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不腐的至情主義與生活哲學——讀蘇寧《江南植物》
當代人遷居奔波的軌跡,構成了《江南植物》的敘事背景,也形成了故事情節的生長脈絡。通篇觀之,小說中人物的身心常常處于動蕩不定之狀態,或是正在搬遷,或是因牽掛他鄉之親人而在思謀著搬遷,由此所形成的多時空交織的敘事藝術,便與先鋒技法全然無關,而是奠基于現實主義底色、根植于當代社會沃土的現代性真實寫照。“現代性”,在馬歇爾·伯曼看來,是“一種關于時間和空間、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種可能和危險的經驗”。時間與空間,正是當代人感知現代性嬗變的重要維度,其在社會關系中顯現為吉登斯所謂的“脫域”,包括時間與空間由一體化狀態轉為分離與伸延。《江南植物》中孫田樹一家老小在江浙一帶的騰挪遷徙,是“脫域”浪潮下個體以親情倫理為樞紐的反向回歸。
在以城鎮為背景的跨域流動書寫已成當代文學主流的時代語境中,蘇寧別出機杼,在人與城的雙重維度上實現了敘事創新。以往的一些城鎮題材小說往往將背井離鄉敘事局限于青年一代,而將老一輩塑造成安土重遷觀念的代言人,城鄉矛盾直接顯形為代際沖突。在《江南植物》中,或許由于故事發生在江浙滬等先發地區的獨生子女家庭,小說中寫一家三代都積極擁抱并接納了輾轉多地的生活現狀。田樹夫婦各自借升學就業完成了躍出蘇北的人生理想,后來為了解決異地問題又相繼前往杭州求職定居。田樹的父母在兒子去世后亦主動提出不宜讓兒媳謹之回蘇北家鄉工作,小城市“工作機會又少又卷”,還“大差不差是勞務派遣,不穩當”,為了更好地照顧謹之母子倆,他們決定“告老‘去’鄉”,同去杭州租房。而田樹夫婦的兒子小田田更是從小習慣了奔波的日子:當父母兩地分居忙于工作時,他由爺爺奶奶帶回宿遷撫養,直至父母在杭州定居時他才前去插班讀一年級,后來父親田樹生病住院,他又轉回宿遷上學,周末時則由爺爺奶奶帶過來陪伴父母,這樣如是往返了兩年多之后父親逝世,小田田才重新前往杭州與母親定居。
除了角色設計上的巧思之外,《江南植物》不局限于大都市與小城鎮的二元對立關系,而是在兩省五城間搭建了一個兼具階梯式與并列式的空間格局,這其中既包括蘇南富庶之地對蘇北城市宿遷和淮安的人才虹吸效應,又有杭州與蘇州在經濟文化上的各有千秋。這樣復雜多元的城鎮格局,直接體現在田樹的畢業求職意向上,他“內心的夢中情‘市’有三座,蘇州、上海、杭州”。后來當謹之從南京考到杭州時,雖然其地理距離出乎全家人之意外,但亦在情理之中,田樹便毫不猶豫地追隨其后,結束了二人多年的異地生活。無獨有偶,小說中宕開一筆的細節——田樹夫婦在杭州買的二手房,其“前任主人也是一對年輕夫婦,住了幾年,有一對小兒女,為了小兒女上學去了外埠”,也隱約浮現出另一座城市的繁華之影,以及另一段相似的移居軌跡,其中折射出的正是“城鎮中國”對“鄉土中國”的觀念顛覆。
“樹挪死,人挪活。”祖傳的生存智慧在《江南植物》中被辯證地予以重構。田樹一家三代的遷居軌跡,表面上顯然是照應了騰挪多變的人生哲學。這種權變不僅體現在田家老小對背井離鄉的寬容與順應上,更深層地反映于他們對家中變故的接納上。就在年輕夫婦于杭州安定后不久,暢想著“小家里的三個人能天天待在一起了”的時候,田樹被檢查出患有不治之癥。這樣的重大變故,在作家蘇寧淡如水的敘述中,似乎是被田家的“淡人”們坦然接受了的:看護過程中沒有家長里短的爭吵,送葬儀式上沒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及至處理完后事、商量謹之母子的定居問題時,雙方父母也是和和氣氣、彼此理解、成全對方,以謹之母子的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最終以“要動我們動”作結。乍看之下,一切都如此平滑,從以封建家長制為代表的鄉土倫理,到以核心小家庭為中心的城市文明,這其中的話語權讓渡與利益再分配轉換得無比順暢,“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
然而平滑僅是表面,蓋因蘇寧有意建構的敘事距離淡化了人物的情感外露痕跡,實際上在平靜的海面之下是暗流涌動的深沉哀傷,那是城市化浪潮所無法沖刷的鄉土倫理根基,是羈絆并聯結原子化個體的情感網絡。謹之的喪夫悲痛“仍是洪水蓋頂般的窒息”,是兒子小田田的存在如同救生圈的“反向的力支著她浮上來”,而公公婆婆去杭州租房也是為了在切近處予以照應,“多個人在謹之眼前,打打岔”,淡淡的語調下是濃得化不開的親情。在此之前的另一套解決方案,是希望謹之回蘇北工作,“畢竟小城是熟人社會,照應方便”,“咱倆家也近”。這兩種方案分別暗示了城市化進程中難以回避的抉擇困境:選擇定居杭州等大城市,需要老一輩背井離鄉,依靠親情對抗大城市漂泊的孤獨與低落;選擇留在蘇北等小城鎮,則需要面對熟人社會也無法彌補的教育、醫療、就業等多方面的落差。這也意味著,“脫域”雖是“城鎮中國”的社會現狀,卻與當代人的精神需求之間存在著罅隙,而解決路徑仍有賴于數千年積淀的鄉土族群倫理。
明知世事如煙,卻依舊渴望在變局中尋求常量,這是人類文明應對不確定性時的執著努力。以此觀之,《江南植物》在“變”的敘事表面之下是深厚的“常”文化,是角色為人處世的思想底色。當病重的田樹如愿回家小住之后,田母想送他回醫院,謹之說:“媽媽,他難受,不要讓他動了,就讓他躺躺,不動了,等他想去醫院再去。”田母不依,堅持送田樹回醫院,結果抵達后片刻他就去世了,謹之懊悔:“不該把他從家里又送來醫院,上樓、下樓,上車、下車,一動他就會疼,也受不了累。”后來謹之發了一條小紅書:“田樹你這是半途而返呢……或者,是我不該考來杭州,就在南京老老實實地待著,或者跟你去蘇州。”——在不測風云面前,人們還是會習慣性地向常理尋求解釋,而謹之所得出的結論就是隱約對過往漂泊勞頓的生活姿態產生了疑慮,安穩成了她此時最大的期盼。為此她打消了再搬回家鄉小城的意愿(“再挪一步的力氣我真的沒有了”),哪怕余生都在背井離鄉,但誰又能說有老小親人在身旁的“此心安處”就不是當代人的家鄉?
正是在生活哲學的維度上,“樹”與“人”、“靜”與“動”不存在價值高低位,而是具有辯證統一的關系。草木并非無情,它們是與人類共悲歡的情感載體。在“江南植物”的標題照應下,蘇寧在小說中植入了不少關于植物的隱喻,最直觀的莫過于田樹其人其作。“孫田樹”,孫為父姓,田為母姓,而名字則與植物直接相關。在他去世后,其母親為了安慰孫子小田田,編織了一個善意的謊言:爸爸會十二變,“土、水、光、風、空氣、云、雨、雪、霜、雷、電”,而最后一樣,“應是變成了一棵樹木吧”。在虛實交融的信仰敘事中,人離世后會化歸自然,以天地萬物的形式給在世者留下無限的情感念想和精神支撐。或許能讓老一輩放下家長權威的,是看到“眼前的小人兒,是兒子生命力里實實在在發出的小芽”,意識到只有未完成的未來才是希望之所在。人類總是擅長回顧過去,以重寫歷史的方式掌握未來的話語權,因此見證并承載了更多歷史的長者也會在傳統倫理秩序中居于更高地位;而草木是謝陳代新、直面未來的,在一歲一枯榮中將更多的營養、更好的環境留給下一代,且不惜以自己退出世間為代價。在這一點上,草木有值得人類借鑒的精神特質。
小說中的植物隱喻還體現在,田樹尤愛江南花草,為此他耗時多年制作了一套三年日歷,其中每一頁都附有一種“江南應節應時的花草”,三年共計一千多種,可謂工程浩大。然而由于項目拖延趕不及上市,此成果只留下如同孤本般的兩個樣品,他將一本送給了“我”。——這也是故事的開端。故事的結尾則相當巧妙地停留在另一本出現之時,它恰是小田田被選中成為圖書館幸運讀者后收到的獎品。拿到這本日歷時,田樹已不在人世,他自2020年初患病住院至2022年底逝世,恰好橫跨了日歷所記載的這三年。這個敘事閉環的深刻之處在于,在日歷所顯示的2020至2022年間,不只田樹一家在經歷著重大變故,全國乃至全世界也都同樣在應對一場嚴峻挑戰,在它面前,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命運共同體之意義得到前所未有的彰顯。
日歷上的花草應時而枯榮,田樹一家的生活看似平滑地延續,過往厚重的三年如同日歷一般被小田田稚嫩的手輕輕揭過。蘇寧凝神講述田樹一家的故事,借由敘事的留白讓讀者的目光完全聚攏于小人物的悲歡離合上。或許,《江南植物》最終指向的正是一種適用于個體的生活哲學——在變幻莫測的時代中,與其給出一種關于靜或動的終極答案,不如提供一份如溪水般悄然漱石流淌的微觀經驗。安放個體靈肉的時空無時無刻不在流動,至情的力量卻何以能夠恒久不腐——個中甘苦與信念在作者靜水流深的敘述中隱現,給讀者留下掩卷深思的遐想空間。


