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聽直》的學術價值
明末清初是中國社會發生巨變的時期,也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的時期。這個時期的文人士大夫,非常關注屈原及楚辭,如徐渭、李贄、袁宏道、袁中道、焦竑、顧炎武、錢謙益、王士禛、金圣嘆等,都曾在其詩文之中評估屈原及其楚辭所具有的思想價值、文學價值和方法論意義,把屈原和楚辭看作是他們追求文化革新和文學革命的思想武器。這個時期,也出現了大量的研究屈原及楚辭學的著作,今日傳世的研究著作,包括趙南星的《離騷經訂注》、張京元的《刪注楚辭》、黃文煥的《楚辭聽直》、陸時雍的《楚辭疏》、周拱辰的《離騷草木史》、賀貽孫的《騷筏》、李陳玉的《楚辭箋注》、陳第的《屈宋古音義》、王夫之的《楚辭通釋》、錢澄之的《屈詁》、李光地的《離騷經九歌解義》、方苞的《離騷正義》、毛奇齡的《天問補注》、林云銘的《楚辭燈》、王邦采的《離騷匯訂》和《屈子雜文箋略》、朱冀的《離騷辨》、徐煥龍的《楚辭洗髓》、屈復的《楚辭新注》、胡文英的《屈騷指掌》、蔣驥的《山帶閣注楚辭》等著作。黃文煥的《楚辭聽直》,在眾多的楚辭研究著作中,是極有特色的一部。
黃文煥是明末清初重要的學者,字維章,今福建永泰人,明天啟五年(公元1625年)進士,曾任知縣、翰林院編修等職,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因黃道周彈劾權臣而受牽連,與晚明名士方以智、葉廷秀、黃道周同時下獄,同年底出獄。清人黃惠、黃虞世《麟峰黃氏家譜》載黃道周“獄中注疏《楚辭聽直》八卷,悲正則而詛子蘭,以傷殘自況;又批釋《陶詩析義》四卷,知黨錮禍生,他日托跡柴桑之意”。除獄中所著《楚辭聽直》《陶詩析義》之外,黃文煥另有《詩經考》《詩經嫏嬛》《易釋》《書釋》《四書嫏嬛》《老子知常》《莊子句解》《秦漢文評》《漢詩審索》等著作多種。黃文煥出獄后雖然官復原職,但不久辭官,效仿屈原放流,周游山水,在江南留下了不少筆墨足跡。入清后拒絕洪承疇的推薦,不仕清廷。晚年寓居金陵,于康熙初年病逝。
《楚辭聽直》首開評注并行的闡釋模式,呈現出“六經注我”的鮮明學術特色,在明末清初楚辭研究領域頗具影響。但是,《四庫全書總目》卻認為該書“大抵借抒牢騷,不必盡屈原之本意”,因此,學術界對該書的關注并不多。近年來,有一些學者關注《楚辭聽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的吉林師范大學副教授趙妍博士的《〈楚辭聽直〉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該書對《楚辭聽直》做了較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認為《楚辭聽直》的特異性,一是源于特定的地域文化和時代學術思潮的碰撞,一是源自作者黃文煥豐富而具有創新特質的學養,《楚辭聽直》由此較前人更加逼近楚辭文本之本真,能夠更好地呈現出楚辭的文學內涵和價值。該書對于我們理解黃文煥《楚辭聽直》的價值及楚辭學史都有很好的啟發意義。
《〈楚辭聽直〉研究》的作者繼承了知人論世的優良傳統,對黃文煥的生平疑點,尤其是生卒年、字號等,均做了扎實的考辨。綜合方志、黃氏家譜、呂留良詩注等,對黃文煥的生卒年補充了新的證據,這些證據可以糾正關于黃文煥生卒年的爭議。此外,作者對《楚辭聽直》從下獄始作(1641)到《聽直合論》成書(1657)的十七年歷程的梳理,清晰地呈現了黃氏“借注抒憤”的創作心態,為后續文本分析奠定了堅實的史實基礎。尤為可貴的是,該書特別關注黃文煥家鄉福建的地域文化氛圍及其與朱子學的淵源對其學術的潛在影響,并將《楚辭聽直》的“評注并行”體例與明代盛行的文學評點之風聯系起來進行考察,這是全書頗具啟發性的創新視角之一。不過,這一判斷尚停留在淵源追溯層面,未能進一步揭示黃文煥對評點體例的具體改造,是選擇性繼承還是全盤照搬,與明清之際《楚辭疏》《七十二家評楚辭》等注本相比,黃氏的“品”“箋”“總品”究竟有何獨特之處?若能增加橫向比較,本書的學術價值將更為突出。
該書作者對黃氏《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篇逐一開展細致研究,勝義時出,可圈可點。《離騷》是《楚辭》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魯迅《漢文學史綱》說《離騷》“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認為《離騷》對后世文章之影響甚或在《詩經》三百篇之上。正是由于《離騷》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楚辭聽直》對《離騷》的研究也著力頗多,據此,作者重點分析了黃著對“離騷”題義的理解、其刪除舊本“經”“傳”字樣的處理方式、對篇章結構的獨到劃分,以及以黃文煥為代表的“求賢妃”說在楚辭學史上的影響。書中指出,黃氏打破傳統,其篇目處理雖略顯“強硬”,卻體現了將楚辭視為文學作品,而非單純經學附庸的明確意識;在“求女”問題上,黃文煥并未局限于對《離騷》篇中求女情節的考察,而是將屈原其他作品中有關“求女”的內容均做了整體考量,同時,聯系楚國當時的具體事件進行對應分析,力求情理通順且有跡可循,這也成為黃氏注《騷》的一大特色。作者對黃文煥“求賢妃”說的分析,不僅梳理了該說從趙南星到黃文煥,再到清代諸家的演進脈絡,還結合《戰國策》中有關鄭袖的記載加以印證,這在以往研究中是較為深入的。
黃文煥在《九歌》和《九章》文本闡釋上也多有發明,以黃文煥的《九歌》研究為例,作者肯定了黃氏在闡發各篇主旨時“較前人更為貼合作品原意”“少了許多牽強附會”的努力,對其駁正王逸、朱熹舊注中“靈”“余”“吾”等人稱指代混亂的問題,討論《九歌》篇數及排序問題等“一家之言”進行了客觀評析。關于《九章》研究,作者認為以《史記》相關記載為據重新梳理了《九章》各篇的寫作順序,這樣的處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作者也深入到了黃氏最具開拓性的領域:一是提出《九章》為“未有文先有題”,乃屈原自輯之名的觀點;二是依據作品內證與《史記》記載,系統考辨各篇創作時間,并重新排列楚辭篇次。以屈賦與史載相印證的研究方法對清代考據學風確有引領作用。作者也指出黃氏的“季節推算法”立論單薄、不乏臆測,這個評價是公允的。
關于《招魂》《大招》的作者歸屬問題,作者詳細闡述了黃文煥力主其為屈原所作的理由,并指出此說雖非定論,但該觀點影響甚深,推動了后世注家對屈原作品范圍的重新界定。
該書認為,《楚辭聽直》的學術貢獻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開創了“品”“箋”“總品”相結合的“評注并行”的詮釋新模式,突破了傳統訓詁學以字詞訓釋為主的框架,轉向對篇章結構、藝術手法、文心情感的綜合性分析,對后世注家如林云銘、蔣驥等人的楚辭注本體例產生了直接影響。其二,自覺將文本內證與史載資料相結合,考證屈原生平與作品系年,開啟了清代楚辭研究重考據、重實證風氣的先聲。其三,雖略于訓詁且不乏主觀臆斷,但在詞語訓釋、義理闡發上亦多有創見,不能以“明人空疏”一概否定。同時,作者并未回避《楚辭聽直》的不足,書中客觀分析了黃氏注解中存在的脫離文獻、主觀臆測、過度寄托個人身世之感等問題。該書作者長于分析,如對《楚辭聽直》成書過程的考證、對歷代注本是否稱《離騷》為“經”的搜羅、對《天問》中“天”之含義、對“穿插之奧”說的梳理,都堪稱詳盡。同時,作者對《楚辭聽直》中主觀臆測的缺陷,亦予以適當的批評,表現出客觀科學的態度。更為突出的是,《〈楚辭聽直〉研究》始終貫穿著一種自覺的學術史意識,作者將《楚辭聽直》置于明末清初楚辭學研究進程中加以考察,不僅追溯黃文煥對前代學術的揚棄,更著力勾勒其觀點與方法對后世注家的影響與演進軌跡,既有宏觀的學術史視野,又有細致的文本分析,使得本書不僅僅是楚辭注本的個案研究,更成為觀察楚辭研究在明清之際發展演變的一個生動案例。可以說,《〈楚辭聽直〉研究》不僅是對黃文煥與《楚辭聽直》研究的重要推進,也為明代楚辭學研究貢獻了一份扎實的成果。
(作者為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