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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空間的轉換:中西文學鬼魂敘事的差異
來源:澎湃新聞 | 秦嚴妍  2026年08月28日09:19

中元節,源于道教的“三元”體系,與上元(正月十五)、下元(十月十五)并列,以七月十五為“中元”,原為地官赦罪之日。佛教傳入后,與盂蘭盆節相融合,逐漸演變為祭祀亡魂、超度先人的民間節日。此日冥界之門洞開,生者通過焚香、燒紙、設宴等儀式與逝者完成象征性的溝通,亡靈得以暫歸人間。

節日是民俗文化集體性思想的融匯,而文字則能夠將這種想象訴諸筆端,使得文學作品成為鬼魂形象表達的極佳媒介。古今中外文學作品中“人鬼同臺”的方式給予讀者陌生化的新奇感受,與人類對于肉眼不可見之物的不在場想象形成共鳴。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作為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的高峰,便構建了極具代表性的亦真亦幻的交融空間。在《公孫九娘》一文中,隨著萊陽生的腳步,在多重空間之下,陰陽之間的交織得以展開。

歷史空間首先構成了生死之間最直觀的聯系。《公孫九娘》開篇即寫于七一案的慘烈情狀,“于七一案,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戮于演武場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寥寥數語,一個巨大的刑場空間成為整篇故事的底色。大規模的殺戮導致城郊累累的新墳,新墳則是鬼域社會的存在基礎。沒有過多的政治評判,只是將空間如實呈現出來,讓死亡的規模自己說話。演武場是官方的軍事操練之地,本與殺戮無關,如今卻成了刑場,空間功能的錯位本身就構成了一種無聲的控訴。

鬼域空間則使生者與死者的溝通成為可能。萊陽生受亡友朱生之托,到墓地祭奠,由此踏入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地下世界。“北行里許,有大村落,約數十百家”,深入其中更是柳暗花明。女甥住處“半畝荒庭,列小室二”,室中燈火熒然。公孫家亦是“一第門開,二人登其堂”,有青衣侍女扶老夫人升階,有酒宴肴俎,似乎無異于人世,日子井然有序。然而,這個空間寫得越像人間,讀來越覺心酸。那些門戶、柳樹、修竹,那些媒妁之言、婚嫁禮儀,原本都該屬于活著的人。這些冤死者在地下重建了一個完整的社會,有鄰里往來,有人情世故,仿佛死亡不曾發生。但他們之所以聚居于此的原因,卻是被暴力驅趕出了人間。鬼域空間的日常與安寧,恰恰是對他們被剝奪的生活的一種補償性想象。

鬼域中最溫暖的時刻,無疑是洞房花燭,“華燭凝待,邂逅含情,極盡歡昵”。然而就在這最親密的時刻,九娘卻在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她口占的兩首詩,一首以“十年露冷楓林月”襯“此夜初逢畫閣春”,可知凄冷之漫長;另一首“忽啟鏤金箱里看,血腥猶染舊羅裙”更觸目驚心,錦箱里收著的竟是自刎時染血的舊衣。溫存背后的凄清如是彰顯,使這短暫的溫暖從一開始就指向離別。九娘言“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滯”,又托付萊陽生收她遺骨歸葬,“使百年得所依棲”。臨別以羅襪相贈,揮淚促別。過朱家辭行,女甥也云鬢蓬松驚起省問,說“此非人世,久居誠非所宜”,于是相對汍瀾。所有人都知道這一別就是永訣,卻都在催對方走,溫柔本身成為最深的悲涼。

尋而不得的消失空間最是令人悵然。萊陽生想履行諾言,卻忘了問墓的標記。夜間再去,千墳累累,竟迷村路。手中信物羅襪,著風寸斷,腐如灰燼。半年后重返南郊,萊霞里已徹底消失在荒墳之間。他遠遠望見一個身影酷似九娘,趕上前去,九娘卻竟走若不相識,再逼近則舉袖自障,呼其名,煙然滅矣。從華燭凝待到煙然而滅,從極盡歡昵到舉袖自障。她并非無情,是他終究沒能兌現收骨歸葬的承諾。那一夜的溫暖沒有消失,它變成了一個永遠無法彌合的遺憾,擁有過卻無力留住。羅襪化灰,村路迷失,九娘煙滅,所有溫暖的痕跡在現實面前一一碎裂,只留萊陽生一人站在荒墳之間。

“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木三分。”悵然若失的結局映襯的是對于社會黑暗面的批判。

然而通過超現實情節批判現實并非《聊齋志異》的專利,瑞典劇作家奧古斯特·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鳴曲》,由年輕學生與老人亨梅爾在豪宅前的相遇引出更復雜的故事,同樣成為奠定西方現代表現主義戲劇的經典。劇作中圓形客廳、風信子室和櫥柜三個主要空間層層收縮,物理空間映射出深層的社會和心理空間。

《鬼魂奏鳴曲》中,圓形客廳作為戲劇的核心空間,通過封閉、對稱的結構,形成類似福柯“全景敞視”理論中的壓迫感。它消解了主次方位,強化了包圍性與監視性,人物在其中無法逃避,參與一場持續的社交表演。這里是資產階級家庭維持體面形象的舞臺,所有對話與情感都成為掩蓋道德敗壞與家庭謊言的社會符號。晚飯是“鬼宴”,吃餅的聲音像“老鼠在啃東西”。客廳的開放性只是表面,其背后隱藏著嚴密的階級秩序和社交禮儀,迫使個體壓抑真實欲望與罪惡記憶,成為人性異化的容器。

風信子室作為連接公共客廳與隱秘角落的半私密空間,象征著純真與希望,但最終成為美好幻滅的悲劇場所。以風信子命名,它原本是少女躲避虛偽社交的精神避難所,然而由于依附于客廳的權力秩序,無法真正隔絕謊言與罪惡。隨著真相揭露,風信子室從純真寄托轉向絕望深淵,象征著資產階級秩序下純粹精神的脆弱與虛妄,“少女在有五彩繽紛的風信子花的房間中安息”,完成了從希望空間到死亡空間的轉化。

櫥柜作為最封閉的私密空間,象征人性壓抑與扭曲。原本用于收納雜物的功能性角落,成為木乃伊的棲身地,構成荒誕的空間反諷。它代表了木乃伊徹底退縮的心理狀態,既是對虛偽世界的反抗,也是自我禁錮的極端表現。櫥柜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系,將個體困于罪惡與恐懼中,最終走向人性的消亡。從社會角度看,它是底層精神的寫照;從空間邏輯看,櫥柜象征著虛偽文明將自由壓縮為囚籠,深刻批判了人類的異化與精神的扭曲。老人最終在櫥柜中死亡,成為罪惡與絕望的永恒埋葬地。

在《鬼魂奏鳴曲》中,斯特林堡并非為了制造恐怖,而是通過鬼魂的形象剖析社會與人性。劇中的真正恐怖來自活人之間的異化關系,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欺騙和爭斗比鬼魂更具威脅。通過鬼魂的視角,斯特林堡揭露了資產階級的偽善,撕下了體面和忠誠的假象,展現了社會的虛偽與腐化。最終,通過鬼魂的言語表達了對世界的悲觀認知,認為人類生存的本質是一個充滿罪惡和痛苦的“瘋人院”。

西方作品不乏鬼魂書寫,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分別與身穿甲胄和睡衣的父親鬼魂相遇,象征著他命運的兩面:甲胄形象代表著命運的禁錮與無法逃脫,而睡衣形象則象征著哈姆雷特對母親認罪的期待。通過鬼魂的指引,哈姆雷特驗證了事實,從而加深了他對人性的懷疑與內心的痛苦。電影《閃靈》結尾的鬼宴合照同樣暗示了杰克并非被鬼魂附身,而是通過與惡魔交易完成身份的同化,最終回歸原本屬于他的宴會。這座建立在印第安人墓地上的遙望旅館象征著美國的殖民原罪與資本狂歡,而宴會廳中的骷髏則是歷史真相的顯現。

與西方文學中那個充滿罪與罰的“死者歸來”母題相比,《聊齋志異》的鬼魂世界呈現出一種截然相反的溫情底色。如果說西方的鬼魂是被壓抑的真相的回歸,歸來是為了審判、復仇或揭示歷史的傷痕,那么《聊齋志異》中的鬼魂則更像是未被滿足的生命的延續。公孫九娘執著于歸葬故里的凄楚,《土偶》中王氏感召夫魂延續香火的深情,聶小倩掙脫脅迫、尋求救贖與新生的渴望,都是這種未竟生命在不同維度上的鮮活映照。

這種差異根植于兩種不同的生命哲學。西方鬼魂觀建立在形神二元對立的基礎上,死亡意味著肉體的朽壞與靈魂的受罰或升天,因而鬼魂往往帶有罪孽、恐懼與未竟使命的沉重感。而《聊齋志異》雖也承認“人死曰鬼”的形神分離,但中國傳統的生命觀強調的是生命的連續性——死亡主要是形體的死亡,精神或靈魂卻可以轉化為鬼,繼續存在于人間與冥間的交界處。更重要的是,蒲松齡筆下的冥界被徹底世俗化了,那里有村落、有住宅、有親情、有愛情,鬼魂們依傍在生人周圍,眷戀著人世的美好。

于是我們看到一個奇妙的對照:西方鬼魂是闖入者,從彼岸歸來,攪動此岸的秩序,迫使活人面對真相與罪責;而《聊齋志異》的鬼魂是鄰居,它們就住在村后的古墓里,會在月夜來訪,與書生談情說愛,甚至可以為活人操持家務、生兒育女。西方鬼魂渴望審判,《聊齋志異》中的鬼魂渴望復生;西方鬼魂讓人恐懼戰栗,《聊齋志異》中鬼魂卻讓人“樂死不樂生者,亦復不少”。哥特式小說里的鬼大多是邪惡的,而中國的鬼故事多是人們的白日夢,是底層百姓和落第書生的情感慰藉。

最深刻的差異或許在于,西方鬼魂指向歷史,它們是被遺忘的罪惡的記憶載體;而《聊齋志異》中的鬼魂指向未來,它們是對生命殘缺的補償和對死亡的超越。蒲松齡用他那支溫情的筆,將死亡的必然性轉化為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讓那些在現實中受盡苦難的靈魂,在幽冥世界里獲得了舒展與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