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物的面容——讀子禾《野蜂飛舞》《猴命》
我認識子禾時,他似乎已在詩人生涯的末尾。一部非虛構作品已經寫完。一些后來收錄進《野蜂飛舞》的小說構思躺在他的大腦或電腦里。我陸續讀過(最早是《夜風鼓蕩衣裳》與《綠魚》),一個叫“甘松明”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反復出現在不同的小說里,作為一雙眼睛,注視著故鄉的人。后來讀到長篇《猴命》,那個熟悉的敘述者,偕同他常有的或詩意或哲學的敘事聲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粗糲、更密實、幾乎不帶喘息的鄉村白描。兩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因為一場三輪車撞人的意外,被捆綁在同一孔破敗的窯洞里,在彼此的衰老和病痛中熬過一個冬天。
一個寫作者在風格上做出這樣冒險的決定,背后是什么?我很長時間沒有答案。
《野蜂飛舞》的扉頁引用了威廉·特雷弗的話:“我們都是剩余物?!惫霉煤凸酶?,舅舅,城市里無法呼吸的夫妻,被遺忘在角落的殘障表哥和瘋癲老人——他們確實都是剩余物,被現代化這臺離心機甩到邊緣的人。
鮑曼的《廢棄的生命》描述過這種處境:總有人在成為“多余的”人口,不是被某個惡人迫害,而是被一套他們無法理解的邏輯緩慢溶解。甘改善,《猴命》的主人公,就是這樣。他曾經是村里最早的萬元戶,當過大隊文書,是“有本事”的人。但進入暮年,他掌握的所有技能,養牛、鋤草、鍘苜蓿都成了時代高速路上的廢料。
但我漸漸感到,子禾的“剩余物”還有另一層意思。并非完全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窮困或邊緣,還是一種更根本的存在處境。特雷弗那句話指向的不是某一類人,是所有人。這種剩余感往往在人物最絕望的時刻浮現。陳秀蘭,這個被親生兒子視為累贅、寄放在別人家里、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的老太太,在一個深夜對甘改善說:“我都活成這樣子了,沒皮沒臉,還管那么多干什么?”與怨憤與自憐相比,更是一種平靜。她放棄了對臉面的堅持,一個赤裸的存在視角顯露出來。
更讓我震動的是另一個瞬間。日食那天,天空突然暗下來,甘改善在倉皇中尋找陳秀蘭,恍惚間覺得有黑影就在身邊?!澳遣皇抢虾?,也不是別的什么,就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魂?!崩虾锸撬暧洃浿袧摲谄聘G暗處的怪物,會跳到人肩上,帶來無法擺脫的厄運。那一刻,那怪物內化成了自身。他就是老猴。就是那個被遺棄之物。
這種領悟逼近了某種存在主義的核心地帶。但子禾當然不是從概念出發去推導人物。他的路徑相反:把社會性的窮困和衰老推到極限,讓身份一層層剝離。不再是萬元戶,不再是父親,不再是體面人。接著,存在本身從殘骸中裸露出來。在最具體、最物質的中國鄉村經驗中,他撞見了最抽象的存在之問。
但我想說的不止于此。
鮑曼的“廢棄”總帶有一種單向的、不可逆的意味,人被拋入邊緣,然后在那里獨自熄滅??稍凇逗锩分?,兩個被廢棄的人之間,生長出了一種鮑曼沒有描述過的東西。甘改善為陳秀蘭擠羊奶、燒水洗澡、處理糞便,陳秀蘭為他包扎傷口、吹出眼里的異物、在他崩潰時用沉默陪伴。這些不是愛情,不是親情,甚至不是我慣常理解的“同情”。這是在“共同被廢棄”這一事實的基底上,以身體和照料為材料,悄然搭建起來的、僅僅容納兩個人的微小倫理共同體。
我不確定這能否被稱為對鮑曼的“超越”——這個詞太昂揚了。但它至少提供了鮑曼的現代性敘事未能預見的一種可能性:被拋棄者并非只能等待熄滅。他們可以在廢墟上,用手邊僅有的東西——一具還在呼吸的身體,以及另一具還在呼吸的身體——重新編織一種聯結。這聯結不改變結構性的廢棄,甘改善仍然是兒子眼中多余的人,仍然被妻子視為仇敵,仍然被整個村莊笑話。但它改變了他繼續活下去的方式。他不再是一個人在承受。這或許就是子禾比鮑曼更接近中國鄉土真相的地方:在這片土地上,個體的存在從來不完全由社會結構單獨定義。家庭、鄰里、因緣際會所形成的人與人的勾連,仍然可能在被拋棄的絕境中生長出某種庇護。是苦澀的,但它是真的。
讀《野蜂飛舞》時,我總在想甘松明這個敘述者。一個通過高考離開鄉村、在北京生活的知識分子,他每一次回鄉,都是一次“看”的旅程。
這種“看”包含著復雜的倫理張力。他有能力將鄉村的苦難編碼成可閱讀的敘事——這是現代文明賦予他的權力。但他并不真正屬于他凝視的世界。他看完之后,會回到北京繼續自己的生活。他的凝視,無論多充滿同情,都是一種安全的凝視。
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里談過“流亡者”的雙重視角:既不完全屬于新環境,也不再能融入舊環境,這種邊緣位置使他能看到身處其中的人看不到的事物。但他沒有充分討論的是,這種雙重視角可能伴生的罪疚感。甘松明正是如此。他不是純粹的旁觀。同名中篇里,他是表哥病變的間接參與者?!痘疑肢F》里,他扇了哥哥一個耳光,沖到黑夜的荒野里,胃開始轟鳴。
這種罪疚,我覺得,決定了他敘事的那種腔調——一種在“看”的權力進退上難以抉擇的困境所引發的某種語言效果:克制、留白與沉默。這不是風格選擇,而是一種倫理自律。一個深知自己無權代言卻又不得不言的人,只能以儉省的方式說,以沉默的姿態聽。小說里反復出現的那些欲言又止、沉默的蔓延,正是這種困境的痕跡。
更隱蔽的是,甘松明的凝視可能還承擔著某種無意識的自我確認。當他凝視那些被生活壓垮的親人,他在心里確認了什么——“我逃出來了”。這種幸存者的凝視,在提供共情的同時,也構成了敘事的深層罪疚。它反復讓甘松明“如坐針氈”,大概正是對這種心理的自知。
后來我重讀時,開始覺得這里面的困境用另一個方式說可能更清楚。甘松明看見的是什么?是“姑姑”“舅舅”“表哥”——這些首先是一個個社會標簽,是“被拋下的人”“被時代落下的人”。他同情他們,但這同情本身就意味著距離。有一個哲學術語叫“面容”——列維納斯用它來指那種不可被任何概念捕捉的、赤裸的、脆弱的人類面孔。列維納斯認為,面容是倫理的起點,它直接向你發出呼吁:“不要殺我?!边@種呼吁先于任何同情、任何理性、任何利益的權衡。
《野蜂飛舞》里的甘松明,也許可以說,他還沒有真正“看見面容”。他看到的仍然是身份、處境、問題。他不是不想看見,是他的觀看位置本身就構成了障礙。這層他與被看之人的距離讓他可以書寫,可以分析,可以動情,卻無法被真正地召喚。
《猴命》里,甘松明消失了。
如果《野蜂飛舞》的結構是“我看他”——知識分子敘述者審視被拋下的人——那么《猴命》的結構就是“他看她”。兩個被遺棄的老人,在漫長的共處中形成雙向凝視,在對方身上看見自己。
語言跟著變了。那種知識分子的語言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粗糲的白描,語言仿佛從“被選擇”變成“被經歷”。泥土的質感,糞便的氣味,羊奶的腥臊,老人皮膚上干燥的觸感,這些是《野蜂飛舞》沒有的東西。
從列維納斯的角度看,這層轉變也許可以這樣理解:甘松明退出,意味著敘事的倫理位置變了。不再是“我”用觀察的目光籠罩“他們”,而是兩個被廢棄的人直接給拋在一起,不得不面對彼此的面容。甘改善和陳秀蘭之間沒有安全距離,他們擠在同一孔窯洞里,聞到彼此的體味,看到彼此處理排泄物時的難堪。正是這種距離的消失,使面容得以呈現。陳秀蘭額頭的傷口、她偷偷藏起的糞便、她為甘改善包扎傷口時顫抖的手指,這些不是為了讓他人同情的展演,而是兩個人在被迫共處中,無可回避地暴露在對方目光下的赤裸。
更重要的是,這種看見是雙向的?!兑胺滹w舞》里只有敘述者“看”別人,《猴命》里他們互看。陳秀蘭看甘改善“眼睛怎么成了兩個紅罐罐”——終于有一個人注意到了他的痛苦。這種互看,是列維納斯沒有展開但邏輯上必然包含的維度:當你真正凝視他者的面容,那面容也在凝視你。
這種互看,也讓我重新思考拉康的鏡像理論。拉康說嬰兒在鏡中第一次看到完整的自我形象,狂喜于那種完整性——但那是“誤認”,是認同了一個外在的、理想化的幻象。而甘改善在陳秀蘭身上看到的,恰好相反。不是完整,是衰朽。不是理想化的自己,而是最不愿意面對的真相。她弄臟了炕,他厭惡她。但那厭惡里有多少是對自身衰朽的恐懼?日食那天,黑影中的“老猴就是他自己”——這不是拉康式的上升,不是通過認同完形獲得能動性。這是下沉。是在看見了最不堪的真相之后,放棄了對虛假完整性的追求。
但這不是絕望?;蛘哒f,不全是。正是在認清了“我就是剩余物”之后,他仍然為另一個剩余物擠羊奶、燒水、端飯。這里面有一種可以被稱作“認命”的東西,但不是消極的——是承認一切無可改變之后,仍然選擇去做那些微小的事。他們的“共生”,就是這認命之后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溫存。
目光下沉到這樣的深度之后,敘事還能看見什么?
《猴命》給出的答案是身體。《灰色怪獸》里“胃的轟鳴”已經出現了。甘松明的胃“隱隱叫起來——像身處荒野,被幾匹足夠耐心的餓狼包圍著”。胃在叫,是因為他無法叫出來。憤怒、酸澀、委屈,都壓抑到腸胃深處,變成軀體化的低鳴。
到《猴命》,身體敘事被推到更極端的地步。陳秀蘭幾乎喪失了所有正常的表達手段,她的“語言”全是身體性的。絕食是抗議,弄臟床鋪是施壓,用頭撞向炕沿是宣告。而同時,在身體最衰朽之處,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我可以稱之為超越性的東西。
甘改善為陳秀蘭燒水洗澡的場景,我可能很難忘記。陳秀蘭在昏暗火光映照的熱水旁,“光著皺巴巴的干瘦身體,半坐在骯臟的床沿上,用毛巾蘸著熱水,一下一下擦洗自己的身體”。是清洗,是告別,也是最原始的尊嚴。而甘改善將頭貼在她胸前時,“感受到了她衣服下面枯萎的乳房,以及干柴一樣生硬的腔骨”——我沒有讀到情欲。讀到的是兩個被世界驅逐的人,在肉身衰朽的最后場所,對彼此的確認。那種確認不需要語言,只需要彼此身體的溫度和觸感。
在那之后,還有一個更輕、更小的時刻。甘改善眼里進了碎屑,陳秀蘭幫他吹。她用手撐開他的眼皮:“先側著臉輕輕吹了吹。口氣有點濁,但還算不上臭。吹了幾下又說吹不出,還是要用手絹擦。她把手絹疊成長條形,仍然一手撐開他的右眼,一手拿著手絹,順著眼縫一點一點往外擦。”口氣有點濁。手絹可能也不太干凈。手指粗糙得像砂紙。所有這些不舒適都被保留著,但它們被一種更深的專注所包裹。這是兩個已經老到幾乎失去性別的身體,在一根眼睫毛的長度上,所做的精確的、彼此投入的觸碰。
這讓我想到侯孝賢《童年往事》結尾的那個鏡頭。祖母躺在床上,身體已經冰冷,身上有幾塊褥瘡。鏡頭沒有回避,它讓觀眾看到那具蒼老軀體的真實狀態。但同時,整個畫面的光、那個緩慢的橫移、那種寂靜,讓這一幕超越了殘酷,獲得了一種肅穆的溫柔。甘改善和陳秀蘭之間的那個時刻與此類似:不美化,不煽情,卻讓赤裸的衰朽在彼此的專注中轉化為幾乎稱得上莊嚴的東西。
這就是子禾小說中身體的位置。不是靈與肉二元對立中的一端,而是靈魂唯一的居所。人被削減到只剩身體時,身體就成了存在的唯一證詞。而他在那里發現了一種接近神性的東西——兩個剩余物之間,不言不語、卻互相依偎的溫柔。面容的顯現,在這種極端的處境里,無法通過語言或思想,只能通過身體與身體的觸碰。吹出眼里的一粒碎屑,擦去額頭上的一滴汗,在黑暗里把手搭在另一個人的肩膀上。
這也讓我重新理解特雷弗那句話。如果子禾的敘事確實經歷了一個從“凝視剩余物”到“看見剩余物面容”的過程,那么這一過程本身就是對“我們都是剩余物”最深的回應。作家不再居高臨下地為失語者發聲,而是選擇與他們站在同一片黑暗里,讓目光在目光中映照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