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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念和猶疑之間——評任白詩集《靈魂的債務》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 孟繁華  2026年08月31日11:02

討論任白的詩集《靈魂的債務》(1),我想從兩個關鍵詞進入,一個是時間,一個是靈魂。這和任白詩歌創作及幾乎所有詩人創作的共性有關。關于時間,王德威曾有這樣的解說:“世界”原本就是一個在世界語言以及文化文明流動的過程中進入中國語境的詞匯。它源自梵語lokadhātu,由佛經翻譯而來,由“世”(時間)和“界”(空間)組合而成,這個翻譯本身的意義對于我們文學的理解至關重要。“世界”的“世”原本指的是時間,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在晚清到民國文化的劇烈變動中,“世界”這個詞經由日文翻譯后再度進入中文語境,有了新意:引入了全球或全球化的內涵,并涵蓋國家的流通及文明交融互動的線索(2)。另一方面,歷史敘述與“時間的現代性”正在發生關系。澳大利亞學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以德國為背景的研究,發現了掌權者如何理解和運用時間這一概念塑造整個國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3)。在歷史學研究中,“時間”不再是一個被動承載歷史之物的容器,而是“一種因循形勢發生變化的文化建構,其形狀、結構和質地變動不居。這種觀點推動了一個如此活躍和多樣化的研究領域,以至我們可以說歷史研究中出現了‘時間轉向’”(4)。不論學者怎樣闡釋時間,可以肯定的是,時間和空間不一樣,空間是亙古的,時間是人類虛構的。或者說,在同一物理時間里,不同的歷史敘述,都有自己的時間河床。如果沒有這樣的時間河床,歷史將無法敘述。

但是,不同的詩人有屬于自己的“時間的現代性”,他們沉浸在這一虛構的線性過程中,講述他們和世界的關系及體會。因此,時間對任何詩人來說都重要無比。任白是詩人,他有多種才能,他喜歡畫畫,是那種碳素墨水畫,很現代,多為人物畫。任白不善言辭,不是那種口若懸河的健談者,好像也很少看見他激動、沖動,更不要說忘形或失了分寸。多人談話他更多的時候是在傾聽,偶爾參與討論也適可而止。但他為人的誠懇一直在流傳,他是一個詩如其人的詩人。詩人的氣質不是外在的“人設”,它浸透在詩人的詩歌里。任白是通過他的詩歌向我們傳遞了他作為詩人的氣質,他的詩不那么奔放,不那么夸張,但他神色沉郁中有堅毅,他在靈魂的宇宙里觀察、審視和追問那些看不見的幽靈,包括審視他自己的內宇宙。他的詩有時很具體,那是一些具體的場景和并不清晰的在場者;有時又很抽象,題目和內容更像哲學。這一趨向,和詩壇的主流詩歌大體在同一方向:詩歌不再抒情,無論婉約還是狂野。詩人們仿佛無聲地達成了共識:抒情是膚淺的。這個認知似乎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新詩潮”時期已基本形成,那個背景深厚的“抒情傳統”已經戛然而止。但事情是不是這樣恐怕還是見仁見智。

我這里要討論的是任白的詩集《靈魂的債務》。詩集里除了一部組詩、兩首長詩,其他均為短制。表面看,這是一部語言“模糊”、面目不清的詩集,不是一目了然、一覽無余的詩,它需要緩慢地閱讀,有時甚至需要耐心等待那期待的詩意來臨。我想今天我們可能需要詩人貢獻一些并不明快的詩,需要詩人寫出一些有悖常理的“不可能”和茫然。文字提供的絲滑已經漫山遍野,而奇崛、陌生,或構成對峙等氣質的詩越發鳳毛麟角。任白的詩無論是長詩還是短制,無論是具象還是抽象,都屬鳳毛麟角。他寫了一些和自然有關的短詩,比如《凌晨》《光年》《入夜》《那些時光》《有一天》《深秋的故事》《時間頌歌》《冬天》《秋天》《大雨》《端午》等,這些詩或者和時間有關,或者和季節有關。米沃什的詩告訴我們,時間就意味著變化——破壞、屠殺和死亡,米沃什感到惶恐、困惑、悲傷,甚至無能為力。但他沒有忘記,也不曾放棄他詩人的職責,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努力恢復過去和現在的聯系。

但任白要寫的不是時間的自然屬性。當歷史已經不再是生活的導師,就發生了時間的轉向,這是“時間的現代性”。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時間與權力》中認為:事件發生的頻率加快了,與過去的距離感增加了;普遍原則讓位于偶然性;過去作為智慧和指導寶庫的權威性正在減弱;如“革命”“階級”“進步”“國家”的關鍵概念被歷史變革的勢頭所浸透;關于過去的故事、編年史和逸事被融合成某種過程性的、獨一無二的、包羅萬象的單一整體,即黑格爾提出的,在現代大學人文院系中講授的“歷史”(5)。結果時間的感覺結構和形態出現了深刻變化:前現代社會的循環式的時間景觀讓位于所謂的“歷史”,被理解為一系列變革的、不可逆轉的事件,這些事件被體驗為“新事物的不斷循環”。革命和拿破侖時代的中斷、暴力和斷裂造成“經驗空間”和“期待視域”之間的沖突,這些不和諧成為現代的象征。這種時間觀不僅用于宏大敘事,也體現在詩人的創作實踐中。任白的詩仿佛是在曠野游走的詩魂,他或憂郁,或匆匆,或無所事事,或從容淡定,不一而足。他們的目光像后現代的鬼火,不時明滅,但仍然有跡可循。

在任白這里,他的時間不是物理時間,他是在物理時間基礎上,借用了人類對時間具有情感屬性的理解,構成了人的情感修辭意象。比如他有兩首寫秋天的詩,一首名為《秋天》,一首名為《深秋的故事》。在《秋天》中他這樣寫道:“我碰到了秋天/碰到了他最清瘦的年華/寡言的秋天/淚水在黃葉的下面睡著了/沒有驚擾任何人/連一小節哀歌都沒有留下/他在一個薄霜的早晨/帶著簡單的行李/走了,帆布鞋淺淺的腳印/一點慌亂也沒有留下/是的,這不是一個故事/連稱得上情節的東西都沒有/連仇恨都沒有/更不用說愛情/更不用說戰爭/更不用說處心積慮的衰老。”他的秋天和傳統的秋實、燦爛、悲傷、豐腴等都不同,他的秋天是如此地平實、淡然和從容,不為物喜,不為己悲。這時,秋天是一個季節,更是一個人的心境。一如既往,既不慌亂,亦無傷懷,和生活、和時間共處于同一時空。那“帆布鞋淺淺的腳印”,表達了時間沒有因為秋天而終止,季節延長了時間,延長了前行的腳步,也演繹了曠達。但是,到了深秋,時間變化了,這個變化如果沒有內心的省察是不會發現的。但詩人有職責,他負有觀察事物變化和表達的義務。于是我們看到:“深夜,灰塵擺脫腥味兒的糾纏/矮小的榶槭/樹冠被秋天拿走了/一頂帽子遮住日歷被撕毀的臉/沉悶的屈辱裸露著/但御寒的本能已經醒來/站在星空無邊的照耀之下/這仍然是個老舊的街區/整潔而又寂寞/像一位退休的教師/每天教自己體面的起居/每天傍晚出門/檢查那些損壞的街燈/并且記在小本子里/作為一份地圖/提醒更老的人/更貪戀生命的人/更被孤寒撕扯的人。”站在深秋里舉目四望,他寫的是外部事物,投射的卻是內心的倒影。深秋已至,凋零已至,平凡的人生依舊,但深秋是一種提醒和告知,另一種時間開始了,另一種生存也開始了。還有《凌晨》:“凌晨是六角形的藍色晶體/你無法躺在上面淺睡/只能和它一起下降/從對流層開始/茫然而歌/和億萬淬結了自己的晶體一起/生死浩大地下降/下降,天地間都被這種無聲的墜落攝住/我的魂魄也結晶了/儼然是顆多情的星宿/懷里抱著一腔淚水/比酒還烈,比海還深/是的,我永遠不會墜地/永遠不會把自己摔成一灘污水/我墜落并且抵抗墜落/我要你們看見并且知道/有人醒著,愿意尊重命運/但一直抱著所有冤魂。”凌晨是深睡的時候,但心事浩茫的詩人醒著。“六角形的藍色晶體”告訴我們這是一個雪夜,他將自己和淬結的“晶體”理想放在一起,大雪紛紛揚揚地降落,但詩人的魂魄是一顆“多情的星宿”,他發誓“永遠不會墜地”,他要抵抗墜落并告知世人:“有人醒著”。這番描寫觸景生情,別有一番滋味。

包括米沃什、辛波斯卡等巨匠的詩歌,也都在時間的范疇里進行思考。辛波斯卡的詩集《向所有往事告別》,是詩人耄耋之年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后禮物。她深情書寫了對生命流逝的追憶、日常生活的戲劇、凡塵俗世的感懷,那是老詩人對這個世界的深情注視和無限熱愛。切斯拉夫·米沃什,波蘭當代最偉大的詩人和翻譯家,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主要作品有詩集《冰封的日子》《三個季節》《冬日鐘聲》《白晝之光》《日出日落之處》等。看這些詩的標題就知道,米沃什的詩大多也是和時間、季節有關。思考時間就是思考人的生命,思考人的前世今生。而時間這個題目如此遼闊,思考它就意味著詩人的思考是有通約性的,是在普遍的意義上的殊途同歸。辛波斯卡在《旅行前》中定義空間:“因為所有東西,都逃脫不了?”旅行可視為穿行到另一世界,正所謂天地如逆旅,人生如過客。任白對時間的敏感使他的詩不僅有了一定的情感和思想深度,也使他的詩歌創作進入了那些巨匠書寫和思考的行列。

任白的短詩雖然不是抒情的形式,但都有抒情性。比如《于是我開始給你寫信》,這封信幾乎是寫給所有人的,他要把信寄到“世界上最孤寂的地方”“世界上最空曠的地方”“世界上最無措的地方”“世界上最癲狂的地方”“世界上最恐慌的地方”“世界上最倔強的地方”“所有你在的地方”。可能沒有人收到這封信,但也可能所有的讀者都收到了。還比如他的《理由》,是一首面對生死的詩歌,也是文學藝術要永遠面對的主題。歐陽江河曾提出詩歌要寫“萬古愁”。什么是“萬古愁”?我的理解就是人不能超越的“大限”。李白要“與爾同銷萬古愁”,不止是人生失意或懷才不遇,李白的“萬古愁”應該是對這個“大限”的態度,他是把生死看淡了。任白說“現在我們將死未死/很快找到一個復活的理由/然后在鐘聲敲響時/優雅而又從容”。這是對“與爾同銷萬古愁”的當代回應,于是關于生死,關于“萬古愁”,任白的思考也就有了“譜系”意義。當然,詩就是詩,它是詩人面對人間萬象的情感表達,這個表達存在于語言中,詩的語言未必具有實踐性,但語言是有力量的,維特根斯坦的“語言的界限即意味著我們世界的界限”,我們的思考難以超越語言,盡管有時語言也會詞不達意。但在通常情況下,語言規約著我們,也必將給我們以巨大的影響。

任白這部詩集里還有兩首長詩:《情詩與備忘錄》《耳語》。《耳語》用任白的方式表達了他對生活和詩的認知,既是和20世紀80年代詩歌的一種對話,也是一種告別。我們知道,20世紀80年代的詩歌,無論表達哪一個領域,無論是公共事務,還是個人領域,“告訴你”是基本語法。即便愛情,也是一種宣喻、告白。“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大眾文化里也有了“將軍拔劍南天起,我愿做長風繞戰旗”。只要是堅貞、無畏、一往無前的愛情,都可以大聲講述。這個私密的個人領域可以沒有隱秘,當然也不必羞澀。但是到了任白這里,事情發生了變化:愛情是靈魂事件,是私密事件。一如帕斯捷爾納克的《屋子里不會再有人來了》:“你步量著寂靜走來,/好像是未來的幻影。/你會出現在門前,/穿著是那樣素雅,/好像織就你這身衣料的,/真個就是這白色的雪花。”這是作為戀人的帕斯捷爾納克的目光所及,又像是喃喃自語,這私密的場景只為一人開放。即便在當代中國大眾文化領域,愛情的述說也仍然含蓄或淺吟低唱:“我吹過你吹過的風,這算不算相擁,我走過你走過的路,這算不算相逢。”(歌曲《聽聞遠方有你》)因此,包括大眾文化在內的當下詩歌,并非走在一條越來越粗鄙的道路上,這條道路不要說在知識界走不通,即使在文化市場上也已慘遭淘汰。任白的《情詩與備忘錄》《耳語》從另一方面作出了回答:“你進門的時候外面陽光熾烈/絲絲縷縷像你閃亮的羽翼/喧囂的羽翼/刀子和碎玻璃的羽翼/你就這么走進來/無意間濺起了一串慌亂的響動/好像房間里一直空無一人/毫無疑問,你的美麗帶著一種闖入者的寒意……”這是多種元素混雜在一起的描摹,有場景,有體驗,由衷的贊美也壓低了聲音。愛情總會和慌亂有聯系,但這僅僅是開始。在任白那里,他借用貝婁的話說,愛情是“靈魂的債務”,這是任白對愛情的認知。他有一首《詩歌》:“我寫了很多/在我之前,更多的人寫了更多/那些手稿像黃昏里擁擠的翅膀/像秋天殘舊的檔案/我懷疑這一切有什么意義/但總是容不得我懷疑/疼痛就來了/我忍不住喊叫/恐懼就來了/我忍不住呵斥/快樂就來了/我忍不住笑出聲來/空虛就來了/我忍不住去摸自己的胸口/對面就有人撩開夜幕站在面前/像失散多年的老友/我忍不住語塞流淚/默然半晌/說/我們去喝一杯”。在任白的時間里,我們經常會讀到諸如茫然、懷疑、疼痛、恐懼、空虛等感受性的詞語,這當然不是修辭的需要,而是詩人面對現實的人與事的心理體驗。這既是語言的變化,更是對現實深切的感懷。語言就這樣和現實的變化形成了同構關系。

這時我想起錢理群在《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中的論述,錢理群詳細描述了堂吉訶德和哈姆雷特這兩個文學幽靈如何從西方走到東方,成為世界文學中的不朽典型,分析東西方作家如何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接受并豐富前人的思想與藝術的過程。他分析的作家包括英國的莎士比亞、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德國的海涅、俄國的屠格涅夫,以及中國的魯迅。他特別關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及其與世界知識分子的內在精神聯系。通過這部作品,我們可以深入了解東西方文化交融下的人類精神歷程。堂吉訶德的性格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他是神志不清的,瘋狂而可笑的;另一方面,他又代表著高度的道德原則、無畏的精神、英雄的行為、對正義的堅信及對愛情的忠貞等。他越瘋瘋癲癲,造成的災難也越大,幾乎誰碰上他都會遭遇一場災難,但他的優秀品德也越鮮明。桑丘·潘沙本來為當總督而追隨堂吉訶德,后來念想無望,仍不舍離去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堂吉訶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終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化身。他對于被壓迫者和弱小者寄予無限的同情。從許多章節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他以熱情的語言歌頌自由,反對人壓迫人、人奴役人的內容。也正是通過這一典型,塞萬提斯懷著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義的終結。這一點恰恰反映了文藝復興時期舊的信仰解體、新的信仰尚未建立這一斷裂時期的社會心態。

任白也曾用過哈姆雷特“生存還是毀滅”的獨白,塑造了這個憂郁王子的形象,他猶豫不決的自我矛盾、自我叩問,也成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精神現象。在一次訪談中,訪談者問任白:請寫出你認為最重要的三個詩歌寫作要素。任白這樣回答:“米沃什的同胞詩人扎加耶夫斯基有篇文章,叫《捍衛熱情》,重點討論了在現代詩歌身陷懷疑論的泥沼后,如何保持或重新喚醒熱情。我非常認同,‘熱情’是我心目中今天從事詩歌創作的第一要素。當然這個‘熱情’既指生活熱情,更指詩學熱情。我之所謂詩學熱情是指面對存在的虛無和荒誕,人所展示的勇氣與優雅。它類似西緒弗斯推石上山,也像肖斯塔科維奇在‘每天準備被槍斃’的恐懼中不斷寫出澎湃的樂曲。這種熱情是終極的,也是原初的,是所有熱情的基礎。只有這種熱情才能驅動詩人們面對存在的重重圍困,堅持思考與言說,堅持為人類據守和拓展精神空間,從而照亮現實,使所有物理空間成為人的家園、故鄉和祖國。”(6)任白借米沃什的“熱情”,表達了他對詩歌第一要義的理解。“懷疑是熱情的怨偶與諍友。沒有懷疑的陪伴,熱情可能流于輕率,甚至濫情。真正的熱情必須經由懷疑的鍛造,所以,今天的詩學一定是二元論的,它不能在一個支點上下注,不能在單一向度上傾其所有。一個多元世界上的單極詩學是可笑的、荒謬的,甚至是危險的。”(7)

在我對藝術的認知里,我對那些言之鑿鑿、一言九鼎的狂妄大話,既無好感,更無信任。恰恰是那些隱含著“豐富的痛苦”的靈魂,給予我們親切和信任。我們是人而不是上帝,我們所知甚少,體驗有限,這決定了我們對世界認知的有限性。新中國的詩歌,從何其芳的《回答》、郭小川的《望星空》,到北島的《回答》,都是因為懷疑、質詢,甚至否定,確認了詩的價值,詩人的迷惘和彷徨猶如石破天驚,猶如晴空響雷。當驚魂未定的我們試圖和詩人一起思考時,才猛然發現愚昧的是我們自己。因此,面對世界,是那些有現實感的、充滿矛盾和懷疑的,包括懷疑詩人自身的那些作品,才是有力量的當代好詩。任白的詩和他與詩歌有關的告白,不是因其謙虛而給人好感,而是因他的誠懇,包括他袒露內心矛盾的述說,獲得了我們的信任。他仿佛騎著一匹老馬,在時間的曠野踽踽獨行,沒有風車,也沒有長矛,但他充滿了熱情。同時,他仿佛也是舞臺上的丹麥王子,熱情中也充滿了懷疑和矛盾。任白就是這樣一個復合體的詩人,在時間的曠野里,他是一個游蕩的詩魂。這里無須進行價值判斷,我相信任白詩歌的誠懇和純粹,他對詩歌鍥而不舍的思考和創造,是他不可替代的執念,而他對個人有限的認知表現出來的迷茫和猶疑,是如此地真實和誠懇。在這樣的時代,他的存在已屬鳳毛麟角。

注釋:

(1)任白:《靈魂的債務》,長春,長春出版社,2025。本文所引該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見王德威:《世界從眼前開始——中國文學的當代性》,《中國當代文學批評》2025年第1期。

(3)見〔澳大利亞〕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時間與權力》,吳雪映、劉顯松、彭韻筑譯,王濤譯校,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

(4)(6)(7)《任白:詩歌用飛行呈現生命與生活的另一種可能》,中國作家網,2024年5月15日。

(5)見〔澳大利亞〕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時間與權力》,吳雪映、劉顯松、彭韻筑譯,王濤譯校,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