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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家族和時代中的女性之光——摭談許玲長篇小說《桴生記》
來源:《文藝風》 | 尤佑  2026年08月31日11:09

《后漢書·梁冀傳》中談及女人:“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似乎被歷史記錄、文學書寫的女性,多帶著獻媚的姿態。然而眾所周知,現實中的女性并非如此,而是具有廣博、包容、偉大、深沉等精神氣質。如何在文學中恢復和展現普通生活的女性之光,不僅是文學創作的難題,也是一個社會學難題。在長篇小說創作中,女性意識是一個涉及性別視角、敘事權力和文化批判的復雜議題。相對來說,詩歌創作中的女性意識更容易辨識,比如翟永明、海男、陸憶敏等人,曾一度以“身體意識”和“黑暗意識”將女性詩學推向了一個高峰。細究起來,文學意義上的“女性”,多數仍是建立在男權社會語境下的片面書寫,真正的“家族中的女性”“時代中的女性”“歷史中的女性”是怎樣的面貌?她們的生存與死亡,恰恰反映了歷史記憶中的陰影部分。

許玲的長篇小說《桴生記》就集中展示了洞庭湖地區四代女性的精神變遷歷程。從某種角度上說,許玲是以文學的形式完成了一項社會學課題。在這部小說中,湖南人的“霸蠻”精神算得上一條涌動的暗流。王志綱在《大國大民:王志綱話說中國人》中所闡釋的:“霸蠻”是湖南人寫在骨子里的精氣神,就是一種倔強、堅韌、執著的,屢戰屢敗,血性義氣的地域文化靈魂。許玲選擇了“以弱為強”的湖南女性,以展示地域的、民族的、人性的覺醒與戰栗。

我閱讀許玲作品是從中短篇小說開始的。2023年夏天,我無意中在《人民文學》讀到中篇小說《去遠方唱歌》,內心為之一振,她進入現代生活的筆力雄健,處理日常情感又細致入微。后來,又讀《在他們走之前》,具有女性獨有的先天敏感,文筆細膩,將生活的細節扎實地融入故事的細枝末節。她有很強的文字駕馭能力,像是嫻熟運用漢語的匠師,將揉碎的生活編織成一件針腳綿密的衣裳。與其他作家不太一樣,許玲擅長描寫看似“尋常親情”,且把親情寫到人性的骨子里。這次深讀《桴生記》,親情關系依舊,相較之下,許玲短篇小說的語言更加節制,細節處理更加真實,而長篇小說的用語略顯粗糙,卻也做到了行文與親情追憶的筆調高度吻合。題中的“桴生”一詞,將人生的漂泊感蘊藉在人物的命運里。如《論語》中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這種漂木式的寫意,預示著個人與命運、家族與時代的緊張關系,視野開闊而內蘊深厚。

一、時代背景

以史料為鏡像,《桴生記》的創作帶有鮮明的家族史詩性質。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小說人物家庭史的溯源。小說從周國華和段鳳五帶著女兒小四找曾祖母借錢起筆,錢沒有借到卻得到一袋書籍。曾祖母謝梅花的形象,瞬時立體起來,她臉上的疤痕和身上的氣度,暗示曾經滄桑的經歷與不凡的精神世界。許玲在展示野馬鄉的人物風貌的同時,將“物質”與“精神”的對壘樹立起來,展現了“文化塑魂”的創作核心,也表明早在20世紀初,湖南女性對自由精神的強烈渴慕。

談及謝梅花的人物命運,厘清20世紀30年代湖南地區的社會政治哲學形態尤為關鍵。有史為證,湖南早在1903年就有“興女學”的措施。從湖南候補知縣龍紱瑞創辦湖南第一所女子學校——民辦湖南第一女學堂開始,至1921年湖南省省長趙恒惕批準各校男女均可報考,婦女獲得受教育的平等權利。野馬鄉地處偏僻,思想較為保守,故小說中的女學興起于1929年,整個湖南“興女學”已效果顯著,主要表現為女子學校數量不斷增多。小說中的“成鳳女子學堂”暗合了“興女學”的歷史,蔣童安、唐曉伊和柳青等人在教會學校接觸到自由思想。女子教育合法化以及“男女同學”,大戶人家的女子已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權,這無疑對男權社會形成了沖擊和挑戰。

一方面近代的社會思想日趨開放;另一方面封建思想的殘余仍頑固不化。比如柳青作為自梳女的存在,與當時封建殘留的“放流之刑”形成映襯,彰顯了社會矛盾難以調和的一面。這是《桴生記》開篇所呈現的時代背景。當然,歷史只是一面鏡子,并非小說中的真實,那些被歷史煙塵淹沒的微塵,需要文字的救贖。許玲并未傾力寫史,也沒有著力刻畫時代背景,而是通過更細微的筆觸,將人物內心的掙扎呈現出來。例如,“陽光從桌前已經轉移到了院子中間的一個石缸前。缸內的銅錢草在水中茂盛生長,像一缽長勢很好的綠豆芽菜。向上是一截屋檐,它的影子剛好落在水缸的另外一邊。半邊院子都在黑色的影子里,它們分得那么均勻,好像天空被人裁切一刀似的,一半淡黃,一半陰暗,而她們就在那暗的世界里。”通過語言的棱鏡來展示蔣童安內心的覺醒。“暗的世界”,帶有明顯的反叛意識。那么,蔣童安是不是“忠烈之女”呢?她的命運究竟是個人的悲劇,還是社會悲劇?我覺得許玲在小說中做了克制冷靜地處理。回歸家庭,蔣童安是位大家閨秀,對母親非常孝順;置身新舊思想交替的女子學校,她仍是羞澀內斂的少女,思想純潔,自由思想在內心萌發。蔣家與趙家有生意來往,因而包辦婚姻本來也算門當戶對,蔣童安已和趙澤秋訂了婚約,婚期已提上日程。可見蔣童安的內心仍相對保守,當她在成鳳女子學校生活的時候,其思想的覺醒遠遠大于身體意識的蘇醒。

為了推動蔣童安進一步覺醒,作者設計了“周木匠”這一伏筆。蔣家籌備婚禮期間,請來了一位手藝精湛、心思縝密、為人沉默的師傅周善祥,為蔣童安打制嫁妝。細心的讀者,隱約可以感受到周師傅對蔣童安的好感,也為“放流之刑”中搭救蔣童安埋下了伏筆。當周善祥在洞庭湖密林中奔跑,順江而下尋找蔣童安的蹤跡而不得,故而得見“湖匪傳奇”。

在時代的洪流中,個人的命運只是水上漂木。隨著蔣童安和唐明庭的一次逛街導致的誤解,蔣童安的女性求知之旅戛然而止。隨后,當唐明庭托柳青等人致信蔣童安,相約私奔,朝向更廣闊的革命世界。剛剛病愈的蔣童安其實內心仍是猶豫的,她注定是社會轉型期的犧牲品——她被處于“放流之刑”。許玲在處理個人與時代的關系時頗具匠心。文學所反映的是時代的整個面貌,但文學絕對不是簡單地為時代政治哲學提供證據,而是通過人物的命運走向側面反映時代的精神內核。“必然事件”與“偶然事件”的邏輯,在《桴生記》中得到很好的印證。可以想象,在嚴酷的社會環境之下,類似蔣童安這樣被誤解的命運,又是何其之多。許玲將包辦婚姻的劣性本質揭露出來,而在新思想萌動的湖南地區,趙澤秋赴日留學追求新思潮,使得蔣童安與唐明庭之間本來正常的關系,又陷入另一種似是而非。

時序推進,不得不提的是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中號召的女性解放。他甚至身臨其境地描述:“諸君!我們是女子。我們更沉淪在苦海!我們都是人,為甚么不許我們參政……我們要進行我們女子的聯合!要掃蕩一般強奸我們破壞我們身體精神的自由的惡魔!”這份宣言深入地反映了當時湖南婦女思想解放的形式,并以“聯合”和“自由”等口號,引領全社會對女性命運的重視。在《桴生記》中,許玲也從側面刻畫了幾個女性,比如蔣童安的同齡人曉菊,就是一個典型。她的命運揭示了當時婦女保健事業的落后,女性自我保護意識淡薄。人們對自然疾病缺少預防措施,導致了命如草芥的現實境況。

隨著時代的演變,蔣童安體內流淌的血脈延續到周若婷身上。作為新中國第一批女性,周若婷對婚姻的態度,顯然更加自主、開放且堅定。同時,周若婷的事業與愛情抉擇呼應著新中國婦女運動成長的過程。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8月20日,黨中央派遣的南下中共湖南省委,與中共湖南省工委合并,成立了以黃克誠為書記的新湖南省委,24日,湖南臨時省政府成立。新政權的建立為湖南的婦女保健事業提供了強有力的領導保障。作為湖南的作家,許玲顯然關注了這段歷史,新中國成立之后,當地的婦女思想大解放,更多關注婦女的權益和身心健康問題。湖南省著重于建立健全保健站、接生站等基層保健機構,搭建并完善全省婦幼保健網;在城市及廣大農村地區改造舊的接生方式,大力推廣新法接生;在大城市提倡婚前檢查,宣傳避孕節育知識及方法;在工廠重視勞動保障,保護女工健康,并在全省廣泛開展婦女衛生宣傳教育。周若婷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成長的獨立女性。她在1960年去湖北學醫,學成之后在縣級醫院工作。拋開她的愛情觀,其事業抉擇與新中國的婦女保健事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她最終選擇了和鋼子一起,用自己的醫療所學,到北方支邊,在嚴酷的環境之下不幸犧牲。其命運走向與《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曉霞頗為類似,她們身上帶有新中國人民的英雄情結和獻身精神。作為一部女性成長小說,從蔣童安(謝梅花)到周若婷,女性的獨立人格在生長。周若婷身上彰顯的理想主義者的光輝,代表著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信仰一派”。

小說的第三章圍繞段鳳五展開。她是周楠溪的母親、周湘南的兒媳、周善祥的孫媳婦。在她為企業打拼的歲月中,中國已經步入改革開放時期。面對經濟浪潮,段鳳五開始了創業歷程。鳳五的工廠主要是經營真空包裝的麻辣小銀魚、各種筍干制品,還有辣椒醬、豆豉、干腌菜之類的農產品,進一步打造洞庭湖的地域特色美食。新時期的經濟熱潮正是思想開放的外顯,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工人、農民、企業家的熱情被充分調動,社會思想活躍至極。隨著謝梅花的真實身份的再現與隔代親情的呈現,《桴生記》中的時代與時間已經融合。周楠溪是一位深受曾祖母影響的現代女性,也是整個小說串聯的關鍵人物。隨著“楠木梳”“洞庭之魂”木雕的出現,這些傳家寶式的道具承載著厚重的親情記憶。周楠溪借此“寫一篇關于從民國時期到現代,一百多年來中國女性教育與地位變遷”的論文。由此,該小說的社會意義和文學價值實現并軌。

《桴生記》中的四代女性,印證了湖南是一片“十步之內必有芳草”的紅色熱土。從十九世紀初的“興女學”運動到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婦女身心健康保護運動,再到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現實境況,表明歷史上的湖南女性率先覺醒,并追逐屬于女性群體的尊嚴,可以說,這是一條具有湖湘特色的婦女發展之路。

二、女性意識

著名評論家王侃在《歷史·語言·欲望——1990年代中國女性小說主題與敘事》中寫道:“歷史是確立意義和價值的終極文化結構,歷史批判構成幾乎所有女性寫作的起點。”如前所述,《桴生記》將湖南女性覺醒的過程建立在百年中國近現代史基礎之上,讓四代女性的命運交錯行進在風云變幻的歷史中,真正實現了“文史互證”,將個人命運與歷史變遷融合行進,具有史詩般的開闊意境。

那么,將許玲的這部長篇放置在中國女性小說史中考量,它有沒有傳承發揚中國近現代女性小說創作傳統?答案顯而易見。20世紀30年代,湖南老一輩作家丁玲在小說《田家沖》中塑造了勇敢堅毅的“三小姐”形象,直接面對男性專權的世界,許玲筆下的蔣童安的境況與其類似,雖然蔣童安的新思想被扼殺在搖籃中,但自由的精神一旦產生,就難以磨滅。所以,蔣童安以“重生”的姿態,延續“母系氏族”,改名“謝梅花”,暗示心志堅韌、冷意寒霜,韻味深長。從小說結構和筆調來看,蕭紅的《呼蘭河傳》則直接影響了《桴生記》的創作。蕭紅以“呼蘭河”地理概念,突出呼蘭河當地的風俗人情,尤其是“泥濘的沼澤”“小水坑”“四合院”“跳大神”等都有濃郁的東北特色。相較之下,《桴生記》就是一部“洞庭湖傳”,許玲生活在洞庭湖畔,對濕地的生態環境非常熟悉。近代史上,洞庭湖是“血吸蟲災害”和“湖匪、商幫、漕運勢力交匯”的重要據點。《桴生記》中就有精彩的呈現。相對來說,自然災害和江湖文化的運用,讓小說變得更加鮮活,情節更加離奇。

從文學地域性考量,洞庭湖地域具有深厚的傳奇底色。它是中國第二大淡水湖,位于湖南北部,長江中游南岸,素有“魚米之鄉”的美譽。其水域遼闊,濕地生態豐富,景色各異。古有“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的壯闊之境,今有湖區的淳樸與哀愁。許玲在《桴生記》中展現的地域特色,延續了文學意義上的洞庭之魂,也延續了蕭紅哀婉的精神底色與文學架構。

比如,兩部小說都以“人物小傳”的形式呈現“地域傳”。《桴生記》中有“童安”“若婷”“鳳五”;《呼蘭河傳》則展現了“小團圓媳婦”“馮歪嘴子”“有二伯”等命運圖景。在人物關系的回環中,“隔代親情”具有異曲同工之妙。《桴生記》中曾祖母對“楠溪”的影響與《呼蘭河傳》中的“祖孫情”,都是荒寒時代的溫暖妙筆。

當女性作家進入現代性書寫時,我們發現女性主義已經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鐵凝、王安憶、池莉、遲子建、陳染、林白等女性小說家,掀起了女性小說的創作高潮。鐵凝的短篇小說《對面》《哦,香雪》,就是以女性意識覺醒為主題的典型,其長篇《玫瑰門》則講述歷史對女性的排斥,并最終令其崩潰的故事。由王安憶的《叔叔的故事》中則衍生出一種“男性話語權”,這類的“叔叔的故事”在《桴生記》中得到運用——蔣童安的父親生性比較怯懦,而母親至愛女兒,但蔣童安的大伯蔣修慶掌握著家族的話語權。在這樣的情況下,蔣童安只能被放逐。依我看,蔣修慶就是一個專權的“壞叔叔”形象,其代表著“封建男權”,許玲雖然沒有把他刻畫成陰冷蠻橫的形象,但他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種不可逾越的壁壘。

女性被歷史奪去的,就應該從歷史中彌補回來。蔣童安的“重生”,意味著自由意志的不滅。在現代性愈發強烈的小說中,女性視野總會得到具體的體現。許玲對親情的書寫,帶有女性本質上的美感。毫無疑問,在“女性成長史”的背后,仍然站立著男權社會的模型,只是一代代女性以叛逆的步伐進一步抗爭命運的繭房,她們的歷史延續以自我復制的方式前進。而每個人物與歷史的關系,都有文學的意義。正如法國的文學批評家埃萊娜·西蘇在《美杜莎的微笑》中所闡釋的:“婦女作為歷史的主體,總是在幾個地方同時出現。婦女改變對整齊劃一的、標準化的歷史的看法,那種歷史均勻地調和著并疏導各種勢力,把矛盾沖突驅趕進唯一的戰場。在婦女身上,個人的歷史既與世界的歷史相融合,又與所有婦女的歷史相融合。”

寫到這里,讀者有理由相信,許玲筆下的女性,不僅是個性化的人物,更具有家國與時代交融的共通性!她們身上,流淌著一條曲折而向前的自由之河,它穿過洞庭湖的密林,流向更廣闊的世界。

三、語言特質

前兩部分關注到《桴生記》的時代背景和文學中的女性意識。那么,作品如何呈現人物命運的縱深度呢?語言無疑是考量標尺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許玲的創作,充分運用了自身長處,在小說語言的處理上,甚至帶有濃重的性別意識。

語言究竟存在性別差異嗎?有的,比如法語就有性別之分。而漢語長久地置身在男權語境之中,女性語言始終作為附庸面貌出現,帶有鮮明的表演性。前文所述的女性詩歌中的“黑暗意識”,仍是男權話語中的另一面,那么《桴生記》的語言是不是符合女性語言的特點呢?

至少,許玲用語言呈現出的“漂泊感”,有種“花自飄零水自流”的無奈與感傷。《桴生記》中的女性,像是水上漂木,既是中心,也是邊緣。比如在寫到20世紀30年代的思想時,她引用了秋瑾的《勉女權歌》——“吾輩愛自由,勉力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后。”借著蔣童安的心理感受,反映女性對自由強烈渴望。“羞怯”“矜持”“激昂而又酣暢淋漓”,這正是一種富有女性特質的語言。

顯然,許玲在呈現家族史的部分偏向于內在心靈的展示,有意規避男權話語中的戰爭、地域、改革等宏大主題,而是側重女性世界中的愛情、婚姻、生育等細節。這樣的選擇至少有兩點理由:其一是文學應該盡量書寫自己熟悉的領域,至于陌生的環境,可以想象,也可以側面映照,卻很難真正呈現;其二是小說的敘事方向和主題選擇應該符合小說的內部氣息。由此,許玲在《桴生記》中呈現的是女性世界所重點關注的日常部分,而那些看似瑣碎的生活,恰恰是更為真實的歷史。歸根結底,文學是直覺的藝術。即使是長篇小說,需要宏大的敘事,在著筆書寫的時候,仍然依靠直覺推進。許玲是直覺很好的作家,她有著女性特有的敏感,觀察世界的角度也貼近生活。

限于《桴生記》的取材與主題,其創作有對中國鄉土寫作的接續和發展。20世紀90年代,拉美文學曾經影響了一大批先鋒作家,莫言、余華、閻連科、賈平凹、陳忠實、劉震云、王安憶等人,都受到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深入骨髓,基本控制著敘事的節奏和語言風格。當然,莫言、陳忠實等人都有覺醒的意識,也就是要把“先鋒”后撤,退到中國文學的場域中來。于是,逐漸形成了另一種與“先鋒小說”并行的“新寫實主義小說”。80后新生代作家許玲就是屬于寫實主義風格,因此其小說并沒有過于離奇的想象,也沒有過于玄奧的命運感,而是選擇了家族史的回望。

那么,許玲的《桴生記》會不會因為題材的選擇而顯得陳舊呢?這個問題關涉到小說觀念的問題。

據我所知,《桴生記》曾參加《收獲》雜志APP的長篇小說擂臺賽,并獲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績。當時,許玲只提供了第一部分作為樣章。組委會評委讀完樣章之后,認為家族史敘事底蘊深厚、內部空間和力量巨大,同時也提出了“題材是否陳舊”的疑問。判定一部小說的“新”與“舊”,不應該停留在題材和內容方面,更應該考量小說的技法。《桴生記》具有史詩般的浩蕩,同時,也具備揭示普通人生活的細膩與真實。從樸實的生命感受出發,心靈及人性的探究始終是衡量小說創作的準繩。許玲自述,她見證了一個家族的三代女性覺醒,家族之中的女性記憶像是《桴生記》的創作源泉,日夜涌出。在閱讀這樣的小說時,確實能感受到時代與個人的交融,更能在打開時代之門之后,感受到生活在身邊的人物的血肉。于是,許玲選擇了貼近自己家族記憶的題材。顯然,前兩章作為家族記憶而存在,也是小說寫得最飽滿的部分。

四、山鄉巨變

書寫山鄉巨變,湖南文學有著優秀的傳統。湖南現當代主題創作先行者周立波曾以《山鄉巨變》為名,反映湖南省益陽市清溪鄉在農業合作運動中的變革精神。這部作品延續了周立波的寫作特色,將濃郁的方言特色融入小說敘事,確為主題創作的優秀之作。

《桴生記》的前兩部分,屬于家族史的寫作,其語調偏向于寫實主義的《呼蘭河傳》《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之類,其女性主義又與眾不同,角度和內容都別具一格。當小說行進到第三部分,鳳五的洞庭特色食品廠開發和經營的部分,就把湖南“山鄉巨變”的文學傳統續上了。在這一點上,《桴生記》的現實意義得到進一步拓寬。普通百姓如何成為時代的主角,又如何反映個體從家族史走向宏闊的時代舞臺?值得當代作家深思。

在處理主題創作與文學性交融的問題上,許玲的技藝比較嫻熟。她沒有一味地追求“政治性”書寫,而是借助鳳五在改革開放期間的創業歷程,側面反映山鄉巨變。小說的開篇就寫野馬鄉的變遷,周國華與鳳五夫妻帶著楠溪去曾祖母那里借錢,反映了創業之初的艱難。依我判斷,開篇之筆不僅引出了“謝梅花”這個源頭性的人物,還為小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石——文化才是時代之魂。許玲抓住了“洞庭之魂”的關鍵,以根雕為載體,融入了文化傳承的藝術本質。在人物與時代關系方面,鳳五身上帶有20世紀60年代的印記。她只讀了三年書,十一歲就在工地上給人做飯,十三歲去隔壁農場賺公分。作為家庭融入時代的苦難典型,鳳五身上有一股湖南人特有的“霸蠻”氣質,她艱苦創業的歷程更是時代賦予人民的使命擔當。

當然,《桴生記》的行文到了鳳五這里,除了反映女性的獨立精神之外,又多了“生態文學”方面的意義。曾有一段時間,“人多力量大”“人定勝天”的思想引導中國人的行動。湖南、江西等地興起了“圍湖造田”的運動,尤其以洞庭湖、鄱陽湖兩大淡水湖為主陣地,政府組織百姓集體勞作,以肩挑擔扛的原始力量,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大干特干,在湖水退卻之時圍湖造田。依據史料,圍湖墾荒確實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效益,解決了部分農業生產的問題,且湖底淤泥干涸成田,肥沃至極,農業產量極高。同時,圍湖造田運動也帶來了巨大的生態破壞,“洪水倒垸”和“血吸蟲病”是兩大自然災害。小說以“鳳五講成長故事”的方式,側面完成了這段歷史的敘述。從敘述的角度上看,這段歷史源于許玲父輩的經驗,采用“口述史”的方式無可厚非,也呈現了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的況味,但從文學性的角度考量,鳳五這一部分的細節不夠,張力難以打開。

許玲有意傳承湖南“山鄉巨變”的書寫傳統,小說從一開始就著眼于恢復原本的生活,擅長表現家族史中的人性變遷。以楠溪溯源的方式形成閉環,所以有“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的原旨,然后借助充實的史料,反映女性生活的“真善美”,即使處在最艱苦的創業階段,亦未能泯滅人性的光輝。

五、結語

作為80后作家,許玲的《桴生記》彰顯出她的天賦與筆力。成長于新時期、成熟于新時代的中國作家對社會的觀察,容易陷入外部統一而內里裂變的局面。許玲擅長以微小的日常生活切面,探討親情的內部結構,在中短篇小說創作中已經取得不俗的成績。然而創作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還需廣闊的視野和鞭辟入里的人性拷問。在這一點上,許玲的家族彌補了她個人的不足,口口相傳的時代變遷史又彌補了敘述經驗和耐力的不足。總體來說,許玲順著時代的節奏和人物的命運,展示了湖南近百年來的女性思想解放歷程。她用真誠的筆觸記錄了野馬鄉的變遷,描繪了洞庭湖水域的靈秀與深厚。這兼容陳腐與現代的文明變遷史,孕育了許玲筆下的“家族女性”走向“時代女性”的堅韌、勇敢、激奮、自由精神,更激活了許玲創作“山鄉巨變”的雄心與斗志。展望未來,許玲需要繼續植根洞庭湖這片豐饒的土地,同時擁有更開闊的視野和更創新的勇氣,努力創作出既有泥土芬芳、又有時代高度、更能震撼人心的偉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