾祺小說創作資源》一文中,王彬彬深入討論了汪曾祺小說為什么那么迷人。他從“鄙俗知識”入手(他說,這里的“鄙俗”并無道德上的貶義,僅僅指那種社會上極普通極凡俗的層面),針對汪曾祺的故鄉題材小說,做了深入而精細的解讀。黃裳在《故人書簡——憶汪曾祺》中說,汪曾祺的小說總讓人想起《清明上河圖》。這個說法很準確。因為汪曾祺的小說不太在意故事情節,他更在意的是那種氛圍。他的故鄉題材小說,幾乎寫的都是他少年時代的故鄉記憶,尤其是東大街的記憶。這條街上的保全堂藥店就是他們家的,他常到店里去玩。附近還有煙店、熏燒店、布店、醬園、炮仗店、燒餅店、染坊等,對他了解故鄉的“鄙俗”之人、“鄙俗”之事,是有很大幫助的。這些在朱延慶的《汪曾祺與東大街》一文中有詳細的敘述。汪曾祺能夠塑造那么多下層社會手工業者、民間工匠、江湖藝人,都與此有關。比如,《受戒》寫了農家生活和寺廟生活,《大淖記事》主要寫了錫匠和挑夫兩種人,都可以看出汪曾祺“對普通社會的諸多方面都有超出常識范圍的了解,對諸多行當、諸多職業,都有比較系統、頗為精深的認識”(29)。他對餐飲、木匠、瓦匠等的了解都很深刻,甚至對一些早就不為人所知的行當,所謂的“賤業”,他都描寫得很到位。王彬彬根據汪曾祺的小說,比如早期的《最響的炮仗》《雞鴨名家》《戴車匠》《異秉》《鎖匠之死》,及復出后的《歲寒三友》《大淖記事》《王四海的黃昏》《故里三陳》《露水》等分析發現,其中涉及“做炮仗者、炕房里專事孵雞鴨者、制作木制器具的車匠、制販熏燒者、制販煙絲者、制販中藥者、修鎖配鎖配鑰匙者、做各種錫制用具的錫匠、玩雜耍者、賣唱者等”多類職業。他說,寫了這許多從事“賤業”者,“這絕對是汪曾祺的一大特色,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可能都少有可比肩者”(30)。王彬彬真是心細如發,發揮了新批評“細讀”的功夫,不僅看到了別人沒有看到的角度,而且還做了很精細的分析,令人嘆為觀止。

王彬彬得出的結論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我想強調的是,對故鄉鄙俗之人、鄙俗之事的記憶,才是汪曾祺重要的小說創作資源?!保?1)“在這個意義上,應該說,對于家鄉那些鄙俗之人、鄙俗之事的溫暖感、親切感,才是他小說創作的重要資源?!保?2)王彬彬不僅是評論家,也是散文家,有散文集行世。他的散文也大多聚焦少年時光和故鄉世象,與汪曾祺是有許多相似之處的。這大概是他能發現后者小說中的“鄙俗知識”的一個原因吧。真正優秀的文學評論,其實也是評論家自身的呈現,是有他個人的人生體驗在里面的,不然,既看不見,也寫不出。

汪曾祺在《細節的真實——習劇札記》(1985)一文中說:“情節可以虛構,細節則只有從生活中來。細節是虛構不出來的?!薄凹毠潱蛘咭部山凶鏖e文。然而傳神阿堵,正在這些閑中著色之處。善寫閑文,斯為作手?!保?3)可以說是小說創作的至理名言。優秀的小說家都是生活的觀察者、體驗者、經歷者,并且是記憶者。王彬彬發現了這些細節,看出了它們的不同凡俗之處,也找到了它們的源頭。這就像探案高手,能從別人看不到的地方,發現蛛絲馬跡,最后破了別人破不了的大案、疑案,這是難得的功力。

《汪曾祺小說與民間匠藝》可以說是《鄙俗知識與汪曾祺小說創作資源》的外篇,主要針對汪曾祺小說與民間匠藝的關系,做了深入的文本分析。汪曾祺喜歡世俗人生,善于感受民間匠藝的真善美,更擅長以文學的方式表達出來。這是此文的核心觀點。

總之,《十論汪曾祺》是一冊清新可讀的評論集,是基于審美判斷的評論。通過對汪曾祺小說的語言、修辭、心理描寫、故鄉記憶等的深入分析,討論汪曾祺獨特的美學風格和藝術魅力,對他前后期小說的變化,也做了獨辟蹊徑的論述,顯示了王彬彬過人的審美直覺和對文學性的敏感。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文學評論,讓人讀了可以更加懂得汪曾祺的小說,懂得它好在何處。要做到這一點,大概需要作家的直覺——對文字的直覺,對創作的直覺。10篇論文,文字的清通、雅潔,也證明著王彬彬的才華,以及他有能力對杰出作家的語言、文學性,做深度解讀和分析。

注釋:

(1)(2)王彬彬:《魯迅內外》,第1、1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

(3)(4)(5)(15)(16)王彬彬:《自序》,《十論汪曾祺》,第1、2、3、1、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6。

(6)張潔宇:《“文學魯迅”的反思與重釋——兼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問題》,《南方文壇》2026年第2期。

(7)楊光祖:《王彬彬的文學評論》,《南方文壇》2020年第2期。

(8)(9)(10)(11)(12)(13)(14)王彬彬:《汪曾祺失去了什么》,《十論汪曾祺》,第29、30、33、54、51、51、55頁。

(17)(18)王彬彬:《汪曾祺小說中的省略與暗示》,《十論汪曾祺》,第243、244頁。

(19)王彬彬:《何處高樓雁一聲——汪曾祺小說讀札》,《十論汪曾祺》,第294頁。

(20)(22)王彬彬:《“十七年文學史”上的汪曾祺》,《十論汪曾祺》,第61-62、70頁。

(21)見楊光祖:《張愛玲散文論》,《南方文壇》2022年第6期。

(23)(27)王彬彬:《汪曾祺小說的三種語言形態》,《十論汪曾祺》,第192、215頁。

(24)汪曾祺:《語言是藝術》,《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23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25)汪曾祺:《關于小說語言(札記))》,《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36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26)汪曾祺:《小說技巧常談》,《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25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28)王彬彬:《汪曾祺的1980:重寫舊作與故鄉記憶的復活》,《十論汪曾祺》,第91頁。

(29)(30)(31)(32)王彬彬:《鄙俗知識與汪曾祺小說創作資源》,《十論汪曾祺》,第128、155、127、158頁。

(33)汪曾祺:《細節的真實——習劇札記》,《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33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