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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馗:一位守護神的千年傳承
來源:光明日報 | 陳國輝  2026年08月28日16:58

中元節,作為農歷七月的重要傳統節日,與鐘馗文化有著微妙而深刻的關聯。傳統上,鐘馗畫像多懸掛于端午節或除夕,但在某些地區,中元節亦有懸掛鐘馗圖的習俗。這一現象的背后,蘊含著深厚的民俗文化。

中元節又稱“七月半”或“鬼節”,是道教“三元節”之一,與地官赦罪的信仰密切相關。鐘馗作為驅邪斬鬼之神,在中元節懸掛,既是出于對先人的敬畏與緬懷,也是古人對孤魂野鬼的震懾與防范。尤其在江南地區,民間有“中元掛馗,百鬼避趨”的說法,鐘馗畫像與河燈、法事相匹配,構成了獨特的節慶景觀。作為傳統文化中家喻戶曉的傳說人物,鐘馗與普通神話角色有著本質不同:他是由活人離世后所轉化,以鬼的形態現身,卻履行著懲惡揚善、驅疫逐鬼、護佑太平的神圣職責。鐘馗形象雖為鬼,實則兼具人與神的特質,不僅具備人類的七情六欲,所行之事亦屬人間事務范疇,從而形成了鬼、人、神三位一體的獨特文化符號。

鐘馗信仰的源頭頗為古老。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清代趙翼《陔馀叢考》等筆記均對其起源進行了詳盡考辨。學界普遍認為,鐘馗起源于遠古人們用以驅鬼的法器“終葵”(即終椎)。《周禮·考工記》載:“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這一法器逐漸人格化,演變為驅鬼之神。有學者追溯至上古巫術,認為其由擁有祝融稱號的重黎衍生而來。良渚文化反山、瑤山遺址出土玉琮上的獸形人面紋,被視為重黎的形象,亦即后世鐘馗形象的原型。盡管關于鐘馗起源尚有方相氏、仲腦、藥用真菌等多種學說,但無論何種源流,鐘馗在傳統宗教與民俗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始終未變。同時隨著漢文化圈的擴展,鐘馗信仰亦東傳至日本、朝鮮半島及東南亞諸國,形成了跨地域的文化共鳴。

在日本,鐘馗被稱為“鐘馗さん”,其形象常見于浮世繪與能劇之中,尤以江戶時代歌川國芳等浮世繪大師的作品最為著名。日本學者鈴木俊哉在《東亞鐘馗信仰比較研究》中指出,日本鐘馗形象既保留了捉鬼驅邪的核心功能,又融入了本土神道教元素,呈現出獨特的和風美學。朝鮮半島的鐘馗信仰則與端午祭等傳統節慶相結合,成為民間驅疫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跨文化傳播現象,彰顯了鐘馗作為中華文化標識的強大生命力與包容性。

鐘馗斬鬼傳說見諸文字,最早可追溯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奉敕撰寫的《太上洞淵神咒經》。敦煌文書中的畫符《總壇式》更證實,道士在施行法術時已將鐘馗尊為信仰神祇。唐代盧肇的《唐逸史》則為鐘馗故事搭建了基本架構:鐘馗為報答帝王恩德,在玄宗夢中現身驅逐疫鬼,玄宗夢醒病愈,遂奉之為神。這一時期的鐘馗故事以捉鬼為核心,涵蓋趕考、報恩等情節,涉及虛耗、唐玄宗等人物,具有鮮明的宗教與神話色彩。中唐晚期的《除夕鐘馗驅儺文》生動描繪了當時的場景:“五道將軍親至,步領十萬熊羆……教使朱砂染赤,咸稱我是鐘馗。”文中鐘馗統領銅頭鐵額、身披豹皮的部眾,高呼捉拿浮游浪鬼,掃出三峗,為百姓帶來祥和。值得注意的是,銅頭鐵額、渾身豹皮的形象,與《周禮》記載的古儺儀式中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的形象頗為相似。有學者認為,鐘馗早期形象實則替代了方相氏在除夕驅儺中的角色,其職責不僅是驅除病癘,更是捉拿一切游蕩之鬼。

宋元以降,鐘馗故事的宗教色彩漸趨淡化,世俗化傾向日益明顯。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汴京宮中歲除儺儀中,鐘馗形象變為“假面長髯,展裹綠袍靴筒”,由教坊人員扮演,謂之“舞判”。驅儺從傳統禮制演變為具有象征意義的民俗活動,鐘馗也從統領諸神的至高神祇,演化為與將軍、門神并列的辟邪符號。明清時期,鐘馗完成了關鍵的文學化轉變。文學作品中的鐘馗逐漸從道教神明轉變為有血有肉的文學人物。雖然鐘馗貌丑早在唐代便有描述,但直至明清,其“丑”才與具體情節緊密關聯。清代劉璋《斬鬼傳》敘述鐘馗因貌丑被唐德宗剝奪狀元頭銜,憤而大鬧金鑾殿并自刎,這一情節極具戲劇張力。亦有作品如明代《慶豐年五鬼鬧鐘馗》將落第歸咎于官場腐敗,甚至清代阮大鋮的《獅子賺》將鐘馗塑造成行賄者,展現了其形象的復雜多義性。與此同時,鐘馗的附屬角色也開始獨立發展,如“鐘馗嫁妹”題材在子弟書、雜劇中大放異彩,鐘馗小妹的故事在《夜雨秋燈錄》等作品中甚至完全脫離鐘馗本人,形成了獨立的敘事系統。

如果說文本賦予了鐘馗靈魂,那么繪畫則賦予了其血肉與神態。歷代畫家筆下的鐘馗,不僅是驅邪納福的符號,更是文人墨客寄托情懷、諷喻世事的媒介。唐代吳道子被譽為“畫圣”,相傳唐玄宗曾命其繪制鐘馗像,吳道子筆下鐘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發垂鬢”,左手捉鬼,右手抉鬼目,氣勢磅礴,奠定了后世鐘馗畫像的基本范式。然而,真正將鐘馗圖像推向文人畫高峰的,則是明清時期的諸多名家。明代“吳門四家”的文徵明,其筆下的鐘馗別具一格。不同于民間年畫中怒目圓睜、殺氣騰騰的武夫形象,文徵明的鐘馗圖往往透著一種文人的雅致與詼諧。在他流傳后世的《鐘馗圖》中,鐘馗雖仍保留虬髯、藍袍的特征,但神態往往較為溫和,甚至帶幾分醉意或閑適。文徵明常以細勁流暢的線條勾勒人物,背景配以松石、梅竹,營造出一種清幽的氛圍。這種處理方式,實際上是將鐘馗從單純的“捉鬼大神”拉回到了“失意文人”的角色,借鐘馗之酒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在文徵明看來,鐘馗之“鬼”氣,實則是人間不平之氣的投射;鐘馗之“捉鬼”,亦是對世間奸佞小人的道德審判。這種文人化的解讀,使得鐘馗圖像在中元節等節慶懸掛時,不僅具有辟邪的功能,更增添了一份審美的愉悅與文化的深思。

除文徵明外,明代戴進的鐘馗筆力雄健,氣勢撼人;清代金農的鐘馗則古拙奇崛,充滿金石趣味;任伯年的鐘馗更是造型夸張,色彩濃烈,極具民間生命力。這些畫作在中元節之際,常被張貼于門戶,或懸掛于廳堂,既是為了鎮宅驅鬼、護佑亡魂安寧,也是為了欣賞藝術之美。畫中鐘馗或持劍怒視,或醉酒酣睡,或嫁妹送親,或與蝙蝠(寓意“福”)嬉戲,構成了豐富多彩的視覺譜系。特別是“鐘馗引福”“鐘馗嫁妹”等題材,在中元節莊重肅穆、慎終追遠的氛圍中,更顯得寓意深遠,蘊含著對生命的敬畏與溫情。

從藝術形式的演變來看,鐘馗形象早已突破繪畫的單一載體,滲透至雕塑、戲曲、剪紙等多種藝術門類。在雕塑領域,福建德化窯、江西景德鎮等地均出產過精美的鐘馗瓷塑,其造型或威嚴或詼諧,工藝精湛,成為收藏界的珍品。戲曲舞臺上,鐘馗更是經典角色之一,京劇《鐘馗嫁妹》中,鐘馗由花臉應工,臉譜以黑色為主,配以紅色紋飾,凸顯其剛正不阿的性格。演員通過特殊的步法與身段,展現鐘馗亦人亦鬼、亦神亦凡的獨特氣質,令人嘆為觀止。剪紙藝術中,鐘馗形象則以簡潔明快的線條呈現,常用于中元節祭祀裝飾,寓意驅邪避災、護佑平安。這些年畫、剪紙作品在中元節期間尤為暢銷,成為百姓家中不可或缺的節慶祭祀用品。

時至今日,鐘馗的文學和圖像形象依然活躍。中國國家博物館2023年推出的“鐘馗文化特展”,匯集了從唐代至當代的鐘馗圖像百余件,輔以多媒體互動裝置,吸引了大量年輕觀眾。在文創領域,一些設計師嘗試在保留鐘馗核心文化元素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如將鐘馗形象與現代服飾、家居用品相結合,既保持了文化辨識度,又符合當代審美。這些探索為鐘馗文化的活態傳承提供了有益借鑒。此前,《黑神話:悟空》制作公司“游戲科學”發布新作《黑神話:鐘馗》演示視頻,再度引發熱議。2024年,“鐘馗文化全球巡展”在巴黎、倫敦、紐約等地舉辦,展出了中國歷代鐘馗畫作及數字藝術作品,引發西方媒體廣泛關注。有外媒評論道:“鐘馗形象展現了中國文化中對正義與秩序的獨特理解,其‘鬼中之神’的復雜身份,為西方觀眾提供了審視東方宗教哲學的新視角。”此外,鐘馗題材的動畫電影、網絡文學亦開始走向海外,如國產動畫《鐘馗傳奇》在奈飛上線后,收獲數百萬海外播放量。這些傳播實踐,不僅提升了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也促進了不同文明間的對話與理解。

中元節至,幽明兩隔,燈火寄思。愿我們在緬懷先人的同時,不忘回望歷史深處那位“銅頭鐵額”“朱砂染赤”的鐘馗。他不僅是震懾鬼祟、守護人間太平的神祇,更是中華文化中不畏強暴、扶正祛邪的精神象征。讓我們在傳統與現代的交融中,繼續講述鐘馗的故事,傳承這份獨特的文化記憶。

(作者:陳國輝,系廣州美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