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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本屆魯獎獲獎作家談心中的上海和魯迅 兩種巨大,化合為雄渾的文化
來源:文匯報 | 何晶/傅小平/李凌俊  2026年08月28日08:46

魯迅先生是引導我創作前行的第一位導師

儲福金

我出生在上海,中學就讀于當時的重點中學——陜北中學(現在的晉元中學)。我是六八屆初中生,人稱“老三屆”,1968年底插隊落戶到籍貫江蘇宜興農村。應該說,上海是我的第一故鄉,后來又轉插到江蘇金壇。之后在第12年我調到了江蘇省作家協會,先從事編輯工作,后為專業作家。這一晃,離開上海五十多年了,已是鄉音全改。就是相交多年的老友,不聽介紹也都不知我是“上海人”了。但現在我每次到上海,每次聽到上海話,都有一種莫名的感覺。那感覺像是潛入在內心深處的一個角落,像是被遺忘的,又像是無法遺忘的。

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是上世紀60年代下半期在上海。當時不用上學,但社會上流傳的書不少,我看了各種各樣的書,特別喜歡的便是魯迅先生的作品,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小說,也有他的散文、詩歌。他的雜文集我能看到的也都找著看了。好多他作品里的文字我當時都能背誦,比如《野草》等。后來,連同他翻譯的作品《毀滅》等也都找來看了。應該說我當時作品看得最全的一位作家,就是魯迅先生的。他是引導我創作前行的第一位導師。

從廣州到上海,是魯迅人生中一次關鍵的“破繭”

謝有順

魯迅是1927年從廣州、從我們中山大學來上海的。他稱贊廣州飲食“極便當”、花果繁盛,并坦言“我愛廣州”,同時又感到廣州文藝界“落寞”“單調”,認為“根本不是寫文章的地方”。

而上海之于魯迅,是思想戰場,也是他的文體試驗場。這座城市不僅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棲身之所,更深刻塑造了他作為“革命人”和雜文家的最終形態。上海為魯迅的創作注入了全新元素,但他與上海的關系也充滿了深刻的悖論。他既留戀上海的“刺激”,又厭惡其“是非蜂起”;他依靠雜文戰斗,又為無法寫出更多小說而遺憾。這些沖突、悖論和駁雜,淬煉成了他筆下最銳利的文字,不僅成就了他后期寫作的輝煌,也使魯迅成了上海文化精神的重要構成。

因此,從廣州到上海,是魯迅人生中一次關鍵的“破繭”。這不僅是地理上的遷徙,更是他思想、身份與寫作風格的深刻轉型。廣州可以說是他思想轉變的孕育地,而上海則是他將新思想付諸實踐、走向創作高峰的新舞臺,他在廣州沉淀的思想與情感,最終在五光十色的上海爆發出了驚人的力量。

他的偉大文學遺產已經內化為上海的一條文化血脈

彭程

有幸獲得以魯迅先生命名的文學獎,并來到先生長期生活過的上海領獎,心中涌起對先生的深切的緬懷與敬仰之情,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魯迅先生在上海度過了生命的最后十年,這十年是其思想成熟期、創作巔峰期,正是在這里,他確立了自己在中國現代文化重鎮中的地位。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時光,他的偉大文學遺產已經內化為這座城市的一條文化血脈,參與塑造了城市的獨特精神品格。這種影響的深度及廣度,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愈加彰顯。

“創作總根于愛。”魯迅先生這句話,揭示了文學創作的本質。每一個寫作者,不管他操持的是哪種文體,都應該表達出對人的關切,對生活和社會的責任感。作為一名獲獎者,我期待自己能夠在這座到處閃耀和浸潤著先生的人格光輝、生命氣息的城市,充分汲取豐厚的精神營養,化作今后寫作的不竭動力。

當你的內心有廣闊人間的時候,寫作也會變得寬廣而深遠

梁鴻

魯迅先生是我們這代人敬仰的寫作者和生活者。

我記得我的博士生導師王富仁先生,他也是研究魯迅的專家,曾經說過一句話:“要像魯迅先生那樣,用生命去感受現實。”當時我非常震動,“用生命去感受”意味著你要敞開你的情感和靈魂去感受活生生的現實,感受其中每一個人的具體存在。對中國生活的大熱愛是魯迅先生寫作和生活的基本起點,也是其精神內部最核心的原點。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我作為一個后輩寫作者的基本起點。

前不久,有朋友給我發來信息,說他們樓里一位年輕的保安特別喜歡《要有光》,認為我寫得非常好。我非常激動,感覺自己好像又受到了一次嘉獎,來自一位遙遠的普通生活者的喜歡和閱讀,它讓我體會到文學的力量。“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這不單單是一種思想境界,也是我們創作和思考的基本起點,它意味著,當你的內心有廣闊人間的時候,你的寫作也會變得寬廣而深遠。它也說出了人類生活的本質:我們都息息相關,我們在一起,共同創造人間,也共同感受和思考人間。這也正是寫作的意義。我們互相看見,彼此照亮。

他把這座城的細密紋理有力地寫進一篇篇文字中

林那北

小時候從課本里讀到魯迅先生的文章時,上海就進入我們的視線了,那是魯迅視角里的上海,有兒子降生的欣喜,有與親密友人往來的溫情,也有對敵人“一個都不寬恕”的憤怒。生命最后近十年的時光中,他在這里呼吸行走,生活寫作,把這座城的細密紋理有力地寫進一篇篇文字中,成為永遠的歷史記憶。最終他又在這里病逝,然后長眠于此。對很多喜歡他的人而言,上海與魯迅先生是密不可分的。一個人總是被命運帶到一座城,我們所敬仰的魯迅是上海的榮光。

我欠上海一篇散文

丁捷

我的童年時代,家里發生了一件與上海人有關的事。當時我的奶奶得了重病,到上海去做手術。南通跟上海很近,所以南通人求學、看病、買大宗商品什么的,都是跑到上海去。但上世紀70年代南通農村還是太貧窮了,我父親為負擔高昂醫療費,四處借債。在大上海的醫院陪護奶奶,他一天只舍得啃兩個冷饅頭;天冷了和衣躺在病床旁邊的地板上,連個被子都沒有。同病房的一位上海老奶奶的陪護人——她的女兒,冷眼看了兩天,第三天她回家,拿來被子、衣服,還有一大包吃的,餅干、榨菜什么的,給我父親。此后,她與父親姐弟相稱,還帶丈夫和她的孩子們到病房來,認我父親這個剛結識的“舅舅”。奶奶住院期間,得到了上海姑姑無微不至的關懷。出院回家后,奶奶撐了幾個月,去世前一直念叨,讓我父親不要忘了上海人的恩情,將來日子過好了,要找機會去報答。

后來好多年,父親一直跟上海姑姑通信,熱情邀請她來南通做客。過了兩年,上海姑姑果然來了。我那時四五歲,記得上海姑姑微胖,皮膚白白的,身上的味道香香的。她把我拉到跟前,幫我釘好襯衫上缺掉的紐扣,叮囑我將來要好好讀書。可惜,后來父親跟她失去了聯系,且他英年早逝,自始至終并未有機會報這份恩情。

記得我上中學時曾問過父親,為什么一個素不相識的上海人,要幫一個鄉下窮病友。父親說自己當時也很奇怪,后來上海姑姑寫信的時候說到,父親在病房陪護的時候,一有空就抱著一本書看,讓她感動了。

我長大后,一直想去上海找這位姑姑。唯一的線索是記得父親說過,她家的地址是上海斜土路還是斜土西路,她名叫朱錦繡,丈夫在上海橡膠研究所工作。2019年,我訪問上海報業集團時,求助一家媒體的總編輯,他說,斜土路變化太大了,沒法找,你可以寫篇散文,登在我們報紙上,上海姑姑看到肯定會主動聯系的。可惜可恨的是,這幾年我一直沒有寫出這篇文章。

古人云,仁者壽,上海姑姑差不多有九十歲了吧,我相信她一定住在大上海的某個角落,兒孫滿堂。我想讓她知道,半個世紀前,她在我心口的紐扣上留下的溫馨,至今猶在。

37年前,我在上海寫下第一個短篇小說

胡性能

1989年秋天,我來到上海。作為云南烏蒙山區一所專科學校的年輕助教,我到復旦大學進修,住在離虹口不遠的復旦碩園,并在那兒寫下我的首個短篇小說《米酒店老板的女兒》。37年時光不算短,重返故地,我還能清晰地回憶起將那篇小說投入郵筒的情景。不久后,我收到來自《滇池》編輯老師張慶國的回信,他在信中告訴我小說即將刊發的消息。過了那么多年,我還記得當時內心的激動與喜悅。

我在復旦就讀的是“寫作助教進修班”,因為晚了一周報到,我沒和同班同學住一棟樓,而是被安排去了另外一棟樓,與來自撫州師專、南京林大和云南文山師專的學員住在一起。當時,復旦辦了一個作家班,學員們早半年進校,與我就住在同一棟樓。記得有一次在樓道口,看到墻上張貼著凡一平作品研討會的海報。那時我不認識凡一平,作家班的其他學員我也都陌生,等我認識凡一平并成為朋友,他已長成一個像彌勒佛的胖子。

上海的冬天不算太冷,天晴時,與我故鄉昭通的氣溫差不多。加之進修課程比較輕松,我有充裕的時間來閱讀和寫作,我那時怎么也想不到,37年后,我會來上海虹口領取魯迅文學獎,這種生命閉合式的巧合里,仿佛能看到命運特殊的軌跡。所以要感謝評委會把這樣一個重要的文學獎項授予我的《猛犸象》。能夠獲魯迅文學獎,我有些意外,當然更大的是驚喜,這讓我對文學充滿了感激。我很慶幸自己的人生能夠與文學結緣,它讓我不僅有一個具體的現實世界安頓肉身,還有一個用文字搭建的虛擬世界供精神自由呼吸。

在他心目中,他和上海,是連血帶骨的關系

羅偉章

上海之于魯迅,是溫暖的,在這里,他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家,接著有了兒子,雖然據說兒子的出世完全是個意外,但他對兒子的愛,卻成為父愛的典范。他為兒子取名海嬰(上海出生的嬰兒),可見在他心目中,他和上海,是連血帶骨的關系。

魯迅之于上海,是強悍的——強悍的精神堡壘,魯迅的自我進化、文學創作、藝術活動、對青年作家和藝術家的扶持等等,構成這座堡壘里豐沛的細節,每一個細節都成為坐標,都清晰到嶙峋,都錚錚作響,近百年過去,我們還看見他的身影,還聽見他的聲音,還在他那里為自己做精神體檢,還在每一次體檢中查出自己缺鈣,并從他的文字里去補。

上海和魯迅,一個是巨大的空間,一個是巨大的時間。而空間和時間是不可分割的,是一體的。兩種巨大,化合為雄渾的文化。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魯迅的最后十年不在上海,他會怎樣?答案幾乎是肯定的:他會在另一處成就巨大。但既然他就在上海,證明上海最該享有這份榮耀。

魯迅和上海是一種精神

哲貴

上個月我回了一趟溫州老家,朋友帶我去看了一個紀念館,叫林夫紀念館,很小,只有550平方米。估計很少有人知道林夫這個人了。1911年,林夫生于溫州平陽縣(現為蒼南縣)林家塔村。1932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是個青年木刻家。同年,經馮雪峰介紹,林夫第一次見到敬仰已久的魯迅先生。1936年10月8日,林夫參加第二回全國木刻展,魯迅先生抱病出席并與青年木刻家座談,留下了他生前最后的九張合影照片。其中一張照片,林夫坐在魯迅先生的左側。八天之后,魯迅先生逝世,林夫在葬禮上執弟子禮。

1937年,抗戰爆發,林夫回到溫州老家,參加了位于平陽山門的浙閩邊抗日干部學校的工作,先后擔任平陽縣宣傳部長和縣委組織部長。他以木刻為武器,奔赴各地,開展各種救亡工作。后因叛徒出賣,被關押在江西上饒集中營,后因策劃并參與赤石暴動而犧牲。犧牲的時候,他懷里揣著跟魯迅先生的那張合照。

沒有資料顯示,1937年之后,林夫有沒有再來過上海。無論有沒有再來過,魯迅和上海都已成為他的精神力量,是他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他戰斗到最后的動力之一。我想,在當時,魯迅和上海這座城市一定吸引和鼓勵著成千上萬像林夫這樣的青年。我覺得,現在,依然是。

魯迅先生的氣韻不會遠去

艾平

25日夜里抵達上海,第二天醒來,黃浦江上的陽光已經像金色的緞子一樣鋪開,把百年的故事變成了一首徐徐而去的長詩。

每一次來上海,都會留下斑斕而美好的記憶。這個大都市離我的家鄉呼倫貝爾大草原遠隔2900多公里,它們的遼闊和繁華,總是在我的心里沉淀為兩個字——文學。多少次,我尋覓著魯迅、巴金、茅盾的足跡,在這個城市里邊走邊想,以一個后來者的急切去擁抱他們文學的光芒。這一次我為接受魯迅文學獎而來。

不由得想起201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散文集《聆聽草原》,并在思南讀書會舉辦了讀者見面會,那是我在上海停留較長的一段時間,我因此有時間,沿著魯迅在上海生活九年的路線圖,去與敬愛的大先生默默傾談。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陸新村九號,我似乎看到了先生那清瘦的身影奮筆疾書的時光——閏土、阿Q、祥林嫂、孔乙己的形象一一在眼前回放,最后,我很想看看魯迅先生的存書室,我從大陸新村起步,一路問了小商販、老阿姨、氣宇軒昂的中年男人,他們全都不知道,后來一位戴眼鏡的老者,告訴了我,溧陽路1359號,這是一間普通的民房,只有20平米,看起來有點陳舊,門鎖著。

1933年3月,魯迅即將搬入大陸新村9號寓所。當時白色恐怖嚴重,家里不便存放大量進步書刊、文稿,怕抄家牽連家人,于是決定把住宅與存書室分開。經內山完造幫忙,以內山書店日本店員鐮田誠一的名義租下二樓東前間,門口掛“鐮田誠一”的門牌做掩護。

這小小的存書室,存書共6888冊,包含馬列譯著、左翼書刊、瞿秋白手稿、柔石遺作遺物等珍貴文獻。魯迅自己設計了可拆裝木質書箱,合上是箱子,打開就是書架,方便隨時轉移避險。我用手輕輕撫摸著帶包漿的門楣,心想,當時先生應該就站在我如今的這個位置,拿出鑰匙開門,然后在萬千卷帙中,找一本需要的書。

我很想走進去,捧起一本先生讀過的書……我知道,我會再一次到魯迅存書室拜謁的,雖然那里大量的藏書已經由許廣平先生妥善處理,但是我相信魯迅先生的氣韻仍然不會遠去。

山陰路132弄9號,是一個時代的地址

傅菲

山陰路并不長(約600米),也不寬(約10米),高大的梧桐樹立于街邊,樹葉遮蔽了街道,顯得十分清爽。這是一條老街,仍保存了百年前的模樣,駁雜、神秘、干凈、樸素。132弄9號是一座花園的地址,也是一個時代的地址。這是大先生晚年(最后)的寓所。每次去上海,我都會去山陰路132弄9號(原施高塔路大陸新村9號),站在鐵柵門前瞻望,或入花園瞻念。老式的小天井,木質的樓梯,老木書桌,落地書架,這一切都讓我心動和傷感。

自1927年10月入滬至1936年10月19日在寓所逝世,大先生在滬生活九年,先后有三個居住地——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陸新村,創作了大量作品,編選和翻譯了重要著作,發掘和幫助了一大批進步青年作家。上海是大先生最后的生活之地,與大先生的精神有了血肉相連,腔臟互存。

山陰路132弄9號,在我心里,既是豐碑,也是燈塔。

永葆扎根現實、心系人民的初心與熱忱

傅逸塵

新時代的文學現場早已打破舊有邊界:寫作疆域在拓展,書寫主體在擴容,文學經驗在更新,思想觀念也在持續迭代、升維。文學理論與評論,必須在火熱現實中展開思辨與省察。對時代變革、生活變化的深切體驗和深入觀察,理應成為新時代批評家最為倚重的批評資源。

基于新的視野、經驗和思考,我在《“新紅色經典”論》中,系統梳理“人民史詩的文學”從家國敘事走向國家敘事再到邁向文明敘事的演進軌跡,希望通過“再敘事”與“再闡釋”,讓中華民族百余年來砥礪奮斗的恢宏史詩,轉化為更鮮活、更深刻、更具當代傳播力的創新表達;同時,立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視域,挖掘“新紅色經典”創作在文化強國建設中的時代價值,探尋歷史與現實、本土與世界對話的更多可能。

特別喜歡魯迅先生那句流傳甚廣的名句:“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當年,魯迅先生身處上海弄堂,身染重病,仍苦苦思索個人與時代、與世界的關系。這時刻提醒我們,無論作家還是評論家,都要永葆扎根現實、心系人民的初心與熱忱。

(本報記者何晶、傅小平、李凌俊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